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压力逐步增大，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并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未来势必会遇到更多的挑战。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党中央审时度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实现这一总目标的“两步走”规划，从战略层面强调了良好治理在国家长期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治理议题就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上升为中央重大政策决策研究。

关于治理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第一，忽视了良好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以及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有关中国省域治理评估的研究比较少，多维治理评估视角忽略了市场化改革，指标筛选忽视了定量方法，权重确定忽视了时序全局因子分析法。因此，本研究以“诺斯悖论”为逻辑起点，界定中国省域治理概念的外延特征，构建中国省域治理质量评估体系，计算跨年度可比的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综合指数，研究治理质量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分析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量化良好治理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布特征。

从地方治理的视角来看，在中国省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良好治理意味着强政府、市场化和法治化，即权力要在政府、市场之间实现有效配置，权力的拥有者要具备行使权力的强大能力，同时也要受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2001—2016年，中国省级地区以开放促改革，治理水平普遍不断提高，但东部地区治理水平相对较高；同期，中西部地区治理改善幅度较大，东部和东北地区治理改善幅度较小，但治理质量的省际差异持续缩小。

加入WTO以来，中国省域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随着中国与WTO制度体系逐步实现全面接轨，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呈现“先升后降”的基本特征，且改革红利面临逐步消失殆尽的窘境，中国2001年以来的一轮经济大繁荣逐步走到了尽头。然而，随着中国省域治理质量的不断提升，人均实际GDP和劳动生产率变大、单位GDP能耗变小，良好治理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持续增强，从而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需要指出的是，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效应均受到地区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影响。

从空间视角来看，一方面，本地区良好治理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良好治理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现象；同时，如果不考虑内生性，就容易高估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本地效应。另一方面，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U型”曲线变化趋势，空间溢出已成为良好治理影响中国省域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梯度衰减的分布特征，治理质量的地区差异、时期差异能够显著解释空间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时期差异。如果不考虑内生性，就会高估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如果不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就会高估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本地效应。

然而，2001—2016年仅包含了一轮制度变迁，在多轮制度变迁依次出现的情况下，从本地效应来看，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可能呈现为“多个倒U曲线首尾依次连接的波浪线”，良好治理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可能呈现为“多个S型曲线首尾依次连接的波浪线”。此外，在跨越两轮制度变迁的情况下，从本地效应来看，良好治理的高速度经济增长效应可能呈现为“U型”曲线，良好治理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效应可能呈现为“反S型”曲线。然而，受限于实际条件，本书最后仅做了一个不严谨的讨论，无论是本地效应还是空间溢出效应，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未来研究均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