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这一术语指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环境变化在速度、规模和范围上的显著增长。地球的环境在它整个40亿年的时间里一直发生着变化，而人类却在我们30万年的时间里改变着它。1945年以来，在人的一生的时间跨度里所发生的环境变化，在人为导致的环境变迁的历史记录中是前所未有的。2005年，在柏林郊区达勒姆（Dahlem）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这一术语被创造出来。它本是被用来唤醒人们对短语“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记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即以此为题。这位生于维也纳的社会科学家在书中称，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出现既非天然也非必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简言之，它是偶然的产物。与此相类，现代全球生态系统的形成既非天然亦非必然；它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产物。
本书旨在对1945年以来的全球环境变化的类型、性质和量级加以解释说明。可是这本书却又篇幅简短，是一部简明扼要而非面面俱到的作品。例如，书中很少写到有关水土流失和珊瑚礁的命运的内容，却更多地写到城市和生物多样性的内容。环境变化在最近突然加速，在探寻其背后成因的时候，较之于消费文化或技术变革的相关内容而言，本书在能源、人口、城市化和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冷战——方面有更多内容要写。我希望在中国的读者看来，对主题做这种选择是言之成理的。
本书虽为历史著作，却大量利用了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或《毒理学和环境卫生杂志》（Journal of 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等科学期刊的引用，注释中比比皆是。这是本书主题使然，它要求我们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人们难以从某个单一学科的观点来理解大加速这个主题，只有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才能形成较为全面的观点。这个事实是21世纪诸多智力挑战的一种体现。我们迫切需要对全球环境变化之类的基本问题加以研究和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当中被教导在任意一门单一学科的条条框框中思考的那些人，却并不能轻易触及它们。教育机构要加快其自身的转变，以培育跨学科的学习与研究。
最初是两位历史学家的邀请促成了本书的写作，他们是入江昭（Akira Iriye）和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uergen Osterhammel）。他们着手从事一个项目，要创作一部由多位作者合作撰写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历史的大部头著作。尽管他们二位都没有环境史的背景，他们仍然意识到环境变化是1945年以来世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书中得包含一篇有关环境的长篇论文，于是约请我来写这一部分。我在博士生彼得·恩格尔克也可以参与项目的前提下，同意接受这一工作。作为入江昭和奥斯特哈默编著的《全球相互依存：1945年以后的世界》（Global Interdependence: The World after 1945，哈佛大学出版社）中的一部分，我和恩格尔克撰写的文本于2014年首次问世。随后，经过修订和更新的版本独立成书，于2016年出版。
任何哪个地方的大加速都不会比中国的更加引人注目。1945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且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农村，它因为战争的破坏而更加贫穷。数千年间，农民的劳动缓慢地雕刻出中国的环境，创造了农业景观。部分由于经济计划中强调工业化，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中国环境变化的速度有所加快。几十年间的人口快速增长也助长了环境湍流：中国在1953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约有5.8亿人口，其中13%居住在城市里；1982年的人口普查认为中国有10亿人口，其中21%是城市居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虽然放缓，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却加速了。今天，约有56%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与全球平均值大体相当。并且，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强国，用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制造的商品如今正行销全世界。1980年以来，中国最非同寻常的转变——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和速度最快的一次工业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环境，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环境的根本转变。
至于说中国环境，尽管为了抑制从烟囱和汽车中排放的废气，中国已经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努力，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里，世界上一些最糟糕的城市空气质量问题依然让它深受其害。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也成了严重问题。任何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至于说全球环境，中国对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湍流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说，它的工业部门和车辆总数如此之小，以至于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非常之少。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情况依然如此。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大量使用已经把中国变成了全球尺度环境变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全球海洋中约10%的塑料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进入太平洋。中国现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0%左右，约为印度的4倍、美国或欧盟的2倍。如今它已加入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正在无意间重塑这颗行星上基本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氮和硫的循环乃重中之重。当然，碳循环可能最为紧要，因为它在塑造气候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中国还加入了那些国家的行列，它们试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且稳定世界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地球的气候。这样的努力是全世界与时间展开的不顾一切的竞赛，尽管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时间，以及沿途是否可能存在“临界点”——如果越过这样一个临界值，就意味着减缓环境变化的进程将变得更加困难，或许便不可能实现。在下一个百年中的某个时刻，全世界的社会可能会大幅削减化石燃料的使用，采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的能源形式。过去的能源转换总是渐进的，这一次也将如此。只是我们还不可能知道它的特性和速度究竟如何。
但是，它几乎一定会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多久可以到来以及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通常而言，可再生能源制度将减缓大加速的进程，特别是将减慢气候变化的步伐。这对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对于世界上有些民族而言，这尤为紧急，如居住在陷于海平面上升危险之中的低洼岛屿或海边的那些民族。
稳定气候与减缓甚至最终抑制大加速，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当务之急。但是，为此做一些有益之事的能力却非常不均衡地分散在共享这颗行星的近80亿人中间。尼泊尔和莫桑比克的农民几乎不使用化石燃料。他们只拥有最低限度的社会力量，这意味着其决定将不会引导数以千计的人或数百万人的行为。在另一个极端，加拿大人、科威特人和美国人平均使用的化石燃料约百倍于莫桑比克人。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拥有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他们必须比尼泊尔人和莫桑比克人做更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人类总体——想要减缓大加速的进程的话。
此时此刻，关于大加速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决策地在北京。这一地点过去曾经在华盛顿。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大加速日益变快，在华盛顿做出的决策推动了这一进程。1970年以前，少有人知道或关心全球尺度的环境系统，这一包括了所有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在内的系统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但是，甚至在某些人知道了以后，华盛顿的决策者不管是在减少那种不稳定状况，还是在减缓大加速的进程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今天，恰恰由于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倾倒的混凝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以及显著地参与到如此之多的影响环境的其他活动之中，北京才有机会去做华盛顿没有做成的事情：做出可以减缓大加速进程的决策。
10年之内，我们或许会形成一种合理的观念；50年之内，我们就会确定无疑地知道，北京能否恰当地应对这一挑战并领导一场全球活动，以减缓大加速进程与稳定巨大的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和地球这颗行星的气候。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将有助于读者从长远的视角去思考全球环境问题，并希望用这本书来帮助他们了解，目前在中国，环境、经济和能源的规划是最为重要的。
约翰·R.麦克尼尔
于乔治敦大学
201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