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耀先
『谦』『俭』『劳』为立身之本『骄』『奢』『逸』为终身之戒
车耀先（1894—1946），中共党员，四川大邑县人。17岁入川军当兵，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后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创办《大声》周刊，进行抗日宣传，成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1940年在国民党制造的“抢米事件”中被捕，先后囚禁于贵州息烽监狱和军统重庆集中营。1946年8月18日，牺牲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停车场，时年52岁。
车耀先《先说几句》
下面这段话是车耀先烈士在狱中没写完的《自传》的自序，也可算一封写给子女的题为《先说几句》的家书：
先说几句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注重家庭、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责任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递给孩子，有义务引导他们怎样做一个有气节和骨气、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车耀先被捕入狱后对生死置之度外，却挂念儿女的成长。在狱中，国民党特务给每个“犯人”发了一套《曾文正公家书》，要求每天必读，而且要写心得，以达到改造思想、转变革命立场的目的。车耀先知道能够出狱的机会非常渺茫，甚至难以活着出去，于是借狱方要写心得体会的机会，向狱方要来笔和纸，开始写自传，想通过这种形式让子女了解自己，并把自己对子女的希望也写出来。但车耀先并没能在狱中写完《自传》，自序前的《先说几句》，就是父亲留给子女们的寄语与希望，也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后交代。
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这是车耀先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得出的人生感悟与肺腑之言，也是他对车崇英、车毅英、车时英、车伯英、车仲英五个子女定下的道德要求和人格规矩，短短200余字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可贵的家国情怀，和一个革命者对子女的殷殷嘱托。
“谦”“俭”“劳”为立身之本，成事之基。这是车耀先留给孩子的家训家规，也是自己躬身践行一生的真实写照。
车耀先出身贫寒，人生经历复杂。他只读过两三年书。17岁“弃商从军”，投身戎马生活冲锋陷阵、能征善战，“由兵而士，士而官，十三年官至团长”。在那个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初叶，各种思想涌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车耀先看到的是“笃信耶稣之故，所属官兵几皆教徒”。在国民革命潮流浩浩荡荡的大变革时代，他祈祷人间充满爱，可现实不断地在摧毁他的祈祷。他最终认识到“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车耀先感到失望和愤慨。《车耀先自传》记载：“十六年改充四师上校付（副）官长，出游上海、东京、朝鲜、奉天、北平，十七年回川后改任新兵训练处长。正准备成团之际忽奉命缩编为旅。我奉调军部。可任县长，可入陆大，均不愿请长假春归，以刘（湘）所赠二千元路资为本，开努力餐馆于成都了。”车耀先用刘湘所赠路资，在成都开创“努力餐”饭馆。饭馆经营四川风味，以大众饭菜为特色，以“努力为大众开辟吃饭场所”为宗旨，倡导“勤”“俭”“劳”的品质，饭馆也开创了现代平民“快餐店”先河。入党后的车耀先，以“努力餐”饭馆为掩护，从事统战工作。
曾长期在四川地下党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统战部长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的程子健回忆：“车耀先同志系四川大邑人……幼时卖过大柴，背过布……大革命时，思想才进步，任川军三师参谋长，大革命失败后入党，做军事工作，任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曾参加汉州暴动，以后即做军事、基督教及统战工作，中途关系曾中断，西安事变后，在蓉创办《大声》周刊，首先鼓吹统一战线，故人称之为统一战线的‘线长’，其人反对吹牛，做事踏实，处处都起模范作用，由自学而能写文章，且文章写得很好，对于军民商学各界都能钻得进去。耀先是一个标准的统战人物，他的趣事甚多，他曾说：他的女儿参加了革命比中了头彩还强。”
1929年，车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川康特委军事委员。回想从军、经商、信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复杂经历，车耀先曾写下一首《自誓诗》：
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
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
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
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
不劳而食最可耻，活己无能焉活人；
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
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
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车耀先以诗明志，宣传抗日，鼓动青年“投身元元无限中”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怒涛洗净千年迹”的烽火中为国家民族努力奋斗，还要敢于学习先进的文化、正确的理论，做到“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在伟大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这是车耀先的人生价值取向。为人处世不可有傲气，保持低调谦虚，生活上低标准、事业上高标准，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不傲、不贪、不懒……这是作为父亲的车耀先对子女的期望：唯有健全的人格，才能去天下为公、担当道义。
1938年8月1日创刊的《统一战线》期刊，车耀先发表了《几个口号的认识》。当时国民党宣扬“一个大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企图将共产党融入于国民党之中，形成一个“大党”，认为没有必要组成“巩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车耀先在文中对此反动论调予以坚决反驳：“有些人说：这些口号都是共产党喊出来的，这是他们夺取政权的阴谋。因为，我们的民族原来就是统一的，何必要用有联合意义的阵线二字呢？”对此，他尖锐地质问那些要破坏和消灭统一阵线的人“……还要恢复抗战前分崩离析的局面来完成敌人的‘以华制华’的毒计吗？……因为是共产党喊出来的，我们就因人废言的怀疑它，甚至反对它；那么，共产党要抗日，我们就怀疑、反对；共产党要实行三民主义，我们也怀疑，反对；国民党要吃饭，我们也怀疑，反对；这成吗？……”车耀先义正词严地为共产党正言，并告诫“那些要破坏和消灭统一阵线的人”：“这样的无理地忌姤和污蔑，终究是要失败的。”[1]
车耀先的这一切社会活动和激烈的抗日宣传言论，与国民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度冲突。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并在肆意制造的“抢米事件”[2]中将车耀先逮捕。
车耀先被逮捕后，从成都押往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重庆看守所，他曾带出一封信讲述狱中情况：
余过去为中苏文化现为宪运大为不满，久欲惩我，我知之未愿者，以坦白无他。爱国无罪也，且近十年来，无党派关系，仅识新华罗世文，亦不过私人往还而已。此次借蓉打仓事，诬为共党春荒暴动，我与罗同时被捕后，解渝拘此将二月。被询时我力辩其诬，询者暗示我入国党不可，我以自由实行三民主义答之，以为侦察后，当察告无罪。半月无动静，乃请询者问以原因，答以“十之八矣，稍缓当明白矣，但保无他。君将来必吾党同志，于成都方面尚有多事托君也”，至此更知醉翁之意矣，乃静候之，并请谒蒋，面陈推行注音以扫全川文盲，又拟办法及交多方多信，均被扣未转。然待遇较优，日有蒋曾集报看，并习世界语，又为我新置被盖添衣等，大有久扣不放之样。监视较严，若不早为之计，不卜何年月始出。且应他变，因禁通信，与外隔绝，既为刀下肉，可随便制裁而外人不知也。因之思家心切，顾患极多，寝食不安。直度日如年，如坐针毡耳。同来五人中已释其二，大约初询时即示入党故也。罗与其他一青年，居别室中，不准接近。见罗疟疾重，心存不忍。该青年亦曾肚泄。我则力自排解镇静，方免于病，然近日亦大瘦矣。再下去恐亦不免病。如此环境焦灼不堪，居此地又不敢告人。恐知之更不了也。因思罗有党为之交涉，我除中苏文化协会设法担保入国民党可以出外，实无他法。故之昨夜亦与某队长谈：本参党派入党亦无不可，不过非结束此事不可，否则党与我均不名誉也。拟方式三：一为总特许裁，二为推行注音为公务员，当不成问题，三由王昆仑张西曼介绍，不能在此拘中入党，以示不受威胁。队长云：可报告上峰请示。但不知如何耳。如逼我为特务工作，虽死不从，且国党亦不该如此也。故宜此时先行设法也。总之，观此情形，作久扣不可者居多，因此忧耳。能由孙会长设法担保出去更好，即邓潘刘恐亦不可靠也。家中大小不知对我如何悲虑，心甚念之。寤寐间均念切。长此以往，恐忧成痼疾而死。能早一日出去更好。若迟到时局大变，不死于此亦死于彼耳。但此情，不愿家人知之，恐更忧也。仅使之知我在此较安即得耳。报载，孙组织宪运宣传委员，我能负点责任宣传更好。我住此地不能公开，总望设法使我早出为切盼。家中情形及进行状况可长于启中示知，以慰我！我拘此恐蒋亦不知也。急欲谒蒋！但想难实现耳。
五月十夜三更
从这封书信可知，车耀先在狱中焦灼不安，一忧处置悬而未决，特务问询他后“半月无动静”；二忧家人对他被捕一事的悲伤焦虑，“因之思家心切，顾患极多，寝食不安。直度日如年，如坐针毡耳”。从中可见，共产党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所具有的情绪，他会有；普通人所具有的情感，他也会有。“爱国无罪”，可这样的道理，专制统治的国民党顽固派是不会懂的。他们只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国民党暂时对车耀先“待遇较优”，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想策反他，希望他“将来必吾党同志”。但他们错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这是车耀先的坚定信仰和坚决的意志，也就预示着他的忠诚选择。
车耀先与罗世文被捕后，周恩来代表我党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谴责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局面、制造反共事件的严正错误，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但是，国民党当局拒不释放，并立即将车耀先等人转押到重庆望龙门22号军统重庆看守所，随后又秘密转押贵州息烽集中营进行“改造”。
特务要求车耀先改过自新，回到国民党军队工作，并许以高官，否则一辈子也别想出去。面对威逼利诱，面对长期关押的折磨，车耀先初心不改，坚持立场，拒不接受国民党的任何条件。
“君子不器，成己达人。”车耀先不仅是一位革命者，更是一位先进思想的传播者，是有志青年的引路人。车耀先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在狱中所写自传中说：“我家大邑，出身寒微，读书二三年即小贸糊口。十四岁（光绪三十四年）便到崇庆县学买卖。民元弃商从军，在前进无家可归的环境之下，由兵而士，士而官，十三年官至团长。因笃信耶稣之故，所属官兵几皆教徒。虽无建树，然未扰民。十六年的革命思潮，淘尽了宗教信仰；社会主义代替了我的圣经。”的确，那一代革命者，都有一个逐渐觉醒、寻找真理、投身革命的历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弃商从军、耶稣救国均无建树，车耀先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可以说在那样一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这选择就意味随时出现的牺牲。
33岁的车耀先，退出军界创办“努力餐”饭馆。回顾自己信奉基督教的种种曲折人生经历，他深感青年人选择人生道路的不易，挫折、困惑会使一个本来有光明前途的青年走向人生的歧途。所以，他认识到走好人生第一步路的重要。只有求到“真神”，开展革命活动，教育引导包括自己子女在内的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才能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红岩历史中“军统电台特支”张露萍烈士，也由于是其子女的同学而受到车耀先烈士引导，从而走上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革命道路的。
1934年，车耀先在成都主办“注音符号传习班”，通过讲课和课后谈话，给学生讲解时事，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引导许多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6月，成都省立女师学生黄玉珍毕业时拿出笔记本，希望车耀先老师能够为她题词。车耀先愉快答应并写下这样一段话：“经济生活和文化确实有密切地联系。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人类文化，又只是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但这种联系，并没有证明有钱人一定文明和穷人一定野蛮。这联系只是表现为这样的事实：哪怕是在社会上处于被屈辱的地位的人，哪怕在这地位上不断地感到经济生活的恐慌和穷乏，如果这恐慌和穷乏是逼着他们向上，逼着他们对屈辱和被掠夺的现状起来反抗时，他们的反抗的努力就是‘知荣辱’的表现。他们在反抗的努力中就同时会促进了文化的向上。反之，对别的国家或人民实行侵略掠夺，或者帮着侵略者掠夺别人，以达到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才真是正（笔者注：真正是）‘不知耻’的人群，是文化的破坏者。”
一个题词如此认真对待，不厌其烦地教育学生最重要的是要“知荣辱”，车耀先就是这样“诲人不倦”，总是把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
1937年6月4日，车耀先给黄玉珍的毕业题词
这个笔记本，黄玉珍同学一直珍藏了50多年。
1997年“红岩魂”展览在杭州展出时，我应邀在杭州大会堂为群众做《歌乐忠魂》的演讲报告。黄玉珍找到我说：“我是车耀先的学生，我还有他在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她表示：“我明天把它送来你们看看，如果觉得对你们工作有帮助，我可以送给你们。”第二天，我为杭州市直机关干部报告会结束后，黄玉珍老人将笔记本捐献给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收藏，希望她老师给自己的留言能教育更多青年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1937年1月15日，利用开办在成都的“努力餐”饭馆为掩护，车耀先在成都又创办了《大声》周刊，意思是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以唤起民众。这个刊物是成都风行一时的抗日救亡刊物，成为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传播革命声音的阵地。它也是四川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不少青年在《大声》周刊的影响下，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前面提到的张露萍就是在车耀先和《大声》周刊影响下去了延安。
《大声》周刊影响日巨，不三月就销到五千份，也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先后被封禁五次。刊物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前主张“对内和平对外抗战”，抗战后主张“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第一期既有批评汪精卫之言论，以后是每期都有抗战言论。1938年，车耀先和周刊同仁组织起大声抗敌宣传社，慰问抗日家属，并钉上“杀敌光荣”铜木牌。周刊还组织欢送出征军人，兵役宣传，这在全川都算开展最早的。1938年1月开始筹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经过一年之波折，终于1939年正式成立分会，开始工作。[3]
川东地下党老同志、原重庆市人大主任张文澄在《关于车耀先同志的情况的介绍》中对《大声》周刊赞赏有加：“……在沉静的古蓉城的死潭里，无异投下巨石。对十年反共宣传，是雷霆般的回击。当时，许多青年都争读《大声》，引为爱国思想的指南。”张文澄介绍，当时的“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从旁积极协助，诸如扩大稿源，参与编辑，发行推销等。当时已年逾中年的车耀先同志也如青年一样，不仅全力办好《大声》，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群众集会、宣传讲演、游行示威等活动，虽然因腿疾行动不便，却照样生龙活虎，讲演时口若悬河，在青年中有很高威信。“反动当局甚至禁止学生阅读《大声》……但车耀先同志不畏强暴，不怕风险，敢于在《大声》上介绍西安事变的真相，1937年秋还介绍《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起到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的作用，可谓旗帜鲜明……”[4]
1937年，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回四川担任省委书记，也恢复了车耀先的党组织关系。车耀先“在罗世文同志领导下，负责对四川地方势力派的中、上层骨干进行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从事对地方势力派的统战工作，比较隐蔽……”[5]
被捕后，车耀先忠诚自己的政治选择，把监狱当作一个特殊战场，借狱中图书管理员的“工作”继续传播进步思想，“希望在押人士个个思想都得到进步”，曾与车耀先一起被关押的王品三回忆：“有几名山东流亡学生[6]就是一例，他们原来进狱时，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并不了解，他们坐了一段时间狱牢以后就知道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也了解了共产党是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着，这不是偶然的，是与车耀先的工作分不开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以“弥天大勇”之气概，来到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就国家发展前途等问题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其间提出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特别是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4人。蒋介石也公开表示同意，中共的《新华日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做了相关报道，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车耀先在狱中知道这一消息，也充满希望。他想自己的孩子，不知道他们长得怎么样了，甚至想立即拥抱他们……在没有刑期的数年关押中，他拒绝写出悔过书、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对于被释放，车耀先没有面对向他道喜的看守说感谢，也没对看着他充满希望的难友眼神有回应，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成熟与冷静，换句话说，他早已将个人生死与自由置之度外。
但，国民党蒋介石并没“信守承诺”，息烽监狱撤销，车耀先等70多名政治犯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看守所继续关押。
1946年8月18日，国民党顽固派将车耀先和罗世文一起杀害。车耀先时年52岁。
重庆解放后，根据特务交代，在歌乐山下的松林坡发掘出罗世文、车耀先的遗骸，并就地修建墓地，周恩来同志亲笔题写：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回忆父亲是痛苦的，也是自豪的。因为我们有一位满怀革命理想和爱国豪情，无私无畏、坚贞不屈的好爸爸。他引导我们对革命的信仰，并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力量。”车耀先的子女如是说。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从不缺席子女的成长。他亲自把两个女儿引上了革命之路。这特别值得当今的父亲们学习。以“谦”“俭”“劳”为立身之本，以“骄、奢、逸”为终身之戒。车耀先这封短短的家书中倡导的“谦”“俭”“劳”的品质，也成为车家后人为人处世的朴素理念。新中国成立后，车耀先妻子将“努力餐”饭馆上交国家，并婉言谢绝了国家按月发放的烈士家属抚恤金，这更令人动容。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样也让车耀先烈士在九泉之下感到光荣与欣慰。烈士家书，是传家宝。这高尚的家国情怀也是红色基因的重要元素，值得我们永久珍藏。
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1]车耀先：《几个口号的认识》，《统一战线》，1938年第1期。
[2]1940年初，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携带别动队员两百多名潜来成都，策划“抢米事件”，一方面借此剪除地方实力派中的左翼民主力量，达到控制和削弱地方实力派的目的，一方面嫁祸于共产党组织的春荒暴动。伪装饥民的特务3月12日抢劫了国民党四川实力派人物潘文华设在成都南门外的米仓，并于3月18日晚间，在成都祠堂街“努力餐”饭馆内，将车耀先逮捕。同晚，还在《新华日报》推销处逮捕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驻成都营业部的罗世文等。
[3]车耀先：《车耀先自传》。
[4]车耀先档案。
[5]张文澄：《关于车耀先同志的情况的介绍》。
[6]后来牺牲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冯鸿栓、石作圣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