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当今社会，“创新”一词已经成为了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受到了大众的普遍关注。但在此不得不指出的却是，“创新”是一个普遍概念，所以我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才是“创新”？“创新”一词具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内涵？遗憾的却是，很少有人讨论这样重要的问题。其结果也就是，我们至今拿不出自己的创新成果。我的看法是，所谓的“创新”必须是针对某一具体而明确的对象。

我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了知识在推动近现代社会发展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在1993年3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应重视对知识论的研究》一文。不久，我就提出了“知识创新”的概念。“知识创新”思想的提出与我自己对知识理论的研究有关。

约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我开始对知识理论的研究逐渐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的巨著《知识论》。此书约有七十多万字，对知识论理论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讨论。但我对此书的许多观点有着自己不同的看法，于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本着学术讨论的立场对之进行了批判性的系统论述。

正是对金岳霖《知识论》的不同看法导致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撰写自己的知识理论著作。1997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知识论引论》一书，此书共23万字。在此书的基础上，我又接着做了很大的改善和推进，2006年6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知识论》。《知识论》一书比较细致地讨论了有关知识理论所涉及的许多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此书的序言接受了西方未来学家的看法，比较详尽地论述了知识在现代社会及未来所起的越来越巨大的作用。知识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却得不到国内绝大多数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关注和认可，这不能不说是一巨大的社会遗憾。当然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也有。我的《知识论》出版后，中国科学院的李喜先研究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这本书，尤其是此书的序言引起了他巨大的兴趣，拿起红笔在序言部分做了大量的勾画。而后，他通过一些朋友的介绍与我做了直接的沟通。他积极邀请我参加他所组织的创新战略委员会的论坛；并请我撰写有关知识创新的论文，放进他所编写的《国家知识创新战略》一书内。也正是他建议我撰写题为《知识主义宣言》的文章，并在2014年创新战略委员会换届时，积极推荐我出任新一届委员会的主任。他如此支持我，主要是他很认同我关于“知识创新”的理念。他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2018年1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论知识主义社会》大作。

应该说，我自己早就有“知识创新”的理念，但李喜先研究员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也就促进我在“知识创新”方面写了不少文章。出任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后，在我的努力下，该委员会的工作也就沿着“知识创新”的思路而推进。我也因此在一些高校做过这方面的学术演讲，试图率先在高校内宣传这一理念。2016年初《科技导报》的领导通过电话约我撰写文章，建议我为马上召开的两会代表与委员提供有关知识创新方面的信息。当年的《科技导报》第三期刊登了我的题为《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文章。该文在海内外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海外的一家杂志编辑看过我的文章后，摘录文章的主要概念，近几年来又反复邀请我为他们的杂志撰写同类话题的文章。

虽然我在“知识创新”方面写了一些颇有影响的文章，但自己却从未有将自己的文章集成书稿出版的计划。今年3月份，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邓景异先生约我见面，谈起当今中国社会急需要积极宣传“知识创新”的理念，以推动中国文化更高质量的复兴。由此他建议我在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章的基础上结集成册。邓先生曾经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就是由我指导的。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来我们交往较多，他对我的学术研究模式是很熟悉的。

正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我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题为《论知识创新》的书。此书论述了知识在近现代社会所起的巨大的作用；分析了“知识”概念的定义；陈述了知识创新的途经；系统提出了直觉驱动知识创新的理念。前三个部分主要是在原有的文章的基础上修改编辑而成，最后一部分却是在结集书稿时而起的突发灵感，认为直觉在知识理论发展进步的历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也就顺着自己的灵感，写就了这一章节。

此书写就后，邓景异先生又帮忙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很是辛苦。此书能够顺利出版，应该感谢邓先生的努力促成。

2019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