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 见（外三篇）

若干年前，如果看到路灯下坐着四个男人打扑克，我毫无感觉；要是看到清一色的四个女人坐在那里打扑克，我就会愤然觉得有点儿“太不像话了”。这应该说是偏见。若干年前，我要是看到女人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立即就反感地想到电影里暗杀列宁的女特务。当然，这更可以说是偏见。但今天，在豪华客厅里的女人，倘若指间夹着一支香烟，我不但不会觉得像特务，反而感到格外有气质。我不知道这是偏见还是“正见”。

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也五花八门，总是变化多端，这使我的见解往往就乱了方寸，有时从偏见走向“正见”，但有时也会从“正见”走向偏见。记得在安装公司当工人时，看到某领导骑着自行车下工地，中午也端着饭盒与我们工人挤在食堂窗口前排队买饭，我心下想这个干部挺优秀，不禁对他高看一眼。今天要是听说哪个干部不贪不捞，两袖清风，打死我也不信。如果我亲眼看到这个干部确实是优秀，心下却还是狐疑不止：怎么会这样呢？这家伙肯定是精神不太正常。

周末亲友们聚会，大家围着才五六岁的小外甥女啧啧地赞美不绝，说她聪明伶俐，绝对神童。我开始以为小外甥女会唱歌跳舞，或是会背诵唐诗宋词，但上前认真了解，原来是她在幼儿园已经交了一个相亲相爱的“男朋友”，而且两个小家伙还相互喊对方的父母为“公公婆婆”“岳父岳母”。问题是那个相亲相爱的“男朋友”因搬家去了另一家幼儿园，和她分手了。于是大家围着小外甥女开心调侃，问她是否对离去的“男朋友”伤心思恋，令我惊异的是小外甥女一本正经地回答，用不着伤心，因为她有“备胎”，也就是还有二号、三号“男朋友”在排队呢。亲友们乐疯了，纷纷拍手为“备胎”二字叫绝，又啧啧地喊“神童、神童”的。我虽然也随声附和，但却暗暗感到她不太像神童，却像小妖精。一些亲友见我的表情不太热烈，就撇着嘴笑我老思想、老正统，再也写不出现代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了。

我家旁边有一座小洋楼，住着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爷子。他不仅四肢僵硬，连五官也僵硬，即使见了熟人打招呼，眼神转动一下也很困难，所以走路必须由儿子和女儿两个人搀扶，完全像一具沉重的塑像，使任何人看到这个景象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吃力。据说老爷子坚持每天都要下楼散步，甚至逼得女儿辞去工作、儿子在单位请假来护理他。为此，我对老爷子的儿女充满敬意。因为无论是风雨阴晴，你都会看到两个儿女艰难并亲切地搀扶着老爷子，在楼间的花园里一步步挪动。后来我知道这个老爷子是科学院的院士，退休前是一家科研部门的权威，就愈发敬重，如此重量级的人物，有着如此孝儿孝女，真可谓幸福也！

一个阴冷的下午，我又看到孝顺的一对儿女搀扶着科学家老爷子散步，就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没想到邻居几个大妈却嘲笑起我来：亏得你还是个作家，净看表面现象！见我有点儿呆头呆脑的还在纳闷，她们就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你看那是儿女搀扶着老爹，其实是搀扶着“活期存折”呀！你想想，这个老爷子退休后享受非常高的待遇，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呢，活一天就上千块，儿女们就怕他死了呀……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任老大妈们冷嘲热讽。有一阵子我想大声辩解，因为我不相信，儿女们如此亲切如此孝顺的画面后面是金钱的支撑。然而我却一下子又陷入沮丧之中，有一种上当的感觉，似乎是被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戏弄，我甚至大伤自尊。

突然，我脑海里涌出一个问号：假如这个风烛残年的老爷子是个没有退休工资的农民，从穷苦的农村家里跑到城里来求儿女供养，会得到儿女们这种亲亲切切、这种无微不至的照料吗？呜呼，是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的脑袋出了问题……

原载2017年5月13日《今晚报》

雷 同

苏联有部电影，是讽刺城市建筑雷同的喜剧片。片名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幽默的内容却经常在脑海里闪现：一个年轻人酒后上错了飞机，本该到自己居住的莫斯科，却坐到另一座城市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下车直奔自己的家：某某大街某某号，没想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同样有某某大街，同样模式的楼房，同样的门牌号码，甚至连门锁钥匙都一模一样。于是这个年轻人就顺利地进了“家”。由于当时苏联建房包括家具也统一购置，所以年轻人进了屋子后，发现大衣柜摆放的位置变了，不禁大感奇怪。这时房主人回来了，是个年轻的姑娘，她看到自己家里竟然闯进来一个陌生男人，不禁惊恐地质问。可年轻人也非常愤怒，反问姑娘为什么要挪动他的大衣柜。总之，一连串可笑的故事情节就此展开，观众为此笑得前仰后合。

在电影院里笑够了之后，走出电影院，细细一想，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全国哪个城市没有胜利路、解放路、人民路、中山路、和平路，还有什么黄河路、长江路之类的路街？当然，我们会振振有词地斥责，这种庸俗是“大锅饭”年代的产物。可是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了，再看我们现在的城市建筑，天哪，雷同的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各大城市的小区建设，建筑风格整齐划一，远远望去像军营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却没有丝毫的生活情趣。更雷同的是有的街区搬用外国的名称，令你哑然失笑。你就是站在全国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道上照一张相，然后就随便说是哪一座城市，也绝对不会有人怀疑。我们如今出国的机会很多，难道看不见人家市区建设得风格各异、千姿百态，如童话王国一样富有诗意吗？

也许我们中国人喜欢雷同，脑海的深处就盘踞着“样板”意识。从我能记事时的童稚年龄，就听到上级号召要我们学习这个样板、那个样板。长年累月，我们的头脑里就形成一种照葫芦画瓢的观念，总要寻求一种标准的东西来指导，而从来不敢、实际上也不会想到超越，严格地说就是缺少创新意识。在日常生活中，雷同的意识真就深入脑髓。同事中谁要是买了件新颖款式的服装，大家就羡慕就喜欢，就打听在哪儿买的，价钱多少，然后就照着样子去买。如果那种款式没货了，便无精打采，怏怏而归。邻居买了件新式家具，大家便奔走相告，纷纷前去参观，啧啧赞叹，然后就按照邻居告知的商店地址也去购置。

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一个母亲有些气急败坏，原来她在训斥孩子，为什么班里别的同学考一百分，你才考八十来分。孩子反驳说全班没有考一百分的，全都是八十来分。气急败坏的母亲表情立即松弛下来，还温柔地摩挲了一下孩子的脑门，觉得儿子考得和大家一样，那就挺好。我妻子姐妹们一大帮，看中一件服装的款式，大家全都组团去买。为此，经常发生一些纠纷，有时就相互穿错了，大姐说二姐穿了她的鞋，三姐说四姐穿了她的裤子，往往就吵个没完。我到医院采访，看到患者吃药也寻求雷同，哪个人要是吃了一种药有疗效，大家就去找医生要求也开这样的药。其实人的体质各异，即使患有同一种病，也有微妙的差别，再加上诸多其他原因，药物的疗效是绝不会一样的。有些患者往往质疑医生，为什么同病房的张三吃这样药好用，我为什么吃了不好用？还有的患者拒绝动手术，原因就是：同病房的患者都不动手术，我为什么要动？问得医生目瞪口呆。

在国外的一个小区，我看到一个正要建房的老外用手机拍摄一些样式美观的楼房。我以为外国人也喜欢雷同，谁知他说，他拍照是怕他建的房子与这些房子相同。我说，你拍照的这座楼房多美呀。他瞪着蓝色的大眼珠子，说他想建得更美一些。

原载2017年4月29日《今晚报》

对牛惊呼

一个阳光明媚的初夏，我开车拉着几个亲友到郊外踏青。车窗外一片嫩绿，整天挤在城市钢筋混凝土建筑里的亲友们犹如放风的囚犯，大感赏心悦目。猛然间，听到外甥女樱樱惊叫一声：“牛！”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条件反射使我立即踩了个急刹车。车内其他的亲友在剧烈的刹车摇晃之时和我一样恐慌。车停下之后才弄清，原来是樱樱看到车窗外的草地上有一头牛。我笑起来，牛有啥惊讶的，我以为是看见老虎了！樱樱脸唰地红了，我们这才明白，她长了这么大，第一次看见真的牛。樱樱今年十八周岁，读大学一年级，每天是家里到学校，学校到家里，从来没看见过真正的活生生的牛，如果没有电视和画报使她知道牛的模样，那么今天她会以为车窗外的牛是什么怪物了。

大家哈哈哈地笑了一通后，却又陷入沉思，甚至联想到当今的教育太成问题，从书本到书本，从教材到教材，一个快二十岁的年轻人看见牛就像看见老虎一样惊心动魄，啊呀呀，这可怎么办，我们的下一代绝对完蛋了！……于是就又联想到当年的革命岁月，上山下乡呀，与工农兵相结合呀，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呀……那时候什么没见过呀，不但见过牛，见过驴、马、猪、羊，还见过骡子呢！

樱樱脸更红了，她也没见过真正的驴，而且绝对不知道骡子，因为她都不知道“骡”字怎么写。车上有人说骡子是马爹驴妈或驴爹马妈交配生出来的。说到交配，樱樱母亲脸红了，她说她刚上山下乡那阵，什么也不懂，看到一头驴骑到另一头驴的身上交配，气得用棍子去打，说是大驴欺负小驴，惹得农民都笑翻了。樱樱父亲是城建部门的工程师，他当然也下过乡，因此更懂牲畜的习性。他说：为什么要创造出骡子这个品种来？就是杂交的品种更优秀，骡子有马的速度、驴的耐力，而且健壮抗病。遗憾的是骡子却只能是一代，也就是骡子无法生骡子，没有生育功能。

樱樱却迅速地插上一句，就像转基因那样吗？我们又笑起来，别看樱樱没见过牛没见过驴，但人家却学问比我们深，一下子就能想到转基因。樱樱父亲严肃地说：你连牛和驴都没见过，懂个啥？别乱插嘴！樱樱并不服气，反问道：你确实见过驴和马，你确实懂得驴和马杂交生骡子，可这有啥用呢？你搞房屋设计时，还用驴、马和骡子的知识吗？……樱樱的父亲立即满脸溅朱，很有些悻悻然，但却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来。于是我们又哈哈哈了一通。

应该承认，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在社会实践上确实比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得太多太多，不但看见过牲畜的模样，还熟悉它们的习性，甚至能相当准确地模仿驴叫马叫牛叫和猪哼哼。我们绝大部分的青春岁月都消耗在田野和粪土里，我们明白在什么季节下什么种子施什么肥，但我们却听不懂外语，操作不了仪器，有些人至今打个电话都紧张。

我们确实与最原始的劳动亲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有些老教授老学者，表面上文雅而文静，但要是发起火来，骂人的词有时能显示出乡下牲畜狂叫的风格。我们只知道两手磨出老茧才能有收获，但先进科技手段令两手压根用不着磨出老茧便收获百倍。而这些发明创造先进科技的人两手从来也没磨出过老茧。我敢说，爱因斯坦大概弄不清驴和骡子的习性，牛顿也绝没挑过大粪施肥，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为人类做出伟大的贡献；全世界所有的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大概90%以上没有上山下乡锻炼过，但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毅力、他们的创造精神却令人敬仰和钦佩。然而当年那些神圣而严肃的实践是荒谬可笑的吗？是没有必要的吗？

我不能不陷入一种困惑。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回忆起当年上山下乡的岁月，我的心胸里就涌起一种激动、一种兴奋、一种神圣，还有着痛不欲生的留恋。从情感上说，我决不愿用“荒谬”两个字来概括我青春的经历。

面对樱樱这样的年轻人，我能相当生动地讲述我当年的故事。但我发现无论我讲得多么激动和深情，他们总是对我闪烁着一种怪怪的眼神，这眼神绝不是嘲弄，当然更不是羡慕，那能是什么意思呢？我久久不能理解。近几年我到医院采访发现，当看到神经内科的一些患者语无伦次时，医生们显露出的眼神，就是“樱樱”们闪烁的那种眼神。我惊讶而伤心，从此我不再对年轻人讲述我走过的那些岁月。

原载2015年1月5日《今晚报》

放 蛊

到湖南湘西开笔会，我立即被奇丽的水光山色所吸引，再加上悦耳的土家族和苗族姑娘的山歌声，更令我心旷神怡。我想，这里肯定会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但我万万想不到，如此美丽的山水之间，却与那些不毛之地一样，生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怪故事。其中关于“放蛊”的传说，竟然同现代生活和现代情感有联系，让你听后目瞪口呆。

什么叫“放蛊”？就是控制情感和道德的一种极其古老而神秘的方式。小伙子和姑娘结婚了，姑娘的父母便把小伙子叫到自己家里，请有法力的术士进行神秘的放蛊。被放蛊了的小伙子从此不能变心，也不能（实际上是不敢）擅自离开姑娘。只要小伙子婚后变心，胆敢离开妻子跑到外面去找情人或是不再回到家里，那么他就倒霉了：不超过一百天，那个神秘的“蛊”就会显出魔力，让小伙子突然死症降身，气息奄奄。

可是，小伙子要是痛改前非，马上回到妻子的身旁，濒临死亡的病症就会立马消失，他就会起死回生，否则必死无疑。至于怎样放蛊，是在小伙子身上念咒语，还是用针扎什么关键的穴位，还是贴什么神符，讲述人不肯说——也许是说不清。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断言，这令人恐惧并严厉的放蛊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今天还在施展着它的魔力。

一些人有鼻子有眼并有名有姓地告诉我，多年前一个上海的下乡青年与苗家的一个姑娘结婚，就被放蛊了。但那个青年不当一回事，结婚几年后，看到他的知青伙伴们纷纷返城，便也偷偷跑回上海。在繁华的大上海当然要比在贫苦的山区生活舒服，所以那个知青就“乐不思蜀”，再也不愿意回到穷山沟了。然而，就在这个上海青年离开结发之妻快到一百天的时候，本来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病倒了，什么高级的医院和什么高档的药品都治不了他的病，眼看就要命归黄泉，这才知道放蛊的厉害，最后老老实实地回到湘西妻子身边。回到妻子身边后，便体健如故，于是只好跟妻子终生厮守在一起，再也不敢有外心了。

开笔会的作家们听了，全都惊讶万分。女作家们甚至惊喜万分：这简直就是专治坏男人的一种绝妙招法，但愿有这种绝妙灵验的招法，推而广之，全天下的夫妻都会像板上钉钉一样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此家庭世界永久太平，因为所有的夫妻都会海枯石烂白头偕老永不离婚。更令人乐不可支的是，此法还能绝对有效地杜绝一切形式的第三者插足，人们的感情生活从此会幸福万万年了。

女人再也用不着处心积虑地去抱怨去诅咒去监视不轨的丈夫，她只要坐在家里静静地等待，那个可恨的男人就会像判了死刑的犯人，乖乖地跑回来求得赦免。法院干脆就可以撤销办理离婚的这个部门了，放蛊的法力完全就是爱情的铆钉，能把男女牢牢地钉在一起，千秋万代永不变。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爱情会有干枯之时，夫妻经常摩擦反目，最终连女人也要提出离开丈夫。问题来了：法律的锁链尽管会把家庭成员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但家庭同时也可以借助法律的手段来打开；可是放蛊却不然，它就像“文革”年代被戴上“反革命”帽子一样，永世不得翻身了。男人跑不了，女人也照样跑不了。管你男女相不相爱，必须死死地粘在一起。惊喜之后，女作家们却又渐渐地惊恐起来，如果女人嫁的是一个可恶而又可厌的丈夫，那不是彻底完蛋了吗？任何一种事物，如果没有后悔没有补救没有回旋的余地，那真是可怕。

当然，放蛊也可能只是一种传说，问题是为什么有这种传说呢？我想，也许是人们过于希望爱情的美满和长久，过于乞求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急切之下，急出了这个严肃得有点儿吓人的传说。看起来，即使是美好的东西，过于执着追求也会走向事物的反面，弄得你不能美好下去，反而担惊受怕。

原载2015年5月24日《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