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上山

1938年3月的一天，日本关东军佳木斯宪兵队驻地加强了戒备，那是一座由高墙围起来的三层红砖大楼，高墙的四角有两层炮楼和垛墙，平日里普通老百姓就不敢往近前凑，那天又增加了岗哨，更显得杀气腾腾。

二楼会议室里正在召开三江地区警政联席会议。原来在1937年7月，日本宪兵队的“特务工作班”和伪满特警搜查班，在汤原县破获了一起“反满抗日”案件，捉到的竟是中共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通过审讯，他们掌握了北满临时省委及这一地区抗联的一些线索和情况，紧接着由汤原县日本宪兵分队队长藤原广之进指挥，日伪宪警逮捕了汤原、勃利等县的一些抗联地下领导干部。审讯后，日军决定立即调集力量进行一次统一大搜捕行动。

15日凌晨，东方微曦，嫩江平原的寒风还像刀子一样嗖嗖地刮着，黑龙江省汤原、桦川、依兰、富锦、勃利、佳木斯几个县市的街道，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带枪的军警，沉重的脚步声、砸门声和孩子的哭喊声立刻响起，间或还有几声枪声划破夜空。

天亮以后，桦川中学被大批的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包围，正在上课的董仙桥老师和几个学生被五花大绑押走。就连桦川县教育公署也冲进去一批日军宪兵，他们翻箱倒柜，不由分说抓走了几个人。据佳木斯宪兵队《关于“三一五”大逮捕的报告》记载，仅三天时间就逮捕地下组织和抗日救国会成员315人，其中包括曾担任过佳木斯市委书记的董海云（即董仙桥）等。至7月上旬又逮捕了下江特委组织部长赵明九等13人，以及党员和抗日群众60余人。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东北历史上有名的“三一五大逮捕”，凡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佳木斯人都记得那件事，用老话说，那是蹲笆篱子、过热堂。

“笆篱子”就是鬼子的监狱，“过热堂”就是严刑拷打审讯。棍棒打、皮鞭抽是“课前预习”，灌辣椒水和煤油、上老虎凳甚至电刑是家常便饭。一个18岁的桦川中学生，在尝遍上述酷刑后，还是没有交代出鬼子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说是鬼子认为他根本也没有什么价值，就直接把他剥光了衣服推到屋外，在他身上浇冷水。3月的佳木斯仍然是滴水成冰的时节，没多久，人就冻成了一根晶莹剔透的“肉棍”。刑讯中，还有两人直接被打死。

对于董仙桥，鬼子并不知道这是条“大鱼”，只是觉得学生都是共产党了，那老师岂不更应该是，所以上来就把他当做审讯重点，实行“疲倦轰炸”，昼夜不停审讯3天，不给水喝、不让睡觉，外加十八般酷刑。人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喷醒。最后鬼子不得不相信董仙桥说的自己是反满抗日蓝星会秘书的说辞，判了他20年徒刑。

经过反复刑讯，最后，被抓的300多人中有112人被判刑，其中18人死刑，至于那两个在刑讯中被打死的人，鬼子的法庭不得不把他们也判了死刑。

参与逮捕行动的日伪富锦警察分署警察

日本关东军非常注意对抗联的研究，这是野副大讨伐前召开的、由军警宪特参加的对策研讨会

事件发生时，姜士元还在乡下为山里的抗联筹备药品。一个星期后，他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回到佳木斯时，丝毫不知整个佳木斯的日伪军警都在发疯般地寻找他这个共产党大领导。

碰巧，进城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熟人，寒暄时，那人有意无意跟他说了一句：你知道吗？你们桦川中学的董海云刚被日本人抓了，还有几个学生。

作为佳木斯地下党的市委书记，他当然知道董老师真正的身份，而且正是董老师介绍他和郑志民参加了共产党。那个人还说，教育公署的人也给抓走了不少。

闻听此事，姜士元如遇晴天霹雳。

这位22岁的市委书记定了定神，确定身后没有“尾巴”后，没敢回家，而是来到城关大街福顺恒杂货铺旁的一个胡同口，借着在杂货铺买烟卷火柴的机会，偷偷瞟了一眼胡同里第一个门洞，这是组织上的一个联络点。他心里一紧，作为暗号的秫秸风车不见了。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踱开，去往下一个接头地点。到那儿一看，依然是警报！只好等到天全黑下来，悄悄来到自己家附近，看看没有可疑人，翻墙进了院。轻轻推开一道门缝，侧身进去。家里人看到是他，吓了一跳：你还敢回家？刚才警察厅的还来问你去哪儿了呢。快躲躲吧，他们一会儿肯定还来。

家是待不了了。为了尽早向上级党组织报警，他必须立即离开佳木斯。出了门，他找到一个自己单线联系的党员，告诉他暂时不要活动，长期潜伏，并约定了今后的联络暗号，便匆匆离开。

他偷偷爬上了停靠在佳木斯西门外临时车站的一列货车车厢。火车开动了，他的心还在扑腾扑腾直跳。

三月的东北大地，依然不见一点春的气息。火车从黑暗的大地上钻出，吭哧吭哧向着渐渐露白的远方爬行。

突然下起了小雪，寒风夹着雪花像刀子一样割人的脸，可他的心像燃烧着一团火。他挺直身子，迎着风雪，眺望渐渐光明的远方。

按照姜士元原先的想法，他要去一个靠近游击区的乡绅同学家，再通过他找到组织。没想到等他在车上颠簸了一整天来到同学家时，却发现那个村子已经被鬼子搞成了“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为切断东北抗日联军与老百姓的联系，将抗联根据地与村民隔绝开，日军规划 出“集团部落”，强制将中国村民迁移至其中，限制进出，驻扎军队或警察，并设置严密的 封锁线。 ，四周挖了深沟，建起了炮楼，还驻扎着鬼子的讨伐队和伪军。简直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好在同学夫妻两个还很仗义，不仅没有告发他，还帮他坐上回佳木斯的火车。

19 世纪30 年代的佳木斯火车站，姜士元就是从这里离开家乡上山参加抗联的

这次回到家，可把家里人吓了一跳，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恰巧他的一个亲戚从乡下来串门，告诉他完达山一带的猴石山有抗联队伍，并答应带他回乡下躲躲，他只好跟着亲戚装成农民的样子出了城。为了避开鬼子讨伐队和伪警察的检查，他们顶着风雪穿行在没有人烟的深山老林里。

后来在亲戚家的麦秸垛顶上藏了五天之后，他终于和火龙沟抗日游击队联系上，并被他们送到了抗联六军二师二十三团的驻地。

见到团政委，他没有说出真名。他想起那晚列车上的情景，想起那个永生难忘的晨曦，他说自己叫陈雷，就是晨曦中的堡垒的谐音。这个名字从此一直跟随着他。

二十三团是一支骑兵部队，到部队上的第一天他就参加了战斗。尽管还分不清子弹来去的方向，但他仍然勇敢地策马追击敌人。

在这里他学会了骑马和打枪，学会了在雪地里拢篝火。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六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玉光派人将陈雷护送到六军在黑金河畔高山里的密营中，见到了时任六军政委的张寿篯（即李兆麟）。

1938年5月，在去寻找北满省委的路上，在四块石密营的篝火旁，张寿篯、于天放、陈雷及战友们集体创作了那首著名的抗联歌曲《露营之歌》。

（一）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

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呵！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

曙光至，黑暗一扫完。

（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夜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起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振长缨，缚强虏，

山河变，片刻息烽烟。

（四）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脍炙人口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第四段歌词中的两句。

后来成为陈雷妻子的李敏则比他早上山两年，因为亲人被鬼子杀害，她12岁就跟着老师找到抗联队伍，成为抗联六军四师的一名战士。相对陈雷来说，她是名老战士。

冯仲云上山的时间更早些。1932年年初，义勇军李杜部在哈尔滨防御战中失利。2月5日，农历春节，一个阴沉沉、飘着雪星的日子，哈尔滨的街道上家家关门闭户，不见个人影，一点过节的气氛都没有，冯仲云目送义勇军的背影渐渐远去，他甚至看到了有两家胆大的日本商社已经把日军旭日旗挂了出来。当天晚上，冯仲云和赵尚志到一家铁路工厂举行集会，赵尚志发表演讲，冯仲云散发传单，号召广大工人团结起来，同日本鬼子斗争。

冯仲云新婚宴尔的妻子薛雯也加入抗战中

1932年初春，中共满洲省委转移到哈尔滨，冯仲云负责省委秘书处工作。情况紧急的时候，印刷宣传抗日材料的印刷厂就设在冯家，中央特派员罗登贤是刻字工，冯仲云和他妻子薛雯都是印刷工，襁褓中的大女儿则因为充当掩盖印刷机声音的“喇叭”，小屁股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

1934年4月，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刘明佛、宣传部长杨波被捕，随即叛变，天天带着宪兵和警察在街上转悠抓人，与其熟识的冯仲云身处危险的旋涡之中。组织上决定让冯仲云上山参加武装斗争，而此时他和妻子薛雯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无奈之下，省委决定让他把妻子送回南方的老家。

在哈尔滨道外的一间小屋子里，冯仲云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凝望爱妻，依依惜别。

“我们这次分离，有三种可能：一是短期分离；二是长期分离，10年到15年后再见面；三是永别。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无愧于信仰。”

10月，冯仲云到达哈尔滨东部的抗日游击区，开始了武装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