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1.5.1　研究内容

1．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评估体系与实际测度

开展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需要首先确定合适的省域治理质量指标，而现有文献大多选用单个指标替代，仅仅体现了治理的单维视角，虽然少量文献尝试采用治理质量综合指数，但没有纳入中国市场化改革这一重要特征。故本书将通过归纳中国省域治理的主要特征，提出中国省域治理的概念界定，以及中国省域治理评估的主要内容；拟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2001—2016），拟采用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计算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并从变异水平等四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

2．权力悖论视角下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于治理质量与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的方向与性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看法；此外，大多数文献选用的治理指标仅仅体现了单维视角，仅有少量文献采用治理质量综合指数、体现了多维治理视角，且样本也没有反映中国加入WTO以来的最新趋势。故本书将从缓解“权力悖论”的视角入手，构建本地治理质量影响本地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选用新的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提出相关理论假说，实证检验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内生性等多个方面开展稳健性分析，并对计量结果给予合理的解释。

3．时间跨度视角下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时间变量因素的影响很大，不同的时间跨度内，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存在较大差异，二者关系也就相应发生变化；但现有文献大多只关注短期效应，忽略了二者关系在时间轴上的可能调整。本书将充分考虑时间跨度因素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时间跨度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选用人均实际GDP的当年增长率、人均实际GDP的十年平均增长率两个指标，分别研究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并考察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从内生性等多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用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和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对最终结果进行解释。

4．空间效应视角下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空间溢出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中国省域治理和经济增长也不例外，但由于治理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现有文献只关注本地治理质量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周边治理质量对本地治理质量的影响，尚未涉及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本书将在充分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视角下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明确主要影响路径，拟选用新的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权重矩阵，论证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是否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计算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和比重，并深入研究空间溢出效应在各个邻近地区的分布特征。

1.5.2　研究方法

1．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由于治理概念的演变和应用领域的扩大，且本书需要从多角度分析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涉及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因此，本书不仅需要从政治学角度对治理的概念和定量研究进行梳理、归纳，也需要从制度经济学、空间经济学角度对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还需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有关结果进行合理解释，多学科综合研究法就成为一种必然。

2．文献分析法

通过大量阅读国内外重点文献资料，梳理有关治理概念的演变历史，总结国内外有关治理质量的评估视角、评估方法，归纳治理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展。资料类型主要包括：期刊论文、博士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资料来源主要包括：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 Expanded）、Ei Village、EBSCO（ASC、BSC等）、Emerald等数据库，以及Google学术搜索、中国知网（CNKI）等。

3．比较分析法

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中，大量采用比较分析法，总结现有研究的主要争议，分析争议产生的关键原因，提炼出对未来研究的若干启示，这有助于全面、深刻理解现有研究成果，也有助于未来研究的顺利开展。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不同时段、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系统认识和把握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

4．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基于已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分析法，以及类比分析法、数理模型，分析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构建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时，提出若干理论假说。同时，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2001—2016），从多个角度入手，剖析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实际情况，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

5．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在确定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时，注重定性分析（文献梳理）与定量（变差系数）分析相结合。在确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的外延特征，以及构建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时，大量采用演绎与归纳、分析与综合等定性分析方法；在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分析时，大量采用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变异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面板数据分析、空间计量分析、探索性数据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

1.5.3　技术路线

首先是提出问题，加入WTO以来，中国省域经济取得了伟大成就，积累了若干经济发展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并再次从战略层面肯定了治理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提出本书关注的议题：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其次是理论分析，以“诺斯悖论”为起点，探讨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中的“权力悖论”，归纳中国省域治理解的主要特征，界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从权力悖论、时期跨度、空间溢出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探讨治理质量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机理，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再次是实证分析，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确定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计算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通过文献研究提出相关理论假说，从权力悖论、时期跨度和空间溢出三个方面入手，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2001—2016），实证分析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最后是解决问题，根据主要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本书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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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观点：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二、三产业比重较低；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相应提高，且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在工业化中级阶段，第一产业比重降到20%以下，第二产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化高级阶段，第一产业比重降低到10%左右，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在后工业化阶段或服务经济阶段，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至70%左右。

(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全国城镇常住人口为17245万，2017年为81347万，净增加64102万。

(3)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7月1日发布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3956美元～12235美元即属于上中等收入行列。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7122亿元，国民总收入为825016亿元，前者高于后者约0.26%，即使考虑这一高估因素，中国依然属于上中等收入行列。根据1979年发布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20美元及以下，即属于低收入行列。

(4)数据来源：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name_desc=true（世界银行）。

(5)三期叠加：（1）增长速度换挡期，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2）结构调整阵痛期，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

(6)第一个阶段，2020—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7)一国范围内，各个城市的治理水平可能差异较大，虽然中国的WGI指数为负0.38，但上海市的WGI指数可能很高。

(8)WGI指数对不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不存在显著积极作用。

(9)表达与问责分项指数对所有样本的人均GDP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10)除了塞舌尔2004年开始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他46个经济体在1996—2012年间属于欠发达水平。

(11)腐败控制、官僚质量、法治和秩序三项指标的综合指数（ICRG）。

(12)按照治理内涵的演进，国内外形成了七个单维视角（Fukuyama, 2013；Faguet, 2014；Rotberg, 2014）：权力纵向配置、权力横向配置、权力约束、官僚制度、官僚自主性、治理能力和治理产出。

(13)项目体制考虑了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体现了治理评估的两个视角：权力纵向配置、权力横向配置。

(14)后发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技术水平、人均资本存量差距越大，如果后发国家得到良好治理，则资本边际产品、资本流入、追赶增长率就越高。

(15)治理测度是基于受访者感觉，容易受到近期经济绩效的影响。

(16)三项治理指标，即表达和问责、政治稳定性、法治水平。

(17)政治稳定性指标与真实GDP增长率存在非线性关系，这种关系存在少许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也受到其他五个WGI分项指标的影响；法治水平指标与真实GDP增长率存在线性关系，这种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时间异质性，也受到其他五个WGI分项指标的影响。

(18)Mamun等（2017）认为，治理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与实证模型选择、估计方法选择密切关联。

(19)薛澜，张帆，武沐瑶（2015）指出，为了在同一框架下开展讨论，几乎所有学者都倾向于接受比较模糊的治理定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治理理解的差异性。

(20)权力制衡，是指在公共政治权力内部或者外部，存在着与权力主体相抗衡的力量，这些力量表现为一定的社会主体，包括个人、群体、机构和组织等，他们在权力主体行使权力过程中，对权力施以监督和制约，确保权力在运行中的正常、廉洁、有序、高效等，并且使国家各部分权力在运行中保持总体平衡。权力制衡在近代成为一种民主政治的法治原则，应当归功于孟德斯鸠及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努力。他们将权力制衡的基本理论归结为两个基本思想：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

(21)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M]．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

(22)库伊曼，等．管理公共组织[M]．纽约：萨吉出版公司，1993.

(23)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思维。

(24)官僚自立性，即官僚自身也可以确定目标，而不是对委托者惟命是从。

(25)在其新书中，福山（2014）强调，善治的三要素：强有力的政府、法律制度和民主责任制。

(26)奥斯本和盖布勒（2006）对科层制在特定时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但对新的历史时期科层制的现实合理性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工业化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主义体制，不管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门，越来越让我们失望”。

(27)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28)英国治理理论专家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对流行的各种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指出，治理内涵包含五个主要的观点：第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第二，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第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第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第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29)Paul Hirst（2000）在其发表的《民主和治理》（Democracy and Governance）中提出了治理的五个“版本”：善治、国际制度领域的治理、公司治理、与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战略有关的治理，以及通过协调网络、合作关系和论坛来替代逐渐没落的20世纪70年代的等级制合作主义等。

(30)“善治”是世界银行最新提出的口号，已成为世界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贷款政策的主导思想。

(31)经济自由度指数包括四大类10个方面的指标：法治（产权保护、免于腐败）、政府规模（财务自由、政府支出）、管制效率（商业自由、劳动力自由、货币自由）、市场开放（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指数来源：https://www.heritage.org/index/。

(32)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CRG）评估方法由美国国际报告集团于1980年创立。1992年，ICRG评估方法的创立者转投PRS集团。ICRG每月对140个国家进行风险评估并对26个国家进行年度风险评估。ICRG评估法对3类风险指标（政治风险13项、金融风险5项和经济风险6项）及其22个变量进行综合评估。

(33)5个细项指标，即政府没收风险、政府赖账风险、官僚质量、腐败水平、法律和秩序。

(34)5个细项指标，即民主问责、政府稳定性、官僚质量、腐败水平、法律和秩序。

(35)9类客观指标，即设施类、秩序类、服务类、公开价值类、公平价值类、公正价值类、效率类、环保类、创新类。

(36)表达与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测量一国公民在选举政府领导的参与程度，以及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政治稳定与无暴力／恐怖主义（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测量人们对政府稳定、政治暴力或恐怖主义等事务的感知；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测量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政策制定及执行质量，职业文官工作质量与独立于政治压力的程度，以及政府兑现政策的可信度等；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测量政府为允许和提升私人部门发展而形成和执行良好政策和监管的能力；法治水平（rule of law）：测量社会成员对社会规则的信心和遵守规则程度，特别是合同执行、财产权保护、警察、法院的质量，以及发生犯罪和暴力的可能性；腐败控制（control of corruption）：测量把公共权力用于谋取私利程度，既包括各种形式的腐败，也包括国家被精英和私人利益“俘获”的程度。

(37)最初合作者为Aart Kraay和Pablo Zoido-Lobaton（被称为KKZ指标），后来加入了Massimo Mastruzzi（又被称为KKM指标）。

(38)有学者认为，WGI指数采用了标准不可观测成分模型的扩展形式作为其指标合成方法。

(39)这六个部分为：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参与程度；政治过程中社会上的各利益方意见整合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保护系统；政策执行特别是政府的政策执行；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争议的处理，特别是司法系统争议处理。

(40)2006年，调查对象国压缩到10个，指标修订为6个领域、6个维度，共36个指标。

(41)9个二级公共服务指标，即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与公平、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科技发展、城乡事务、公共安全、环境保护。

(42)参与、问责属于权力约束，公平、效能属于治理产出。

(43)资料来源：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510.2385&rep=rep1&type=pdf。

(44)其中，政府绩效选用政府规模加以衡量，具体用各省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加以衡量；法治水平选用平均每万人中律师所数和平均每万人律师人数加以衡量；腐败控制用贪污、贿赂、渎职案件数占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人数的比重加以衡量；监管质量用火灾伤亡人数占火灾发生数的比重、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占交通事故发生数的比重、工业三废排放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加以衡量。

(45)公共治理就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公民社会、各种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互动与合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调解冲突、融合利益，最终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他们提出的公共治理指数涵盖的公共物品分为两种：服务型公共物品、制度型公共物品，其中，服务型公共物品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环境、基础设施，制度型公共物品包括：人身和财产保护、政府廉洁和透明、社会信任、社会公正。

(46)结构指标包括：政治壁垒、政府行政成本、非税收入占比、财政性投资数额占比、国有和民营经济比重、行政审批数量、NGO数量。绩效指标包括：财产安全保护、人身安全保护、政府透明、政府廉洁、公共服务水平、社会公正、社会信任。其中，结构指标属于权力的横向配置，绩效指标属于治理产出。

(47)政策即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政策、经济调节与市场监管政策。

(48)四大原则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指标便于收集和观察，并且可信；注重指标的综合性；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动态性指标。

(49)中国乡镇治理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涉及两个方面：对乡镇政府的总体评价、对乡镇政府各项具体工作的评价。

(50)分项指标11、19、25、26属于权力约束，分项指标8、10、23属于政府能力，分项指标1、2、3、4、5、6、7、9、12、13、14、15、16、17、18、20、21、22、24属于治理产出。

(51)主观性指标通过测量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在各个方面的服务评价，从而直接地、动态地反映了各个乡镇政府对本地居民的要求的回应程度，而这正是治理理念所强调的根本宗旨所在，也与当前中国提倡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契合。

(52)马得勇（2013）指出，很多客观性指标看似客观，实际上很难反映当地政府的实际治理水平，因为这些指标和当地的乡镇政府治理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作用机制，比如人均收入、道路、供水等公共设施和教育条件等。以人均收入为例，目前对人均收入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有距离城市的远近、乡镇原有的经济基础、乡镇所在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等，而乡镇治理水平未必能通过人均收入来体现出来。道路和供水同样和该地方的宏观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也取决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能力，和乡镇政府自身治理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此，此类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同样也不能反映乡镇政府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