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仁心

进入瓦基机村的生活区，得先经过皮防站。

皮防站，隶属于美姑县民政局，其职责是管理康复村，以及为麻风病人提供服务。

那是一座位于半山腰斜坡上的四合院，也是村里最气派的建筑。约摸5米高、两层楼，几根青砖砌成的方柱稳稳托起瓦房，留出宽宽的街沿。一道对开的木门随时都上着锁，陈志安和赖祖杰成为首批驻村医生。

再往前走两公里，就是麻风病人生活和生产的地方。那段距离，算是治疗场所与病人生活区和生产区的缓冲地带。

众所周知，康复村就是麻风村，一旦他们的身份信息中有康复村或麻风村几个字，外出住宿、吃饭和交通都会遇到困难。

在那个年代，别说普通人，就连普通医生也惧怕麻风病人。

四川省麻风病防治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四川省麻风防治协会会长宁湧还记得，他的同事到渡口（攀枝花）出差，有招待所工作人员知道他是麻风病防治医生后，坚决不让其入住。

有一年夏天的午后，他和同事到省内一家康复院为麻风病人服务。

病人听说从省上来了专家，争先恐后地走出房间，想要靠近他。他远远地招呼病人们过来，好为他们检查身体。但是，在一根立柱处，病人们就像施了定身法一样，再也不向前迈进一步。

此时，阳光斜洒进来，将立柱投射出一道长长的黑色阴影，那阴影如同一道分隔线，落在病人们的脚下。

宁湧热情地相邀，你们过来呀！

病人们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面面相觑，最后将目光投向康复院的管理者。

身着白大褂的医务管理者只回应了两道冷冷的目光，如剑，刺破了正欲膨胀的希翼，病人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宁湧明白了，那根立柱，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康复院病人与医务工作人员的界限，坚不可摧，不可逾越。

宁湧很生气。他想，这家康复院的工作在全省还算是先进典型，怎么能人为设置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让医务工作者与病人泾渭分明。

表面上是界限，本质是偏见！

宁湧不动声色，但已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今天都要打破这个界限，让他们跨出这一步，也要让康复院医务工作者接受这个跨越。

他微笑着，友善地望着他们，伸出双手，继续高声邀请，你们不用怕，过来！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康复院医务工作者见省上来的专家如此坚持，便松了口，“你们过去吧”，病人们才得以跨越那条隐形的界线。

在麻风村或康复院里，往往会在康复者中推选一至两名有文化、头脑活络、表达能力强的“卫生员”，他们又像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中间的一座桥梁，传递着健康管理的信息，还辅助负责着这个区域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的管理。

在瓦基机村，俄日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平时，俄日协助皮防站管理、安排村民们生产。什么时候去领种子和化肥了，什么时候种荞麦了，什么时候安秧苗了，什么时候该挖土豆了，什么时候打谷子了……

另外，他还要负责观察、收集村民们健康信息。如果有人头痛、发热、或肚子痛，他就要把这些信息写成小纸条，带到皮防站的中间区，告诉医生，并等待医生开药。

发药时，赖祖杰在楼上提前预警：下面的，接好了哦，药来了！

俄日就站在老位置，仰起头，全神贯注地盯着上方的一举一动。

赖祖杰将药包好，从上面抛掷下去。俄日就将两只手捧在一起，对准那条抛物线的落点，稳稳地接住。

有时，赖祖杰把药品放在中间区一个特定的地方，俄日就去取。然后，把这些药品带到生活区，叮嘱病人按医嘱服下。

每当需要进入康复者的生活区和工作区时，赖祖杰和搭档准会全幅武装，穿上特制的白色防护服，帽子上垂下一块长长的头巾，戴好口罩和手套，穿上雨靴。在俄日看来，就像刚从生化实验室里出来一样，好笑又严肃得要命。

因为偏见和歧视，瓦基机村的人难以交到村外的朋友，但罗清国是个例外。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朋友竭尽所能，为瓦基机提供各种帮助。

罗清国，美姑县牛牛坝区侯古莫乡人，皮肤黝黑，脸颊清瘦，是前任美姑县疾控中心主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演说，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引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此后，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四川各市地州县先后安置了一百多万知识青年。

在这股浪潮中，来自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知名医学院的汉族医师或医学生进驻凉山州的各大乡镇卫生院，他所在的牛牛坝区卫生院汇集了10多个本科生和老牌中专生。

1971年，牛牛坝区候古莫设立合作社。有一天，社长找到他，问他“现在国家在培养赤脚医生，准备推荐你去学习，你想不想去？”

读完小学3年级就离开教室的他，做梦都想重回校园，他不加思索就同意了。

带他的老师，是两名下乡的大学生。踌躇满志的天之骄子被分配到偏远的大凉山，很快就对工作失去了热情。而医学对罗清国而言，一切都是新的。他很好奇，总是缠着大学生问这问那。身边多了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少年，又勤快，大学生乐于教他。很快，他就能诊治一些常见的疾病。

乡村医生需要走村入户看病，远一点的地方，大学生不愿意去，罗清国就主动请缨。慢慢的，他接触的病例多了，医术提高不少。给病人看好了病，病人感激他，送他一些布票，他转手送给大学生，师生关系融洽。时间久了，罗清国在当地有了小小的名气，一些病人点名要请罗医生看病。

1973年，罗清国参加了中考，被凉山卫校兽医专业录取。

不过，他的录取通知书被卫生院院长藏起来了。

直到9月的一天，有人问他，罗清国，你怎么不去上学呢？你被录取为畜牧专业了。他才知道，自己考上了中专。

他跑去问院长，你为什么不把录取通知书给我？

院长回，你是给人看病的，不是给动物看病的，这个专业不适合你。还有，我也舍不得你走！

罗清国坚持，读书是我的梦想，我愿意去学医，再回来为大家服务，请您支持我追求梦想。

院长也通情达理，当场承诺他，下次有机会一定推荐你。

当年11月，凉山卫校补录时，院长推荐他去学中医专业，学制两年，他如愿以偿再次踏进校园的大门。

1975年，他中专毕业，分配到美姑县两哈乡卫生院。两年后，他转行成为一名防疫医生。1985年，罗清国担任一所乡镇卫生院院长。那年年末，美姑县卫生局下乡搞年度工作考核，他汇报工作时观察到卫生局局长频频点头。念完汇报材料后，局长表扬他，小伙子思路清晰，意识超前。回去后，局长向时任分管副县长汇报，说他发现了一个人才，提议罗清国担任县卫生防疫站站长。1986年5月，任命罗清国为县卫生防疫站站长的文件下发，他从此成了当地公共卫生事业中重要的一员。

罗清国开始防疫事业的那个年代，麻风病因发病率高，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据四川省麻风防治协会的数据，1971至1980年，是四川省麻风病人患病率最高峰，登记病人27146例，年均患病率0.141%。

麻风病，成为当时威胁四川人身体健康的头号敌人，也成为四川首个纳入省政府专项投入资金的公共卫生防治的疾病。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投入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防治麻风病。中后期，麻风病防治走上了开放合作的快车道，四川开始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多个国家的麻风病救济组织展开国际合作。

1983年，四川省率先在凉山州西昌市用WHO（世界卫生组织）A资助药物开展麻风病联合化疗试点。

1987年，四川省被评为全国麻风防治工作先进省，而首个驻美姑县瓦基机村的医生赖祖杰也被表彰为全国麻风防治先进个人。

还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期间，1978年开始，罗清国每年都要深入村寨参与麻风病普查。每次下乡，他和另外3名医生分成两组，每组男医生和女医生各两名，到了村寨对同性别的村民查体。

当地人忌讳麻风病，如果有，这个人的名声就坏了，很可能打一辈子光棍。甚至，这个人的整个家支都会受到牵连，成员的婚配都会成难题。就连与麻风病人打交道的医生和教师，也会承受着来自社会上的压力。

有一次，罗清国和同事去瓦西乡检查时，听说一个40来岁的女子跑了。他和另外5名医生追了一下午，还是没有追上。追踪这名女子，他们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最终才说动对方去医院做了检查。

有了前车之鉴，再次普查时，为了不打草惊蛇，罗清国把白大褂藏在包包里，伪装成乡干部，到村里请村干部通知一部分人前来接受检查。

一般来说，查体的地方都是比较隐蔽的场所，如合作社的仓库。村民一个个进来，脱光衣服，医生们观察皮肤有没有类似牛皮癣或发红的症状，触摸村民脖子和手肘处的神经，试探是否有麻木的感觉。再手持一根新鲜的野草，撩村民的全身，观察对方是否有痒痒的感觉。如果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要对此人的亲友做工作，提取其标本送到成都做进一步检查。一旦确诊，纳入治疗，劝其搬进麻风村。

再后来，各地将“麻风病可防可治可怕”的标语刷进了一个又一个村寨，刷进了乡镇公共场所，刷进马路边。

罗清国回忆，第一阶段的宣传标语特别加了“可怕”二字，希望引起麻风病人和他们身边人的重视，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防止麻风病人将病毒传染给健康人。

而随着医学界对麻风病认识进一步深入，掌握了控制麻风病的治疗手段后，政府对麻风病人的管理有了新变化。刷在公共场所的标语，由“麻风病可防可治可怕”变成了“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从可怕到不可怕，一字之差，这样的宣传口径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在村庄里，如果谁患有麻风病了，村民再也不会驱赶病人走了。

但事实上，可怕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很多人的头顶。就算村民不驱赶麻风病人，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悄悄搬离，留下麻风病人一家孤独地生活。

1984年8月，瓦基机村封闭运行了16年后，美姑县对麻风病人实行村外治疗，这意味着，从那时起，如果再发现有麻风病人，就再也不用送进麻风村了。

面对政策的变化，罗清国感慨，从隔离治疗到社会治疗，国家从制度上给麻风病人松了绑，让麻风病人多了流动的可能性，这不仅是治疗手段和社会观念在变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尊重了当时麻风村承载能力达到了极限这个客观现实。

对麻风病人的管理从隔离治疗到社会治疗，其实，社会亟需跨过歧视这道坎。

为了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惧怕心理，从政府官员到专业人士一直都在努力。

1986年，凉山州副州长巴莫尔哈与麻风病人握了手，当地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气氛有所好转。同一年，四川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的专家抵达瓦基机村后，特意购买麻风病人家的鸡蛋吃。

1987年1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世界麻风病日，罗清国带上棉衣棉裤、被褥、胶鞋等物资，随县上慰问组进村看望麻风病人。

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了3个多小时，才走进瓦吉吉。

当时，村里生活着130多名麻风病康复者。不少人在病魔的折磨下肢体残缺，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吃圆根和洋芋为生。他们住着低矮的茅草屋，四处漏着风。

家家户户人畜混居，房前屋后遍地猪屎牛粪，雨天，动物粪便混合着泥土，每走一步，就将脚下的粪便和泥土踩成臭气熏天的泥泞。

推门而进，只见土坯房内，主人家在地上挖一个坑，支一只锅，就是他们的厨房。好些人家用石头砌成一张床，上面铺着草，放一床破烂的被子，有的连被子都没有。家家户户都没有衣柜，主人在狭窄的房间里拉一根绳子，将干净的和脏的衣服全搭在上面。

长期的封闭运行，这里的人恍若生活在“世外桃源”。他看见这个村庄与世无争的另一面，是交通不畅，教育跟不上，经济落后带来的深度贫困。

罗清国在心中问了一遍又一遍，你们怎么是这样的居住环境？

那天，他好想吐，又好想哭！

他想起以前，进普通村排查的病人，一旦确诊，就很可能送进了这里。而在这之前，他从未踏进过麻风村，并不清楚那些被他送进来的病人们境遇如何。

此情此境，他觉得环境太糟难以呆下去，同时也为麻风病人难过。

开完了会，发完了慰问品，随行的医生为康复者们清理了溃疡后，他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跟着大部队离开了。

更难过的是，从瓦基机村回来后，家人好几天都不敢和他一起吃饭。

年迈的老母亲总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他，不时检查着他的鼻子和眉毛，还经常问，“儿子，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他心里清楚，母亲害怕他染上了麻风病。

他不厌其烦地给家人科普麻风病的传染途径，家人对他的戒备还是持续了一年多，直到他并没出现不良症状后，这种焦虑的情绪才有所缓解。

亲眼所见，再加上亲人对他的这个态度，让他开始关注这群麻风病人和麻风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喜欢仰望星河，那忽远忽近的星星眨着眼，闪烁着，他觉得好多颗远远的星星，亮亮的星星，就像生活在麻风村的村民。

他在想，在人类抗击麻风病的历史里，麻风病人为了让大多数人不被传染，不被感染，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到麻风村隔离治疗和康复的现实。当时代因科技而进步时，当社会因经济发展而进步时，因为隔离，麻风村的人还保留着几十年前进村时生产生活的模样。历史，在这里的，几乎是停滞的。

他告诉自己，不能让他的同胞们落伍于整个时代。他决定了，在今后的工作中，除了为瓦基机村民争取到民政和卫生系统的福利外，他还要开始广泛接触慈善机构，扩宽求助的渠道。

从1999年开始，在罗清国的努力和凉山州对外友协的推动下，有3家慈善机构共同出资129万元，再加上当地政府的投资，陆续投入到瓦基机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后修建起了铁索桥、马车道、村小、新的康复院，还安装了自来水和电灯、电视信号接收站，为麻风村病人争取到每月40元的生活补助，发展年轻的共产党员，建起了党支部……

社会资源一点点注入，村庄，一天天融入社会。

罗清国有一个好伙伴阿苦，和他一道，一直在帮助这个村庄的村民康复。

1989年，阿苦从凉山卫校毕业后，分配在洛俄依甘乡卫生院当医生。没过多久，领导就安排他负责防治麻风病，他也和瓦基机村的人打起了交道。

阿苦老家的对岸就有麻风病人，他从小就见过五官残缺的麻风病人，他并不觉得麻风病人奇怪。对于新任务，他丝毫没有抗拒。

工作第二年，罗清国又带着捐赠的物资进瓦基机村，便带上他一起进去。那是他第一次翻山越岭走进瓦基机。后来，因工作需要，他不时要进村，为那里的康复者清理溃疡和运送捐赠物资。

阿苦心想，瓦基机村的人日子过得太苦了，需一些甜蜜。于是，每次进村，他都买上一大口袋水果糖，见人就散糖。

甜蜜，拉近了他和村民之间的距离，村民盼望着他的到来。每次，只要阿苦医生一出现在村庄，准会有一群小朋友呼朋唤友，“走，去找阿苦医生，阿苦医生来了我们就糖吃了”。

阿苦进村后，第一件事情是钻进康复院，集中为住在那里的麻风病人清理腿上腐烂掉的肉。这些地方的神经已经坏死，腐肉散发出阵阵恶臭，病人不会感到疼痛，但苍蝇最喜欢这里，总是在腐肉周围嗡嗡嗡嗡地飞个不停、闹个不休。

阿苦戴上口罩和手套，撕下一团棉花，在手里揉搓成球，用镊子将棉球伸进酒精或者双氧水中，轻轻地擦拭那些伤口，对于伤情严重的，他还要配药，用纱布包扎好。

清理完康复院的病人后，他开始走村入户，深入那些散居的麻风病人家里，为他们清理伤口处的溃疡。

很多人户养有看家护院的狗，狗闻到陌生人的气息，汪汪汪地乱叫一通，给主人家报信。听到犬吠声，主人家从而屋子里走出来，一看见阿苦，就笑着迎了过来，阿苦医生好！快进来坐！

阿苦进屋，教他们把支在地上的煮饭的锅涮干净，倒上清水，添上柴禾，烧开再晾冷，先用凉开水清洗创面，再用双氧水或者酒精消毒……

主人家用彝族感谢，阿苦医生啊，你对我们太好了！我身上这么臭，你也不嫌弃我。

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一些康复院外的麻风病人家属会宰杀最肥美的鸡，或煮一顿特色连渣菜给他吃。

第一次在村里吃连渣菜，阿苦想啊，连渣菜要用上新鲜的黄豆，还有复杂的工艺，这种菜在村里极少见，特别宝贝。他不忍心吃啊！

谁料到，这家人一看阿苦不吃，以为是嫌弃他们家脏，便生起闷气，不理阿苦了。阿苦再进村，这家人显出很漠然的样子，对他冷冷的，连招呼也不再打了。

为了缓和关系，阿苦多次不戴口罩到他们家里，为病人清理溃疡，并耐心地解释，老表啊，我从来不嫌弃你，也从来不嫌弃任何一个病人。你不要误会啊。你看呀，你是通过治疗了的，你现在的身体跟我一模一样了。我不怕你们，你也不用怕我了。

你现在的身体跟我一模一样了，这句话，阿苦在瓦基机时最常挂在嘴边。他希望借这句话表达两层意思，第一层，医生已经治好他们的病了，不会再传染人了。第二层，你们的身体康复了，不需要自卑了，可以大大方方地和每个人交往了。

每当听到阿苦医生说“你现在的身体跟我一模一样了”时，麻风病人们就咧开嘴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然后觉得心理舒坦多了。

阿苦明白，他不吃这家人的饭，深深伤害了同胞的感情。从此以后，他再进村服务，走到哪家就吃到哪家，开开心心地和每一家人交朋友。

在饭桌上，他顺便给这家人做起了健康教育，引导人家要爱卫生，要学会洗手洗脸洗澡。或者给那家人说，你们家的粮食丰收了，但是人吃不完这么多玉米和土豆，喂几头猪吧！养一些鸡吧！养大后，拉到昭觉等地卖掉，就可以换成钱了。有时，他也会送一些药物、医用棉花或纱布给病人，教他们自己清理创面的溃疡。

一些人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用余粮养了鸡和猪，换成钱，再买成生活用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阿苦一般每隔三四天就要去一趟瓦基机村。去的次数多了，狗狗们也认得他了，再也不对着他狂吠了。

阿苦的哥哥知道他工作要和麻风病人打交道后，先问了他两个问题：你还要不要命？万一你染上了病怎么办？

阿苦说，我是医生，我懂得如何防范，不会被感染。

但是，他并没能打消哥哥的疑虑。

一次家支聚会，哥哥终于说出了藏在心中很久的话：如果你染上了麻风病人，我们这个家支就都上了婚姻市场的黑名单了，谁还愿意和我的孩子联姻？这不是要让后代打光棍么？

阿苦心里苦啊！要家人难道非得放弃这份职业？哥哥的话让他陷入了矛盾之中。但很快，他想明白了，他不能放弃麻风病人。社会对麻风病人歧视很严重，如果医生都要放弃他们，谁还敢走近他们？

每次见着哥哥，阿苦就觉得对不住他，便躲着，就像家支里其他人躲着他一样。

凉山彝人有请毕摩做毕的习俗。就算是再普通的人家，每年也会至少做一至三次毕，以求保佑家庭平安、牲畜兴旺、身体健康等。

做毕是家庭的大事，一般情况下，做毕那天，亲人们会团聚在一起，离家远的人也会想方设法赶回来。亲朋好友们，往往会抱上一些酒过来帮忙、听颂经，看热闹。

阿苦自从干上了麻风病防治工作以来，很多年，家里做毕都见不到哥哥的影子了。影响还在后面，他所在的家支聚会，再也没有人通知他和邀请他参加了。阿苦，成了家支里的一个小小孤岛，和瓦基机村一样。

有时，阿苦会厚着脸皮去参加家支的聚会。每每，亲人们都会客客气气地说，你太忙了，太辛苦了，请你早点回家去休息。

凉山彝族地区每个人都惧怕自己得麻风病，害怕自己被送进麻风村。每个疑似麻风病人见到白大褂，他们不会主动上前求助求医，而是躲起来，或钻进密林，或爬进山洞。甚至会闹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比如，有人只是患了皮肤病，以为得了麻风病，便跟着其他人一起跑躲避医生。

对于防疫医生来说，每一次下乡普查，都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壮举。

进了村，医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看见有人影在山坡里跑动，他和同伴就兵分几路跟在后面追。山路弯弯，又不熟悉地形，一不小心，就走岔了道，眼见着人影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候，好不容易追上了，当事人奋起反抗，或捡起地上的石头砸过来，或挥舞起手中的斧头，岂图吓跑他。

没有人愿意染上这个病，就算是染上了，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有一年，阿苦和同事进村普查时，查到一名壮年男子很可能是麻风病。他的同事很直白地告诉对方，你得了麻风病。

这句话惹毛了对方，当即怒目圆瞪地怼他，我不是麻风病人，你们诊断错了！

话音未落，这名男子就弯下身子，欲操起身边的棍棒打人，叫嚣着，我打死你！打死你这个坏医生！

当时，村民们都冷眼围观着阿苦和同事们，不帮忙，也不添乱。阿苦赶紧给那个男子道歉，然后拉着同事从人缝中开溜。

如果真是误诊，必需要查明真相。一方面，群众反感误诊，因为这会涉及一个家支的名誉。另一方面，也涉及到阿苦和同事们的名声与威望，如果真是误诊，以后如何还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为了弄清真相，阿苦先后跑了5趟。

前4趟，阿苦都吃了闭门羹。直到他第5次到村庄，村民们才相信，原来阿苦医生真是为了找到真相才来，也感动了那位疑似病人。

疑似病人打开了房门，把他迎了进去。阿苦又把他拉了出来，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给他讲，如果你真得了麻风病，迟早会脱眉毛，这个会在脸上表现出来。到时，你想藏也藏不住。如果不及时治疗，还可能会传染给家人。

阿苦望着对方，要不，你来疾控中心，全面检查一下身体。如果查出来有病，我们悄悄地服药，悄悄地医病。

阿苦补充了一句：反正，我以前也就检查的结论向你公开道歉了，村民们也相信你没有这个病了。

病人一听，觉得有道理，便去做了检查。一查，果然是麻风病。后来，服药后痊愈。

还有一个病人，已经明确诊断为麻风病人，阿苦看着他服药下肚已一个月有余。但是，这位病人始终无法接受自己是麻风病人的事实，便跑到阿苦的单位大闹了一场，哭诉阿苦医生误诊，要阿苦医生杀牛给他吃，打酒给他喝，并公开道歉。

病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故意演了一出戏给周围的人看，用以证明自己不是麻风病人，保全家支的名声，不影响家人对外交往与婚配。

阿苦为了自证清白，便反复劝他去西昌复查。病人心中有数，便悄悄在家里按照阿苦的医嘱吃药。这个秘密，只有阿苦和这位病人知道。

麻风防治医生劝病人吃药也不容易，有时不得不连哄带骗。

可能是因为有副作用，服药之后，很多人的脸色会变黑。久而久之，除了眉毛脱落外，脸色变黑，也成了是群众判断某人有没有治疗麻风病的表现形式之一。

有些病人确诊得早，脸上的眉毛还没开始脱离，他们更不愿意因吃药把脸变黑，暴露自己是麻风病人的秘密。因此，劝这部分病人吃药变得异常艰难。

每每遇到这类病人，阿苦就劝对方，你咋个这么傻呢？脸变黑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晒太阳多了也会变黑，治结核病也会变黑。谁说你变黑了，就一定是得了麻风病？

他接着激励对方，只要你尽快服药，把病治好了。停药一年后，皮肤又会恢复到原来的颜色。阿苦明白，每一个麻风病人，都不愿意在身上张贴一个标签，一旦患病后更是渴望撕掉身上的标签，他愿意和罗清国一道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