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握“第二层次”概念的一个共性问题

以上，我们从“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层次的概念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发现有一个与这“四位一体”各个组成部分都相关的共性问题。概言之，就是暂不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名词性质的一个概念，而是如何全面、准确把握作为第二层次概念形容词（限定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层次的概念，即“四位一体”各个组成部分，都呈现为“形容词（限定词）+名词”的逻辑结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的显著标识，而改革开放又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扬帆起航，那么，是否意味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的概念，都是产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呢？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层次”概念来看，除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之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中，都蕴含着改革开放之前的内容，那如何理解这些概念中作为“形容词”（限定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是“走自己的道路”，核心是“中国特色”。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道路，不仅指向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而且还包括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这可追溯或联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一化三改”“和平赎买”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出发，逐步形成、丰富和完善的崭新的社会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点和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为例，除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产生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其余的目前在实践中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基本确立了。

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更是要以悠久历史来展示，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由此而引发的新问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能等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是要贯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过程）。

如果换一个视角，从“四个自信”的角度来看，即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来看这一问题，不难发现，每一个自信之前，一般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限定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为了表达方便而减少字数，不是“浓缩”和“简称”，而是高度提炼了5000多年以来、170多年以来、100年以来、70多年以来，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精华和要义。

据此，作为第二层次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不是注重历史发展阶段性上的限定，而是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这一“形容词”（限定词）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从这么一个特定的范畴来探讨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专用名词”，而是体现了我们党近百年来既艰难曲折又壮丽辉煌的奋斗历程。也就是说，第二层次概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缀，强调的是其内在性质，而不是时间上的界定。

从以上的回顾、梳理，归纳、分析中，我们可以深切认识到，就概念的角度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概念，以及作为第二层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概念全面、准确的表述，都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深入思考、不断凝练。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概念，内涵方面已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外延方面还需作进一步的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概念，在外延上的表述，已比较明确了，但内涵方面还有待于归纳和提炼；而作为“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则都需要抓紧加以凝练。

再进一步说，不断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概念的认识和把握，在“第二层次”概念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审视第三层次的概念。例如，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说，可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政治建设道路、文化建设道路、社会建设道路、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等作出表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可再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作出表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说，可再对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作出表述；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说，可再对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作出表述，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概念的立体图景，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全部主题”和“宏大主题”，对于不断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术语的革命”和“网上纽结”，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