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帝国主义后期朝鲜亲日文人的伪满访问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信心倍增，试图重新整顿对伪满的统治。此前，日本对外宣称伪满是“独立国”，内部则喊起了“五族协和”的口号。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统治还是有限的。但是在攻占武汉三镇后，试图在“新满洲”的旗帜下重新构建伪满，并将其迅速纳入日本帝国的完全统治之内。因此，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承认伪满的“独立性”。表面上强调伪满的“独立”与“五族协和”，暗地里却将伪满强制纳入自己的殖民统治体系中，日本帝国主义将这种不明朗的状态包装成了“新满洲”。能够体现“新满洲”状态的典型事例便是“国语”问题。围绕伪满“国语”问题造成的内部紧张感，将当时困惑的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初日本决定将日语和汉语同时作为伪满的“国语”，《满洲国语》的日文版和汉语版的分别发行似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关东军更是急于将伪满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中，因此只承认了日语的“国语”地位，把汉语降格为地方语言。《满洲国语》杂志在维持一年后取缔汉语版便是例子。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在1941年3月制定《艺文指导纲要》，试图控制伪满中国作家让他们为自己服务。即便如此，很多中国作家依然尽可能地利用报纸杂志的文艺版面，以迂回的方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到了1943年“决战期”情况有所改变，关东军为了加强对伪满的控制力度，对已有的报纸杂志进行了统合。侵略当局通过对汉语版月刊文艺杂志《艺文志》和日语版月刊杂志《艺文》的统合，开始直接控制文学界。对于曾拥有相对较自由创作空间的作家而言，这种环境的转变是难以接受的。
其实在武汉三镇沦陷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想直接控制伪满洲国的措施却不尽“他”意。起初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是“五族协和”，之后却骤然转变态度。想直接统治伪满并非易事，尤其还处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美国开战，以守护伪满等国家为借口加强了对伪满的统治力度，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对战中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以维护“北方共荣圈”为由，更是想要直接控制伪满。实际上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理论笼络的人不在少数。在此过程当中，对朝鲜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伪满洲国举行的“决战艺文会议”。
1943年12月4日至5日，“决战艺文会议”在伪满“首都”“新京”举办。在此之前，“满洲艺文联盟”从未举办过此类会议，这说明此会源于“决战期”的危机意识，与直接控制“北方共荣圈”的核心地区伪满洲国的企图相吻合。此次会议还邀请了“国民总力朝鲜联盟”的三个成员，分别是朱耀瀚、柳致真以及“国民总力朝鲜联盟”文化科的日本人寺本喜一。关东州艺文联盟也有七人受邀参会。以往朝鲜文人个别走访伪满或在伪满与日本文人和中国文人会面的情况屡见不鲜，但伪满官方组织“满洲艺文联盟”正式邀请朝鲜半岛的朝鲜文人参会是首次。会后，朱耀瀚在会后记《决战下满洲的艺文态势》
中详细介绍了会议日程。会议使用的语言为日语，由“满洲艺文联盟”的委员长山田清三郎在内的日系作家主导，还邀请关东军报道部长长谷川以“战争和艺文”为题进行演讲。伪满的中国作家中“艺文志”派作家古丁和爵青是次要的角色。
1944年12月，“满洲艺文协会”再次举办“决战艺文会议”。1944年11月，解散“满洲艺文联盟”，成立社团法人“满洲艺文协会”并组织此次会议。在关东军宪兵队有长期任职经验的甘粕正彦代替原“满洲艺文联盟”的委员长山田清三郎任“满洲艺文协会”会长一职。同一时期还将1941年3月发布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修整并发布《决战艺文指导纲要》，可见控制力度更是强于以往，这也意味着日本帝国已不再掩饰对伪满文学场域的介入。此次会议同样邀请了“朝鲜文人报国会”的作家，会后崔载瑞在自己主编的《国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会后记《写给古丁》一文。相比1943年12月参会的朱耀瀚在会后记中全面介绍会议，崔载瑞则以书信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朱耀瀚的文章中，中国作家是次要的存在，而恰恰相反，崔载瑞主要关心的却是中国作家。对于主张“同化型”亲日合作的朱耀瀚而言，中国作家不存在任何的吸引力。而对于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的崔载瑞而言，伪满洲国的中国作家担负着“东亚共荣圈”一轴的特殊性使命，与此同时，如何为日本帝国的多样性作出贡献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并不关心日系官僚或文人，只关心中国作家的发言及其态度。
通过两次的“决战艺文会议”，能够明确的一点是伪满“日系”作家与“满系”（中国）作家间的乖离。进入“决战期”，对于将伪满洲国编入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范围之内的举措，“日系”作家表现出积极响应的态度。当时“日系”作家的文学杂志《艺文》在1944年1月号和2月号详细介绍了“决战文艺会议”的内容，并录入了参会的“日系”官僚和文人的全篇发言稿。相比之下，伪满的中国文人发行的《艺文志》则对会议内容一带而过。由此可见，伪满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对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另外，还能明确朝鲜作家对伪满认识的变化。“决战期”以前很多朝鲜人将伪满当作是脱离朝鲜“内鲜一体”，并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就像2017年金长善教授的论文中提到的“甚至李箕永都在《满鲜日报》中刊登长篇小说《处女地》的程度”，可见当时伪满的文学空间相对朝鲜而言是自由的。但是“决战期”以后，从举办的“决战艺文会议”所散发的氛围中可以知道朝鲜文人已不再将伪满看成是能够逃离“内鲜一体”的空间，在他们看来伪满和朝鲜已无区别。在此之后，便出现了朝鲜的亲日合作文人与伪满中国作家交流的新现象。朱耀瀚、崔载瑞等朝鲜亲日文人参加“决战艺文会议”就是最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