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最著名最杰出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在其成书前，“三国故事”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唐代，三国故事已广为流传，连儿童都很熟悉。随着市民文艺的发展，宋代的“说话”艺人，已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当时称为“说三分”。元代出现的《三国志平话》，实际上是供说书人使用的本子，虽较简略粗糙，但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罗贯中在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又依据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中所征引的资料（还包括《世说新语》及注中的资料），经过巨大的创作劳动，写成了规模宏伟的巨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写起，到西晋太康元年（280）三国统一为止，描写了九十馀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活动，展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画卷，形象地再现了这一风云变幻而又动荡不安的历史时代，生动地揭示了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勾结而又互相争夺的关系。在它描写的曹操、刘备、孙权三个政治集团中，曹、刘两个集团是主要对立面，而刘备集团则处于中心地位。曹操与刘备是一组对立的艺术形象，曹操的奸诈、凶残与刘备的宽厚、仁慈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如刘备向庞统所言：“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如果说曹操是大奸大恶的权臣典型，刘备是“仁君”的典型，那么诸葛亮则是“贤相”的典型，智慧的化身。而他的智慧在书中则被描写成神机妙算。所谓神机妙算，剥去其神秘的外衣，无非是诸葛亮在斗争中，能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取得预期的效果。草船借箭的成功，是因为掌握了长江冬季气候的变化；火烧博望坡，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环境的自然特点；六出祁山使用木牛流马，则是在战争中运用了科技发明的成果；空城计的成功，则是利用了司马懿多疑的心理特征。诸葛亮的形象比起曹操、刘备来，更富有民间传说的色彩。

《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所以曹操的传称为《武帝纪》，而刘备的传称作《先主传》，孙权的传称作《吴主传》。这是因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晋代人，晋是受魏禅让的，晋继统于魏，所以奉魏为正统。虽然如此，陈寿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如评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评刘备是“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评孙权是“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但《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如此奸恶也非面壁虚构，它的材料多来源于裴松之注引诸书及《世说新语》及其注。另外，也应看到，《三国演义》变《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而改为以蜀汉为正统，除了刘备是汉中山靖王之后这一因素以外，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综而言之，它与民间说书艺人有关，也与宋元两代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有关。“拥刘反曹”倾向是历史形成的，它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这种倾向，在北宋后期已经初步形成。据苏轼《东坡志林》说：“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这说明在北宋时，拥刘反曹的倾向性，在说三国故事的讲史话本中已很鲜明。到了元代，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人心思汉，这又为“三国故事”或“三国戏”的拥刘反曹倾向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并非是罗贯中的独创。这种倾向虽然带有封建正统的色彩，但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应当历史地看。

《三国演义》的主题倾向是歌颂“仁君”、“贤相”的，对此又怎么看呢？“仁君”、“贤相”是儒家所标榜和赞扬的，它与“仁政”有密切的关系。残民以逞的夏桀、殷纣，是荒淫无耻的暴君，周文王、周武王是“圣君”、“仁君”，周公是贤相。“仁者爱人”，爱民如子便是民之父母。儒家虽如此提倡，但整个封建时代“仁君”、“贤相”还是为数不多，渴望“仁君”、“贤相”出现，期盼治世的太平，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理想。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他们也希望“仁君”、“贤相”、“清官”治世，使自己过吃饱穿暖的太平日子。相对来说，他们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要比“暴君”、“奸相”、“贪官”轻得多。但要做“仁君”、“贤相”、“清官”就要勤政不怠，就要对自己多些约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廉洁自律，这是大多数封建统治者所难以做到的。就拿曹操来说，他何尝不希望做一个太平“贤相”呢！在他的乐府诗《对酒》中，他描绘出一幅太平盛世的蓝图：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如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这与《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云云，何其相似乃尔。但曹操身体力行了吗？没有。他虽然写有《内诫令》，想为自己订些清规戒律，似乎想严于律己，但到头来还是我行我素。他是个“尚通侻”的人，又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不是罗贯中虚构的，而是见载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原话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罗贯中在这一点上并无歪曲。我们认为，歌颂“仁君”、“贤君”，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反映，也是人民的理想之所寄，不能轻易否定。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的另一不同是：《三国演义》有不少艺术虚构，两者不仅基本结构的框架不同，描写手段也不同。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著作，它不能呆板地推演史籍，必然有所增删，有所取舍。小说最重要的是塑造人物，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单凭史书上提供的材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借助想象与虚构。《三国演义》的数百名人物，都可在史书上找到，但也有个别人物（如貂蝉）是不见于史书的，属于虚构的人物。至于小说的情节与人物的行事，虚构的成分就更多了。清代的史学家章学诚说《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这个估算大体不错。

《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在它所描绘的人物画廊中，除以上言及的三个中心人物外，关羽、张飞、赵云、孙权、周瑜、鲁肃等，都是栩栩如生的。小说又长于战争描写，像赤壁之战，从战前的准备和运筹策划，写到战争的过程及战后的馀波，前后用了八回的文字，紧张的场面时见悠闲的插曲，有详有略，有虚有实，波澜起伏，摇曳生姿，在古典小说中是不多见的。

《三国演义》不仅过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广泛流传于海内外，而且在今天和以后还会继续产生较大的影响，《三国演义》与经营管理的关系，与人才学的关系，近年来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也出版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专书。日本诸国又从《三国演义》等书中，寻找事业成功的秘诀，兴起了中国古典智慧热。日本的企业家在极其激烈的现代商业战争中，还借鉴或汲取过《三国演义》中的战略战术。阅读《三国演义》，对开发中小学生的智力、提高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启迪他们的创造性也是大有裨益的。

在阅读《三国演义》时提请广大同学们注意，《三国演义》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封建性的糟粕。如“玉泉山关公显圣”、“诸葛亮五丈原禳星”、于吉、左慈“兴妖作法”、“定军山诸葛显圣”等，都有封建迷信的描写，是应批判的糟粕。对于《三国演义》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特别是义，在今天对少数青少年还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提倡见义勇为，大义灭亲，却不赞成为着小集团的利益而讲究“哥儿们义气”，这是年轻的朋友们应当注意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