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我们的时代问题
在没有进入正文之前，有几点申明如下：
首先，真理是天下之公理，是真理就一定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真理不会因单人说出或异口同声，而有任何差别，也不会因时代、种族、性别和表达方式等的不同，而有任何增损。
其次，本宣言所有观点和主张，皆是笔者多年来吸收与糅合了无数古今中外智者贤人之探索和洞见而成。故笔者不敢贪此天功为己有。在本宣言中，笔者所饰演之角色与其说是著作者，勿宁说是一名记录员更为确当。
又次，如下所论涉及的任一主题或话头，若欲展开而详尽之，非宏篇巨制不可。因受体例和篇幅之约，在此文中，只能是点到为止。
复次，病无大小之分，唯有轻重之别。任何时代皆有诸多之问题，这些问题于轻时可忽略不计，但若延至沉重之时，任何疾患皆可害身丧命。我们这个时代里的诸多问题，若于此前，或轻如感冒。但于目前，它们已发展至攸关性命了。故我们不得不悲痛地宣告：中国文化病了，我们这个时代病了，而且病得还很不轻。面对如此顽疾，我们以为，非用高声呼救不能广人知，非有诸贤联手不能令其转。
由是，我们出于对当下时代的回应，造此宣言，命名为“新国学宣言”。宣言者，公开表白一思想或一主张，以求广为人知之谓也。
我们认为当下这个时代之顽疾主要反映在以下各方面：
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1909年诺贝尔奖得主）等不无豪迈地宣称：“科学将能凭着其所揭示的‘统一的世界观念’取代上帝的位置，它理应获得人们所能赢得或想象到的最高地位，人类即将进入科学一元化时代。”而事实上，恰如另一位科学家普朗克所坦言：“科学决不可能毫不遗漏地解决它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尽管如此，但科学一元化思想已然成为当今覆盖全球的超级意识形态。
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的西化教育，头脑同样被严重地西化了，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欧美文化和思维方式为认知参照和行为准则。在这百多年中，“西方”二字成了无数国人新的理想国，像佛教徒信仰西方极乐世界那样梦想生于西半球为荣。
成就科学认知必须具有两大原则：一是原子化原则；一是可重复性原则。原子化原则就是我们研究一个东西时，不需要牵涉太多别的东西，即可完成对此事物的独立研究和理解。比如说，我们研究人体，只需要用解剖学、生理学等与人体相关的方式方法来研究即可，不需要牵涉到银河系等更大的系统。如果研究人体的前提是必须清楚整个地球，研究地球的前提是必须清楚整个太阳系……如此环环相扣下去，那就没法成立任何一门独立学科。
一个事物在成为科学研究和认知对象时，它必须是可独立的和自足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被原子化的。在科学的原子化原则下，越来越详细的分支科学被一个个地建立了起来。但人们在不断分裂和细分下去的科学探索和学科建设中，认知体验和生命体验等同样被不断地分裂下去。我们的生活、人生、情感、人格、认知、思维等就会在不断加深的原子化思维中走向不可逆转的分裂，而成为一个越来越破碎的“人的碎片”，不再是一个有机而完整的人。原子化（也即不断分裂化或细化）的科学思维和学科建立，形成了一个个“虫洞型精神体”，即我们所研究或进身其中的学科，就是一个个的认知之洞，我们则是某个洞穴里的具体生物。这样，我们在我们的洞里，别人在别人的洞里，人们在各自的洞穴中越来越远离对方。人与人的沟通越来越困难，人与人的精神距离越来越远，人自身的完整性也越来越低。科学将人类引向了一条人格越来越分裂化，认知越来越封闭化，生存体验越来越虫洞化，心灵和思维越来越碎片化的深渊。
尽管近来科学界也注意到了科学自身的分裂化倾向，创立了一些“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和“系统科学”，但由于科学探索的原子化原则注定了在科学领域，分裂永远大于综合，封闭永远大于联通。如是，科学带给人类精神的虫洞化倾向如果依靠科学自身力量，似乎是永难克服的宿命。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体自身，本来有无限多样种可能的方式。如果仅仅将西方科技视作人类若干种认识客观世界和主体自身的途径之一，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它的若干副作用将会降到最低，以致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但事实正好相反，人类日益将科学宗教化、万能化，大有取代上帝位置之趋势。不止是在一般民众，即使在不少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心目中，科学已不再是探索和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不再是知性和理性的化身，它成了某种新兴的宗教，它的思想和学说转化成了“科学教”的教义和教规而成为科学一元化。如是，科学就会演变为一种超强的意识形态，凌驾于人类之上成为一个人类精神的超级囚牢，将整个人类的身心行为囚禁于其中。
在人类发展史上，起始时非常有益而在发展中逐步蜕化变质为人类的枷锁与囚牢，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任由科学的副作用——造成人类精神的严重虫洞化倾向而不能有效地化除之，谁能担保不久的将来，科学不是人类的坟墓？科学业已引发了很多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和精神问题。尤其“科学一元化”“虫洞化”，我们认为是当前这个时代最不容忽视的问题，故将其放于我们这个时代各类问题之首位，意在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与警觉。
科学一元化就是科学至上化，就是科学万能化，更是科学霸权化。在科学被意识形态化和霸权化后，人们习惯于以“科学”为最终标准来评价一切。这样一来，传承了数千年的东方传统文化都成了“伪科学”——中医是伪科学，易经是伪科学，瑜伽是伪科学等等，只要与西方现代科学不吻合处，没有什么不被冠上“伪科学”之名而欲抹杀之。
科技所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将一切客体对象视之为可利用与否的工具，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思维和动机。在这样的思维和动机下，“人”也无法例外地成为了可资利用的工具。科学探索本来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外部世界和主体自身，技术进步本来是为了更好地改造外部世界和主体自身，以便于更好地造福人类。但如今的科技凌驾于一切之上反将人类牢牢地掌控，将人类变成实现科技的工具和傀儡。将人类变成实现科学的工具和傀儡具体表现和象征就是：无论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个人，科技化程度越高，这个社会或个人的机械化、功利化、工具化的程度就越高。两者之间是正比例关系。凡是科技所到之处，人们无有例外地变得越来越机械教条、冷漠僵化和充满功利实用之思想，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万物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温柔亲切、相爱无间和浪漫生动的关系，消失殆尽。仅仅数百年间，乃至仅仅数十年间，科技将人类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的那种充满柔情的浪漫感和艺术气息，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钢铁水泥般的生硬与冰冷。人们再也见不到生活中的浪漫与诗意，人生中的温柔与亲切和身心内外那春天般的勃勃生机。科技化程度越高的地方，那里的艺术化、生命化、一体化、情感化和心灵化程度就越低——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可悲的必然。这是因为科技只将人视作工具而非目的之故也。
科技催发了工商业时代的诞生。这个时代有两大主要特色，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科技将人工具化，市场经济将人商品化。这两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将人视作手段，而非目的。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市场化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消费者。消费者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人，你只是某个经济行为和经济环节里的工具。由无数个商业环节编织而成的社会商业网链中，渺小的个人只能被迫成为这个超级网链中一个小小的网结，而被这个商业大潮推动着与世沉浮，随风摇摆。换言之，在商业化很高的时代里，作为渺小的个人是没法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每个人都被迫成为商业链中的一环而将自己高度地商业化、商品化、市场化！
商业化就是将自己和他人皆视作一个功利化的人，而不是一个自然人。一个商业化的人视一切（包括他自己）都是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商品化就是将自己和他人，将一切全部作为一个有待开发、正在开发、已经开发出来，并已进入商业流通渠道的商品来看待。在商业化和商品化的视角下，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将全部由可被市场化的程度来定。市场化就是价格化，价格化就是将人视作商品交易下的一个物。
科技意识形态下的将人工具化，商业社会下的将人商品化，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皆将人视作一个“物”，也即将人“物化”——工具是一个物，商品更是一个物。将人“物化”具体表现为：将人视作一个由诸多本能聚合起来的生物，一个可实现政治、经济或科技等目的的工具，一个活动着的有机物质体。——这是从正面来理解“物化”的情况。若从反面来理解“物化”，所谓“物化”就是将人去精神化、去心灵化、去情感化、去神圣化、去尊严化、去道德化、去生命化、去美感化、去一体化、去人格化等等（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列举出更多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去××化”现象）。
在我们这个被科技和商业两大新兴文明强力挟持和主导下的时代里，人——这一万物之灵，这一天地间最为高贵者，遭到了史无前例的贬低、肢解和流放，其严重性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之为人的人性和人之为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受到了最为严重的蔑视和践踏。
不仅如此，在这个由西方文明席卷全球的时代，它所倡导的价值观，其核心是暴力的、对立的、冲突的、野蛮的、外化的（即物化的，而非向内心灵化的）等等，如此则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科技文明如此“昌明”的近当代，会连续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的道德崩溃，人生意义感的全面丧失，人与人之间本有之和谐关系被严重破坏，宗教与艺术以及各民族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被无情地边缘化，整个人类沉溺于本能的放纵和感官的享乐之深渊中难以自拔……这些越来越严重的时代痼疾。一言以蔽之，西方近现代文化是物性文化，是物化文明。而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是一个始终紧扣着人之为人而运思的文明，故真正的人性化文明在东方，在中国，在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不是“物”的文化。是张扬人性的文化，不是张扬物性的文化。
并不是没有人对西方以科技和商业为主导的现代文明给予相应的反思，最先开始反思这个文明的正是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卡夫卡、尼采、萨特、罗曼·罗兰、爱因斯坦、荣格、马斯洛等等，还有近百年来各学科诺贝尔奖得主们。如此之多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和忧虑。这些智者的声音足以警世，足以醒人，但人们至今充耳不闻，没有在他们的反思和忧虑基础上，更深入地思考和觉察，以至于坐视我们这个时代的顽疾层出不穷，越来越严重。
环顾世界，唯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可以有效地纠正、治疗、疏导、改善、提升、弥补、润泽西方现代文明的严重痼疾和各种负面作用——我们坚信这一观点和主张，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当然也包括西方人在内）所认可与接受。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其在现代社会中拥有的不可取代之价值和地位，为什么这一二百年来，并没有更多的人给予足够的了解和重视呢？其原因或许如下：
1.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
首先，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最初是经由二百年前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而开始的。传教士们随着坚船利炮来到中国，其动机是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为了能更好更快地向中国人传教，他们认为有必要学一点中国文化。在如此动机下，传教士开始进行有限的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因其动机乃在向中国传教，所以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之兴趣点，主要集中在诗书中论及上帝及中国古儒之尊天敬神之处，或于宋明诸儒的书籍中，找出一些抨击佛老的言论引为己用，意图达到排挤中国佛教和道教，以方便基督教更顺利地进入中国之目的。由于其根本动机是在中国传教，故其对中国之思想文化，很少发自内心之喜爱和敬重而研习之和向西方介绍之。故西方学者们最初接触到的——经由从中国返回的传教士们介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被严重过滤和着色后的中国文化，是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文化，而不是中国本色之文化。如是，引发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发生种种曲解和误读，当是必然。
其次，近一二百年来，西方列强以各种方式不断入侵中国，除掠夺我们的土地、金银之外，对我们的文物和古籍等也不放过。遂有圆明园之抢劫和敦煌文献等之盗掠，所劫去、偷去、骗去的文物古籍不可胜计。西方人出于欲进一步了解其所盗文物之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等，以此因缘和动机而开始了解与这些文物古籍相关的地理、历史、交通、政治、文字、方言、宗教等，此之谓“汉学家”者是。研究稍深入者，偶尔亦有杰出之学术成果。但此等之汉学家者，有一共通之点：皆视中国传统文化如玛雅文化、埃及文化一样，为一死去之文化，为中国“已有”之文化，而非当下活着的文明。换言之，在西方绝大多数所谓的汉学家眼里，中国文化是一个曾经的文化，是一个文化木乃伊，是一个博物馆里的文化，他们像看待一个木乃伊或一件文物的眼光来研究中国文化。如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发生种种曲解和误读，当是必然。
2.我们扼杀了自己的文化
西方学者将中国文化视作一个业已死亡之文化，一个博物馆里的文化，不是偶然的。中国文化当然没有灭亡，它依然流淌在我们每个国人的血液里。但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仍然保持着强健的生命力。中国文化的确严重势微了，生病了，衰退了。在几百年里，中国传统文化的被扼杀经历了几个阶段。
满清文字狱阶段：满清为异族统治，对中国传统文化采用阳尊阴损之政策。通过大兴文字狱的方式，将社会上一切鲜活的或有创造力的学术思想全部无情地扼杀摧毁。文化思想学术领域迅速跌入僵化保守封闭状态，自此再无思想家、文化大师或哲学家诞生。有清一朝近三百年，仅仅考据训诂之学一枝独大。在考据家和训诂家眼里，中华文化业已亡故，只遗留下成堆的故纸和文物。这些文物典籍相距当下之心灵已渐行渐远，以至于人们无法再读懂和理解它们。于是便有一批学者站出来对这些文物典籍进行文字音形之训诂，词意演变之考据，不求后人能悟入文字三昧，但愿能顺利读诵，不生误解，心愿以足。
清末打倒孔家店阶段：清末之时，社会黑暗僵固，已达极限，百业废弛，民不聊生。适于此时，西风东进越发强劲。有若干学人志士于悲愤之余，苦思图强之术，见三百年来学术日旧，思想日腐，生命日枯，文化日衰，遂将我传统文化视作万恶之源、一切罪恶之魁首。而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诞生和五四时期之要求西方之民主科学之运动。由是，中国文化在有清一朝高压禁锢之基础上，进一步遭受打击和扼杀。
十年文革浩劫阶段：建国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运动基础上遭遇了更进一步的打击和扼杀。经过“扫四旧”和文革十年，中国文化在大地上几乎被铲除殆尽，这是中国自有文明文化以来，最为全面、最为彻最为惨痛的一次文化毁灭运动。余波所及，此风犹在……
历时三四百年之久，中华文化受此连续挫折，似乎真的衰亡了，就算没有彻底死去，也早已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了。中国人不知中国文化已非一辈两辈，失去中国文化滋养润泽已达十辈二十辈之久了。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都不珍爱自己的文化，甚至争先恐后地鄙视自己的文化，我们怎么能赢得他人对自己的文化的敬意呢？我们在扼杀自己的文化时，唯恐杀之不死，死而不亡，亡而不久，试想怎么能不让他人得出中国文化已死的结论呢？
3.西方的霸权主义文化心态
近几百年来，西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称霸世界，造就了西方人傲视全球的自大心态。在这种自大心态下，他们西方文化就是最好的文化，除此之外的文化，都是低级的、落后的、未开化的、不值一提的。这些文化只有两个出路：一是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被西方文化自觉地同化掉；另一种可能就是，坐以待毙。因为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都是低级的、落后的、未开化的、不值一提的，当然也就不必要或不值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它们了。
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心态下，东西方在文化思想上没法真正平等地对话和交流，没法做到真正的互补与互助。更谈不上让西方人在真正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下，深入学习中国文化，认真领悟其中的美妙和神韵。在交通、通讯如此发达，跨国学术和相互访学等活动如此频繁的今日，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了解之浅薄，见识之鄙陋，结论之武断，态度之傲慢，很多时候让人大跌眼镜。
4.文字语言的障碍
印度的佛教经典是用巴利文和梵文写成。中国为了吸收和消化印度佛教，无以计数的中印高僧往来于丝绸古道历时达一千年，最后终于将佛教思想文化完整地吸收并保存在了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一种思想一种文化的迁移并被另一个民族或文化所吸收与消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且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是非常长久的，难以一蹴而就。西方学者当然没有中国当年在吸收佛教思想文化时的那份热情和虔诚，也没有持久的恒心和全社会的支持。尽管这几百年来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距离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仍然相去甚远。
中印文化从属性到形态，多有相近和相同之处。故中国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时，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但中国和西方文化在功能、属性和形态等方面，差异十分巨大，在不少方面几近于水火不容。如果西方人想深入而全面地认识和消化中国传统文化，非发大心愿不可，非下大工夫不可。不仅如此，在学统传承上，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们需自觉地形成接力赛，一代代不间断地进行学术传承，如此，数十年乃至百年下来，可望小有所成。
吸收一个文化的大体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掌握这门文化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如汉语或梵文等，对这门语言文字有字、词、成语、句式结构、语言风格、古今演变等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下一步是在此基础上全面了解这门文化的特色、风格和相关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代表人物等等。最后则进至这门文化的核心部分——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而如实地理会之和消化之。若依此标准来衡量西方学者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他们进展到了哪个环节？可能最初的语言文字环节，尚未很好地完成吧？近二百年来，中国人在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时所付出的精力、情感和心血，西方人取其一半或三分之一，投入于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上来，我们私忖，西方也不至于如现在这样，对中国文化感到如此的陌生隔膜而难以契合相应。
20世纪上半叶，有两件值得一提的文化交流事件：第一件是日本铃木大拙（1870—1966）博士向西方人介绍中日佛教的禅宗。不可否认，铃木大拙博士是倾尽毕生心血向西方介绍中日的禅，同样不可否认，西方的学者们也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来虚心学习，一度在西方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学禅风潮。如著名的心理学家罗洛·梅和马斯洛等人还写过一些研究禅与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和书。但统观20世纪上半叶乃至绵延至今的西方学禅史，至今仍然对禅宗、禅定、禅学等这一中国文化核心组成部分了解得很少，也很肤浅。近百年过去了，始终处在“隔靴搔痒”状态，不得其门而入，难尝禅宗醍醐三昧。等而下之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嬉皮士们喜欢上了东方的瑜伽和禅宗，以禅者自居，谈禅、习禅，发起禅的组织，出版对禅的理解和体会的书籍等等，一时蔚然成风。更为可笑的是，在西方禅风鼓动之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开始重新喜欢上了所谓的禅，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读书人中谈禅之风已成时尚。直到现在，随便去一家书店里看看，可以发现至少二三十种各类谈禅的畅销书在出售。其所谈之禅距离唐宋时期真正的禅宗，相去何止千里之遥。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时至今日，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以禅宗为桥梁的一轮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会通，差不多以失败告终。即使不能武断地冠以“失败”二字，但至少是让我们深感遗憾，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件文化事件是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对东方文化的喜爱和吸收。在荣格博士的中晚年时期，对道家内丹学代表作——《太乙金华录》（西方译名为《金花的秘密》）和印度教和佛教密宗文化中的曼陀罗（坛城）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声称对这两者的研究给他的分析心理学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启发。受荣格博士的影响，道家内丹术和印度文化中曼陀罗在西方一度很为流行，在某些范围内引发了中国或东方文化热潮。但若深入研究荣格在各种文章和著作中论及的关于对内丹和曼陀罗的理解，与东方文化所赋予它们的真正内涵，出入很大。稍作用心比照，不难发现荣格对道家内丹修炼和曼陀罗象征的内涵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很浅表的层面，像个刚入门的小学生。即使在“后荣格时代”，荣格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们，对道家内丹学、曼陀罗、自性、共时性（即相应性）等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一些核心思想和哲学学说，他们的理解和见地并没有比荣格多出多少，或更为深入多少，仍然处在肤浅、零碎、猜测或削足适履等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至于那些在荣格及其追随者们的影响下，以赶时髦、猎新奇或为了迎合民众的态度，来谈论和炒作中国道家内丹修行和印度瑜伽修行，以及曼陀罗、神通、咒语、冥想、开悟等概念和术语的文章或书籍，则更是等而下之。
以荣格心理学为桥梁的一次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我们同样遗憾地看到，这仍然是一次不成功的对话和交流（乃至后来的马斯洛“超个人心理学”与东方文化的对接，半个世纪下来，如今依然处于很初级的探索阶段）。从铃木大拙的禅学到荣格的心理学，向我们反映了两点事实：第一点，真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尚未正式开始；第二点，就整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始终处在肤浅、恍惚、零碎、曲解和猜测等极为初级的阶段。
什么是国学——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认同
“国学”又名“汉学”或“中国学”，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别名也。“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籍里，都有“国学”这一概念。被称为宋初“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其他为登封嵩阳、长沙岳麓、商丘应天），但在朱熹将其扩建之前，它并不叫白鹿洞书院，而是叫“白鹿洞国学”。
“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至少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最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
“国学”一词于英文可译为“guo xue”（音译）、“Sinology”（意译，指中国学或汉学）。“国学”一词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与历代史学等一套独特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是纵向地理解“国学”一词之所涵。若横摄地理解“国学”一词之旨，它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
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什么是“文化”呢？群经之首的《易经》贲卦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自此而来。文化就是将人性中的一切所涵，黑暗沉坠的东西给予扭转化除，光明积极的一面给予彰显贞定，如此流布传播于四方，以化成天下。文化是一个民族之精神的基因，心灵的胎记，生命的家园，人生的归宿，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和身份认同的标识。一个民族与它的文化之间，是血与肉的关系，是形与影的关系，故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相互间须臾不可离也。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从大体上看，它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1.中国文化最为悠久
全世界只有两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最为悠久——那就是四大文明古国里的中国和印度。相对于印度而言，中国文化有印度所不可企及之处。
首先，就是中国文化在其发轫之初，即自觉地生起追求长久之愿望，自觉地生起维护道统不绝之誓愿。中国有舍生取义的传统。在舍生取义中，就包括如果有必要，随时可为文化和道统而献身这一内容。在中国学人心目中，文化、道统、学术和传承等都是平等于生命之物，甚至高于生命之物。中国文化虽经无数曲折，一再死而复生，绵延不绝，这与大多数中国学者皆自觉地拥有强烈的文化传承意识与文化担当精神，是分不开的。
为国家、为民族而主动殉身者，各国皆有；为宗教信仰或为神灵巫术而主动殉身者，各国皆有；为爱情或友情等而主动殉身者，各国皆有。但如王国维者辈，为一个文化、为一个道统而殉身者，此乃中华学者所独有道义担当，世界各国皆无。这是中国文化独特之处——自始即有自觉追求其长久之愿望，更有自觉担当起维护其长久之责任。
其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人始终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如实地反映天地人物之真相与本性的文化，是顺天之道、顺人之性形著而成之文化，是顺事之理、顺物之势形著而成之文化。也即是说，中国文化是顺天地之常、顺人伦之常的文化，故这种文化即可以说是人们创造的，人们发明的，也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本来即有的、本来当有的、本来已有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文化。如此，这种文化即是源自先天的文化，是存在型的文化，而不是构造型文化。最精确地定义这种文化的是孔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如果将这句话中的“大人”换为“中国文化”不仅无损于这句话的真意，且能助我等了知中国文化之特性。
因中国文化是“天”的文化，是“道”的文化，故先辈对中国文化早有一个评断：“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文化是一个天地间的常道文化，是人伦间的常道文化。只要有天地在，只要有人伦在，这个文化就必然存在——因为这种文化是与天地同在、与人伦同在的文化。
设若中国文化因某种原因从地球上消失了，另有圣贤出世，为亿万人民身心之安顿计，重开创一种新的文明，那么这种新的文明形态必然与中国文化相同或相似，不可能有太大的出入与悖逆——这就是中国先辈们对自己的文化的肯认与自信。《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就是中国的常道文化之所以“天长地久”之理由。这句话同时也解答了，为什么中国学者将自己的文化与天地终极之常道一体而观之，视殉身文化就是以身殉道，就是将渺小的个人与天地合其德的一种方式——类似于西方人为上帝殉道。
西方人抨击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宗教——我们是没有像西方基督教式的宗教，我们没有神灵和上帝，但我们有“天”，有“道”，有“法”，天、道、法就是我们的敬拜对象，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宗教之教义。因我们的文化是人文文化，我们的宗教自然也就成了人文宗教。在这个人文宗教中，我们同样可以实现西方基督教所推崇出来的全部人之美德：献身、热情、无我、虔诚、奋斗、超越、牺牲、重德、博爱等等，而无一遗漏之，且以更为善巧之方式而贞定之，成全之，充实之。
2.人口最多，地域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圈
中国自古人口众多，地域跨度大，全世界所仅有。在地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外族入侵如此频繁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不倒，分久必合，形成天下一统，中国一家之局势。究其原因，实赖我中国文化内含超强凝聚力之故也。中国文化中所含有的和平、慈爱、礼让、博大、稳健和圆融等诸要素，造就了中国这个国家与各国历史相比较，它有着更强健的感召力、同化力、再生力和意志力，因而塑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特有的性格。
《易经》形容“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易的这一特质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完全一致——因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就是易经文化。中国文化如天地一般最为显著——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之天地更为显著的了，但中国文化也如天地一般最为无形——世之人终日生活于天地间，而于天地熟视无睹，故天地在观者心目中，成为一隐形之存在。中国文化亦复如是——若视中国文化为显著，它也的确很显著，若论中国文化为无形，它也的确为“润物细无声”般的无形。以其无形，故谓中国文化“寂然不动”——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如此这般地如如而在，但中国文化却又是“感而遂通”的——即感即应，随感赴应，“千江有水千江月”。虽千万里之外，虽千百年之后，随感而至，无往而不应。中国文化此等文而化之之力，此等文而明之之威，于世界民族之林中，一枝独秀。故中国文化是印度文化勉强可以比肩的世界上最为博大而精深之文化体系，涵孕出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持久的文化圈——汉文化圈。
3.中国文化历久弥新
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写过一本影响广泛的著作，名为《西方的没落》。在这本书中，作者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文化花期论”。斯宾格勒认为，文化的兴盛是有季节性的，就像花朵，且它们的季节只有一次，季节过后，剩下的只有凋零。在斯宾格勒看来，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的花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西方文化当令的时代，正是西方文化之花盛开的季节。但西方文化虽然正在花季中，但也不要得意太早，因为它也有花果凋零之时。斯宾格勒的这个文化观，得到不少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支持和认同。
西方文化是不是如斯宾格勒所言，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我们想表达的是，斯宾格勒的文化观不是唯一的文化观，我们中国文化有着与斯氏全然不同的文化观——生生不息的文化观。中国人视自己的文化生命，既不是断灭论，也不是恒常论。断灭论就是如同斯宾格勒“文化花期论”。季节一过，如一个青春不再的老妇，枯守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晚景。恒常论就是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文化必然会一盛永盛，一强永强。断常二论在中国人看来，都不是文化生命当有之命运。中国文化的命运既不会断灭，也不是恒常，而是波浪式前进，或再生式前进——如凤凰涅槃那样，不断地从自己的灰烬中自发地、自觉地和自然地不断更新着和再生着自己，而且在每一次的自发与自觉的更新与再生后，会变得更有生命力，更为美丽。故中国文化是龙凤文化——如龙一般集百家之精华，也如凤一般不断地涅槃重生。
保证中国文化如凤一般可以不断地通过重生而获得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创造力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化，这个文化在其初始阶段，即包含着极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这使中国文化有着这样的几个特色：很强的生存能力；很强的超越能力；很强的自觉（反省）能力。这三大能力确保中国文化能够达到日久弥新，能够达到即使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也能迅速地如凤凰涅槃般地重生——这就是中国文化无与伦比的自我拯救和自我更新的超强生命力。
4.儒佛道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国文化大体上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汉以前和汉以后。在汉以前，中国文化以儒、道、墨三家为主体。秦后墨家式微，退出历史。整个有汉一朝在思想文化上只有儒道两家。迄至东汉明帝时，史籍正式记载，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我国。自此，中国文化格局逐步走向定型——以儒佛道三家为主干。这三家文化体系彼此融摄、会通、比照、互动、冲突、借鉴，援另两家为参照的自身反省，如此构成了交错互动、此起彼伏的中国文化发展史。
自东汉始，中国人开始全面吸收和消化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文化的精华——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是印度文化的精神之花，是印度文化的精粹和生命所在。整个印度文明用了数千年的奋斗，只是为了促成佛教的诞生。事实上，佛教也没有令印度人失望，如约而来，应运而生。佛教诞生后，撷取和融摄了印度数千年来的智慧成果。佛教对印度文化里的哲学、宗教、文学、修行、艺术、伦理等等，给予了最为彻底和全面的反省、整合、提炼，令印度文化从此获得了巨大的飞跃——而这一切皆肇始于大圣释迦牟尼佛的开悟和悟后49年的传法布道。这一代表印度智慧乃至人类智慧最高成果的佛教，同样赢得了中国人的敬重与喜爱。在中印两国人民齐心合力下，用了上千年的时间，来吸收和消化这个文化、这个智慧体系。最后终于成功地将这门文化吸收进来，并给予了很好的消化与创新，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佛教——中国佛教。这个全新的中国式佛教与印度旧时之佛教相比，有如下之不同：
（1）佛教文化的传承者由在印度时以出家和尚为主，转为在中国以出家在家两众共主，有时则以在家众为主。
（2）佛教文化在印度时经论散乱，到中国后，中国人花大力气翻译和整理佛教经论，并集结归类，形成了《大藏经》这一佛教经律论三藏之总汇，大大方便了学者的研习和传播。
（3）佛教文化在印度时思想流派混杂，到中国后，中国佛教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疏理和体系化，继而创立了中国佛教特有的八大两小，共计十个宗派（唐初法藏大师所创之华严宗；唐玄宗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大师所创之密宗；唐太宗时玄奘大师所创之唯识宗；东晋时慧远大师所创之净土宗；唐初终南山道宣律师所创之律宗；隋唐时吉藏大师所创之三论宗；唐武则天时慧能大师所创之禅宗；隋时智顗所创之天台宗；梁武帝时真谛三藏法师所创之俱舍宗；姚秦时僧睿法师等所创之成实宗）。这八大两小十个宗派在中国的相续诞生，标志着佛教思想文化在此前吸收了印度数千年的文明和智慧成果的基础上，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开始融摄和吸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智慧和成果。故中国佛教十个宗派具是中印智慧之结晶，汉印文化会通的成果。
（4）传入中国后的佛教在规章制度、生活习惯、思想倾向等方面大大的中国化了，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相反的转化。同时，佛教在接受中国化改造过程中，也在全方位并持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建筑、信仰、伦理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样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不久，中国人即接受佛教为“我们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增加了一个重要的成员——佛教文化。
（5）印度向来不重视历史，印度文化中没有历史意识和历史视角。而中国是“历史学家的天堂”，是世界最重视历史记载和历史意识最强的民族。佛教进入中国，被影响后，也开始注重佛种的历史记载和研究，也开始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和习惯于用历史视角来考量佛学。
（6）儒道两家不喜欢宗教仪式和信仰体系的建设，而是将宗教的功能和作用融摄于人文之中，成为一个“实践的宗教”“生命自觉的宗教”，而不是一个“信仰的宗教”“求神灵或菩萨救赎的宗教”。受此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很注重佛教哲学的阐述和生命自觉的提倡，而大大地淡化了佛教通过信仰来获得救赎的强调。尽管时至今日，佛教仍然没有完全脱去它作为一个有着丰富而独立的信仰体系的宗教拥有的所有宗教都有的偶像崇拜、教主、神灵谱系、仪轨和信众等，但就其教义上大大增加了哲学思辨和学术内涵，以及对理性、知性和逻辑等的重视与提倡，却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这些让佛教除了始终是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宗教之外，它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生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史学等学术体系。
自东汉以后，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之三足鼎立为其不变的格局绵延至今，佛教作为印度文化之核心和代表全盘移植到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是由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的文化汇流而成的，是中印两国人民的智慧之结晶。故中国文化实是整个东方文化之代表，它融摄了印度河文明、恒河文明和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这四条大河之文明成果。
《周易·系辞传》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以这句话来形容儒佛道三家文化之特性是十分贴切的。就特性而言，儒家以德立体，所求在于德性之知（德智）和德性之理，可简称“性智”与“性理”。此智为道德创造之智，故曰“德智”或“仁智”；此理为道德的先天存在之理，故曰“天理”或“性理”。此仁智和天理为宇宙之基、人伦之本、道德之源、智慧之体，先天地已在，后天地不灭。故可创造出人伦和天地万有一切，为一切价值与意义之所依所本。在儒家看来，道德之源即天地之源、万有之源、人生之源、生命之源，更是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之源，儒者在此基础上立言、立功、立德，在此基础上成就文化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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