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缘何而美丽

一

1935年6月18日，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者之一的瞿秋白，被国民政府枪杀于福建长汀罗汉岭前。一位新闻记者见证了这一过程，并写下了后来披露于《逸经》等多种报刊的现场报道《毕命前之一刹那》：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晨，闻瞿之末日已临，笔者随往狱中视之，及至其卧室，见瞿正在挥毫，书写绝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毕而毕命之令已下，遂解至中山公园。瞿信步行至亭前，见珍馔一席，美酒一瓮，列于亭之中央，乃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馀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军士押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犹回顾视，似有所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态度仍极从容，枪声一鸣，瞿遂长辞人世……

应当承认，记者的感情是压抑和收敛的，笔调也尽量保持着不加褒贬的客观性，然而，即使如此，二十多年前，当我同这段史料不期而遇时，内心里还是感受到强烈的震撼。事实上，正是它不动声色的记叙，透过岁月的烟尘，激活了历史的现场感与真实感，使我看到一个面对已经举起的屠刀依旧从容淡定的瞿秋白——吟诗挥毫，妙语伴酒，高唱《国际歌》以抒怀，把最后的悲悯留给路边的盲丐……

有道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秋白是从容就义的。而赠予他这份死之从容的，是一种高远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当中包含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威武不能屈”“死亦为鬼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气节；但更为重要也更具本质意义的，却无疑是伴随着世界潮流崛起于现代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

斯时，我想起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陈述：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别的方法……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曾读过多篇谈论《多余的话》的文章。论者围绕文中出现的“心忧”“误会”“历史的纠葛”等语，展开分析与阐释，力求还原秋白于生命最后时刻特有的异常复杂的内心世界，这自然既有必要又有意义。只是他们在进行这种分析与阐释时，似乎未能充分注意文中存在的另一种声音：对土地革命后苏区农民和苏区教育的由衷牵挂；对“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事物的深情祈祝；对共产主义信仰“无从改变”的终极告白……而这些恰恰构成了秋白的精神原色和生命基调。恩格斯有言：“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秋白是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的，他以鲜血和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仰，同时将一种信仰之美永远镶嵌在历史的天幕上。

二

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瞿家，曾经世代“衣租食税”，读书做官。然而，到了1899年秋白出生时，这个官绅家庭已趋败落。秋白的父亲不仅无缘官场，甚至没有正式职业；母亲虽然精明强干，且有才学，但终因不堪生活重负而自杀。靠着祖上一点儿官俸，少年秋白虽然也有过短暂的追求“名士化”的时光，但很快就因家庭破灭、世态炎凉，以及社会黑暗和人性病态，而陷入精神的苦闷与迷茫，直至生出消极“避世”的念头。

唯心的“避世”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1916年年初，十七岁的秋白进入社会谋生，先在无锡乡间当国民学校校长，继而投奔武昌的堂哥寻找出路。这时，饭碗虽有了着落，但精神苦闷却有增无减，无数疑问在内心萦绕。翌年，顺应“心灵的‘内的要求’”，秋白进入北京俄文馆，学习俄文和哲学，开始“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这期间，由母亲种下宿根的佛学教义，成为秋白的重要精神资源，即所谓“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以佛教思想为准则的行为）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这“愿心”虽为佛学注入了积极的使命，但终究难逃虚无空幻，以致被后来的秋白称之为“大言不惭的空愿”。因为关注俄国文化，托尔斯泰的宗教博爱思想及“勿以暴力抗恶”等主张也曾吸引秋白，但他不久就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与现实脱节的谬误。五四运动前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外来思想让人目不暇接，秋白进行了广泛阅读与涉猎，他研究过美国的宗教新村运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及狄德罗、卢梭等人的著作，而本着惠及人民大众的内在尺度，他的兴趣开始倾向于共产主义。

正当“隔着纱窗看晓雾”，对共产主义不甚了然的时候，秋白有了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身份到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苏维埃俄国采访的机会。于是，他把俄国看作像中国典籍中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一样的“饿乡”——一个心理要求胜过经济欲望的地方，以“宁死亦当一行”的决心，毅然前往。

在俄国，秋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参观采访和调查研究。这期间，他不是没有看到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动荡和混乱，也不是没有发现新生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但他更看到了苏维埃政权为克服眼前困难所进行的艰苦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看到了革命后的“劳工复活”和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正常赓续与稳步发展。他觉得“共产党始终是真正为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党”，“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唯其如此，他认为：“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在苏俄的“人间化”，宣告了它从此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至此，秋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忏悔的贵族”终于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信仰是个人的意识行为。对于信仰主体而言，真正的信仰获得，必须源于内心需求，必须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秋白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恰恰贯穿了遵循内心、上下求索、择善而从的轨迹。唯其如此，这一信仰很自然地成为秋白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关于这点，曹靖华的《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以隔空对话的口吻，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记忆速写：

你那时躺到床上，床头没有台灯，你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到床架上，伏到枕上写文章。你要把当时还是“世界之谜”的苏联实况，把“共产主义的人间化”，告诉给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告诉给世界劳动者。

大约是在一九二二年吧……我记得，你住的房间里有一张小风琴。你正在译《国际歌》，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风琴上反复地自弹自唱，要使歌词恰当地合乎乐谱。你说《国际歌》已经有了三种译文，但是没有一种译得好，而且能够唱的。你要把它译得能唱，让千万人能用中文唱出来。

这样的速写足以彰显信仰的魅力。

三

在信仰的语境里，“信”是由衷的认同和真诚的服膺；“仰”是因为认同和服膺而生出的坚定的维护和执着的追随。由此可见，“信”是“仰”的前提。那么，“信”的前提又是什么？在我看来，应当是“知”，即对信仰的深入感知、自觉认识和充分理解。没有这种感知、认识和理解，任何信仰都难免包含随波逐流的盲目性，甚至有可能陷入某种狂热与迷信。

秋白深明此理。事实上，他确立和追随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便是一个不断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过程。早在入读俄文馆时，秋白就较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知识与主张。访俄期间，他更是坚持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此，他不但阅读了大量理论书籍以及俄国革命文献，而且翻译了不少相关文章，编著了《俄罗斯革命论》等著作。回国后，秋白在从事党的实际领导工作的同时，担负起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使命，无论是在革命高潮之中还是在白色恐怖之下，他都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到理论学习、宣传和研究上，以求“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瞿秋白论文集〉自序》）。对此，妻子杨之华有过深情记述：1926年春天，秋白因常年紧张工作而吐血。中央领导同志强迫秋白住院治疗休息。这期间，秋白很想了解社会思想现状，就一再开出书单，让之华去寻书买书，供他夜间研读。

到了第三个星期，当我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仿佛在家里一样，弯着腰坐在椅子上，兴致勃勃地一页一页地写起来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还把他自己订好的工作计划给我看，对我说：“中国共产党党员连我在内，对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得太少，要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非读几本书不可。我想将俄国革命运动史分成四部分编译出来……这些都可以作为中国革命之参考，非常重要的参考。”（《忆秋白》）

杨之华这段紧贴历史和生命的文字，异常真实地再现了秋白当年为丰富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库而抱病笔耕、废寝忘食的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记述还传递出秋白的一个重要心结：因深感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准备明显不足而产生的某种忧虑。关于这点，秋白在写于1927年年初的《〈瞿秋白论文集〉自序》中曾有较多流露：中国“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一般文化程度较低，“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但革命实践提出的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却“正在很急切地催迫着”他们去解决。正像“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自己也是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一直“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此后，秋白在多种场合都表示过这一观点。而在《多余的话》里，他更是怀着愧疚和自责的心态一再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问，自己只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一点皮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对于秋白这些说法，我们以往多用谦虚或自贬加以解释，这固然不错，只是不要忘了，构成这谦虚或自贬的价值坐标，依然是对理论认知的高度重视，是对以理论认知守护精神信仰的庄严申示。

四

在某种意义上，信仰和理想殊途同归。真正的科学的信仰坚守，实际上就是为着理想奋斗，朝着理想迈进。因此，它常常具有超越现状，不计利害，不顾得失的力量。秋白的信仰追求正可作如是观。“飞蛾投火，非死不止”，这是秋白留给丁玲的劝勉之语，但又何尝不是自我写照！

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信仰共产主义并投身其社会实践，是一种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抉择。当时的独裁政权视共产党人为“异类”和死敌，因而实施严酷剿杀自不待言；即使在革命营垒内部，亦因为认识的局限和实践的偏颇，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龃龉、矛盾、分歧、斗争，以致有时会伤害忠诚正义的信仰者。秋白是党的高级干部乃至主要领导，一向置身中国革命的风口浪尖和激流漩涡，这使得他的信仰之路，不能不备受来自敌对一方和营垒内部的双重考验。而他交出的一份份答卷，迄今令人敬仰和感动。

1933年冬天，正在上海与鲁迅一起战斗于文化战线的秋白，接到上级要他回苏区工作的通知。当时，他希望之华与之同行，但被拒绝了。在与妻子分手的前夜，秋白心潮涌动，思绪万千，不能自已。对此，杨之华写道：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他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地见面的。”他突然紧握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忆秋白》）

斯时的秋白，似乎预感到生命的不测，但他回应这不测的不是懊丧与怨怼，而是与妻子愿为信仰献出生命的赤诚共勉。

1934年秋天，由于反“围剿”斗争的失利，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秋白体弱多病，且不熟悉军事斗争，按常理应随大军转移，但王明等人硬是将其留在苏区打游击。秋白清楚这决定包含的“命运摆布”（吴黎平语），精神的抑郁可想而知，但对信仰和事业，依旧丹心熠熠，不改初衷。据吴黎平回忆，在秋白得知自己不能随大军转移后，他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秋白同志那天酒喝得特别多，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就在这黑云压城、命途凶险的情况下，秋白还在关心着别的同志，毅然把自己的好马和强壮的马夫，换给了年长的徐特立。

秋白的高风亮节，让一切试图用利益取代信仰的投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无地自容。

五

相对于人类的种种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性与人间性。这便要求其信仰者，不但要拥有坚定执着的献身精神，而且要具备清醒睿智的反思能力。其中的道理并不玄奥——当马克思主义由一种学说变为一种实践，它就同一切社会实践一样，既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它必然会遇到种种问题和变数，甚至要经历多方面的挑战和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固然需要坚定的道路自信，但同时也必须放眼历史大势，不断反思过往，审视当下，纠偏除弊，扬弃前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信仰和事业的无限生机，也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本身。

秋白便是这样一位勇于也善于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纵观他的信仰之路，尽管有过失误，甚至犯过错误，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总能用清醒睿智的思维和独立探索的态度，去观察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包括剖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从中发现问题或寻找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正如毛泽东1950年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所写：“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譬如，早在1921年，秋白就透过知识分子的目光，敏锐地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身上掺杂的帮口习气（《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而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秋白则勇敢指出：“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李维汉《怀念秋白》）如果说秋白的反思在以往大多是零星的、片段的，那么到了“绝灭的前夜”写就的《多余的话》，便成为集中的、相对系统的心绪流泻。作者从自己并非“多余”的“心忧”入手，沿着亲历的革命生涯，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涉及了一系列重要话题，如，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共产主义者如何改造“异己”意识，党怎样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党的领袖的产生与成长，革命者文化心理与政治信念的关系等。尽管这一切不得不采取了隐晦曲折乃至正话反说的表达方式，其言说内容亦掺杂了一些消极因素和时代局限，但作者通过反思和自省所传递的对信仰与事业的另一种呵护与忠诚，却迄今值得我们仰望和珍视。

原载2016年1月15日《光明日报》，被《红旗文稿》2016年第3期《延伸阅读》栏目摘编。收入《2016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