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青苗有法孰为殃
关于农业的新法叫“青苗法”，它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之法。要解释它的内容，必须得跟另一个名词联系起来，那就是隋唐两代的“常平仓法”。这个法令可以说是一项百分之百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从哪一点上说，都没有半点的害处。它是杆朝廷特设的天平。当丰收时，朝廷出钱以稳定的市价收购粮食，防止谷贱伤农；当歉收时，朝廷以低廉的价格卖出，让人民能吃上饭。它的性质完全是非营利性的，是一种官办的公益事业。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样好，为什么王安石还要变法呢？
因为常平仓法被底下的官员们给败坏了。这帮人里比较有良知的，私吞了仓里粮；比较有经济头脑的，把仓里的粮拿出来，和奸商们勾结，在灾年时以囤积、提价等手段卖出，发的不是国难财，是人命财。
同时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的口粮都成了问题，种子粮怎么会剩下？于是开春之后，只能去借贷。向谁借，怎么贷呢？
向富户借，借高利贷。借时容易还时难，不是卖儿卖女，就是倾家荡产。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欠债的精穷，就怕讨债的英雄。讨来讨去的，兼并就形成了，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穷到一无所有，沦为佃户，变成了奴隶。而那些富户财主们，通常都很有关系，不是子孙中有人考中了科举，就是挂名到了一家庙宇上。有功名的、出家的、当官的，都可以不交租、不纳粮、不服役。这就是读书人那么多、出家人那么帅、当官的那么牛的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想出了青苗法。首先，这个法令也和钱挂钩，朝廷要拿出本钱来，本钱从何而来呢？就是全国各地的常平仓、广惠仓里的粮。贪官们不是拿这个生财吗？现在朝廷收回来，给皇帝生财。具体做法是把这些粮食兑换成现钱，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分夏、秋两个季节，夏指每年正月三日以前，秋指五月三十日以前，把钱贷款给青黄不接的农民。不白贷，两季庄稼收成以后，加两成的利钱，即加百分之二十归还。考虑到是分两季操作，实际上，每年收回的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
其他的还有很多细节上的规定，比如城乡居民都可以贷，除了游手好闲没有不动产的人；为了防止借了不还甚至逃跑躲债，规定得有保人等很多细则，我们不必都一一了解，那与整体构思无关。只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规定了不许硬性摊派。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青苗法和常平仓法做一个比较，结果很清楚，青苗法不是去救农民，因为百分之四十的利息非常高了，俗话说利过三分就是贼，四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可是只有比较才会出真知，当时宋朝民间的高利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
不要震惊，请淡定地看下面的数字，那不是五分或者翻番，而是月息六分，即年息七十二分！这是什么概念，我实在没法形容……
青苗法的本质不是救农民，而是杀富户。出钱，夺利。利率的对比，国库的空虚，都让宋神宗和王安石拿定了主意，要实行这个法令。可是，农业对朝廷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会弄出大乱子。
为此，王安石真正做到了虚心地向有关人士请教，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绝对认真思考。以苏辙为例，他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人，变法派当时的内部人员。青苗法刚一出炉，他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说，这个法本意是救民，可是有二分利，这就有了大麻烦。要知道，见了钱谁都眼红，都会借，还的时候就难了，就算绳捆索绑拿鞭子抽，都很难抠得出来。那时天下大乱，怎么收场？何况常平仓法尽善尽美，根本没必要改动，只是下边办事的人不力，我们只要加强吏治，就一切都解决了。何必兴师动众，没事找事？
可以说他根本就没体会出变法的目的，不知道变法的大宗旨。现在还提常平仓，朝廷都没钱给皇帝送葬了，居然还要白白拿出钱来给农民救急度命，白救，当朝廷是无底洞吗？
当务之急是抓钱，能在抓钱的同时把从宋朝初年就开始的兼并之风刹住，把富户财主们的不义之财掐死，都变成朝廷的收入，何乐而不为？
从事变法的内部人员思想都不通，都不能站在政府的角度领悟变法的实质，王安石不敢轻举妄动。他对苏辙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会从长考虑。之后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没见过“青苗法”三个字。
只是变化永远都比计划快，改革的车轮一旦转动起来，连最初推动它的人都没法控制。就在王安石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偶然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河北转运司有一个干部，具体职务是干当公事，名叫王广廉。他上了一封奏章，建议在河北方面卖几千个“度僧牒”。以这个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实行青苗法。
仔细想了想，这个提议至少包含了两个内幕。第一，青苗法已经广为人知了。不管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内部存在着怎样的争议，王安石本人的意向怎样，这条法令和它的内容已经走漏出去了。这有点失职。用富弼的话讲，就是当权者的好恶让下边人知道了，难免会有迎合。
第二，“度僧牒”这个办法想得妙。这三个字代表着巨大的短期收入和无穷的后患。收入，先看怎样巨大。几千个“度僧牒”，就能聚敛到五十万贯钱。基本上是宋朝每年给辽国和西夏岁币的总和了。说后患，可真是后患无穷。
此外，还有两点值得一提。
第一，钱的来路不正。未来的圣人程颢说，这不是王道之正，没有持久性。对此王安石不屑一顾，他说所谓的王道有正也有“权”。权，就是变化。几千个度僧牒，能买四十五万石米，在荒年时，能救活十五万人，这样的事还要反对，根本就是拘泥不化。
第二，王广廉是怎么知道有青苗法这回事的，并且迎合得这样及时。处身在这样纷乱复杂的局势里，只要稍微有点政治斗争经验的人都会冒出来个问号——王广廉和王安石什么关系，是不是王安石在上层推不开，发动下面的群众造势，把法令推上去？说到这里，似乎我在说王安石的不是，但改革的本质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配，涉及这个概念，就和战争同级别。所以采取一些所谓“不正”“不清”之类的手段根本就无可厚非。
想反驳吗？那么请问，这世上有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有没有不死人造就的新世界？所以，王广廉就算是被王安石暗中鼓动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就算用的是卖“度僧牒”的钱，也没什么不对。
至少没动用常平仓里的粮食储备。
只是在真正实施时，变法派犯了新法里一贯的、最严重的错误——言行不一致。说是只在陕西试行，结果扩大到了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说是用“度僧牒”的钱，结果动用了一千五百万石的常平仓、广惠仓的粮食；说是“青苗法”，立足于农业，结果城镇居民也可以借贷；说是不许硬性摊派，结果为了政绩、升官、腐败、搞垮王安石等杂七杂八的原因，胡乱摊派，层层加码。
为何这样急于求成，在青苗法到底有没有漏洞，官场上的思想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这实在让人没法理解，毕竟王安石不久前才刚刚说过“变法易缓不易急”的话。
描绘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田园风光。
描绘的是宋代和尚形象。
他到底是过于自信，认为只要青苗法一实行，就可迅速见利，堵住保守党的嘴？还是预先判断到和司马光等人永远水火不相容，根本就不存在统一思想的可能，才强行通过，让青苗法成为现实，让变法大面积铺开？
我们无法得知。能做出结论的是，随着青苗法的出台，变法本身、变法与守旧的对抗，骤然上升到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