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苏轼研究综述
郑伟 尤潇潇
20世纪以来，苏轼研究历经酝酿、沉寂、复苏、发展四个阶段，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式逐步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研究领域渐次开拓，由政治一元、文学独秀向多维度多领域拓展；研究方法从机械的阶级分析法、二元对立的分析法向多元转化。尽管研究领域的不平衡性依然突出，研究方法论的自觉建构还有待加强，研究视域的广度仍有待拓展，但随着研究的持续推进和中华文化传承弘扬复兴高潮的到来，苏轼研究即将迎来一个“五位一体”的综合深化阶段，期待他以经学家、蜀学家的面貌展示于世人面前，揭示他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影响，而理论研究的自主反思和以中华文化为本位的理论建构又将助推苏轼研究与东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酝酿期（1911—1949）
民国时期为苏轼研究的转型时期，以文献整理为主，数量繁多。一方面，采用古籍重刻影印的方式延续古代学术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对文献的深度整理开始起步。而在相关研究方面，集中于文学层面的讨论，同时对苏轼与书画、佛教的关系开始关注。整个民国时期，苏轼文献整理与研究以过渡和蓄力为基本特征，即文献整理方式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旧的研究范式向新的研究范式转化开始蓄力。
（一）文献整理
大量刊印历代以及清代各家苏学注本，主要有全集、苏诗、苏词、苏文等四类。苏诗多以单行本面世，苏词与苏文，多杂入总集和丛书中刊行。
全集类题名“苏东坡全集”，以上海中央书店排印本（收入《国学基本文库》）、上海大东书局本（题名“足本苏东坡全集”）、上海世界书局本、上海仿古书店本为代表，采用了句读式标点，虽号称全集，实则仅为四部“集类”之合编，经史诸书，未见收录。
苏诗主要分为全集本、分类集注本、编年注本三大系统。集注本主要是王十朋的《百家注分类东坡诗》；编年注本，自清人宋荦等整理出版《施注苏诗》《施注苏诗续补遗》后，编年本蔚然盛行，查慎行、纪昀、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沈钦韩等又分别加以整理注释。民国时期，大量重印此类注本。上海博古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文学山房、上海扫叶山房、天倪阁等分别对翁方纲注本、王渔洋选注本、沈钦韩注本、温汝能纂订本、赵克宜辑订本、严既澄选注本进行过刊印。
苏词则出版了少量的白文本和校点本，如：林大椿校订《百家词》本[1]；上海博古斋、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上海国学研究社、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等分别据《宋六十名家词》汲古阁本、钱塘汪氏重刊本，先后刊印过《东坡词》；中国书店、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分别据《东坡乐府》王鹏运家塾本、元延祐刊本，进行过刊印。1910年，朱祖谋编年本《东坡乐府》刊行（3卷，石印本），此为苏词编年之始，意义重大。其后《强村丛书》《蜀十五家词》又予以重印。龙榆生《东坡乐府笺》[2]为当时质量较高的深度整理本，此后多次刊印。而唐圭璋《全宋词》[3]所收《苏轼词》则综合诸家刻本，于文集、笔记、方志、书画中广为搜罗。
苏文方面，上海扫叶山房、商务印书馆、蝉隐庐、《四部丛刊初编》、海南书局、上海文明书局等分别刊印《百三十家评注三苏文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郎晔注本、《苏文忠公海外集》王时雨重校本、《元丰题跋·东坡题跋》等。而上海涵芬楼《学海类编》、上海扫叶山房《五朝小说大观》《百子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旧小说》、上海古书流通处《知不足斋丛书》、上海博古斋《百川学海》、上海文明书局《唐宋十大家尺牍》等，分别刊行了《格物粗谈》《物类相感志》《渔樵闲话录》《杂纂二续》《调谑编》《东坡酒经》《苏沈内翰良方》《东坡先生志林》《苏东坡尺牍》等。
（二）学术研究
此一时期，相关专著并不多，对苏轼的评价和研究或散见于文学史研究之中，或发表于《宋代文学》《国学月刊》《国专月刊》《史地杂志》《文史杂志》《艺术评论》《岭南学报》《新民报半月刊》《中日文化》等期刊之上。其中，王国维《人间词话》、胡适《词选》、胡云翼《宋诗研究》、柳村任《中国文学发凡》、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任中敏《词曲通义》、吕思勉《宋代文学》对苏轼的词风、文学史地位进行了短评，评价很高。罗忼烈《苏轼词杂说》、龙榆生《东坡乐府综论》、唐圭璋《苏轼试论》、夏承焘《东坡乐府词笺序言》对苏词的精神特质、风格特色进行了讨论，钱基博《东坡文讲录》肇开苏轼散文研究之先河，而印泉《苏东坡与佛教》则开启了对苏轼与佛教关系的对比研究，朱应鹏《苏轼的画论》、缪宏《苏东坡的艺术生活》发苏轼文艺理论研究之先声。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坡文化传播与普及上，林语堂《苏东坡传》功不可没，该书系林氏旅美期间用英文写成，因其文字流畅、可读性强，成为现代传记典范之作，于1947年由约翰·黛公司出版，后经宋碧云、张振玉加以汉译，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二、沉寂期（1950—1979）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关系日益密切，苏学研究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向。文献整理相对停滞，唯物主义研究法成为学术研究主流，研究领域开始转向政治领域。对苏轼的态度和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初期肯定，到中期全面否定，再到后期客观评价的历程。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苏轼研究开始回归正轨。
（一）文献整理
这一时期，文献整理未能延续民国时期的发展势头，将整理工作持续推进出版的著作多为选集性质，以钱锺书《宋诗选注·苏轼》、陈迩冬选注《苏轼词选》、曹树铭《东坡词》为代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元延祐刊本《东坡乐府》。值得一提的是，唐圭璋《全宋词》所收《苏轼词》，经王国维次子王仲文进行补充、修订、正误等工作，使之较旧本有了较大提升，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再版。
（二）学术研究
在研究方面，苏轼研究经历了由文学性研究向政治性研究的转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标志，对苏轼文学成就给予了肯定，传统赏析性研究陆续涌现。但随着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和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的开展，以机械的阶级分析法，对苏轼开展全面批判，标志着苏轼研究的重大转向。虽然这一时期王季思《苏轼试论》、程千帆《苏诗札记》《苏词札记》、程毅中《东坡词的意境》、匡扶《苏轼诗简论》、杨运泰《苏轼思想简论》、谢善继《苏轼的政治思想和苏诗的艺术成就》、叶柏村《论苏轼对词境的扩大与提高》、郭预衡《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高海夫《苏轼散文的艺术风格》分别从儒家思想、人格精神、政治思想历程、文学成就、诗词风格等方面对苏轼的地位给予了肯定评价，但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此后以唯物主义研究评价苏轼成为学界主流。至“文化大革命”时，以《揭穿苏轼尊儒反法的两面派嘴脸》《北宋尊儒反法的反动政客苏轼》《反对革新的吹鼓手——苏轼》《“三绝碑”——苏轼之流尊儒反法的一个见证》为代表的批判性文章出现，对苏轼的全面否定达到顶点。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苏轼研究开始回归学术研究正轨。其突出特点是，为厘清错误的政治态度对苏轼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出现了大量的苏轼政治研究论文，以王水照、顾易生、徐中玉、马积高、朱靖华、匡扶等最具代表性，力求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万云骏、吴世昌、缪钺、刘乃昌、项楚等人的研究，则为后来苏轼研究全面转向学术本位，起到了引领作用。
三、复苏期（1980—1999）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力度加大，思想解放渐趋深入，苏轼研究开始全面加速并持续深化。主要表现是研究范围得以全面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研究成果数量激增，研究自主意识、反思意识开始萌发。
（一）文献整理
对苏轼相关作品的深度整理开始加速，以苏词、苏文最具代表性，而选集类作品也因整理质量较高而得以广泛传播。
第一，选集类。以刘乃昌、王水照、郑孟彤、曹慕樊为代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诗词为主先后选注了多种选集，影响较大。第二，诗集类。以孔凡礼、吴鹭山、夏承焘、刘逸生为代表，校点出版了多部苏诗选。其中，孔凡礼《苏轼诗集》[4]在校勘与辑佚上，用力甚深，该书以王文诰注本为底本，同时恢复了王注本删去的补编诗、他集互见诗，又增收辑佚诗近30首。全书采用汇校方式（以对校为主），参校文献达30余种，整理校记4000余条，使该书超越此前的同类型整理本。第三，词集类。以曾凡礼、石声淮、唐玲玲、刘乃昌、崔海正、刘尚荣、薛瑞生等为代表，先后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出版了东坡词、东坡乐府选注，尤其以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笺注》[5]（简称笺注本），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6]（简称笺证本），刘尚荣对《傅幹注坡词》[7]（简称刘本）的整理质量为同时期最高者，影响较大。笺证本属于苏词新注，广泛搜罗，编年审慎，力避穿凿，详加校勘，为同时期同类型的上乘佳作。而刘本则属于旧注整理典范之作，刘本充分肯定了该书在笺注、校订、编年、题序、辨伪、辑佚等方面的价值，区分苏轼自撰词题、词引与傅幹补注之文，使该书900年来第一次得到整理出版，恢复了其大致面貌，意义甚大。第四，文集类。王松龄、陈迩冬、孔凡礼、石声淮、王水照、林辰、王文龙先后校点、选注、笺注《东坡志林》、散文等。值得留意的是，王文龙《东坡诗话全编笺评》[8]，虽然前人对东坡诗话已有所搜罗，但并非“足本”，且显杂乱。该书以诗话内容的内在关联编次文献，广泛收集，还东坡及其诗话的历史本来面目，对不同流派兼收并蓄，力求反思与重建诗歌传统，探讨诗歌文艺理论及其美学，乃至儒释道文化精神，价值较高。孔凡礼《苏轼文集》[9]以明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抛弃了四库提要之陈见（认为此书“漏略尤甚”），校勘精良，不仅采用了九种通行版本予以通校，而且广泛使用金石、别集、年谱、笔记等文献参比互证，融本校、对校、他校、理校于一体。第五，区域文献类，李增坡、丁永淮等先后以密州、黄州为中心，整理相关地域文选或全编。
（二）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方面，集中于文献编年辑佚考证、苏轼研究史、人物性格与形象、文学研究、美学思想、佛道思想与三教关系研究、人物交游与比较研究、综合研究等八大领域。文献编年辑佚研究得到长足发展；苏轼研究史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人物性格与形象开拓新的境界；文学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类型全面，层次丰富；美学思想研究以通论为主，间及书画、散文；佛道思想与三教关系研究涉及面较为宽泛；人物交游与比较研究开始发力；综合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均为重量级专著。
1.文献编年辑佚考证。该领域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刘崇德、韩敏、尹波、周裕锴、王水照、刘尚荣等分别对苏词编年、海南事迹系年、苏文系年、苏轼作品的版本以及在日流传等进行了考证和辑佚，成绩显著。其中，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10]为考述苏轼诗集、词集、文集的专稿，对版本源流、刊刻时地、行格款识、编纂体例、存佚真伪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讨论，揭示了诸善本的文献价值，意义颇大。
2.苏轼研究史。相关文献收集工作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曾枣庄为代表，分别编纂了《苏轼资料汇编》[11]与《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其中，《苏轼资料汇编》，分上下编，上编以时代为序，收录历代考评苏轼及其作品的资料，下编收录研究苏轼的年谱、诗评、诗话等。全书涉及作家500余人，从北宋中叶到清末所有研究评论苏轼的重要资料均得以载录，校勘精良。尽管该书还存在资料收集不全，方志、佛道资料有待增补，最新研究成果有待吸收等问题，但其开创性价值不容小觑。此后，曾枣庄又对苏诗、苏词、苏文进行了分类汇编和补充，资料更为翔实丰富。
3.人物性格与形象。以王水照、刘超谦、杨胜宽、徐中玉、邹志勇、王建平等为代表，对苏诗的性格、人生与文化内涵、美学特征的关系进行了解读，同时开始关注对其性格、人生历程的文化阐释。
4.文学研究。该领域研究为各领域研究之最，数量最多，其子方向层次丰富，发展不均。
其中以苏词研究、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较多，而通论性研究、苏诗研究次之，苏文研究相对较少。（1）通论性研究。杨明照、王水照、吴子厚、姜书阁、谢桃坊、张辉、葛晓音等分别就苏轼的文学成就、创作发展阶段、文学革新的意义、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思想的特点与倾向，进行了开创性研究。（2）苏诗研究。谢桃坊、胡国瑞、陶文鹏、张三夕、赵仁珪、黄鸣奋、白本松、朱靖华、王文龙、安熙珍、方然等围绕苏诗内容、结构、诗画关系、艺术渊源、风格、创作分期等问题开展了讨论。其中，谢桃坊《苏轼诗研究》[12]是较早一部综论苏诗的专著，全书七章，对其创作道路、艺术成就、艺术渊源、思想意义、评价问题、影响价值等给予了系统论述，历史评价居多，艺术分析相对较少。同时，苏诗研究渐次向专题化拓展，和陶诗、寓言诗、题画诗、山水诗、咏茶诗、乐府诗等领域陆续得到关注。（3）苏词研究。该领域研究成绩显著，以王水照、叶嘉莹、曾枣庄、薛瑞生、于翠玲、刘崇德、陈华昌、王运生、朱德才、吴世昌、郭精锐、王兆鹏、吴帆等为代表，对苏词的贡献、风格、内在特质、词学观念、研究范式等展开了较有深度的研究。特别是词风的婉约与豪放、继承与革新、正与变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大讨论，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刘石、崔海正、唐玲玲等于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出版苏词研究专著，开展了系统类型化研究。（4）苏文研究。王水照、徐慧元、李青、马承五、王立群、周慧珍、党圣元等集中对苏文中的散文、论说文的艺术风格、写作特色开展研究，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注意对苏文的体系研究和文化阐释。（5）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该领域出版了数部专著，发表了系列论文，以徐中玉、游倍利、刘国珺、颜中其、黄鸣奋、顾易生、朱靖华为代表的学者，针对苏轼文论本身开展研究，就苏轼的创作经验、文艺理论思想、文艺批评观、文论、诗论、词论等开展了系列讨论，特别是对“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自是一家”“数学观念”“以诗为词”“以诗为文”“无意为文”“以议论为诗”“士气”“风格”“意境”等创作问题与文论范畴进行了专题讨论，别开生面。其中，颜中其《苏轼论文艺》[13]兼具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功能，辑录苏轼关于散文、诗歌、绘画、书法的相关文献，广搜博采，注论结合，具有开创意义。
5.美学思想。曹慕樊、艾陀、王向峰、江裕斌、刘伟林、王世德、孟二冬、杨存昌等对苏轼美学思想主体特征与来源、苏轼美学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讨论。其中，王世德《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研究》[14]，将苏轼美学置于儒释道美学融合的文化背景下讨论，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苏轼美学在中国乃至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较有新意。而凌南申、史鸿文、文师华、吴小林等开始关注苏轼的艺术美学、书画美学、散文美学、诗歌美学等领域，为下一阶段美学专题化研究的深入推进做了必要探索。
6.佛道思想与三教关系研究。项楚、曾枣庄、王国炎、黄宝华、刘石、陈晓芬、常为群、杨胜宽、孙昌武、张维、李豫川等集中讨论苏轼对佛道的态度，道教、道学、佛教对苏轼艺术思想、文学创作、人生道路的影响，以及苏轼创作、人生观、美学思想与儒释道的内在关系。
7.人物交游与比较研究。这一时期，人物交游研究主要侧重于苏轼与宋代人物的交往与影响，如王安石、司马光、辛弃疾、道潜、苏颂、毛滂等人，以朱靖华、刘乃昌、曾枣庄、颜中其、李越深、杨庆存等为代表；而人物比较研究，则侧重于文学风格、诗歌理论、文艺价值观等领域，比较对象以宋人为主，如黄庭坚、欧阳修、辛弃疾、朱熹、姜夔等，间及先秦庄子、唐代杜甫与现当代郭沫若。
8.综合研究。以朱靖华、王水照为主要代表，汇编历年研究论文、书序，加以科学分类，系统呈现，分别出版了《苏轼新论》[15]《苏轼新评》[16]《苏轼研究》等论集，是综合研究的典范之作。朱著两部——《苏轼新论》《苏轼新评》，前者侧重对政治、思想、理论等领域的讨论，后者侧重于苏轼创作与艺术审美领域，二书以“新”见长，对旧问题提出新见，开拓研究新领域，而对比、动态的研究视角，让人耳目一新；王著则更为系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展望，对下一阶段苏轼研究提出了愿景，曾获得较大的社会反响。
（三）学术反思
苏轼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自发性研究到自主性研究的历程。这一发展趋势的转变与学术的自我反思、自主规划密切相关。这种自主反思与自我意识对下一阶段苏轼研究的大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王水照、曾枣庄、全国词学讨论会（1983）、苏轼研究会第二次（1982）、第三次研讨会（1984）为代表。其中，以王水照在1984年10月20日，在东京大学中哲文学会的讲演（《近年中国学术界关于苏轼研究的几个争论问题》）和《“走进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17]的总结和反思最具系统性。
与会者认为，苏轼研究之不足在于，虽然研究已出现多元化趋势，但仍缺乏高层次研究。第一，传统的苏轼文献整理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成果质量有待提升。应重视对新材料的挖掘和鉴别，“小环境”和具体事件的实证，以及文本的正确解读。第二，研究深度有待加强。一是新方法有待引入，如文化学、现象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注重学科交叉研究。二是传统研究题目有待深化。对其政治态度的变法与反变法、思想上的儒释道关系、创作分期、文化性格特质与核心，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释。第三，新的研究领域有待开拓。
四、发展期（2000—2017）
进入21世纪以来，苏轼研究接续上一阶段发展态势，持续推进，复苏期所出现的问题，在此时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第一，研究领域深度持续加强，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极大开拓，交叉领域的探索亦有所发展，研究成果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研究领域从复苏期开始逐步回归文学本位，到发展期时，已蔚为大观，成果数量最多，成绩显著。同时，以苏轼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大量出现，从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夯实苏轼研究基础，推动苏轼研究向纵深发展。第二，文献整理方面，由资料收集型向深度整理型、集成整理型转化，成果丰硕。第三，研究方法多元化趋势加速发展，研究的视角与触角引向多学科，做了大量交叉性和先锋性的尝试，解释力度逐步深入。
（一）文献整理
苏轼相关作品的深度整理取得重要突破，全集、选集、诗集、词集的整理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第一，全集类。傅成、曾枣庄、舒大刚、张志烈等先后出版《苏轼全集》《三苏全书》《苏轼全集校注》[18]多部全集类校点本和校注本。其中，以《苏轼全集校注》成就最高。全书800余万字，历时20余年完成，分诗、词、文三部，以孔凡礼检点本、龙榆生笺注本为基础，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在校勘、注释、编年、辑佚、辨伪、集评等方面，进行了全新探索，成为新时期该领域的集成性著作。尽管此前学界对苏轼著述的整理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尚未出现一部汇集苏轼诗、词、文的全集校注本。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第二，选集类。张志烈、王水照、孔凡礼等先后出版了多种诗词文的选集本或选评本，持续推进东坡文化的普及与推广。第三，诗集类。以《苏轼诗集合注》[19]为代表，该书为旧注整理本，以清同治九年（1870）冯应榴辑注《新修补苏文忠公诗合注》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用力颇深。第四，词集类。邹同庆、朱靖华、曾枣庄、谭新红等先后对苏词进行了编年校注、新释辑评、全编、汇校汇评等，各有侧重，成绩不凡。第五，文集类。以李之亮《苏轼文集编年笺注》[20]较有代表性，该书以孔凡礼《苏轼文集》为基础，进行校订、辑佚、增补，并进行了系年，重“注”而轻“校”。
（二）学术研究
传统的研究领域，如苏轼研究史、人物性格与形象、文学研究、美学思想、佛道思想与三教关系、人物交游与比较、人物传记等领域，持续深入推进。上一阶段（复兴期）被忽视的某些领域，如区域苏学、金石书画、哲学思想等，得到长足发展，渐趋兴盛。同时，新的专题研究领域得以开拓，如苏门后学及后人等，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伦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律、语言学、饮食养生、音乐、科技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业已起步，但有待发展与深化。而文献编年辑佚考证、政治思想与政治态度等领域虽有所发展，但已非主流。
1.苏轼研究史。该领域研究开始从复兴期的文献汇编型研究向学术研究型转向，以王友胜、曾枣庄为代表，呈现出专题化和综合化的特点。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21]勾勒了近千年来苏诗研究的历史脉络，系统总结了四大发展阶段，归纳出“两头热，中间冷”的发展态势，并从文艺学、文献学、学术史等角度切入，观照学术发展思潮演变。该书“思致颇密，用力甚劬，其草创之功，值得称道”（王水照语）。曾枣庄等《苏轼研究史》[22]以整体性和系统性见长，是对近千年来苏轼研究史的总体概括，具有开创之功。
2.人物性格与形象。以周先慎、马东瑶、杨胜宽、吴炫、潘殊闲、张文利、宋春光、喻世华、郭茜等为代表，对苏轼的人格与品格、人生与艺术的关系、苏轼文化现象、后世文学作品（如散文、笔记、元曲等）中的苏轼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展开研究。
3.文学研究。该领域依然是各领域研究的主流，数量为最多。原有的各子方向，如通论性研究，苏诗、苏词、苏文、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等领域，均得到了快速发展，成果繁盛，同时出现了关于苏轼的批评接受研究等新的研究方向。
（1）通论性研究。陶文鹏、俞士玲、卫芳、莫砺锋、李永平、冷成金、郑利华、刘洋等对苏轼的诗词艺术、文学特征、哲学底蕴、艺术与文艺的融通、精神指向等进行了创新探索，认为幻异变化、悲剧意识、比喻手法是苏轼文学的重要构成要素与特质，文学与艺术之间贯穿着“通”的精神，儒释道的底蕴赋予了他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询和精神困境的突围，其复杂性对晚明士人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23]专论文学与艺术的关系，集中探求诗画关系和自然山水，对诗词艺术予以美学观照，较有新意。
（2）苏诗研究。围绕诗画关系、诗书关系、苏诗精神来源、诗学思想意义、诗歌意向等，学界开展深度研究，以孟宪浦、王韶华、冷成金、谢桃坊、王凤苓、姚华、董宏钰等为代表，其中，孟宪浦《诗意地筑造：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借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围绕“道”“意”“物”“言”，系统阐释苏轼诗学思想的特征和意蕴，是较有意义的探索。
而苏诗专题研究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山水诗、咏茶诗、唱和诗、饮酒诗、音乐诗、题壁诗、送别诗、论诗诗、涉病诗、祈禳诗、诙谐诗、题画诗、游览诗、谐谑诗、节令诗、南迁诗等领域研究相继得以开拓，其中以和陶诗数量最多，成绩尤为突出。
（3）苏词研究。这一时期，对苏轼的词学思想、文学意向、文学特征、精神内涵、词乐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尝试运用隐喻、概念整合、接受学、变异学等西方理论对苏词进行阐释。同时，苏词的专题化研究呈现出繁荣之势，如豪放词、咏物词、唱和词、涉梦词、登高词、杂体词、离别词、谐趣词、倅杭词等。其中，张再林《唐宋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24]、饶晓明《东坡词研究新思维》[25]较有代表性。前者侧重讨论中唐至北宋时期士大夫的“士风”与词风的动态关联与嬗变历程，注重文化阐释，解释“士”的人格、文化心态、文化心理对词发展的影响；后者从苏词研究史的角度，对历代尤其是当代学人关于苏词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对苏诗中词进行了考辨补正；对苏词创作高峰“黄州说”进行了考证和成因分析。二书极具开拓性和创见性。
（4）苏文研究。学界关于苏文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一扫复兴期的颓靡之势。其发展主要特征是数量激增，特别是主题研究，如尺牍、书信、制诰、小品文、题跋文、论体文、表文、应用文、碑志文、祭文等，全面引动。此外，学界已开始注意苏轼散文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艺术精神、文化价值的研究。
（5）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研究。围绕文艺思想及其基本特征、艺术创作、文论思想、批评理论与根源等议题，冷成金、王启鹏、党圣元、朱靖华、童庆炳、张惠民、张少康等展开了较有深度的讨论。其中，张惠民《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26]以文化人格和文艺思想为两大基点，从本体论、创作论、作家论切入，凝练内在“潜体系”，倾注充沛情感，本着同情之理解，做跨时空交会与感知，材料丰富，持论有据。此外，关于苏轼的批评接受研究蔚然兴起，探讨宋金元明清时期对苏词的传播与接受，朝鲜对苏诗的接受与发展；南宋对苏词的批评、清代对苏诗的批评等问题。同时，苏轼对杜甫、柳永的接受问题也开始得到关注，并试图借鉴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探求对苏词的接纳、解读和研究的形态方式、历史面貌与内在规律，考察不同时代文学观念、审美心理的变迁。
4.佛道思想与三教关系。以苏轼与佛教关系的讨论居多，以吴洪泽、李赓扬、梁银林、胡金旺、周裕锴等为代表，对佛学与苏轼人生、修养、创作的影响与关系，苏轼与佛禅结缘的内外因进行了深度探究。其中，胡金旺《苏轼、王安石的哲学建构与佛道思想》以哲学体系建构、佛道关系差异为视角，对比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差异性，较有新意。苏轼与道教、道家、道学的关系研究亦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以刘文刚、杨存昌较有代表性，围绕苏轼与道家道教关系的历史分期、苏轼的道教修炼、道对苏轼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等议题，探索文化与人物的交互关联，厘清道家思想在苏轼美学中的主要体现。同时，学界开始注意苏轼对儒释道三教的融通研究，以张志烈、左志南等为代表，重在探讨苏轼三教融通的方式、路径及其成因。
5.人物交游与比较研究。人物交游研究持续深入发展，除个案研究范围继续扩大外，如与欧阳修、陈襄、文同、苏颂、杨绘、章惇、李之仪、王诜、秦观、张耒、陈师道、李昭玘、毕仲游、米芾等人关系考辨，还出现了通论性的交游研究，以梁建国、吴雪涛较有代表性，梁建国《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走访与雅集——以苏轼为中心》指出，苏轼、范镇、王巩、王诜、王棫以及苏门六君子等人经由日常的走访与雅集，实现着身份的相互认同，彼此的关系得以维系和巩固，生成结构松散而相对稳定的交游圈，共同营造出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吴雪涛《苏轼的交游与文学》对苏轼交游类型进行专题研究，以期揭示交游与苏轼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比较研究方面，以唐宋人物比较为主，晋、清二朝有少量涉及。唐代方面，主要是与李白、杜甫、白居易进行比较研究，杨义、刘扬忠、赵仁珪、刘石、韩经太等以文化视域中的李白与苏轼为题，先后发表系列论文，探讨李白与苏轼的类型特征、精神文化内联性、文化史及其现代意义；张志烈、周裕锴等探索杜甫与苏轼之间的价值观与审美感悟的贯通性，认为二者之间具有超越文本本身的内在关联性，是一种生命诗学；尚永亮通过白居易与苏轼在心性、思想、文化上的异同分析，以期揭示中华文化所带来的类型特征。
6.人物传记。以叶嘉莹、王水照、李赓扬、李一冰等为代表，出版了多部苏轼评传类著作，这些著作以学人数十年苏轼研究为基础，有的甚至是多次修订本，杜绝戏说，持论有据，注重文学性，力图全面展现苏轼人生历程与学术成就，质量颇高，有力地促进了东坡文化的广泛传播。
7.金石书画得到长足发展。书法研究方面，除了在中国书法史的相关著述中有所论及外，学界对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书法特质、书风探源、宋明书坛对苏轼书法的传播与接受等，均有一定程度的研讨，其中曹士东《苏轼书法研究》从文化背景、创作历程、独特面貌、思想理论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对苏轼书法进行了研究，但深度仍有待加强。绘画研究方面，学界对苏轼文人画的审美取向、美学思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等展开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陈中浙《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27]，该书通过分析佛教义理对苏轼的内在影响与分期研究，探寻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的内在关系，较有新意。
8.哲学思想。苏轼哲学思想研究虽在复兴期有所萌芽，但数量不多，发展缓慢，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发力，但发展并不均衡，以儒学思想研究为主，苏轼蜀学研究、名实思想研究等领域有少量涉及，但数量偏少，不成体系。在儒学思想研究中，以易学研究成绩最大，论语学研究有所发展。易学研究方面，以杨遇青、徐建芳、龙晦、姜海军、王新春、邓秀梅、李瑞卿等为代表，对苏轼易学的筮卦变占、内在观念（“神”“变易”“命”）、阐释方法等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研究，但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仍有待加强。论语学研究方面，舒大刚等辑校的《论语说》在卿三祥、马德福辑佚基础上，又搜罗诸文献，拾遗补苴40余条，并将宋至清学者论说之语附录各条之下，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辑本。舒大刚、唐明贵又对《论语说》的流传存佚、诠释特色等做了初步探讨。而对苏轼尚书学、孟子学等领域，学界虽有所关注，产生了较多研究论文，但在专著研究方面仍亟待拓展。值得一提的是，舒大刚、李文泽等主编《三苏经解集校》[28]，在《两苏经解》（明焦竑辑）基础上，收录三苏其他解经著作与后世诸家论述资料，采用优秀版本进行校勘，收录各书冠以提要，详考成书、版本与价值，集三苏经学文献之大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以复兴“蜀学”为旨归，倡导总结与建构地域学术体系——蜀学，其文献价值、学术思想史意义甚大。
9.苏门后学及后人。作为苏轼研究领域中新兴的一个方向，该领域虽然数量不多，但研究力度不小。以杨胜宽、郭鹏、于广杰、朱佳鸣等为代表，有多部博硕士论文和专著问世。
杨胜宽《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29]试图解释文化生态与文学嬗变之内在联系，对政治风云、学术思潮、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交互关系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梳理，以求解释文学自身的发展范式。于广杰《苏轼文人集团研究》[30]系统探究了苏轼文人集团的构成、形成期、诗词绘画群体的形成与特征，揭示该群体在政治、文学上，不同于正统儒学与荆公新学的特质，以及对儒学、文学、艺术发展的意义。朱佳鸣《苏轼苏辙后代研究》[31]以二苏为中心，试图勾勒出二苏后代的全貌，从伦理、经济、政治、学术、文学、书画等方面总结眉山苏氏在家风和家学上的特征。
10.文献考证。学界对苏轼佚文、相关文献版本、刊刻与传播等进行了一些考证。但最值得一观的是，卿三祥、李景焉编著《苏轼著述考》[32]。该书广泛收集有关苏轼著述、旧题苏轼著述、历代各家整理的苏轼著述的原始资料，以历代著录、题解、序跋、版本、辑佚等五部分予以著录，是目前关于苏轼著述情况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考证，价值甚大。
（四）发展新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成为新时代中华文化继承与弘扬的全新课题。为此，四川省出台了《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施意见》，并将苏轼评选为四川首批十大历史名人之一，制定了《四川历史名人丛书编辑出版实施方案》，陆续启动文献丛书、研究丛书、传记丛书、历史小说丛书、普及读物丛书等五大系列编纂工程。同时，眉山市政府与四川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中一项议题即联合共建三苏学院、东坡书院，加快推进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巴蜀文化的传承创新与普及传播，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结语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苏轼研究，历经酝酿、沉寂、复苏、发展等四个阶段，研究范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传统的文献整理向深度整理迈进，传统旧注旧疏向现代阐释与文化分析转向。研究领域渐次开拓，文学领域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遥遥领先。文献收集已趋于完备，深度整理有所进展，而相关学术研究还有待深度推进。综合性研究得以提倡，各自相对独立研究领域的界限开始打破，科学交叉研究渐趋深入，文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与书画、宗教研究之间的关联与认知逐步得到学界的重视；比较研究的范围和力度逐步拓宽和加大。研究方法从机械的阶级分析法、二元对立分析法转向多元化，西方文艺学、接受美学、心理学、阐释学、翻译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得以尝试和运用，但传统的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解释力往往不尽人意，学界逐步转向大中华文化视域以寻求新的解释。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研究的持续助力和推进，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苏轼研究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下一个发展阶段，我们亦可期待，那必将是各领域研究的综合深化期。以苏轼研究为坐标，深度挖掘苏轼内在思想体系和发展逻辑，探索苏轼思想与东坡文化对中华文化、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与影响，将是新的期待。从研究方法来说，对理论反思和理论的建构，将是令人瞩目的期待。通过西方理论引进和吸收，结合中华文化及其理论体系，建构阐释苏轼思想与东坡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注释：
[1]中华书局，1926。
[2]商务印书馆，1938。
[3]商务印书馆，1940。
[4]中华书局，1982。
[5]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6]三秦出版社，1998。
[7]巴蜀书社，1993。
[8]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9]中华书局，1986。
[10]巴蜀书社，1988。
[11]中华书局，1994。
[12]巴蜀书社，1987。
[13]北京出版社，1985。
[14]重庆出版社，1993。
[15]齐鲁书社，1983。
[16]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
[17]《苏轼研究》序言，1998。
[18]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9]朱怀春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0]巴蜀书社，2011。
[21]岳麓书社，2000。
[22]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2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6]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7]商务印书馆，2004。
[28]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
[29]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
[30]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31]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
[32]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