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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商业与艺术向来难以和谐并存，彼此都不免以偏执与鄙视的眼光看待对方，但我如果只因为这家公司经营机场美食街，而且采用的科技可能导致地球平均温度上升，就直接拒绝对方的邀请，却也未免太无礼。这家机场公司无疑有些不欲人知的秘密。毕竟，这样的一家企业总是宁可把古老的村落夷平为水泥地，也善于鼓励我们环绕地球踏上不必要的旅程，并且在旅途中不断向我们推销“约翰尼·沃克”牌苏格兰威士忌⁽²⁾与打扮得像白金汉宫卫兵的玩具熊。

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羞于见人的秘密，所以并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即便是在战场或市场上积聚的钱财，也同样能够用于追求更高的美学目标。我想到缺乏耐心的古希腊政治家，他们曾经把征战所得的战利品用于建造祭祀雅典娜的庙宇；还有文艺复兴时代残忍无情的贵族，也曾经在欢乐的心情下委托画家绘制向春季致敬的精美壁画。

况且，就世俗的层面来看，作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可借着向大众贩卖作品而维持生计，但科技的进展似乎即将为这段美好的日子画上句号，迫使作家必须再度依赖个人资助者的慷慨的经济援助。思考着受雇于机场可能会是怎样的状况，我于是以强装乐观的悲苦心情想起霍布斯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他对自己在德文郡伯爵的资助下写作丝毫不以为意，经常在著作里写下对那些伯爵的溢美之词。他们把自家豪宅——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庄园——门厅旁的一间小卧房送给他，他也欣然收下。这位英国最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在1642年以这段话将《论公民》题献给高傲自大的德文郡伯爵威廉：“我谦卑地将本书献给阁下，愿上帝赐给您长寿，并且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享有恒久的喜乐。”

相对之下，我的资助人科林·马修斯——他是英国机场管理局总干事，希思罗机场即属于这个机构所有——则是个宽宏大度的雇主。他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要求我撰写献辞，也没有要求我祝福他在天堂里享受永生。他手下的人员甚至明言准许我恣意批评机场的各种作为。在这种毫无拘束的条件下，我觉得自己成了一项传统的获益者。在这项传统中，富有的商人出钱雇用艺术家，但对后者任何无法无天的行为表现都已有了彻底的心理准备；他并不期待对方循规蹈矩，他知道自己喜爱的这头狒狒一定会砸毁他的陶器，可还是对这样的结果乐在其中，因为这样的宽容恰恰证明了他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