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关于市场的两种不同范式[1]
天文学是关于天体运行的理论，经济学是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关于天体运行，曾有两种范式，一种是地心说，另一种是日心说。尽管早在公元前200多年，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了“日心说”，但在1543年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之前，统治天文学的一直是托勒密的“地心说”。即使在哥白尼之后，“日心说”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普遍接受，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这些“日心说”的早期支持者都曾受到教会的迫害，布鲁诺甚至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关于市场运行，也有两种范式，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说，另一种是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动态非均衡说。虽然新古典范式在解释市场运行时漏洞百出、顾此失彼，但时至今日，统治经济学的仍然是新古典范式。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动态非均衡范式仍然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地带，不受主流经济学家的待见。
主流市场理论的八个悖论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但事实上，作为一种市场理论，这个体系存在严重的逻辑悖论。下面是我总结的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八个悖论。
悖论一：市场的有效性以市场的不存在为前提
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并且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任何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没有规模经济，没有收益递减，用技术术语来讲就是，生产集是凸的（convexity）。也就是说，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是不相容的。但市场存在的前提是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前提是规模报酬递增。因此，按照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逻辑就变成了，最有效率的市场以市场不存在为前提，导致市场出现的因素反倒成了引起“市场失灵”的因素。这被称为“看不见的手”与“制针工厂”（分工定理）的矛盾，因为二者不能同时为真。
悖论二：市场的有效性与创新不相容
完全竞争是指无数家小企业用相同的技术、以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因而每个企业面临的都是具有无限弹性的水平需求曲线。但在现实中，创新是市场竞争的基本手段，创新意味着生产者要做与众不同的事情，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因此，创新者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下倾斜的，不可能是水平的，而且，越是颠覆性的创新，创新者的需求曲线就越陡。
因此，完全竞争与创新是不相容的。要实现完全竞争，就不能有创新；反之，只要有创新，就不可能有完全竞争。或者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创新一定会导致垄断，带来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所以市场的有效性和创新不可兼得。
悖论三：市场的有效性与市场的有序性不相容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最有效的市场是“原子式”市场，每个生产者都是无名小卒，不能有自己的品牌，消费者无法对其进行区分。但在真实的市场中，品牌是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承诺，是生产者吸引消费者以及消费者监督生产者的重要手段，是市场有序运行不可或缺的机制。如果没有品牌，坑蒙拐骗等欺诈行为不可能受到有效约束，生产者也不可能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市场交易活动便不可能超出熟人范围。因此，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最有效率的市场一定是无序的市场；反之，有序运行的市场一定是没有效率的市场。
悖论四：外部性理论与技术进步的事实是矛盾的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外部性的存在会导致个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不一致，因而带来效率损失。由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存在外溢效应，在竞争性的市场中，创新者（个人或企业）并不能获得创新带来的全部社会收益。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激励去从事创新，所以市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一定很慢，而只有当创新者得到政府补贴的时候，创新速度才会足够快。
但事实上，近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变化日新月异，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正是快速的技术进步把人类拉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认识到了。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另外，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政府是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但事实上，那些经济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技术进步却是最慢的，甚至是停滞的。
悖论五：资源最优配置与经济增长不相容
前面四个悖论导致了第五个悖论—有效市场与经济增长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最优的资源配置要求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也就是不能有规模报酬递增、不能有创新、不能有品牌，而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来自分工和专业化，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都依赖于规模报酬递增和品牌。因此，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资源配置要有效，经济就不能有增长；反之，经济要增长，资源配置就不可能有效。
悖论六：市场的有效性与计划的有效性是等价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的有效性以一系列的假设（包括偏好、资源和技术给定，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等）为前提。我们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如果这些假设在现实中一个也不成立，那么，现实中的市场一定是没有效率的、“失灵”的；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假设能够成立，那么，理论的导向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同等有效率的—就如同奥斯卡·兰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争论中，证明的那样（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兰格的论点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做出优劣之分。如果你真的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那么在逻辑上，你就不可能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反对者。
悖论七：外部性市场失灵理论与垄断市场失灵理论是矛盾的
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为基准，证明外部性和垄断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但这两种市场失灵理论是相互矛盾的。按照外部性市场失灵理论，如果存在负的外部性（如生产时排污），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将导致产量大于社会最优；但按照垄断市场失灵理论，如果企业有定价权，那么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将小于社会最优的产量。这意味着，同一个行业，如果存在负的外部性，那么垄断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矫正外部性导致的效率损失（生产过度）；同样，如果存在垄断，那么负外部性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矫正垄断导致的效率损失（生产不足）。至于矫正到何种程度，最终的产量究竟是生产过多、生产不足，还是刚好等于社会最优产量，这是个经验问题，至少在理论上，你不能同时既反对负外部性，又反对垄断！
悖论八：垄断理论与代理理论是矛盾的
如前文所述，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垄断者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低于完全竞争情况下的均衡产量，因而会带来效率损失（生产不足）。但根据代理理论，由于信息不对称，股东没有办法完全监督经理人，而经理人的目标不可能是股东偏好的利润最大化，而是销售收入最大化（市场规模最大化），因为经理人的控制权收益与销售收入或市场规模的关系更密切。此时，经理人选择的最优产量会大于利润最大化的产量，因此导致生产过度。如此看来，如果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产量不是社会最优产量，那么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反倒可以缓解垄断导致的效率损失；或者反过来，如果存在经理人的道德风险，那么垄断反倒可以缓解道德风险带来的效率损失。因此，在同一个行业，同时反垄断和反道德风险是矛盾的。
两种市场范式的差别
现在转向对两种范式进行比较。简单地说，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静态均衡范式、设计范式；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是动态非均衡范式、演化范式。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如何理解市场参与人。参与人无所不知（具有完美信息），还是知识有限？所有人都同等聪明，还是聪明程度各有不同？
2．如何理解经济决策。经济决策是在给定目标—手段的情况下做选择，还是判断目标和改变手段本身？
3．什么是市场的基本功能。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配置稀缺资源，还是发现信息、激发创新？
4．如何理解竞争。市场竞争是一种状态，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5．如何理解价格的功能。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还是只是刺激企业家行动的信号？价格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还是处于非均衡状态？
6．如何理解变化。经济中的变化是外生的，还是内部的？
7．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市场中是否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新古典范式假定，所有人都同样的无所不知，具有同等的无限理性，决策能力没有差别。经济决策就是在给定目标—手段下的最优化计算。它把市场和竞争理解为一种状态，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在给定资源、技术和偏好的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均衡和稳定，价格是唯一的协调机制，并总是处于均衡水平。它假定变化是外生的，一旦外生的变化发生，市场会自动达到新的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在均衡体系中，企业家的存在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假定所有人都是无知的，每个人只有有限的局部信息，不仅计算能力和判断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与人是有差别的。它把市场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市场的基本特征是持续不断的竞争，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发现信息和知识，协调人的行动，推动合作。奥地利学派承认均衡分析的价值，但认为经济学的重点不是作为状态的均衡，而是作为过程的不均衡。引起不均衡的变化既有外生的，也有内生的。价格在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不在于均衡价格能准确无误地传递有关信息，从而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于非均衡价格能够提供纯粹的赢利机会，并诱发逐利企业家的警觉和套利行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基本力量，通过发现赢利机会使得市场从不均衡趋向均衡。没有企业家，市场就不可能趋向均衡。换言之，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能随时随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激励，这种激励诱使企业家不断改进和优化资源配置。
熊彼特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承认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些人是领导者，有些人是追随者；有些人是行动人（man of action），有些人是静态人（static person）。他认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推动技术进步，并创造出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资源；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不均衡和变化，而不是均衡。对熊彼特而言，新古典的均衡模式（瓦尔拉斯循环流转经济）是理解资本主义现实的本质因素的有用的起点（starting point），因为它表明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均衡和稳定）；但它不是终点（terminus），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变化（“静态的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的说法），并且变化主要是内生的，是由企业家的创新导致的。企业家是打破均衡的力量，是创新者，没有企业家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在熊彼特看来，市场竞争主要不是价格竞争，而是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因而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是不可分割的。
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应该是一个有关真实市场的理论，它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存在那么多的悖论，是因为它所描述的市场是经济学家想象中的市场、假设的市场，不是真实的市场，因而它不能告诉我们真实的市场是如何运行的。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新古典经济学做了一些非常强但又非常不现实的假设，这些假设对证明它的结论至关重要，但结果是扭曲了我们对市场的理解。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在理论上的有效性同时就是市场在现实中的失灵，因为支持市场有效性的理想条件在现实中一个也无法满足。反市场的人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其实新古典经济学丑化了市场，因为市场的有效运行并不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
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拥有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的市场，而不是想象中的市场。在真实的市场中，人是无知的，人们拥有的信息和知识是不完全的，而想象力和判断力在决策中是至关重要的。市场是一个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资源、偏好和技术都不是给定的，而是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利用。由于人的无知，市场当然会出现失调和配置错误，但这种失调和配置错误与新古典经济学家讲的“市场失灵”完全不同。解决失调和配置错误靠的是自由竞争下的企业家精神，而不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优越性不在于它不出现失调，而在于它能通过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不断纠正失调，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准理论衡量市场是否失灵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市场的理想模板，导出了三种市场失灵理论：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导致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这三种市场失灵理论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是错误的
正如哈耶克曾经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垄断，事实上是现实中的竞争手段。比如说，创新—用新的生产方式生产与别人不一样的产品，是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创新就是垄断，因为它使得创新者面临的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因而赋予其定价权。而且，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推论，创新越成功，垄断越严重，社会的效率损失越大。所以，毫不奇怪，凡受到政府反垄断指控的企业，都是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如早年的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后来的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微软，现在的谷歌等。
新古典经济学把价格偏离边际成本当作市场失灵的表现，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假定产品都是给定的，事实上，每种产品的出现都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创新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如果所有产品真的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我们现在消费的绝大部分产品根本就不会存在，人类恐怕仍然生活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循环流转经济”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产和消费少得可怜的几种产品，而不是现在的数十亿种产品。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我们不会有蒸汽机，不会有机械纺纱机，不会有电力，不会有内燃机，不会有电视机，也不会有计算机，当然更不会有微软的视窗软件和苹果手机。
为什么说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导致市场失灵理论是错误的
新古典经济学讲的外部性，在本质上是产权界定问题。如果说外部性一定导致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那政府干预无处不在。因为每一种交易都有外部性，每一种成功的创新都会给竞争对手带来利益损失。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需要尊重的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每个人的利益。汽车的出现尽管损害了马车夫的利益，但并没有侵害他们的权利，因而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外部性理论也为政府干预言论自由提供了依据，因为任何人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总会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说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私人没有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也是不正确的。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公共产品都是私人提供服务的，包括运河、灯塔、公路、铁路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广播、电视等。网络时代的私人企业创造出大量的免费品，如电子邮箱、微博、微信等。
让我以英国历史上运河的开凿为例说明这一点。1759年之前，英国没有一条真正的运河，也就是没有一条人工水道。英国第一条真正的运河—沃尔斯利运河，是由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公爵倡导并开凿的，它于1759年开始建设，两年后完工。从这时起，运河工程便一个接一个地不断继续下去，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整个大不列颠的土地上开辟了四通八达的航路，甚至有一个时期出现了“运河过剩”。
英国运河网的建设，完全归于私人企业家的倡导，也是由他们负责投资以及承担风险完成的，国王和议会的作用仅限于派人调查和予以批准。有两类人在领导运河建设、筹集经费、争取舆论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类人是像布里奇沃特公爵这样的大贵族，他们开采矿藏资源，需要成本较低的运输方式；第二类人是新兴的工业巨头，如陶瓷企业家乔赛亚·韦奇伍德、冶金企业家马修·博尔顿等人。韦奇伍德是达尔文的外祖父，博尔顿是瓦特蒸汽机的投资人。
为什么说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的理论是错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市场以完全信息为前提。自然，如果信息不对称，市场就会失灵。但事实上，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市场产生的前提，因为市场以分工为基础，分工的优越性就来自每个人只需要知道局部的专业知识，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不同知识的交换。
尽管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但市场不仅没有消失，还一直在不断扩张，从熟人之间的交易变成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从区域市场变成全球市场。这里，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忽略了产品价值链所包含的连带责任机制，忽略了品牌的价值，忽略了企业作为声誉载体的意义。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一双隐形的眼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企业家知道，诚实守信是最好的经营策略，因为市场竞争奖励诚实守信之人，惩罚坑蒙拐骗之徒。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惊叹的是，在市场上，人们居然愿意购买陌生人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这些陌生人与自己相距千山万水，人们对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技术知识也知之甚少；而不应该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告诉人们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如果说因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干预，那如果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政府还干预什么？
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
或许，两种不同范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如何理解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它的假设已经排除了企业家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资源、技术和偏好都是给定的，每个人都无所不知，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怎么还能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但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的市场中，企业家居于中心地位。市场中大部分参与人是无知和循规蹈矩的，如果没有企业家，那么资源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新技术、新产品不可能出现，经济也不可能增长。企业家不仅是市场趋向均衡的力量，还是打破旧均衡、创造新均衡的力量。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套利行为，不均衡才被发现，资源才得到有效配置；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新产品、新技术才不断出现，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决策者是罗宾斯式的经济人，他们在给定的目标—手段下，选择最优化行动。他们是价格的消极接受者，简单地针对一个假定的数据背景（偏好、技术和资源）采取最优化行动。对他们而言，决策就是计算，数据隐含了结论。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决策者不是罗宾斯式的经济人，而是富有想象力和判断力的企业家。企业家要在至今未被注意的机会中发现机会。对他们来说，目标和手段不是已知的，而是需要被识别的；偏好、技术和资源不是给定的，而是有待发现和创造的。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如果给定数据，所有理性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但在真实世界中，即使基于同样的数据、同样的硬知识，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企业家决策不仅取决于数据、硬知识，更依赖于难以用数据表述的默性知识，也就是个人对市场前景、技术可行性和资源可获得性的想象、感知和判断。“在罗宾斯式市场参与者看来是错误信息的情形，对纯粹企业家寻利行为而言将是有利可图的机会”。“当每个人都认为错误的时候，企业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在于他具有与他人不同的对未来形势的预期”。[1]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企业家创新是基于独特的判断，而不是理性计算。罗巴克和博尔顿资助瓦特研发蒸汽机，斯蒂芬森父子发明火车，塞勒斯·菲尔德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爱迪生发明电力照明系统，卡尔·本茨发明内燃机汽车，金·吉列发明安全剃须刀，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乔布斯和沃茨尼亚克创立苹果电脑公司，比尔·盖茨创建微软，布林和佩奇打造谷歌搜索引擎，马云建立淘宝交易平台，马化腾开发微信……如此不胜枚举的创新都是基于企业家独特的判断，而不是每个理性人都可以做的计算。
正因为如此，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永远代替不了企业家。如果经济决策果真如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那样，是一个约束条件下最优化的计算问题，那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终将取代企业家！
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理解企业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假定生产者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确实，追求利润是企业家的重要目标，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企业家追求的不仅是利润，还有超越利润的目标，包括：（1）建立自己的商业王国的梦想；（2）征服的欲望和战斗的冲动；（3）对创造过程的享受。正如熊彼特所说的，“取得这些成就的可能性发挥着一种更大的激励作用，比能够按照理性计算证明的成功概率与利润量之积来标志的那个激励要大。对于那些没有实现这种前景的企业家来说，这种前景也似乎是具有吸引力的‘报酬’”。
正因为如此，现实市场中的企业家经常从事一些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商业活动，如开凿运河、修建铁路，甚至从事公益事业—创办医院和学校、热衷于大自然保护、救助贫困人口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从事这些活动的积极性。
在产业政策的讨论中，林毅夫教授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否则企业就没有创新的积极性。这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有想品尝美味的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或其他什么人给他补贴。同样，我们不应该低估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在创新中的作用。没有政府的资助，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凿了英国第一条运河，阿克赖特办起了第一个现代工厂，斯蒂芬孙设计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商用蒸汽机车，罗伯特·富尔顿开通了第一条商用蒸汽船航线，爱迪生建立了第一个电力照明系统，亚历山大·贝尔铺设了第一条电话线，古列尔莫·马可尼发送了第一个跨大西洋无线电报信号，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创办了第一个空中—地面一体化的快递服务公司（联邦快递）；没有政府的资助，美国有了优步网约车，中国有了摩拜共享单车，诸多例子不胜枚举。
经济学范式的转变需要学术企业家
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的主题是：市场交换如何推动经济（国民财富）增长。斯密提出两个核心定理：“看不见的手”和“分工定理”（制针工厂）。“看不见的手”说的是，市场竞争把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导向合作共赢的结果；“分工定理”说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依赖于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和专业化受市场规模的制约。在亚当·斯密看来，这两个定理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它们共同构成人类通过市场进行大范围合作的基础。但新古典经济学家论证说，“看不见的手”和“分工定理”是矛盾的，因为“看不见的手”是关于报酬递减的，而分工是关于报酬递增的，二者不能同时为真。这意味着，市场和增长不可兼得，要市场就不能要发展，要发展就不能靠市场。由此，“分工定理”长期被淹没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之外。
根据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没有错，错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是动态发展理论，不是静态均衡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范式转向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的动态非均衡范式，实际上就是回归亚当·斯密的基本命题—市场是如何推动经济发展的。
当然，这一范式转轨的道路会非常漫长，因为经济学家已经被锁定在一个“坏”的演化稳定均衡中。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但对每一个作为个体的经济学家而言，它仍然是生存能力最强的策略。一个读书人想成为经济学家，想在经济学界有点名气，想在好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想在下一代中有追随者，最符合“适者生存”的策略是跟随主流。
但进化总归是变异的结果，经济学也不例外。主流经济学已经处于均衡状态，套利空间很小，唯有创新才能发展。当今经济学界最缺少、最需要的不是主流体系的追随者和套利者，而是颠覆者和创新者；不是改良式的微观创新，而是颠覆式的宏观创新。经济学界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他们做研究不是基于计算，而是基于判断；他们敢于对抗主流，具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唯有如此，经济学才能发展出一个好的市场理论。
冯兴元、朱海就和黄春兴三位教授合作撰写的这本书，属于真实世界经济学通识，着重介绍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三位作者是海峡两岸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杰出学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因为他们相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然国内已经出版了不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著，但就我所知，国内还没有一本如此容易阅读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通识读物。推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就是推广正确的市场经济理论。我相信，这本通识著作一定会对提升中国人的市场理念做出重要贡献！
张维迎
北京，2018年12月18日
[1] 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8年4月2日“观察家版”。
[1] 分别出自柯兹纳和卡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