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未来属于我们！”
海因里希·希姆莱，未来的党卫队头目，在一群右翼暴乱者中间，举着德意志帝国的战旗站在慕尼黑一个路障的后面，时间是1923年11月9日——一场旨在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暴乱达到最高潮的一天。警察包抄过来的时候，暴乱者投降了。
1923年11月，一个凄雨冷风的早晨，一个年轻人站在路障后面，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他看上去不像是战士，更像是学者，也许连学者都不是。事实上，他失业了，而且前途渺茫。他唯一的工作经历是曾受雇于一家农业化学公司，作为见习研究员研究化肥的用途。现在他张着嘴站在一群“业余”士兵中，紧抱着旗杆，越过铁丝网筑成的路障，盯着对面一排黑洞洞的枪口。他和他的同志聚集到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协助推翻政府，但是事态似乎有些不妙。
海因里希·希姆莱绝不是一个气魄不凡的人。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举止笨拙、面黄肌瘦，被认为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爱挑剔的人，经常为一些小病而抱怨，但心肠还不坏。厚厚的军大衣完全遮住了他瘦小的身材，他窄小的肩膀和单薄的胸部反而更加突出。他瘦削的脸上留着少量的胡髭，戴着厚厚的圆眼镜，根本没有流露出革命的热诚。他的神情反倒有些迷惑和焦躁。
那一年，这种焦躁的情绪席卷了整个混乱不堪的巴伐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大批的失业者和暴乱的威胁，就像瘟疫一样在这个高傲而古老的地区里蔓延——实际上整个德国都是如此。希姆莱当时所属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决定要干一些事情，改变这种不堪忍受的现状。他们归属于一个武装组织和保守政治团体的联盟，这个联盟由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纳粹领导，欲用武力接管巴伐利亚政府。然后他们就向柏林进军，推翻万恶的魏玛共和国，他们指责这个温和的联邦党人政府可耻地向德国战时的敌人投降。他们决定拒绝承认耻辱的《凡尔赛和约》，并立志恢复国家的强盛。
这次冒险行动开始非常顺利。前一天晚上，也就是1923年11月8日，他们的领袖恩斯特·罗姆把他们召集到一家慕尼黑啤酒馆——勒文勃劳凯勒啤酒馆，通知他们准备行动。他们的会议没有进行多长时间，另一家啤酒馆的集会传来消息，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拘捕了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并成立了临时政府。后来，恩斯特·罗姆这样描写手下的人当时得知消息后的反应：“人们跳到椅子上，相互拥抱，许多人喜极而泣。‘终于盼到了！’每个人如释重负地从喉咙里蹦出这句话。”
接着，希姆莱雄赳赳地爬上卡车，挥舞着老德意志帝国的旗帜，向计划好的目标——巴伐利亚的德国驻军司令部——进发，他们占领了整座大楼，并把周围的街道用路障堵死。一直没有开枪的必要；罗姆和他的人坚信一旦政府倒台，军队将同新领导人合作。
但是，这是一个漫长而紧张的夜晚，不时传来关于政变进展但又相互矛盾的消息。天一亮真正的担忧也开始了。忠于政府的部队开着装甲车、端着来复枪包围了被占领的驻军司令部。他们将枪口瞄准直冒冷汗的反叛者，但是没有立即开火——无论如何，铁丝网两边的人都经历过一战的残酷。这个时候，双方僵持不下。
早上晚些时候，天平似乎向反叛者倾斜。政变领导人带领3000名追随者前来解救希姆莱这伙人。但此时，无能和无组织注定了叛乱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巴伐利亚政府官员获得释放，正全力以赴地镇压叛乱。一阵突然猛烈的交火令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仓皇逃窜，著名的“啤酒馆暴动”被镇压下去了。
在两名成员中弹后，驻军司令部孤立无援的暴动者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投降。双方总共有20人死亡或重伤。罗姆被拘禁，希特勒也一样。年轻的希姆莱没有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他和他的同伙仅仅被解除武装，然后遣送回家。但是家乡——希姆莱的家乡慕尼黑市——已经变样了。他隶属的激进组织被取缔了。他追随的领导人被关进了监狱。他没有收入，没有前途，几乎不抱希望：他就是当时德国社会上普通老百姓的一个缩影。
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中，希姆莱和他的国家都找到了摆脱困境的道路。德国重新赢得所有失去的权利，还有更多的东西，希姆莱则成了整个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但是两者都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像传奇般的人物浮士德博士所做的那样，整个民族将同黑暗的势力达成协议。制定协议条款的罪恶精灵是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当这位所谓千年帝国的领袖尽情表演和高谈阔论时，苍白、不起眼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却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工作，料理琐碎杂事。
1925年，慕 尼黑市中心的一条大道。慕尼黑当时是巴伐利亚热闹繁华的首府，也是反共和主义者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极度混乱，这个城市的一次共产党人起义被极端保守的陆军老兵镇压下去，从而为纳粹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尽管从未参加过战争，希姆莱还是视自己为一位士兵头领，并竭尽全力地建立一支精锐的“御林军”——也就是党卫队。希姆莱的一生被真实的或臆想的疾病所困扰，他梦想着培植一个由拥有强健体魄的农民组成的优等种族，便着手以他曾想成为的农艺家的冷静和效率开始挑选人员。这个见到陌生人腼腆害羞、体贴老人、极有礼貌的人却成了恐怖行为的源头，他将派遣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杀手们拘捕、刑讯、刺杀任何可能与阿道夫·希特勒为敌的人。
复兴注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是当德国重新拥有繁荣的气象、军事的强大、举世的尊重和明确的目标时，付出的代价也在增大。朋友和邻居一夜之间消失了；尖叫声和枪声在党卫队监狱里回响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些监狱先是建立在德国，接着遍布整个欧洲；四处蔓延的集中营就像地面裂开的伤口。
与此同时，党卫队的人数和权力迅速膨胀，成为德国内部一个凶险的国中之国。党卫队对外人来说神秘莫测，它只对元首本人负责。国家生活的任何方面都逃脱不了党卫队的干涉。希姆莱的黑衫部队不但控制着警察和死亡营，还把他们可怕的影响扩展到科学、农业、医疗保健和工业领域。当战争不可避免地再次爆发时，武装党卫队的精锐师跨越欧洲，同一般部队并肩参加了二战中一些最激烈的战役。同时，希姆莱和他的御林军开创了一个有预谋的大屠杀时代，屠杀的规模几乎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照片中朴实的希姆莱
1918年，海因里希（左）站在哥哥格布哈德的旁边。
一张家庭合影中，穿着裙子的海因里希站在最前面，时间大约是1902年。
这位党卫队头目在30年代赢得了体育勋章。
1936年，希姆莱同已有裂痕的妻子玛格丽特合影。
1935年，这位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在进行射击练习。
1938年，这位党卫队领袖在一个运动会上怀抱心爱的女儿古德朗，显露出与他残忍名声不符的一面。
这就是1923年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未来的形象。他的过去丝毫没有给人以这种暗示。从他当时的经历来看，他似乎不可能会是那种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人。
希姆莱出生于1900年10月7日，生长在慕尼黑一个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是一位严厉但风度翩翩的教师。在青年时代没有迹象表明他遭受过何种剧烈的虐待——殴打或禁闭——这可以说明长大后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不祥的阴影仍然存在。他的学究父亲用一套狭隘的模式温和但又毫无回旋余地地管教着年少的海因里希，他监督孩子教育的每个细节和一切活动——甚至具体到修改日记。他的母亲正统又冷漠，全部精力都放在如何节约家庭开支里的每一分钱，但她坚持认为孩子应学会得体的举止。
希姆莱教授与皇室有值得炫耀的关系；他曾经做过巴伐利亚皇室海因里希王子的家庭教师。王子始终怀着对旧日恩师的爱戴，同意当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教父——在德国这个认为等级意识理所当然的君主制国家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赐。老希姆莱决心让他的儿子完满地掌握侍臣的技巧，尤其要求他认识和结交贵族朋友。他甚至列出儿子同学的名单，分析他们的家庭背景，然后建议哪个男孩该结交，哪个孩子该不理睬。
海因里希主要的弱点是他笨拙、虚弱的身体。两岁时，他患了严重的呼吸道感染。他的康复漫长而又令人操心，4年后，也就是1906年他上学时，又患上了另一种慢性病。对健康长期的忧虑不安令他对最轻微的身体不适都很敏感。从小学到初中，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排名第一，但由于身体太笨拙，眼睛又高度近视，他的体育成绩很差。但是他没有就此将操场让给更有天赋的人，而是放弃体面，选择顽强，承受着同学的挖苦，通过艰苦的努力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到1914年夏天，希姆莱学业进行得很顺利。他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学生，虽然没有多少创作灵感，但仍孜孜不倦地记日记，他定时到教堂做礼拜，钢琴也弹得很好。他的业余时间经过刻意安排，并受到监督；他和家人长途步行去郊游和游泳（或者同他哥哥盖伯哈特一起骑自行车，忍受频繁的跌倒），还收集邮票、钱币和中世纪的手工制品，就像他父亲一直所做的那样。在他日记里，他谴责自己在严谨的日常生活中所犯的最小的错误，谴责自己笨手笨脚，谴责自己说话太多。同时他对那些比他少受纪律约束的人表示蔑视。
那时，他家住在慕尼黑东北40英里处的兰茨胡特，老希姆莱在那里担任一所中学的副校长。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次愉快的升职，他们家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朋友；从表面上看生活安逸舒适。然而在7月29日，一个底部画线的短句出现在海因里希的日记里：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开战了。希姆莱以一个学生的热情关注着逐步升级的冲突事件，但是1917年之前，由于太年轻，他除了做救援工作和家庭防卫训练外，不能参与任何事件。他17岁后——已有资格参加战时军事部队——他的父亲成功地为他在一个军官培训计划中谋到一个职位。（让希姆莱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应征入伍，这是不可想象的。）
1918年1月的第一天，这个年轻人作为一名候补军官到第十一巴伐利亚步兵团报到训练。突然之间同家乡和家人分开对他造成不小的冲击，但是他下定决心要取得成功。凭着在学校上体育课那种同样顽强的毅力，他忍受住冰冷的房屋、公共浴室、大锅饭以及体力上的消耗。但令希姆莱感到永久痛苦的是，他刚结束培训战争就结束了。后来他声明曾率兵上前线作战，但是他最接近参加一战的经历就是率领一些新兵绕阅兵场行进。
希姆莱回到家乡后发现一切都改变了，他几乎彻夜沮丧不已。他们家的保护人，海因里希王子在战斗中阵亡了。君主制本身也消亡了；国家因战争的失败而衰弱，革命的威胁不断上涨，德国转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国。贵族被剥夺了权力，贵族的熏陶一直是希姆莱家最引以为豪的事。
这是在“啤酒馆暴动”前不久，准军事组织“德国战旗”发给希姆莱的一个身份证，盖的章上可以看出这个以德意志帝国战旗命名的组织的名字。反向万字表明了“德国战旗”同纳粹的联合。
从一开始，魏玛政府就显得很无能。除了其他方面的失败外，政府不能遏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正耗尽所有德国人的购买力和储蓄。当1919年希姆莱作为一个学农业的学生在慕尼黑的技术学院登记注册时，他父亲手头拮据越来越难以支付他的学费。有一段时间希姆莱看上去似乎不得不中途辍学。随着失业率的飞速增长，即使有一张文凭，他的前途也是捉摸不定；但如果没有文凭，他就没有前途可言。
尽管担忧，希姆莱还是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大学本科生活中，加入了一个学生组织，并获得了必需的决斗伤痕。躲避了又一次同疾病的斗争，他于1922年毕业并获得了一个农业学学位。他希望在军队里谋个职位，但是德国国防军战后的规模受到了《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竞争太残酷。最后他找到一个很一般的工作——在一家氮肥厂当助理技术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工资仅仅在一个月里就贬值一半。
事情越糟，希姆莱越被右翼刻薄和充满仇恨的咒骂所吸引。整个德国狂怒的小政治俱乐部都组织起来寻找替罪羊并寻求解决国家日益恶化问题的良药。这些组织中许多是由愤怒和绝望的退伍军人组成的，他们不但因《凡尔赛和约》而蒙受耻辱并且因《凡尔赛和约》而失业。希姆莱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退伍军官，他赞同他们的观点，并且毅然决然地放弃工作同他们站在一起。他很快在这些人中发现一个发誓要采取行动的人。
严格地说，恩斯特·罗姆是一个在战争中负过伤的职业军人，他对任何其他工作都不感兴趣；罗姆身材矮胖、面色红润、目光锐利，他魅力十足，凭着他的作战绶带和死板严厉的态度，他的一切似乎都成为希姆莱想要学的。在他的前陆军上司的帮助下，罗姆从战争结束后就开始在德国战败的废墟上全力保留一些军事力量。他秘密地在巴伐利亚周围各地建立了许多大型的非法武器和弹药库。他还不顾《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组建了地下军事组织。当他们被谨小慎微的魏玛政府取缔后，他又将他们重新组建成一支国民自卫队，这个当然也被解散了。罗姆仍然坚持把所有的小型右翼准军事组织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同盟。饱受挫折的老兵希姆莱加入了好几个这样的组织。
罗姆成为德国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的代理人，在罗姆准备重建军事力量和德意志本身时他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罗姆感觉到自己在军事上具有卓越才能，这时他意识到他的任务是获得公众的支持，这是他非常缺乏的。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需要一个名誉负责人，这个人能够迷惑大众而士兵们从事真正的工作。罗姆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找到了他需要的人，弱小的纳粹党充满激情的领导人。钦佩的希姆莱紧随罗姆之后于1923年8月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恰恰就在对魏玛政府的愤怒达到顶点之前。
在各方的威胁下，魏玛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给予军队独裁的权力。巴伐利亚在高涨的分离主义情绪鼓舞下拒绝执行来自柏林的指令。但是罗姆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不想脱离共和国；他们想摧毁它。“打倒十一月罪犯！”他们高叫，咒骂那些接受万恶的《凡尔赛和约》的“祖国父亲的叛徒”。他们聚集起来草率发动暴乱，德国人听到暴乱就会想到“啤酒馆暴动”。
慕尼黑经历大混乱之后，希姆莱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国家深深地滑入动荡不安中。他在巴伐利亚、土耳其、意大利，甚至乌克兰寻找工作。对希姆莱来说，鉴于对共产主义的强烈憎恨，不可能考虑苏维埃苏联作为重新开始的地方，但是他了解许多自相矛盾的信念。在很多方面，他的思想只不过是他对这个世界一知半解得出的结论，是一堆不起眼的混杂物，但却带着疯狂的色彩，因为他需要用它们来解释自己的情况——或者最起码充当归罪的对象。只有纳粹愤怒的语言，它的如孪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反犹主义，才能满足这种需要。纳粹党在企图政变后被取缔了，但它只是以不同的名字分裂成两部分，其中一个由一名叫格雷戈尔·施特拉瑟的药剂师控制。希姆莱很快成为党的一名狂热的积极分子，整个1924年他都在周游南巴伐利亚，发表演说，比如“受证券交易资本家奴役的工人”。他完全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我们做这样艰苦的工作很少不受挫折，”他写道，“这是无私地服务于一个伟大的理想和一项伟大的事业。”
1923年9月，希特勒的私人“冲锋小队”成员乘车去参加一个集会。他们负责保卫希特勒和对他的敌人进行恐吓，是党卫队的前身。这些人穿着陆军式样的外套，帽子上配有髑髅标志，以示他们与褐衫冲锋队的不同。
纳粹党恶毒的语言不仅吸引了希姆莱，而且吸引了完全同希姆莱一样恐慌迷茫的选民。在那年5月的选举中，施特拉瑟和罗姆——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都赢得了德国国会的席位。为奖赏希姆莱的尽忠尽职，希姆莱被任命为施特拉瑟的秘书。“这个家伙特别有用，”施特拉瑟有些不屑地说。“他有一辆摩托车，他心中充满没有实现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
冲锋队的首领恩斯特·罗姆展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的伤疤和获得的勋章。罗姆从未失去对战争的渴望，他曾夸耀说“战争和暴乱比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希姆莱新的工作是在兰茨胡特，他以前的老家。他以饱满的干劲投入到他的工作中，但1924年12月举行的新选举带来了灾难。尽管施特拉瑟成功地保住他在国会中的议席，但罗姆失败了，施特拉瑟党的命运进入一个低潮。接着，12月20日，希特勒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不久对于纳粹党的禁令就被过于自负的联邦政府取消了。“这头野兽已经制服，”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海尔德在极度的判断失误后宣布，“我们可以放松锁链。”
1925年早些时候，施特拉瑟老老实实地率领他的追随者重新回到原来的纳粹党。他希望希特勒伸出手欢迎另一些观点相同的政党，以便形成一个更有效率的联盟。但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希特勒比以前领导暴动的希特勒更加难以对付。不同任何其他组织合作；同纳粹合作的代价就是完全地、无条件地服从希特勒。而且再也没有阴谋政变；通往权力的道路将是长长的合法竞选之路。这些不可更改的新政策导致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副手之间出现激烈的冲突。
最严重的冲突是同罗姆的。四年前，生性好斗的上尉协助网罗了一群流氓，来维持纳粹集会的秩序和保护党的领导人。这支褐衫部队——冲锋队成立不久，就不断地攻击其他政党，冲入他们的会场进行破坏，殴打他们的领导人，在街上追打他们的成员。希特勒督促他们公开宣誓打垮“所有动摇国民意志的集会和演讲”。罗姆以前的战友和有问题的人不惜体力地执行这项任务，以致1925年一些州政府非常不愿让冲锋队同纳粹党一起解禁。
更严重的是，罗姆是一个棘手的下属。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一名下属。“我明确地拒绝了让冲锋队介入党的内部事务，”他告诉希特勒，“同样，我明确拒绝让冲锋队的指挥官服从党的政治领袖的指示。”罗姆相信，只有他才拥有这个权力，希特勒应当承认现状。令事情更糟的是，罗姆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滥交的同性恋，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招募男人和男孩，供他每夜游玩淫乱。可以预见，1925年1月他的幽会令他卷入一个惊人的丑闻里，这丑闻使他成为人们普遍唾弃的对象。在希特勒的强大压力下，再加上纳粹党从事合法斗争的新承诺和建设强大军队的谨慎策略都不能容忍罗姆的行为，最后罗姆只有辞职去了巴伐利亚。
希特勒和格利戈尔·施特拉瑟之间也有矛盾，施特拉瑟现在是德国北部纳粹党的领袖。施特拉瑟和他的弟弟奥托，柏林国家社会主义党党报《柏林工人日报》的主编，强烈反对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当他们仍旧严肃地把“社会主义”这个词放在党的官方名称中时，希特勒却更感兴趣向富裕的资本家求助，他们的支持是希特勒所渴望的。
1927年在纽伦堡第一个建党日集会上，希特勒准备检阅3万名冲锋队员。希姆莱，当时是一名党卫队的指挥官，站在一面旗帜的旁边，旗上写着，“觉醒吧，德国！”希姆莱的后面是希特勒的秘书，鲁道夫·赫斯，赫斯的左边是理论家格利戈尔·施特拉瑟。
与此同时，希姆莱愉快地、不辞劳苦地从事党的各项工作，既没受到他老师的麻烦的影响，也没受他的家庭对他作为一个激进政治家的新生活的极度厌恶的影响。希姆莱，一个孜孜不倦地写日记的人，一个生活细节的安排者，为他强制性的计划和记日记找到了完美的出路，也为他终生培养出的阿谀奉承上司的技术找到了出路。希特勒叫嚣得越厉害，党的前途似乎就越黯淡；希姆莱工作得越努力，他就变得越狂热。他称希特勒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头脑”，并且在电话里听到这位领袖的声音时立即叩后脚跟立正。如果希姆莱一位同事的话可以相信的话，希姆莱在办公桌旁工作时还崇敬地同墙上挂的希特勒的画像进行交谈。希姆莱的回报不久就来临了。
希特勒想建立一支可靠的私人安全武装，这支武装既可以在冲锋队被禁止的地方活动，又可以遏制冲锋队残余部队的影响。以过去的私人保镖为核心，希特勒创建了党卫队。成员都应当是“那些时刻准备革命的人，并明白某一天可能遭受种种磨难”。忠诚比数量更为重要；一个城市二十名男子就足够了，“假使能完全信赖他们”。必须没有罗姆的过分行为：“酗酒成性，散布谣言和其他犯过法的人都不予考虑。”
希姆莱符合成为新领导的一切要求，成为负责组织南巴伐利亚党卫队部队的当然人选。尽管都是精英人物，并有特别的标志——镶有银制髑髅饰钮的黑帽子和镶黑边的臂章——但是最初党卫队并没有吸引什么新成员；而且那些少数成员也没什么事可做。他们甚至去干发送预订党报这样的差事。这是因为德国的经济最终开始好转。失业率下降，生产力提高，国家正在重建，没有人有时间去听希特勒疯狂的吹嘘。可是，繁荣是暂时的，它建立在大量的贷款上，总有一天贷款到期便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1930年的德国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边界线（虚线）收缩。在凡尔赛，盟国强迫德国割让了领土。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们谴责魏玛共和国的领导人接受像波兰走廊这样有辱国家尊严的条款，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与德国的其他领土分割开。政治骚乱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而加重：德国由18个邦组成，每个邦都有独立的传统。
1931年，希姆莱（戴眼镜者）和种族理论家瓦尔特·达里（希姆莱左侧）一起，同巴伐利亚农民们聚集在希特勒的肖像下畅饮。希姆莱的党卫队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达里称农民是“日耳曼民族的生命源泉”。
然而，希姆莱更加鲜明地阐述了德国农民的高贵性以及资本家和犹太人的贪婪性。到1925年，他衡量作家、演说家和认识的人的标准就是他们对他所谓的“犹太问题”的态度是强硬还是软弱。作为一项公共服务，他宣布了一个计划，就是公布“居住在下巴伐利亚所有犹太人的姓名，以及这些犹太人所有的天主教朋友的姓名”。当格利戈尔·施特拉瑟得知这个计划后，他大笑并说希姆莱将要成为一个疯子。
尽管施特拉瑟不同意希特勒的观点，但是这位药剂师是一名显赫的新成员，希特勒最需要的是更多的追随者。1926年，施特拉瑟被提升为党的宣传负责人。施特拉瑟依然不认为希姆莱是当官的料。后来施特拉瑟即将调到柏林去时，他对他的助手说：“他非常有野心，但是我不会带他北上——你知道，他不是无与伦比的人。”
施特拉瑟可以轻视希姆莱但是不能开除他；这个副手只是太勤奋能干而不能被忽视。他维护秩序、促进稳定，同这个枯燥时期的每个人一样，为了在党内和党卫队的地位获得缓慢但是不断的提升而全力以赴。不久他为了党的事务去柏林以及其他地方旅行。在一次旅行当中，他为了躲避暴雨跑进一家旅馆大厅，他发现自己同一个高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美女面对面。为了尽量显得殷勤有礼，他摘下帽子，但是溅了那位年轻妇女一身冷水。然而，他们开始攀谈。她叫玛格丽特·博登，以前是一名陆军护士，现在开一家诊所，专营顺势疗法的药品和草药。她证明在爱挑剔和节俭方面同他是相同的，关于农民和农艺他们俩有共同的兴趣，笨拙的方式迅速把他们俩拉到一起。这段罗曼蒂克在希姆莱和他父母之间引起了更多的麻烦；那个女人比他大八岁，是基督教徒而且离过婚。但是希姆莱非常坚决，他们于1928年7月结婚。
玛格丽特卖掉了她的诊所，用这笔钱这对夫妇在瓦尔德特鲁德林村，距离慕尼黑10英里，买了一个小农场。多年来希姆莱一直想经营一个农场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他又满腔热情地开始新的冒险。他们夫妇在农场生产和销售农产品，经营农具，并养了50只能下蛋的母鸡。他们甚至能有一些小小盈余，1929年他们的女儿古德拉恩出生了。
同时，希姆莱为纳粹党辛劳工作的六年开始有了回报，这种回报促使他将不会在农场投入更多的时间。1929年1月6日，希特勒任命他为党卫队的国家指挥官。尽管头衔很高，但这不是一个特别有权的位置。这个组织不到300名成员；在柏林有一个独立的党卫队指挥官，克特·德鲁格，他同希姆莱的关系也不清楚；纳粹准军事部队的全部指挥权都控制在冲锋队手里。但是这次提升肯定了希姆莱疯狂的工作方式，并可以使希姆莱不加限制地鼓吹他那可怕的种族信仰。外表冷静而深怀巨大的热情，他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上任了。
开始一切都不太顺。希姆莱颁令，如果没有日耳曼人，或雅利安人的外表特征，谁也不允许加入党卫队：按照他的标准男人必须高大、蓝眼睛和正直。但是由于现有成员的大部分人甚至连初试都通过不了，所以他又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例外。他规定了一个人选的最低身高，但只不过是五英尺八英寸。这期间，申请人员的最主要测试是希姆莱手握放大镜长时间地检查该人的相片，然后沉思。“我常想：这个男人身上有没有任何外国血统明显的标志——比如，突出的面颊骨——这可能会让人说，‘他长得像蒙古人或斯拉夫人’? ”他解释说，最高的目标是产生一种“优良的血统秩序来服务于德国”。这将不仅仅局限于保镖或安全部队。虽然在当时这已经很清楚，后来还是对这套乱七八糟的激进的理论做了简单的解释，希姆莱正在为一个主要种族奠定基础，这个种族的命运就是恢复在德国所有的权利，接着是全世界的权利。
1920年，雄辩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向一群人发表演说。他的理论影响了希姆莱，后者把日耳曼种族优越论上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信徒们把攻击犹太人和其他臆想的异己族群当成自己的责任。
相对那些像斯拉夫、拉丁和犹太等民族的罪恶，日耳曼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这种理论自从19世纪在德国就比较流行。一个推论提出，在生存竞争中，一个强大的民族或国家拥有天生的权力去统治或者甚至消灭弱小的民族和国家。这种推论有各式各样的版本，还经常得到科学研究发现的验证，这几年已经在德国人的意识中腐烂变质。
当今种族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之一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出生在苏联的爱沙尼亚省，父母是德国人，在莫斯科受的教育，罗森堡在苏联革命期间带着对布尔什维克人和犹太人的深仇大恨逃到慕尼黑。希特勒认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1923年让他做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
1932年，党卫队士兵在希特勒竞选总统期间散发传单。这次竞选活动是德国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张贴了100万张海报，散发了800万份小册子，并且一天组织多达3 000次集会。
罗森堡不加区别地谴责犹太人、共济会分子、共产党人和新教教徒。他提议成立一个具有强烈种族优越意识的新宗教，这个宗教可以克服基督教博爱的软弱主义。“一种文化总是要衰败的，”他写道，“当人道主义阻碍强大民族行使统治被征服民族的权力时。”他的“新宗教”，他想方设法解释它，是“由最明白的道理具体化的宗教信仰，那就是日耳曼血统代表一种神秘，它将取代和废除旧的圣礼。”靠这些不可理喻的胡说八道，罗森堡被说成是卓越的纳粹哲学家。可是甚至连希特勒，他的赞助人，也称罗森堡的作品是“不合逻辑的垃圾”。约瑟夫·戈培尔，未来的宣传领袖，将这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打嗝”取消了。尽管这位纳粹哲学家的代表作，《20世纪的神话》，销售了超过100万册，但是不久便发现几乎没有人真正读过这本书。
这 是1932年 印有“唯有希特勒”字样的竞选海报，带尖头的旗杆像武器一样挥舞。这个反向万字——古代雅利安人用来表示好运——经常倾斜着出现在纳粹的徽章上，象征着前进的车轮。
有一个真正读过并且崇拜罗森堡理论的人，他叫瓦尔特·达里，一个受过英语教育、出身德国人家庭的阿根廷人，他所熟知的专门知识是农业，而且一直热衷于研究农民。他赞同罗森堡的观点，未来的男人是一种“强大、受世俗所束缚的形象”，一个“强壮的农民”愿意将他天生的日耳曼优越施加到任何劣等民族身上。1929年，这一年希姆莱控制了党卫队，达里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血统和土地》，歌颂日耳曼农民的美德——他们特别温和，他写道，如果他们在一种特定性质的土地上成长起来。他要求有一种积极的有选择的生育计划，以保证日耳曼民族的扩张并且逐渐统治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那样的衰败民族。希姆莱非常喜欢这本书，视作者为自己的朋友，迅速将达里吸收进党卫队，以官方的名义奉行他的理论。
在他的理论家的帮助下，希姆莱找到了适当的农业暗喻，用以掩饰他预期即将到来的恐怖。“我们就像种植植物的专家，当他想种植一种纯的新品种时，首先要翻耕土地剔除那些不想要的植物。我们也一样，应当从淘汰，以我们的观点，那些不适合党卫队要求的人开始。”这项工作完全吸引了希姆莱；他的农场和妻子被抛在脑后。玛格丽特给他的信从度蜜月夫妇间调侃的口吻（“你这个淘气的幸运士兵，你应该上这儿来走走呀”）变成一个焦虑的妻子抗议的腔调（“有些事总是不对劲。我如此节俭，但是钱像其他东西一样”），最后变成不幸的绝望（“哦，亲爱的，我将会变成什么？”）。
当希姆莱认真研究制服和家谱的细节时，他的新制度的成员却增加得非常缓慢。纳粹党的领导人都深陷于在遥远的柏林进行的权力斗争中，而经济危机又开始困扰德国。二十年代不顾一切后果的借贷和过度的扩大生产规模导致一次严重的全世界大萧条和大批失业者的极大痛苦。1929年超过100万的德国人失业了；一年后数字上升到300万，1933年达到顶峰有600万人。这种痛苦为纳粹的恐怖政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但是当恐怖不断增长时，纳粹党人发现他们也不能幸免。截至1930年，冲锋队的人数在6万和10万人之间，他们不断要求有更多的钱，受财政问题困扰的党却拿不出这笔钱，而且还要更多的权力，希特勒却不会把权力交予任何一个人。在这场党内斗争中，最后褐衫军袭击了柏林的纳粹总部，让希特勒非常尴尬的是，不得不叫民事警察来恢复秩序。狂怒下，希特勒亲自担任了冲锋队的总司令，1931年1月重新召回前任总司令——没有比恩斯特·罗姆更合适的人——担任总参谋长。
希姆莱对老朋友罗姆的离开并不在意，对他的归来也是如此，但是希特勒下一步行动一定令他非常高兴。元首命令党卫队从难以控制的冲锋队中独立出来。“冲锋队指挥官无权向党卫队下达命令”，他下令，规定党卫队的任务“主要是在党内行使警察的职责”。这很难说是希姆莱一直盼望的半宗教化的宏伟景象，但它确实赋予党卫队一种特殊的地位。此时，希姆莱抓住良机推出一种时髦的新制服——基本全黑取代了冲锋队的褐色——强调党卫队的独立性。未到第二年，希姆莱经过长期思考的成果开始出现了——首先是1931年12月31日公布了党卫队订婚和结婚的形式。按照这个规定，党卫队的成员直到他的家谱由党卫队一个新的部门审查后才能结婚，这个部门由达里领导，他最后被任命为种族和清算办公室头头。这能够确保每个人符合党卫队的高遗传学标准，一个优等民族就会出现。
然后未来的新娘要接受调查。她和她的家人必须证明是纯种的雅利安人，至少从1750年开始血统没有被任何犹太人、斯拉夫人，或者同样劣等民族的祖先污损过。新娘还要进一步显示她没有任何心理和生理疾病，然后接受党卫队医生的彻底检查，包括生殖力测试。一对新人只有顺利通过所有的测试，一个党卫队婚礼才能举行。显然，希姆莱想到一些怀疑论者可能没有严格执行他的种族理论。“对党卫队来说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命令意味着党卫队迈出了具有伟大意义的一步，”他在宣布结婚制度时说，“嘲笑和不理解不能动摇我们；未来属于我们！”
的确，这个奇怪的政策招来嘲笑——来自希特勒，还有其他人。但是希姆莱关于未来的声明很快得到印证；党卫队注入了大量的新成员，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再一次急剧恶化的经济令他们生活艰难。希姆莱这种兄弟会、军团和乌托邦团体的奇特组合的成员从1931年底的一万人急剧增加到六个月后的四万人。但是，党卫队安静的成长仍然被纳粹党和冲锋队嘈杂的发展所掩盖，前者正成为德国政坛的主要力量，后者的队伍继续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而壮大。这时希姆莱在慕尼黑制订计划，安排组织会议，柏林的骚乱事件听其发展。
在脆弱的政府举行的连续选举中，希特勒竞选总统，并且失败了，然后参选国会多数党地位和总理职位，又失败了。无奈之下，他放弃了对冲锋队的控制，冲锋队现在有强大的40万人，突然引发了德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最可怕的骚乱。冲锋队员肆无忌惮，他们在街上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小党派开战。在1932年6月和7月间，光普鲁士就发生了将近500起正式的战斗，82个人死亡，大约400人受伤。7月的国会选举之后，纳粹成为国会的最大政党，但是仍然远没有成为多数党。希特勒拒绝加入联合政府，当他仍然强行在11月举行另一次选举时，他的党失去了200万选票和34个席位。施特拉瑟因厌恶而离去，他认为希特勒的不妥协浪费了党的大好机会。希特勒只是留下了他深受欢迎的副手的办公机构，而把那些所有仍然忠于施特拉瑟的人清除出去，这样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元首似乎决心在政治上自我毁灭。
1932年4月，海因里希·勃鲁宁宣布希特勒穿制服的部属为非法武装，党卫队队员佯装顺从地脱掉衬衣。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在纳粹设计撤换勃鲁宁的职务后，这个命令就取消了。
但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孤注一掷地希望结束国家的争斗，于1933年1月30日，不情愿地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由于力量不够掌握大权——同保守派分享权力，受法律限制，受总统监督——希特勒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和行动来获取他的权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获得对国会的控制，他要求进行一次新的选举并再次放出褐衫党去追捕他的对手——特别是不断受到人们欢迎的共产党，他指责共产党人是2月27日柏林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凶手。纵火案后的第一天，希特勒就劝说年迈的兴登堡签署一项命令，“保护人民和国家”，命令废除个人自由的保障并授权中央政府在认为需要时拥有联邦各州的所有权力。现在希特勒不只仅是打击他的敌人，而是要把他们都拘捕起来。
国家社会主义党仍然没有赢得国会的多数党席位。但是纳粹选出了足够多的代理人，胁迫足够多的其他小政党，组成了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在每个人想缓口气前，希特勒在软弱的新国会强行推进一项紧急法令，就是将全部财政权和立法权转交给他的内阁，为期四年。这个法案于1933年3月23日通过，这标志着德国的民主从此消亡了。
在柏林，纳粹党人如雷鸣般地穿越权力的走廊，喧嚣着要求他们元首的恩惠，抢夺政府的职位，互相践踏对方的声誉，达成无止境的协议以积聚令人难忘的个人头衔。在慕尼黑，希姆莱坐的地方，一切都很安静。党卫队忠实地为希特勒服务并做得很好。1931年，怀着感激心情的希特勒写信给德鲁格，柏林的党卫队指挥官，那句话成了这个组织的座右铭：“党卫队，你的忠诚便是你的光荣。”欣喜若狂的希姆莱向他的部下们宣布：“我们的元首知道党卫队的价值。我们是他最喜欢和最有用的组织，因为我们从不让他失望。”
但是在1933年，分享肥差的时候，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几乎被忽略了。希姆莱被任命为慕尼黑警察的代理主席，后来是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头领。但是那些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晋升得最快。赫尔曼·戈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从啤酒馆暴动那时开始就一直是元首最亲密的朋友。他成为政府的一个部长，普鲁士州最有权力的部长，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他宣布自己为第三帝国森林和猎场监管人。戈培尔成为宣传部长，并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文化部长。
希姆莱，具备典型的恒心，沉溺于警察工作并发现这个工作完全符合他的爱好。他回忆他的祖父曾是慕尼黑皇家警察的一员，并且很快发现执行法律提供了扩大自我权力的机会。在一个名叫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忠诚的年轻助手帮助下，他开始想方设法控制德国其他州的警察部门。他开始考虑成立一个他控制下的、单一的全国警察部队。希姆莱意识到，要获得成功，他首先必须打入元首身边的权力圈。他将他的组织生存至今的原因归结于希特勒个人的恐惧，因此无须深思就可得出结论，他最好的做法就是再次激发那些恐惧。希姆莱立刻开始揭发并向柏林汇报各种各样反元首的阴谋。阿道夫·希特勒一直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很害怕，希姆莱十万火急的警告——一个计划好的政变，一个预谋的手榴弹袭击，接着“来自瑞士的情报”有各种共产主义威胁——使希特勒渴望得到更多的保护，而希姆莱非常乐意提供这个。
为了扩大希特勒的私人警卫，一个经过挑选的120人的小部队在一名巴伐利亚党卫队官员，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奇的指挥下前往柏林。从此以后，任何见希特勒的客人都必须通过至少三名私人卫队成员的严厉注视。党卫队更加接近核心内圈了。下一步很容易。如果希特勒需要而且值得党卫队精英保护的话，那么其他的政府官员也一样。不久，希姆莱在整个德国都部署了警卫分队。现在他广泛的计划和组织最终产生了效益。党卫队的黑衫队员纪律严明而且完全忠于希特勒，而冲锋队已经难以控制。
1933年9月建党日那天，纳粹的追随者们挤满了纽伦堡的露天运动场，向他们的元首、现在的德国总理致敬。聚集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是冲锋队队员，但是可以在图右看到戴着显眼的黑色帽子的党卫队队员，他们手挽着手，维持会场秩序。
当罗姆抢夺军队的权力时，这种反差很快变得更加明显。罗姆一直认为自己最终是这个国家武装部队的司令，这个权力的支配者，相比其他权力，那些政治头衔只不过是为了装饰门面。希特勒试图通过命令军队和冲锋队达成一种妥协来安抚他的长期战友，凭借这个协议冲锋队的地位将提升为民兵武装。但是这种努力失败了，德国国防军仍然是德国唯一有权拥有武器的部队，这是一个得到谨慎保护的特权。1934年初，罗姆再次坚持冲锋队融入军队。希特勒恳求两者之间保持和平，在一次争论激烈的领导会议上，罗姆同意了。但是希特勒一离开会议室，罗姆就发表了一个长篇的背叛演说：“这个可笑的上等兵说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根本不同意这个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他最起码应该去休假。”
与此同时，希特勒制订了计划以清除制造麻烦的冲锋队。他的野心已经远远超越德国的边界，而且相信只有常备军官军团才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和遵守纪律，能够重新武装德国和执行他跨越国界的设想。更重要的是，如果严重患病的兴登堡总统死后，希特勒想攫取总统的权力，这个行动只有军队有权阻止。为了换取军队的支持，元首更愿意准备牺牲冲锋队。
但是罗姆和他的褐衫队仍然在德国各地毫无顾忌地制造威胁。为了显示力量，罗姆鼓励他的无法无天的褐衫兵团进行长而乏味的游行和大规模集会。同时，纵情享用他的权力，他毫不减缓或隐藏他时而进行的闹哄哄的同性恋聚会。他的行为如此令人感到威胁，以致纳粹的领导者不断转向希姆莱和党卫队寻求保护。
在这种情形下，赫尔曼·戈林成为希姆莱一个令人惊讶的新盟友。这两个人过去是沿着直接冲突的路线发展的，因为戈林密谋在他的大本营普鲁士组建一支国家警察部队，恰好同希姆莱在巴伐利亚组建警察部队的计划相同。戈林新的政治警察组织——国家秘密警察，简称盖世太保——早已名闻遐迩。但是戈林认识到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是解决不了冲锋队的，作为1934年州政府国家化的一部分，他同意任命希姆莱为盖世太保的副首领。到4月底，希姆莱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德国政治警察的大老板。
1933年，冲锋队头目罗姆（左数第三人）和党卫队头目希姆莱（罗姆左边）用微笑来掩饰他们之间的矛盾。希姆莱旁边身材矮小的男子是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希特勒卫队的司令，即将到来的大清洗的主要参与者。
现在在元首的身边立住脚，希姆莱就搬到柏林居住（同时他把被他遗弃的家安置到慕尼黑附近一个湖边的房屋居住）。他和戈林成为元首的左膀右臂，然后将可怕的眼光转向罗姆和冲锋队。希姆莱去党卫队各地的前哨站旅游，向他的下属发表演说要求必须完全忠诚。同时，他的副手，海德里希，到处搜集指控罗姆和冲锋队的证据。党卫队在德恰的一个新集中营的指挥官，西奥多·艾克，让他的人员做好准备同慕尼黑及其近郊的冲锋队作战。艾克还命令准备“不需要人员”的名单准备枪毙。希姆莱和戈林编列他们所谓的国家敌人的名单。接下来是关于这么多人的命运——几乎是冲锋队一半的成员——冗长、激烈的辩论以及那个被判罪人的朋友和受惠者们急切地交换名单。
希特勒在这场秘密准备中的角色表现得丝毫不像他喜欢的那种样子——斩钉截铁的决策和雷厉风行的执行。相反，他不能决定对冲锋队做什么，何时去做，或者是否确实要做。罗姆是希特勒最老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罗姆是他唯一使用亲密形式DU称呼的人——他一时还不能让自己同罗姆决裂，任人将他作为大清洗冲锋队领导人的一部分而枪毙。
希特勒的下属根本不受这种良心的谴责。希姆莱多年来了解和尊敬罗姆，但是目前罗姆处在他和他热爱的党卫队日渐强大的权势之间；所以罗姆必须去死；戈林决定成为武装部队的司令，使用谋杀手段清除竞争对手的地盘丝毫不会感到良心不安。海德里希只对两件事感兴趣：谁掌权和干他喜爱的肮脏工作。海德里希的第一个孩子有两个教父——罗姆和希姆莱。现在其中一个不得不消失。
党卫队部队要进攻的城市名单和计划都迅速准备完毕。塞普·狄特里奇和他亲自挑选的两个连人员被命令到南巴伐利亚报到，罗姆和他的主要助手在那里的一个温泉休养。狄特里奇来到陆军司令部，以执行一项“元首命令的最重要任务”的名义要求武器和交通工具。陆军遵从了，狄特里奇和他的人马计划同德恰集中营的艾克指挥部联系上。
1934年6月30日，一个横贯报纸的大标题宣布罗姆已经“被逮捕和革职”。这份报纸称维克多·卢策是罗姆的继任，却又列出了被枪决的七个冲锋队叛徒的名单（报纸底部），借此强调卢策和他的冲锋队必须“无条件服从”希特勒。
1934年7月13日，在希特勒（左边第一排桌子后）发表讲话宣布清洗罗姆和其他人是正义行动后，德国国会向他表示致敬。在讲话中，希特勒发誓要镇压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每一个人都必须明白，如果他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举起手攻击这个国家，那么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加上戈林的有力援助，加快了行动步伐，拿出一大堆全国伪造的阴谋推翻希特勒的证据以证明党卫队采取的行动是正义的。这些证据被小心翼翼地送给希特勒和军队指挥官以坚定他们解决罗姆的决心。如果希特勒需要进一步促使他进行大清洗的动力的话，那么6月27日他得到了，由于对罗姆和褐衫党的暴行感到震惊，兴登堡总统发誓除非重新恢复秩序，否则他将宣布戒严法并把权力转交给军队。
6月28日，快到行动的紧要关头，希特勒和戈林去德国西部参加一个婚礼。希姆莱立刻开始从柏林打电话，用从未有过的威胁言语汇报将有一个即将爆发的政变。不论这是一场同希特勒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是以后好让公众理解，还是希姆莱和戈林合伙蒙骗元首计划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是最终，6月29日早上，希特勒宣布：“我已经受够了。我要杀一儆百。”
于是，戈林回到柏林，希特勒，已经首先下令狄特里奇的人开始行动，飞到慕尼黑并驱车去罗姆正待的地方。黎明刚过希特勒就到了，在一群警察侦探的护卫下他冲进罗姆的房间。挥动着一把手枪，希特勒指责他的老战友背信弃义。在晕头转向的罗姆穿衣服时，希特勒抓出另一个冲锋队高级官员和他的男伴。冲他们大骂了一阵后，希特勒让人把这些吓坏了的官员带走关进监狱。
与此同时，在整个德国不断传来敢死队和大规模拘捕的细节。希姆莱非常漂亮地配合他们的行动，在海德里希的帮助下，希姆莱第一次显示了他真正的办事能力。塞普·狄特里奇带领一支特遣队去慕尼黑的施塔德尔海姆监狱——他挑选了“六个优秀的射手”，他回忆，“确保不会发生乱糟糟的事情”——押出六名冲锋队的高级官员。他们当中一个叫道，“塞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完全是无辜的”。回答是一声后脚跟叩碰声和冷酷的话语，“你们已经被元首判决枪毙。希特勒万岁！”射击开始了。
这个时候不光解决冲锋队，而且还清算旧账，也有一个长长的其他对手的名单。党卫队们找到一个1923年参与镇压“啤酒馆暴动”的巴伐利亚政府领导人，把他押到杂草丛生的荒野，用一把尖锄将他杀害。施特拉瑟，希姆莱担心他也许仍会同希特勒和解，在柏林被逮捕并被关押进监狱的密室，在那里他被从后面射杀；他的死对外宣称是自杀。一支敢死队四处搜查一个慕尼黑医生，他一直支持奥托·施特拉瑟；由于悲剧性的错误，他们抓住一个同名同姓的男人，这个人是一个哲学博士和音乐评论家。那个人的尸体后来被送回他的家——装在棺材里，他的家人被勒令永远不许打开棺材。
这场清洗就是著名的“长刀之夜”，它持续了两天多时间。在这期间，没有履行任何法律程序，将近200人被逮捕，接着很快被杀害；某些被害人数的统计比这还多。只有一些零星的抵抗来自军队、德意志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法庭、警察局和幸存的冲锋队官员中。“从这一刻起，”希特勒后来夸耀道，“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
但是一个小时后——7月1日上午——这个最高法官还是不能决定恩斯特·罗姆的命运。前一天，希特勒召集了一次没有被清洗的冲锋队领导人会议，发狂地叫嚣（据报道，严格来说是一群口吞白沫，吓破了胆的听众）他已经下令枪毙罗姆。但是事实上希特勒不能这么做，在离开慕尼黑之前他告诉罗姆的前指挥部官员，冲锋队领袖的性命将会得到赦免。但是，回到慕尼黑，希姆莱和戈林拼命劝说他们的元首相信他不能够让罗姆活着。他们担心他，当罗姆宣布冲锋队从来没有妄图阴谋推翻希特勒政府时，会令元首相信他。最终，希特勒放弃了审慎的立场，下令枪毙罗姆。
这个任务交给了西奥多·艾克。在两个亲信的陪同下，他跨进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那间牢房，罗姆坐一张铁床上，赤裸着胸膛，大汗淋漓。“你自己害了自己的命！”艾克阴阳怪气地说，“元首又给了你一次解决的机会。”然后，遵照希特勒的专门嘱咐，艾克在罗姆面前放了一些有关“长刀之夜”报道的报纸——和一把上了膛的手枪。
党卫队在牢房外面的过道里等了静静的15分钟。接着艾克打开门，吼道：“参谋长，准备！”党卫队们在直射程内开了两次枪。罗姆倒下，呻吟道：“我的元首，我的元首。”艾克表示蔑视：“你早就应该想到。现在已经太迟了。”他跺着脚离开了，心里非常清楚他为希姆莱和希特勒干得非常棒，因为他杀了他们最亲密的政治盟友。
两天以后，希特勒的内阁通过了一个一句话的法案。“为了镇压叛国活动而在6月30日、7月1日和2日采取的措施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紧急捍卫国家政权的行为。”这样一来，这场血洗蒙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7月20日，希特勒奖赏了希姆莱和他的部下。“鉴于党卫队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与1934年6月30日发生的事件有关的行动，”他下令，“因此我提升党卫队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回到办公室后，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翻阅文档和资料卡片，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第三帝国的其他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