5000年的江南水乡

2010年，考古学家对良渚古城水利系统中一条水坝的建筑材料（草裹泥）上提取的草茎遗存进行¹⁴C年代学检测，检测出¹⁴C的残留量约为初始量的55.2%，能否以此推断此水坝大概是什么年代建成的？

5000年前的良渚人一定没想到，自己的发明被写进了全国中小学教材《高一数学》的一道数学题里。

水利

草裹泥，述说着良渚人另一个不亚于修建古城的伟大工程，也透露出5000年前先人的智慧。

2009年9月中旬，村民上报，良渚古城西北面的彭公村岗公岭有人“盗墓”。因为人为挖山取土，岗公岭发现了人工堆筑遗迹。

回到数学题里的日子，2010年1月，多雨。

连日雨水的冲刷，彭公岗公岭的地面和断坎暴露出大片草茎。如果不是这天的雨特别大，这根关键的草茎可能还露不出来。

这些草保存相当好，考古队员可以用手把每块草包泥掰开。草呈黄褐色，夹杂一些蓝色，很快氧化成黑褐色，可以分出一根一根的草茎。仔细观察发现，每一包的草茎都是顺向分布的，并没有相互经纬交叠，说明这不是编织过的草袋，而是用成束的草包裹的淤泥。

这是良渚人在修建大型工程时，创造的一种特殊建筑材料。

公布一下开头这道高中数学题的答案：草裹泥的草，经过¹⁴C测年法计算，距今5100～47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在如今老虎岭水坝剖面上，我们能清晰看到一块一块垄状的分层，这便是草裹泥，也叫草包泥，类似现在抗洪抢险时，我们用编织袋装土筑坝工艺，采用纵横交错的方式堆筑。

它的材料是什么？

良渚人的家，就在沼泽地边，沼泽下面是淤泥，上面长着芦、荻、茅草。而芦荻的开花期，是在秋冬，这也是农闲时节，说明良渚人在农事活动比较少的秋冬季节，准备各种材料，也不耽误农业生产。他们利用沼泽取土，用茅荻包裹后，再用竹条绑扎，就做成了一个个完整的草包泥。

因地制宜，就近取材。相比单纯挑土、堆土，以草包泥为建材，虽然多了一个提前准备的工作步骤，却更省时省力。草裹泥体量很小，可塑性好，与草茎贴合紧密，所以堆垒后，不会漏水，能提高坝体的强度。

这种材料，在莫角山土台和水坝等大型建筑工程中，都有发现。而在钟家港河道和蜜蜂垄水坝的基槽填土中，发现了木臿——一种铲形工具，良渚人就是用它来挖取淤泥，制作草裹泥。

草裹泥的运输，主要依靠水运，发现了独木舟和竹筏的茅山遗址就在不远处，良渚人应当用竹筏运送草裹泥。

水坝上每块草裹泥，经过推算，大约是一个船次的运输量。一船草裹泥运送到位后，制作、运输、堆筑同时进行。眼前出现了一幅组织严密、协同合作、管理有序的劳动场景，足以见得古城的营建，有着统一的规划和设计。

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发现了良渚水利系统的第一条水坝——塘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群西北部，长6公里，能挡住古城背面从大遮山冲下的山洪，将水引向西边，好让古城直接避开山洪的侵袭。

良渚人想得很周到，根据海拔高低，这些水坝分成了两道防护体系：高坝和低坝。高坝主要建在山与山之间的谷口，封堵山谷里的水。低坝把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起来，它围护的地方，是一片巨大的低洼地，可形成面积达9平方公里的二级库区。

它从西到东分成三段。东西段都为单层坝体，而中段则为双层坝体结构，北坝和南坝有着二三十米宽的稳定间距，并且保持同步转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说，最初，关于塘山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拦洪坝，一种认为可能是良渚遗址的城墙。如今，水利专家有了最新观点。

这是一种非常精密的控水结构。

水利专家看见后，觉得非常惊讶，5000年前的设计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山洪来了，流经这个“机关”，相当于蓄在一个比较缓的水柜里。水势减弱后，泥沙就沉了下去，人们就能疏浚此地的泥沙，水路畅通，可以保证整个水利系统不会被淤死。

之后的发掘和研究，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直到岗公岭的偶然事件，2009—2010年，经过勘探，陆续确认了6条高坝。2011—2012年，考古队员王宁远观看卫星图片，意外发现了低坝，从而揭示出水利系统的完整结构。在良渚古城西北部和北部10公里处，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治水体系，与塘山遗址共同组成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目前共发现11条水坝，在2015年正式发掘。

中国水利史的第一课，都是从大禹治水讲起的，距今4100年到4000年间。可惜，一直没有发现实物或遗迹。之前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迹，则晚到春秋和战国时期，比如都江堰。而良渚水利设施比大禹治水还早1000年。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也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控制范围达到了100平方公里，堪称“世界第一坝”。

水坝的堆筑工艺和良渚古城莫角山土台如出一辙。测年数据显示距今5100～47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与莫角山土台的始建年代、反山王陵的年代基本一致，这也再次证实了水利系统属于良渚古城的组成部分。

防洪

经过勘探，考古队员发现，大坝上的草裹泥，全都放在接近迎水面的位置，也就是靠近洪水受力比较大的位置，抗洪的作用，一目了然。

良渚人想得很周到，根据海拔高低，这些水坝分成了两道防护体系：高坝和低坝。高坝主要建在山与山之间的谷口，封堵山谷里的水。低坝把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起来，它围护的地方，是一片巨大的低洼地，可形成面积达9平方公里的二级库区。通过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解除洪水的威胁。

那么，这些水坝在实际生活中能不能起作用？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刘建国、王辉通过地理信息系统（GIS）工具对高坝系统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坝体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相当于本地区降水量百年一遇的标准。

良渚人造坝，不光为了防洪，还有很重要的功能：运输、生活用水、灌溉，为日常生产生活服务。

天目山可以为良渚人提供丰富的石料、木材及其他动植物资源，但是，如果要用船运，这里的先天条件并不好。

与平原区发达密布的水网不同，这里山谷陡峭，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天山洪暴发，冬天则可能断流，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不具备行船的条件。但智慧的良渚人，拥有强大的改造能力。

筑坝，可以蓄水，它所产生的库区，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络。有专家做过测算：像高坝系统的岗公岭、老虎岭等，满水时，可以沿着山谷航行上溯3000米左右。

考古学家估算过，水利系统的库区面积相当于两个杭州西湖，蓄水量相当于三个西湖。

你能感受到，这背后的设计者、领头人，需要多么强大复杂的社会组织、人员管理能力，才能完成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他可称为良渚的大禹。

水利系统的确认，再次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这也再次佐证了良渚王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之复杂，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5000年前社会的认识：当时国家已出现，文明已高度发达。

看到良渚人治水的聪明才智，长期雄踞“治水第一人”的大禹先生，服不服气？

中国水利史，传说是从大禹和他老爸鲧开始讲的，距今4100年到4000年。而良渚文化则是距今5300～4300年左右。所以，可以想象：大禹也曾经吸取了良渚人的治水经验。

良渚人的治水经验，应该在治水传说系统中留有痕迹，比如体现在鲧和水神共工的治水上面。

不过，这两个人居然都失败了。

《国语·周语》里有段话：“昔共工弃是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而“壅防百川，堕高堙庳”，这八个字就是失败原因。

从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看，山谷间的多条高坝，为单纯的截水坝，南部的低坝也以把西北山地的来水留在洼地内为设计目标，这就是“壅防”。而良渚时期人工搭的土台，也就是良渚人的房子，基本上都建在沼泽之内，就是“堙庳”了。

良渚人的经验到了共工为什么就行不通了呢？因为不懂变通啊。

大禹时代，当时的洪水并非局部天气灾害引起，而是由于全球性气候变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平原河道出水不畅，形成逆流。所以，良渚人在沼泽平原上摸索出来的这套治水系统，被鲧照搬到没有海塘防护海拔较高的中原地区，根本就是无效劳动，当然“害天下”啦。而大禹采取了堵疏结合，就成功了。

水城

复旦大学教授高蒙河曾说，在水坝这个重大发现的意义里，应该再加一句：堤坝设计建筑，代表了当时大型堆筑水利结构的最高水平。

那么，我们来看看“当时”——

跟良渚古城同龄的小伙伴，就是埃及金字塔了，都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而古埃及的水利系统主要是运河和蓄水池，与良渚古城的水坝并没有可比性。所以就防水坝来讲，目前世界上没有比良渚人更早的了。

在国际学术界，许多专家都把大型水利工程和文明的产生、国家的形成联系起来。比如马克思，他认为，治水工程为代表的大型公共工程和文明的产生有密切关系。还有一位历史学家魏特夫，说得更绝对：治水是导致文明产生的直接动因。

治水需要一个总设计师，治水，就是一个共同协作而呈现的文明。

那么，5000多年前我们家门口的水利工程，跟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要知道，良渚人生活的太湖平原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

但是良渚人很聪明，把房子建高一点，堆土墩子，一来不会被水淹，更重要的是，堆墩所需的土方，挖出来形成了河道、池塘，河网密集，水稻就能种在村子周围。

这个模式，就是考古学家所说的散点状密集分布的小聚落。我们可以想象一幅悠然的生活场景——古城居民聚居在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地上，旁为水道，舟筏出入。如此临河而居，类似于现在乌镇、周庄这样的江南水乡生活模式，5000年来从未改变。

凡井水处，皆有良渚人。

除了沿着城墙的城河之外，考古队员在良渚古城内共发现古河道51条，这些河道以及内外城河绝大多数为人工开挖而成。河道宽度一般10～50米，深度一般2～4米，构成了完整的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系统，整个良渚古城就是一座水城。

美人地，位于良渚古城东城墙东北部，在城墙和外城之间，高出周边农田1～2米。考古队员对它进行了解剖，发现了制作考究的两条长方形居住台地，中间是古河道。河岸边上，还有大型的板桩构造，形成了人工的垂直河岸。这样，船只便可以直接靠泊在岸边，这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江南水乡居住模式最早的形态。

5000多年，我们还在使用先人留下的河道，不过，一叶扁舟，悠然而过，早已不是我们的主流生活。但舟船，却是古良渚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2010年，茅山遗址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独木舟，和如今的独木舟样子差不多，全长7.35米、最宽0.45米。这是良渚文化首次发现独木舟，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土中最长、最完整的史前独木舟，距今5000年。

出土之后，这条独木舟一直躺在浙江余杭临平一间厂房里进行保护。此前，它已经完成了脱盐工作，工作人员还要为它做脱水、修复等处理。

有船，有木桨，代表了码头的存在。

卞家山遗址的周围，发现了遗落的木桨。而在这个聚落的南部水岸处，发现了140多根木桩。粗粗的木桩，底部削尖，插入原河道的淤积土中，顶部应该架着水平分布的横木。

卞家山码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沿岸的埠头，由三排并列的木桩支撑，一部分是外伸的栈桥，以大致等距的横排木桩为桥墩，两者呈L形分布。

两者结合，便构成了一处水运码头。可见，当时良渚人考究、标准化的生产和生活场景，不像我们过去想象中，以为原始人的生活总是落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