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业革命推动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
原载《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年第9期
［摘要］21世纪以来，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典型世界城市在中心城区进行高密度开发，这是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市场机制推动的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新产业革命是以信息和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用机器部分解放和强化人智力的产业革命。集聚经济的匹配、共享、知识溢出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知识密集型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倾向集聚到大城市。但我国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政策没有认识到高密度人口集聚对新产业革命的重要意义。现行严格限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压抑了知识密集型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破解城市规划理念误区才能把握新产业革命机遇。本文以北京为例，提出应在10号线轨道交通枢纽车站进行站城一体化开发，建设城市活力中心区。
［关键词］新产业革命；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集聚经济；活力中心区；站城一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13&ZD026）
一、问题的提出
新产业革命是指正在进行的从第三次产业革命向第四次产业革命过渡的产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提出，中国要“紧紧抓住新产业革命机遇，充分发挥人力人才资源、市场规模等优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推动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在历史上，中国错失了前两次产业革命的机会，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也是后来者，但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有可能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中国已经具备了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的基础，怎样进行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才能适应新产业革命的要求，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些学者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例如，闫岩（2017）等4位城市规划师撰文认为，空间资源配置是城市规划的基本工作。当我国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许多城市进入后工业化发展时期，创新、生态、文化等新的价值导向折射在空间上必然产生新的诉求。因此，空间资源配置的理论方法必须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更新，这是城市规划行业面临的重点问题。他们基于岳阳市2049战略规划的研究实践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该文指出“在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动力从工业主导到服务创新主导，工业开始从规模生产向以智能制造为特点的工业4.0转变。制造价值曲线的两头——研发和售后空间开始剥离，新的生产空间需求出现”。但该文没有进一步说明“新的生产空间需求”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其重点是从生态文明的视角考虑城市空间资源配置。
张立（2016）提出，在我国城镇化从关注数量增长向重视质量提升的转型过程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重点将从“产业空间为主”向“居住空间为主、产业空间为辅”的发展阶段转变。我国的现状是，城市规模越大，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越小，降低了城市空间品质，引发了交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因此，在城市规划相关法规的调整和改进中，应充分考虑今后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趋势，特别是提高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该文提出了我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进行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的问题，但未能充分注意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的要求。
在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一般是指土地资源配置。本文认为城市空间资源还包括土地区位资源和土地承载的不同城市功能设施的建筑体量、建筑密度、交通连接方式的空间位置组合。土地区位是客观的地理空间位置、场所。不同城市功能设施（如交通设施、商业设施、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及其空间位置组合则是主观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产物（赵坚等，2018）。
新产业革命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具有重要影响，而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动态调整过程就是城市的更新发展过程。本文在分析新产业革命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影响的内在机制基础上，说明更具弹性的城市规划才能适应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动态演进和新产业革命的要求，才能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二、发达国家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演化趋势
在新产业革命推动下，为适应发展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的要求，一些世界城市的发展思路和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21世纪以来，伦敦、纽约、东京3个典型世界级城市在中心城区进行高密度开发的城市复兴行动，是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市场机制推动的空间资源再配置，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英国二战后为解决伦敦人口过分集中、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颁布了《新城法》和《新城开发法》，在伦敦环形绿化带以外规划建设了8个卫星城，新城与伦敦核心区相距30～60公里，用以安置由伦敦市区疏解的人口及产业。由于这8个卫星城依然处于伦敦通勤范围内，住在卫星城的人仍然到伦敦工作，卫星城沦为“睡城”。20世纪60年代中期，伦敦编制新的卫星城规划，利用3条主要对外快速交通干线，在相距伦敦70～100公里左右的米尔顿凯恩斯、南安普顿、朴次茅斯等地建设具有“反磁力”作用的新城，用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米尔顿凯恩斯的人口达到22万左右，伦敦市区的人口在20世纪也呈现下降趋势。但由于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新城建设，伦敦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东伦敦和西伦敦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伦敦成为贫民区的代名词。面对伦敦内城破败的“英国病”，新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在1980年宣布新城委员会和开发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前解散，以后任何新城扩展项目政府不予贷款，只由私人投资来进行。这标志着英国计划色彩浓厚的新城运动经过30多年发展走向终结。
数字经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大伦敦市政府改变了城市发展战略，伦敦开始注重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2004年大伦敦政府提出了“让城市精英阶层重回城市中央”的城市复兴计划，公布了新一轮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2004），首次提出建设城市活力中心区（或中央活动区，Central Activity Zone，CAZ）的概念。活力中心区是适应数字经济服务经济发展对商务中心区（CBD）功能的进一步扩展，它包含CBD的功能，又增加了文化娱乐、行政办公、餐饮、购物等其他服务业态和居住区域。该区域通过土地混合使用，保证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都充满生机活力，避免某些CBD仅有商业和办公功能，夜间则是空城的弊端。城市活力中心区（CAZ）通过“创造一种人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来实现产业聚集、人才汇聚，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城市复兴。
伦敦进行了连续数年高强度的城市更新，特别是在肖尔迪奇区、国王十字区、金丝雀码头等发展滞后的东伦敦地区进行高密度、高强度开发，形成了全新的满足高质量生活要求的活力中心区，有力推动了伦敦数字经济、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肖尔迪奇区位于白金汉宫东北方向约4.8公里，有多条轨道交通通过，由于低收入人口集聚，肖尔迪奇区一直属于伦敦的“价值洼地”。21世纪初伦敦市政府规划在肖尔迪奇区而不是卫星城建设东伦敦科技城，2010年开始政府投入4亿英镑支持科技城的发展，并通过减免税收租金等多方面政策优惠吸引高科技企业。肖尔迪奇的伦敦科技城已经吸引亚马逊、思科、英特尔、推特、高通等高科技企业进驻，这片区域4.4万人受雇于金融科技公司，人才密度居全球前列，成为伦敦“硅谷”。
国王十字区域位于白金汉宫东北偏北方向约4.8公里，区域内有两座相邻的大型火车站——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和国王十字火车站。在维多利亚时期，国王十字区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但作为工业遗产，到20世纪末逐渐沦为充斥着老式建筑的破败城区，居住者多为穷人。21世纪，国王十字区的城市更新被作为中心城区150年来最大规模的开发项目之一。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经过7年的整修与改造，耗费5亿英镑后于2007年通车；2012年，耗费5.5亿英镑的国王十字火车站改造完工，并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接通。加上原有的6条地铁线路，形成了英国最大、最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在这之后，路易威登、环球唱片等知名企业及《卫报》《观察家报》纷纷入驻国王十字街。2017年谷歌英国总部入驻位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与国王十字火车站之间的新写字楼。2018年2月脸书（Facebook）宣布将其英国总部搬入国王十字，总办公面积是原总部的3倍。2018年5月，英国飞机发动机巨头罗尔斯—罗伊斯宣布计划把伦敦总部搬到国王十字。在集聚产业、汇集人口后，国王十字区焕发出可以和伦敦中心威斯敏斯特区相媲美的城市活力。
金丝雀码头在白金汉宫以东约8.3公里，伦敦金融城以东偏南4.4公里的泰晤士河U字形转弯处。20世纪60年代，金丝雀码头不能适应以集装箱运输为代表的交通运输技术进步，开始走向衰落。1981年英国政府决定重建金丝雀码头。经过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1999年伦敦的轨道交通连接到金丝雀码头后，金丝雀码头发展成为伦敦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被誉为“第二金融城”。金丝雀码头众多的摩天大楼中集聚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渣打银行、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以及每日电讯、独立报、路透社和镜报等媒体。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在该区域内的两座高235米和199米的标志性建筑内落户。金丝雀码头的现代建筑群中还集聚了各类酒店、高级公寓、购物中心、餐饮、教育和艺术设施，成为适合城市精英生活的街区。
顺应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伦敦在中心城区轨道交通最便利的地区进行高密度开发，创造集办公、居住、休闲、购物、教育于一体，满足高质量生活要求的城市活力中心区（CAZ），吸引高科技企业，通过“让城市精英阶层重回城市中央”实现了城市复兴。伦敦的城市活力中心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中心城区，它提供了170万个工作岗位，占伦敦的1/3；其产出为伦敦GDP的55%，占英国的10%；它包含了英国政府所在地、国际知名的购物中心、文化和历史遗产，以及23.7万居民的住所。伦敦拟进一步增加活力中心区的密度，规划从2011年到2036年每年在活力中心区增加1.1万个工作岗位（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2016）。
美国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本次新产业革命的先行者，伴随着新产业革命，美国人口出现了向大都市区集聚的趋势。1960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63%，2010年美国366个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为83.7%，产出占美国GDP的89%。2010年美国366个大都市区人口比2000年增加10.8%，比1990年增加26.4%。2010年小都市区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10%，比2000年下降0.4个百分点（Census Bureau, 2011）。美国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的过程仍在进行中。人口向大都市区集聚不过是美国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在人口空间结构上的映射。
美国多个城市对亚马逊第二总部落户的竞争，可以说明美国城市适应数字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2017年亚马逊宣布要建立第二总部，承诺将为选址城市新增5万个工作岗位，邀请各地政府竞标，共238个城市相继响应。作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和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给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吸引亚马逊入驻，希望借此加速高科技产业在纽约聚集。纽约给出了市内4个各具特色的黄金地段作为亚马逊新总部的备选地，以及数十亿美元的减税优惠、建设补贴、搬家补助。亚马逊看中的是纽约长岛市的临江区域，与曼哈顿只有一桥之隔，距离纽约的两大国际机场都不远。纽约给亚马逊最优惠的条件是临江区域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权利。纽约市的法律允许人们超出现有的规划许可（Zoning Regulation）做地块开发，如增大容积率，或在工业用地上建设住宅等——但前提是这些申请要通过纽约市议会的审查和投票许可。然而，在纽约和亚马逊的这次交易中，州政府将直接出面掌管亚马逊圈中的土地，有权无视市议会的审核和监管。
亚马逊的招标说明清楚地列明了它的要求——100万人口的城市区域、公共交通便利、稳定的营商环境、对顶级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开车1～2英里可以驶入高速路、45分钟内车程可达国际机场。仅第一条要求，实际上已经把可筛选的美国城市缩小到了60个以内。在亚马逊之前，谷歌、Facebook、Twitter都在纽约设立了第二总部。谷歌计划将纽约市的员工人数增加1倍，达到近2万人，而Twitter的第二大办公室就位于纽约曼哈顿。集聚经济的内在规律决定了数字技术公司都要落户人口最多的城市。
日本的城市空间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在不断演进。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藤田正久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产业结构从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日本的城市空间结构从战前的东京—大阪两极结构，转变为以东京、名古屋、大阪、北九州大都市区为核心的太平洋工业带；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的产业结构从重工业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日本的城市空间结构正在转变为以东京为中心的单极结构体系（Fujita et al., 1997）。
人口向东京的集聚导致了高密度开发。东京大都市区的高强度高密度开发主要分布在山手线（中心城区内34.5公里的环线）枢纽车站上，特别在21世纪，日本政府大幅度放宽了山手线上多个枢纽车站的容积率限制，东京大都市区“站城一体”的开发密度和开发强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东京“站城一体化开发”所包含的城市功能比伦敦的“活力中心区”更丰富，其核心是把所有的城市功能高密度地集聚在轨道交通车站特别是轨道交通枢纽车站周边。
例如，涩谷站有8条轨道交通和地铁线路交汇，是东京交通最便利的地区之一。2005年涩谷车站周边被日本政府选定为特定城市更新紧急强化区，允许进一步放宽容积率限制，进行更高强度的开发。由于增加城市公共空间，东急电铁“涩谷之光”项目获得容积率奖励，容积率由原来的7提高到接近14（吴春花等，2015）。东急电铁在涩谷站周边的项目分三期开发，包括4个街区，计划建设8座高度1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总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一期涩谷之光（2012年建成）城市综合体项目，地上建筑34层包括商业、办公、剧场、创意空间、多功能展览、空中花园等功能。二期项目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前完成，其中的涩谷川大厦于2018年完工，谷歌日本总部入驻大厦14～35层。三期项目将在2027年完成。涩谷车站成为融创意产业、办公、文化娱乐、观光、居住等功能的“车站城市”。各种城市功能的高密度集聚，使该地区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涩谷成为日本最具活力的创意产业中心。2015年涩谷车站每日的乘车人数高达323万，在东京大都市区排名第二。
东京车站有包括高速铁路、轨道交通、地铁的12条线路接入，2002年日本政府把东京站所在区域选入“特例容积率适用区域”，允许进行高强度开发。东日本铁路公司提出了“车站改变城市，车站成为城市”的发展理念，努力使铁路车站成为城市生活最便利最有吸引力的地方。该公司2007年在东京站建成的“车站城市”包括3座高层建筑，分别为：格兰东京北塔楼大厦地上43层，高205米，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主要功能是商务办公、商业店铺、车站设施。格兰东京南塔楼大厦，其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及用途与格兰东京北塔楼大厦相同。34层的Sapia大厦是有商场、餐厅、会议中心及办公、医疗诊所和酒店的城市综合体。2013年东京车站每日的乘车人数高达120万，仅东日本铁路公司就高达41.6万，在东京大都市区排名第五。
为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东京开始实施第三次城市更新计划。一个开发重点在东京站八重洲进站口一侧，其中，一丁目第二街区一体化开发项目将建设总面积35万平方米的两栋包含办公、酒店、会馆等功能的大厦，2016年开工，预计2019年完工。八重洲一侧另外3个再开发项目的总面积93.2万平方米，预计2023年左右完工。这些项目将建成数座高度超过200米集办公、酒店等多种功能的超高层建筑（胡昂，2016）。
21世纪，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都出现人口密度增加的趋势，而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却出现下降趋势。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报告，把城市人口密度作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其中人口密度在5000人/平方公里以上，为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DID）地区；人口密度在10000人/每平方公里以上为人口高密集地区（周牧之等，2018）。2000—2016年，中国城市市区面积增长了约180%，但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只增长了约20%，城市人口密度在不断降低，土地的城镇化远超人口的城镇化，更说明我国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发展趋势不适应新产业革命的要求。
三、新产业革命推动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的内在机制
每次产业革命都是由技术革命引发和推动的。当新的技术革命融入社会生产活动，即新技术不再只是实验室的样品，而是转化为市场上可销售的产品，出现新的生产方式或新的产业部门，导致产业间分工和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就开始了新一轮产业革命。新产业革命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进行的，必然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产生影响。
本次新产业革命与前两次产业革命相比，存在一些显著差异。第一次产业革命，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动力技术革命，出现了蒸汽机为动力的火车、轮船、纺织机等替代人力、畜力的工作机，带动了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等一系列产业部门的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是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动力技术革命，出现了发电机、电动机、汽车等效率更高的动力机械和新能源的使用，进一步带动了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石油化工等产业部门的发展。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以计算机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出现了计算机、集成电路、手机、互联网等信息处理产品，推动了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精密机械、半导体、软件等一系列产业部门的发展，导致技术复杂程度呈指数增长。第四次产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为代表的智能革命，涉及智能制造、医疗教育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并对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造成革命性冲击。
如果第一次产业革命是用煤炭代替人力畜力的蒸汽动力技术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是用二次能源代替一次能源的电力和内燃动力技术革命，那么第三次和将要到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则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革命。前两次产业革命是用机器部分解放和强化人的体力，新产业革命则是用机器部分解放和强化人的智力。人要用智能机器人代替人进行一些需要智力的工作，就需要知道怎样才能使机器有智能，就需要比智能机器人有更多的知识。越复杂、越智能的机器，越需要更大量的研发、设计、运维工作，而直接进行生产制造的工作量则相对缩小。
新产业革命导致在劳动力结构上的变化是，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比例相对下降，与研发、设计、管理等信息处理的知识工作者和第三产业服务工作者比例的上升。知识型员工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劳动的知识技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新产业革命意味着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不是弱化制造业的“去工业化”，而是更多发挥信息和知识资源的作用，使生产制造和流通活动更有效率的经济。
城市空间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活动的空间，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必然随产业革命导致的人类生产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演进。以动力技术革命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导致就业岗位主要在靠近动力源的工厂车间，而以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产业革命，导致信息处理、研发、设计、管理的工作岗位的大幅度增加，大量就业岗位向办公室、实验室转移，研发、设计、管理等知识型员工和服务业员工成为就业主体，信息处理和知识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方式。
不仅数字技术公司主要从事信息处理和知识生产的工作，制造业公司为了提高竞争力也要进入微笑曲线的价值链两端，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管理、售后服务成为制造业公司的核心业务。这不仅不会削弱制造业的竞争力，反而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提高制造业生产活动效率和竞争力，更好满足市场需求。
例如，华为这样的制造业公司，大部分员工从事的是研发、设计、财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营销管理的工作，而不是直接的生产制造。华为公司18万员工中，8万人从事研发，6万人负责销售和售后服务，生产制造员工仅6000人，而且主要负责自动生产线的监控维护。当制造业生产线上的员工被机器人所替代，研发设计大厦中的信息处理知识生产活动会大幅度增加。
第三次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表现为一大批与信息智能等数字技术相关公司的崛起，出现了微软、谷歌、苹果等跨国公司。2007—2017年，全球市值居前10名的公司中，信息和互联网科技公司从1家增长至7家。而这类公司的工作岗位一般在大城市的写字楼或园区，而不在制造业的工厂。在中国，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数字技术公司的大多数工作岗位都在特大以上城市。因此，第三次产业革命引发的产业空间布局变化表现为，数字技术公司和企业的研发、设计、营销、管理等生产活动向大城市，特别是人口规模大的大都市区集聚，由此导致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这一趋势在21世纪已经表现得更为明显。
引发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的另一驱动因素是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变化不过是技术革命深化的经济表现形式。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时，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上升，第二产业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不同于制造业最根本区别是，服务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同时进行的，第三产业的生产者要邻近消费者才便于提供服务；而制造业产品是先生产后消费，可以通过存储、运输等多个环节，对邻近性的要求不高。第二产业可以在工业园区发展，而服务业的基本属性决定了第三产业要在人口集聚程度高的城市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如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研发设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各类咨询教育机构等，在交通便利、人口密度高规模大（这二者之间通常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的大城市才更靠近客户，才有更大的生存和扩展空间。
伴随新技术革命而涌现出大量与信息智能相关的数字技术公司、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这类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活动倾向集聚在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大城市，才能获得集聚经济优势，而不是平均分布在不同城市。集聚经济的匹配、共享、知识溢出等三个机制能够解释为什么知识密集型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倾向集聚到大城市。
第一，匹配机制是指提高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密度可以为员工与企业以及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提供更多的相互选择，实现效率更高的要素组合。从事数字经济和研发、设计、管理、咨询等活动的企业有更复杂的分工，对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员工有更高的要求。这类企业在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比在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更能找到企业所需要的员工；在500万人的特大城市比在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更能找到企业所需要的员工。另外，由于大量从事研发、设计、管理、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集聚，有专门知识技能的人才在特大城市有更多的选择，也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因此在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稠密本地劳动力市场（Thick Local Labor Markets），能够形成更有效的匹配，从而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这种匹配对从事信息处理和知识性工作的数字技术公司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知识，而员工是企业知识的重要载体。
基于同样的原因，知识密集型企业在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大城市能找到更多合作伙伴和客户，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从而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硅谷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科技、资本、人才的高密度集聚。硅谷位于北起斯坦福大学所在地帕拉奥托市南至圣何塞市长48公里宽16公里的地带，集聚了2000多家高技术公司，这是世界上最高密度的高科技公司集聚，而且这些公司都是所在行业的领导者。在斯坦福大学西侧的沙丘路，两三公里长的范围里聚集了几十家美国乃至全世界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中，至少有一半是由沙丘路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的。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的科技知识、风险资本、高科技人才的高密度集聚，使得新技术、资本、人才形成高效匹配，使得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第二，集聚能够使企业共享城市基础设施包括轨道交通、城市道路、通信水电供应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学校、医院、文化体育设施提供的服务，而且在特大城市才能得到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服务。例如，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才可能支撑地铁的建设和运营。大城市有足够多的人口，医院才能够进行更细的分工，儿童、口腔、心脏、肿瘤、神经等专科医院才可能生存。而在中小城市建设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是不经济的，由于没有足够多的病人，专科医院则几乎无法生存。
创新型企业在人口规模大密度高的大城市才能够共享包括风险资本在内的创新生态系统，因而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美国的风险资本有所谓“20分钟法则”，即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型企业通常在离其办公室20分钟行程范围内，因为风险资本提供的不仅是资金，还包括团队建设、财务、产品方向选择等一系列支持性服务，地理空间上的邻近性是重要的。
第三，集聚提高了经济活动的密度，有利于知识溢出。特别是数字技术公司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从事信息处理和知识性工作，经常的面对面交流更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新想法需要面对面的思想碰撞，需要来自多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刺激而不仅仅是闭门冥想。微软公司的软件开发部门是公司的核心部门，该部门自己开发出先进的系统，使得不必在同一房间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但他们自己却始终坚持要让该部门人员待在一起。每一个产品开发小组都强调，将他们的办公室与其他小组的办公室设在一起至关重要。这样便于磋商，增加同部门员工在楼道相遇的机会。这或说明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
在硅谷，知识溢出主要是通过人才流动和技术知识共享实现的，这与高技术公司的高密度集聚有关。萨克森宁在研究硅谷的《地区优势》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硅谷以超乎寻常的快速跳槽而著称，硅谷电子公司平均每年的雇员变动为35%，而在小公司则高达59%。当工程师跳槽时，就带走了以前工作中获得的知识、技术和经验。硅谷高技术公司的高密度集聚为人才流动提供了便利，硅谷的工程师换一个新工作，只需在早晨改变一下开车的方向，不必卖掉房子，也不必给孩子换学校。不仅如此，在硅谷竞争者之间讨论技术问题的频繁程度是其他地区闻所未闻的，竞争者之间互相交流是硅谷的文化。在硅谷诞生地山景城（Mountain View）市长伦尼·西格尔看来，“硅谷的成功因素只有两点：技术的共享和人才的流动。”
四、破解不适应新产业革命的城市规划理念误区
新产业革命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来自推动新产业革命的经济活动本身。新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更加依靠知识生产的产业革命，更加依靠企业和员工的知识创造。知识生产能够大幅度提高物质产品生产的效率，而知识生产比物质产品生产有更强的集聚经济，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密度越高，集聚经济的匹配、共享、知识溢出机制越能有效发挥作用。集聚经济是一种密度经济，而人口和经济活动密度的提高必然要求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进行动态调整，才能为高密度经济活动提供宜居便利的生活、出行和工作空间。或者说，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调整才能为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新产业革命提供成长空间，在伦敦，这种城市空间资源再配置表现为城市活力中心区建设，在东京表现为站城一体多功能复合的高强度开发。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规划，城市规划应适应新产业革命对集聚经济的要求。但我国在城市发展理念和政策上，没有认识到高密度人口集聚对新产业革命的重要意义。城市规划仍然采用传统计划经济的方式，过分强调特大城市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采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不能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进行动态调整，无法适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这种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国土资源部控制5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增加“中小城市、县城建设用地供给”的政策，导致了土地资源的空间错配。其结果是，在没有市场需求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出现了大量空置的商品房和各类开发区中大片的闲置土地。而在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缺乏土地资源，大幅度抬高了超大城市和部分特大城市的房价，抬高了工商业的要素成本，以至华为都不堪忍受深圳的高房价，直接降低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新产业革命推动人口向特大城市集聚，而且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限制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城镇化率一直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我国于2010年进入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2017年中高收入经济体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化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55.59%和65.45%，而我国为51.9%和58.52%，美国为77%和82%。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差距，比第三产业占比的差距更大，而且这是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这或说明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大城市不够多不够大，因为在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第三产业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0年美国排名前20位的大都市区聚集了37.4%人口，生产了46.6%的GDP，获得了63%的专利，大都市区同时是创新中心。我国2010年排名前20位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GDP占全国的29%，分别比美国低28.4和17.6个百分点。这种差距反映出我国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上的差距，我国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水平远低于美国，同时，也指示着我国人口空间流动和城市人口结构调整的方向。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15年已经超过50%，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49%下降到2018年的40.7%，工业企业大量从中心城区迁出，这些或是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标志。在后工业化阶段，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在社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尚未解决，未来发展的重点在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研发、设计、管理、生产性服务、教育培训等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要在社会生产中占更重要地位，而严格限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抑制了知识密集型生产活动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
要破除“大城市病”恐惧症，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并不是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的原因，城市治理能力低下和轨道交通发展滞后才是原因所在。东京大都市区（一都3县）的面积为1.35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万，人口密度是北京的2倍以上，东京大都市区2500公里轨道交通网络有效解决了交通拥堵的大城市病。2008年东京大都市区每平方公里GDP为1.18亿美元，是北京市2010年每平方公里产出的8倍多，具有世界最高的土地产出效率。东京大都市区创造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占全日本的60%左右，也是日本的创新中心。
第二，工业用地比例偏高挤占居住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
在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用地、商务办公、居住用地应适当上调，而工业用地比例应适当下调，在特大城市更应如此。但在城市土地资源配置上，我国的城市规划还停留在工业化发展阶段，不适应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要求。201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国家标准中，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仍高达15%～30%。而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占比一般不会超过8%。这种在城市建设用地配置上偏向工业的安排，导致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过低，我国独立工业地块的实际建设容积率普遍不足0.5（张立，2016），造成工业用地浪费严重，推动了产能过剩。另外，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比例相对减少，推高了土地价格，而高房价高租金抑制了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新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产业革命，如果资本在前两次产业革命中发挥主要作用，新产业革命更依靠人，依靠人的知识生产创新。新产业革命的竞争在这个意义上是吸引人才、争夺人才的竞争。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要从以工业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改变工业主导城市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功能分区理念，更加强调居住、商务办公、商业购物、餐饮娱乐、文化教育等多功能复合，创造有便利公共交通的高品质城市空间，通过创造充满活力可持续的宜居环境，吸引高素质的人才。
第三，僵硬的规划控制阻碍高密度发展。
提高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密度必须调整城市空间资源配置，使其能够承载高密度经济活动。首先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特大城市，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才能承载大客流，才能支撑高密度人口集聚。其次，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并不是平均提高城市的建筑密度。因为企业总部、数字技术公司、金融机构、生产服务性企业等知识密集型企业倾向于选择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因此重要的是在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提高开发建设的密度。交通最便利的区位是一种稀缺资源，进行高强度、高密度开发，才能使稀缺的城市空间资源实现更优配置。
但按照现行计划经济的城市规划模式，在交通最便利的区位无法进行高强度开发。目前的做法是制订城市总体规划后，就要制订各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要对各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停车泊位、配套公共设施等刚性指标做出限制性规定。然而，规划师无法事先预测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和新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改变一些地块的使用性质，只能采取大体平均的方式进行各地块的容积率控制。由于从21世纪我国才开始重视发展大城市轨道交通，新的轨道交通枢纽虽然形成城市最便利的交通区位，但该区域受事先确定的僵硬容积率控制，几乎没有调整空间，无法进行高强度、高密度开发建设，无法在交通最便利的地方建设类似伦敦的“活力中心区”，更无法进行东京的“站城一体化”开发。
五、适应新产业革命的北京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调整
为适应新产业革命发展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的要求，21世纪以来伦敦、纽约、东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进行重大动态调整，增加中心城区的开发密度，创造宜居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从而集聚产业和人才，实现高质量发展。
北京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和“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特别提出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努力打造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为实现这些目标，北京要率先抓住新产业革命的机遇，针对发展知识经济、数字经济、服务经济的集聚经济属性，对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进行动态调整，在交通最便利的地方进行高密度开发，建设几个城市活力中心区（CAZ），推进更具活力的世界级创新型城市建设。
北京的城市活力中心区开发建设主要应在城市功能拓展区，特别是轨道交通10号线的枢纽车站及周边地区。2016年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3130人，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102人。按照北京调整人口空间布局的要求，核心区的人口总量和人口密度可进一步降低；但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密度应当有升有降，特别应提高轨道交通枢纽车站周边的开发密度。轨道交通10号线的车站均分布在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一些枢纽车站具备加大开发密度、建设城市活力中心区的条件。
东京大都市区的“站城一体”高密度开发主要是在山手线的多个枢纽车站，日本中央政府机构大多在东京站附近，东京都政府部门在新宿站附近，邻近这两个车站形成了东京最大的两个商务中心区。但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并不是都集聚在这两个商务中心区。谷歌日本总部设在涩谷车站的涩谷川大厦，微软日本总部、三菱重工和佳能总部则紧邻品川站，山手线的便捷交通把多个东京商务中心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北京地铁10号线长57公里，是东京山手线长度的1.65倍，有更大的开发空间。目前10号线已经连接了国贸CBD和海淀中关村，北京应及早规划建设10号线第二复线，并在10号线的多个枢纽车站进行站城一体化开发，形成多个城市活力中心区，从这些枢纽车站出发建设向外放射的多条通勤铁路可以形成北京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新格局。
当前，刚开始进行改建工程的丰台火车站和即将开通运营的大兴国际机场，为在新丰台站周边建设城市活力中心区构建了独特的区位优势。第一，新丰台站地下可直接换乘地铁10号线和16号线，且靠近三环，到达中心城区更为便捷。第二，对外交通更便捷，丰台站有115年的历史，位于通往京哈、京沪、京广、京九等主要干线的交通枢纽，乘高铁可达全国主要城市，转乘飞机可达世界各地。新丰台站将成为大量客流汇集区。第三，新丰台站与正在建设的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的直线距离仅3公里左右，该地块位于北京南部，目前的开发强度低、可供开发的空间大；邻近永定河，能够形成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在这里建设“丰泽城市活力中心区”，距离大兴国际机场40多公里，在建筑高度上的限制条件较低，可以进行比上海虹桥商务中心区更高强度的开发。
北京南部地区一直存在发展滞后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行政管理中心和科研教育中心主要分布在城市北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也大多分布在北部地区。海淀有中关村，朝阳有CBD，西城有金融街，而南部虽有一些科技园、开发区，但集聚程度不高，带动作用不大，南部地区缺少一个高端资源要素高度集聚的核心区。目前城市北部地区的扩展空间已受到北部山区的制约，而北京南部处于平原地区，近些年北京在南部地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大兴国际机场、新丰台车站和一系列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已经形成了重塑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基础设施条件。北京市高度重视南部地区的发展，已经发布了《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北京利用大兴国际机场和新丰台站综合交通枢纽的独特区位优势，以及北京聚集全球资源的优势，完全可以建设比传统商务中心区更具活力的丰泽城市活力中心区，使北京在科技创新和新产业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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