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体内的格林尼治标准时
异相睡眠
你如果坐过跨越几个时区的长途航班，一定对时差很是熟悉。你知道有哪里不太对劲：你感觉自己变得迟钝，和周围的环境也像隔着一层。目的地的阳光如此明媚，你却不合时宜地渴望倒在床上大睡一场。你需要保持清醒，但体内的每一根纤维都渴望睡眠，这感觉令你反胃。要不就是半夜两点你还非常清醒，而周围的世界已经沉寂，你能想的只有早餐该吃什么，这也让你感觉格格不入。幸好，你的身体很快就会适应，只要短短几天，你的步调就能跟上周围的生活。但请试想：如果你永远感到自己在倒时差，如果这就是你日常生活的常态，且毫无好转的希望，你会感觉如何？
我第一次遇见文森特和他母亲达利娅是在盖伊医院。当时他16岁，盖伊医院的这个门诊专门服务接受过儿童医院的睡眠治疗、现在正步入成人世界的青少年。一般来说，来看这个门诊的多是患了发作性睡病或严重梦游症的孩子。但是文森特在这方面并不一般，甚至说，他在任何方面都不一般。他是一个怕羞内向的青少年，身材不是特别高，但粗壮健美。我听说他热爱拳击，所以才练就了这副身材。相比之下，他母亲达利娅则兴致高昂，喋喋不休。她老家在南美，英语流利但口音很重，语速有如机关枪。大部分时候，文森特都只安静地坐着，由达利娅向我诉说他过去几年的经历，只有在抑制不住烦闷的时候，他才会插进来几句。他说起话来缓慢迟疑，有时还会找不到合适的词。
两人的诉说勾勒出了一幅文森特的生活画卷。
大约9或10岁时，文森特开始感到了一些睡眠困难，但是直到他13岁，睡眠障碍才真正明显了起来。达利娅认为，这种障碍是在文森特接受了两次臀部手术之后开始的，第一次手术在他的臀部植入了几块金属板，第二次是将这些金属板取出。
“问题是逐渐发生的。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文森特告诉我。起初他只觉得越来越难睡着，要到凌晨三四点才会迷糊睡去。“先是总要费好大劲才能睡着，到后来开始每天都能看到日出，这时我才意识到有问题了。”
情况越来越坏，到后来他上午11点就很想睡觉，并在晚9点醒来。自然，他的学校生活很快就大受影响。“我真是缺了许多课。我起初不想告诉任何人我有睡眠问题，因为他们只会觉得是我懒惰，所以我就对别人说我常常身体不舒服。”
对达利娅来说，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仍很痛苦：“我发现无论我怎么叫他起来上学，他都醒不过来。哪怕我摇晃他，还是不能把他弄起来。我怎么也不明白，因为他上小学的时候从不迟到，从不！我心想别人该要对我这个当妈的有看法了。文森特大概也觉得别人对他这个做学生的也有了看法。他的学校给了我很多麻烦，还因为他出勤太差罚我的钱！”
文森特也回忆了别人看他的眼光：“无论是学校、老爸还是朋友，大家都觉得很难理解。”有些人提出了一种可能：也许文森特的表现只是典型的青少年睡过头，要么就是他得了心身障碍——比如和达利娅分居的文森特父亲就持这个观点，我甚至怀疑他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有一次我和达利娅通电话时听见了他的声音，他正和达利娅争辩说孩子根本没病、不需要就医。
但达利娅知道，孩子的情况不是青少年嗜睡这么简单，当文森特的出勤率一再下跌时，她开始寻求医生的意见。她还记得带文森特去看家庭医生的情景：“我们去了有七八次，中间隔着几个月的时间，就是想说文森特的睡眠出了问题。而医生只给了（我们）通常的建议：让孩子睡前喝一杯热的乳饮料，晚上别看屏幕，就这些。哦还有给他闻薰衣草油……”她说着不屑地笑了笑。
问题并未改善，后来文森特被转给了一位儿科医生。直到这时，在他意识到自己得病大约两年之后，文森特才终于得到了诊断：看来是他体内时钟设错了时间。医生说，他自己的体内时钟没有和周围的世界同步，而是比别人慢了几小时。医生给他的诊断是“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
* * *
我们都是太阳的孩子。我们受它吸引，遭它奴役，应着它的鼓声不断前行。地球的自转和阳光的照拂创造了一个24小时的节律，规定着我们的睡眠模式。这是完全合理的：在光线充足、能看见猎物和猎食者的时候醒来觅食，到了天色昏暗、容易被猎食者袭击的时候就躲起来睡觉，我们要生存，好像就非服从这样的安排不可。不过，被这个节律规定的不仅是我们的睡眠。
这个24小时的周期性节律名为“昼夜节律”，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应用最广的搜索引擎PubMed中键入这个词条，会返回7万多条结果，都是题为《愤怒和攻击性的生物钟与生物节律》《肾功能的昼夜节律调节》《生物钟：其与免疫、过敏性疾病的关系》等等的论文。24小时的生物节律影响着我们的脑、肠子、肾脏、肝脏和激素——还有我们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即使将一个细胞从体内取出，放进培养皿，它仍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24小时节律。甚至为我们编码蛋白质的基因，也有40%受此种昼夜节律的调节。
但这又不仅仅是接受光照这么简单。太阳并不是维持这个节律的节拍器，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了。把人类放进光线微弱的环境，使其感受不到太阳的东升西落，这个节律仍会自行维持下去。
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已知最长的洞穴系统、美国肯塔基州的“猛犸洞”（Mammoth Cave）里，现代睡眠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纳撒尼尔·克莱特曼（Nathaniel Kleitman）对自己和另外几个人做了实验。在这个深入地下、没有光线也没有温度和湿度波动的地方，他尝试在被试们的身上强行养成一套28小时的节律，结果无法做到。就算没有了太阳光提供的外部线索，被试的体温、睡眠和其他生理指标依然维持着原来的24小时节律，这说明在我们体内的某处，有一只时钟在遵守时间。
现在看来，这种时钟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内普遍存在。从细菌等单细胞生物，到植物、苍蝇、鱼类和鲸，都有这只内生的钟。对有的生命形式来说，时钟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可是为什么连细菌，甚至植物也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植物当然需要知道太阳在什么时候发光，什么时候该张开叶片进行光合作用，然而这些无须由一只内在的时钟来引导，只要能觉察光线就够了。还有一些鱼类栖息于洞穴系统，已经好几千代不见阳光，早就没了视力，为什么还要保留这只时钟？它的存在说明，昼夜节律内嵌在生命的固有本质之中，从地球所有生命形式的最近一位“共同祖先”起，演化的压力和自然选择就在努力维护这只内生时钟。
但在已知的生命最简单的一端，即细菌和藻类身上，我们很难明白这种压力是什么。有人提出，这只内生时钟之所以产生，或许是此类微生物为避免细胞在容易接触紫外线辐射的时段复制——我们知道细胞的复制包含基因复制，而紫外线会引发基因突变。还有一种接受更广的假说认为，这类节律演化出来是为了控制某些基因的复制，这些基因能抢先一步对抗氧气含量在一天中的波动，减少氧气带来的损害。昼夜节律的产生或许可以追溯到大约24.5亿年前的“大氧化事件”。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一类名为“蓝藻”（或蓝菌）的生物演化了出来，据信它们是第一批实现光合作用（利用阳光中的能量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的微生物。那时大气的氧气含量还很低，自由氧会很快与其他物质化合。但蓝藻的出现使大气中自由氧的含量急剧上升，研究者认为这引发了地球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生物灭绝，杀死了大部分遇氧气如遇剧毒的生物。存活下来的生物需要建立一套自卫机制，好免受自由氧的危害。科学家认为，这种自卫需求促使这些生物演化出了一种“氧化还原蛋白”，能抹除氧气参与的化学反应所产生的有毒副产品。按这个理论，只要能预测太阳光、知道氧气含量会何时上升，那些古生物就能在一天中的恰当时候生产这种蛋白，来保护自己不受氧气毒害。听着有点道理，但其实昼夜节律的产生仍然是一个谜。
所有的钟都需要校准或重置，就像钟表商需要拨弄落地老座钟的钟摆来确保它准时运行。生物，尤其是复杂生物的昼夜节律，也需要根据季节的变换模式来拨弄调整。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对个中道理已经颇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已经意识到了环境线索的哪个或哪些影响会将我们的昼夜节律轻轻地向前或向后推动。这些线索叫“授时因子”（Zeitgeber），就是德语的“时间给予者”。如果不考虑外界因素，人类昼夜节律的设定周期是24.2小时，如果去掉一切授时因子，我们的内在时钟最终会与周围的世界失调。这只内在时钟对温度、身体活动和进食都很敏感，但目前看来，最有力的授时因子还是光线，尤其是位于光谱蓝端的光线，比如太阳光。虽然我们的昼夜节律钟已表明它可以脱离阳光运行，但太阳仍是对它影响最大的因素。
从盖伊医院的睡眠障碍中心出发，坐火车几分钟就到格林尼治的皇家天文台。它坐落于一座山丘顶部，俯瞰着泰晤士河的一处大河湾。从医院的十三楼向外眺望，我能看见山丘朝着伦敦东南方向缓缓抬升，但视线旋即被丛林般的建筑物遮挡，在20世纪60年代建起的丑陋高塔和更为现代的摩天大楼之间，天文台已经很难看见。天文台的屋顶上竖着一根高耸的金属桅杆，杆顶是一只风向标，直指着伦敦典型的灰色天空。桅杆上还插着一只直径几英尺的大号红色圆球。每天中午12点55分，在冬季按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夏季按英国夏令时，这只圆球都会升到桅杆中间，并在12点58分时到达杆顶，到下午1点整，它又会沿桅杆降落。今天，皇家天文台周围已经被金丝雀码头的一座座摩天大楼占据，那里已是伦敦的主要金融区，高楼的阴影越过泰晤士河，笼罩城区。但在19世纪中叶，这段泰晤士河上还布满了大帆船，来往于大英帝国的全境运送货物，实是帝国贸易的生命线。那时，会有几百只望远镜瞄准着天文台的这只时间球，等它降落。一旦它降落，水手们就将每艘船的天文钟调整为格林尼治标准时：他们要在驶向东印度群岛及以东地区的航行中计算经度，这一步必不可少。
就像那些船上的天文钟，人的身体里也有好几只时钟。不过在人体内，乃至在所有脊椎动物体内，都有一只主时钟，相当于皇家天文台那只红球，它就是脑内一个名为“视交叉上核”（SCN）的微小区域。这个微小的脑区只包含区区数千个神经元，位于下丘脑，紧邻下面的视交叉，就是从眼球输送信息的两根视神经交汇的地方。这块微小的SCN是全身所有昼夜节律的控制中心，一旦被破坏，人体就会丧失节律性。（见附图图2）
视交叉上核的神经元中，每天都会上演一场复杂的舞蹈，几个名叫“CLOCK”（时钟）或“Period”（周期）的基因相互作用，彼此反馈，指挥着我们体内时钟的运行。而光线作为授时因子，会左右这支舞蹈，使它稍微加速或者减速。在位于眼底的视网膜上，除了将光线转化成图像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之外，还有一种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这些细胞中的一小部分对视觉完全没有贡献，它们的作用是通过“视网膜下丘脑束”，将光信号直接投射到视交叉上核。经此通路，光线得以影响视交叉上核中的节律，它由此也影响了昼夜节律的时相，也就是这个24小时节律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还影响这个节律的幅度、也就是它的运行强度。人如果丧失了一切视觉，对昼夜节律的控制也会出问题，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一点。
* * *
文森特的儿科医生为他诊断的“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病，此类患者的昼夜节律晚于外部世界。大多数人在晚上10点至午夜之间感到困倦，并在早晨6点至8点之间醒来，而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的患者可能要到凌晨3点才觉得困，有时更是延迟到早上7点，然后睡上七八个小时后醒来。如果能保证这些时间的睡眠，他们就有精神。但麻烦的是，生活常会妨碍他们睡觉，在现代社会的限制下，形成这个作息规律的人想保住工作或接受教育都很困难，甚至压根无法做到。
某种程度上，想要早睡早起或晚睡晚起，都是正常现象。人本来就有各种“睡眠类型”（chronotype），也就是习惯的入睡和觉醒时间，它们形成一条连续的谱系，处于早睡和晚睡两极的就是那些称为“早起鸟”和“夜猫子”的人。而患有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的人可以看作极端中的极端，这些夜猫子的昼夜节律极度延迟，乃至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
和睡眠的许多特征一样，一个人属于什么睡眠类型，某种程度是由基因决定的。对双胞胎或家族成员的研究显示，我们的睡眠类型有50%受基因控制，而无论是“早睡型”还是“晚睡型”，研究者都找到了它们和调节昼夜节律的基因的各种变异之间的联系。有一种家族遗传的“睡眠时相提前综合征”，患者晚上很早就想上床，第二天也很早会醒，这种问题比延迟综合征还要少见得多，而对此，研究已经发现了一个名为PER的昼夜节律基因发生了突变。另外还有一个昼夜节律基因DEC2，它的突变似乎会延长我们醒着的时间，减少需要的睡眠时间。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影响觉醒/睡眠模式的并不是这区区几个突变，而更可能是众多此类昼夜节律基因的温和变异造成的累加结果。
另外，随着脑的成熟，我们的睡眠类型也会发生变化。和儿童相比，青少年的昼夜节律一般会向后移动，并在成年后再移回来。我在我的大女儿身上就看到了这个现象。早晨拉她起床正变得越来越难，晚上让她在合理的时间上床也是。毫无疑问，青少年身体时钟的这个变化还掺杂了晚间使用电子设备的影响。许多青少年即使上床了还会盯着平板电脑、手提电脑或智能手机，这些强大的光源都成了授时因子，进一步加剧了入睡时间的延后。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它造成了许多第二天仍要早起上学的青少年睡眠不足，而和睡眠不足相关的就是在学校里表现不佳，以及行为障碍和焦虑情绪。不过，那些患有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的人似乎对光照特别敏感，他们的昼夜节律也特别易受光照的左右。对易感的个体而言，夜晚的一束强光对昼夜节律钟的延迟效应，应该说比对常人要大得多。
所以，文森特遇到的难题，也许靠减少夜间使用电子设备就能解决。他甚至可以晚上戴墨镜，尽可能阻止光线，尤其是蓝光接触他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这个方案唯一的问题是：文森特得的并不是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他的情况要罕见得多。
如果你刚才听得仔细，应该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因为文森特并不想每晚（对他应该说每天白天）在相同的时间上床。
“其实我的睡眠模式始终都在变，我的身体每天都想再晚睡一个小时。比如我昨晚是10点上的床，今天就很自然地会想11点上床，明天再晚一个小时，这样。”文森特说。
对文森特来说，这个体内时钟的不断变化，意味着他的睡眠时间每天都要推迟一小时，以此类推，他的觉醒时间也是如此。因此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他的作息恰好和周围的世界同步，但是很快两者就会再度偏离。“每个月我都有一个礼拜能按照社会时间生活，但其他时候，我就会和社会多多少少不同步了。”最糟的时候，文森特会完全变成夜行动物，他告诉我他有时上午11点就想睡，并会在晚上9、10点钟醒来。
这种变动的作息模式会造成巨大影响。其结果就是文森特常常缺觉非常严重，在一个变动周期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很难在恰当的时候入睡，而只得逼着自己起床上学。在有些日子里，这就相当于一个正常人在半夜两三点钟被粗鲁地吵醒，然后凌晨四五点就要在教室专注地听课。他几乎始终在倒时差。
文森特说：“在学校里，我很难集中精神。有个老师注意到我的阅读速度很慢，这也影响到了我的理解力。有时我简直没法保持清醒专心上课，上着上着就会睡过去。”
有一次我们见面，时间是下午5点，但文森特正处在下午两三点就想上床、到半夜12点或1点醒来的时相。他的脑子正告诉他现在是熟睡的时候，他的身体时钟则显示现在是凌晨一两点。他费力地想说出一句连贯的话，却常常要停下来思考用词，组织思想。我不由想起了自己做住院医的那些日子，当时我一天24小时待命，有时半夜里呼机响起，我必须强打起精神，努力做出合理的医疗判断。文森特语无伦次地对我说：“现在我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甩在了后面。和世界同步时，我感觉很好，因为那样我就能做最好的自己、说话最清楚的自己。但现在我可不是的。”
对儿子和世界同步与不同步，达利娅的描述是惊人的：
在有的时间段，文森特整个白天都想睡觉，如果这时必须醒着，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会样子很累，反应变慢，脑力也用光了。哎哟，而他和世界同步的时候，一般早上六点半到7点就醒，人很精神，和其他所有人没两样。这时他对学习很热心，人际交流也多得多。可以说他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都变好了。
可以想见，文森特的学业受了严重影响。他告诉我：“每天上学变成了特别难的事，因为我总是迟到，老师们也对这种睡眠障碍不太理解。就这样拖了一阵之后，我干脆不去上学了，因为实在太难了。不能总这样下去。”
达利娅当然对文森特在学校里的遭遇很苦恼，她虽然不责怪老师们，但也觉得他们在儿子的疾病上少了一点理解和变通。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文森特的学业，他的社交生活也彻底毁了。
达利娅说：“我有时不得不把他的朋友们劝走。比如他们晚上7点来找他打游戏之类的，但文森特下午5点才睡下。我就只能对他的朋友们摊牌：‘哎，跟你们说，他睡觉呢！’但他们实在不理解，因为一个青少年绝不会晚7点就睡。”她说着，略带苦涩地哈哈一笑。
* * *
达利娅一心要查明文森特的病因，终于，她被转给了我在儿童医院的一位睡眠专业同行。文森特和他母亲对病史的描述绝对是典型的“非24小时节律障碍”，这一点得到了体动记录仪的证实——一种能长期追踪患者睡眠模式的穿戴设备，相当于现在流行的活动追踪手环的医学版本。简单地说，文森特的昼夜节律钟的周期不是24小时，而是25小时。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视交叉上核变得不受授时因子影响，要么就是和它们隔绝了，于是这些外部因素无法正常地校准他的时钟，使他和外部世界保持同步。
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的人中间，非24小时节律障碍是极其罕见的，但在完全失明的人中常见很多。原因很好理解：人一旦失去了全部视觉，对昼夜节律影响最大的那个因素——光线——就无法传递给视交叉上核，因而失去作用。这时，别的授时因子，比如身体活动或进食，它们的作用就会放大。本来眼底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通过一条专门的通路、即视网膜下丘脑束连接大脑，但对于盲人，这条通路已经不再活动。实际上，在完全看不到光线的患者中，有1/2到2/3也有和昼夜节律失调相一致的睡眠问题。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全盲的人中间，40%有着非24小时昼夜节律。然而，在文森特这样视力正常的人中，这种障碍极其少见，我们对它的了解也很少，只知道它一般在青春期早期开始发病，且在男性中要常见得多。
我们知道，对固有时钟的影响大多需要一种叫“褪黑素”的激素作为中介。这种激素分泌自松果腺，这是脑中央深处一个松果状的微小腺体。勒内·笛卡尔曾主张这个微小的区域就是灵魂的所在，实际上它的作用没有这么伟大，但也相当重要。在视交叉上核的影响下，它会周期性地制造褪黑素。
在睡眠/觉醒周期正常的人身上，褪黑素水平在傍晚上升，在夜间保持平稳，并在睡醒前两小时下降回来。褪黑素是向脑的其余部分发出的化学信号，告诉它们睡觉的时间到了，接受这种信号的褪黑素受体在体内广泛分布，不仅脑内有，许多其他组织，像肾脏、肠道、心脏、肺、皮肤和生殖器官里都有。因此，研究褪黑素水平在血液内的升降，我们就能监测一个人的昼夜节律及其周期长度。不过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也知道夜晚突然的强光能抑制、推迟褪黑素在睡前的上升。可见环境因素能显著影响这种激素的升降。
要弄清一个人的体内时钟，就要让他长时间待在昏暗的光线中，这光线要亮到能让人看清东西，又要暗到不影响松果腺分泌褪黑素。研究者在这样的环境下观察了视力正常、却患有非24小时节律障碍的病人，确定了他们的睡眠模式应该是由内因决定的，且一个周期的平均时长是25.2小时——这比大多数人的24.2小时周期长了许多。看来，他们的病因至少包含了大大偏离正常值的周期长度。虽然有光线和其他授时因子在发挥影响，但还不足以纠正这么大的偏差。
也有可能，是这些病人对光线的作用不太敏感。也许他们的视交叉上核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传来的信号视而不见，就像那些盲眼的病人一样。拿文森特来说，他的睡眠障碍一到冬季那几个月就会特别严重，这可能就和光线强度的减少直接相关。不过，这些病人身上并没有表现出光照减少对于褪黑素分泌的影响，研究也未能证明他们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降低了敏感性。
现在看来，非24小时节律障碍的患者和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的患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两类患者的自然昼夜节律都比普通人长一些；对决定昼夜节律钟的几个基因的分析也显示，一个名叫PER3的基因的几个变异和这两类病人的睡眠模式都有关系。也许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节律比24小时略长，那你就会有晚睡的倾向，但最终你的节律会因为授时因子的作用稳定下来，这样就引发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可是如果你的节律太长，长到授时因子无法修正的地步，或者授时因子本身就不妥当，那么你的作息就会彻底紊乱，就像文森特这样。这虽然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几份报告中，研究者调整了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患者的睡眠/觉醒模式，接着患者就产生了非24小时节律障碍。
时间治疗学（chronotherapy）的一种手段是将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患者的就寝时间每天推迟若干小时，从而使他们重新和外界同步。这种治疗的道理是每天多醒几个小时比强迫自己的身体早睡要容易。只要将自己的睡眠模式不断推后，你的作息时间就迟早会变得和大家一样。不过这么做可能将你的昼夜节律钟推到极限，在罕见的情况下还可能使你像非24小时节律障碍的患者那样完全失控。拿文森特来说，最初打乱他睡眠周期的可能就是那两次臀部手术和术后的恢复期。
* * *
和体内的时钟抗争，会有一些显见的后果。嗜睡或失眠是肯定会有，对认知能力和警觉能力也有影响。在医院住院部，连续值班到第三天的护士在护士站打一会儿盹并不是稀奇的景象。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懒惰，而是她们体内昼夜节律的直接作用。鉴于青少年的昼夜节律会自然延后，有科学家和教育家已经提出了中学推迟上课的主张，好让学生不用在早于昼夜节律设定的时间醒来从而睡眠不足，这样才好发挥最大的学习潜力。
我们现在开始明白，昼夜节律钟的长期紊乱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要理解这个影响，研究长期轮班工作者的健康状况是一个好出发点。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其中一些可能的风险。199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挪威的无线电和电报接线员患乳腺癌的比例较高，那以后又有好几项研究重复出了这个结果。还有证据表明，轮班工作者有较高风险患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强，连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把“昼夜节律紊乱”添加到了可能的致癌因素当中，丹麦政府也向患乳腺癌的轮班工作者发放了补偿。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表明，轮班工作和肠胃失调、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都有关联。
为什么轮班工作者患某些癌症的风险更高？有一个假说着眼于夜间接触光照：就像上文探讨的那样，夜间光照会抑制松果腺产生褪黑素，而有研究者主张，褪黑素除了是激素，还有一些抗癌作用，具体说就是吸收氧代谢的有毒副产品，一般认为这些副产品会破坏DNA，使我们更易患癌。因此，夜间经常照射灯光，或许就会降低我们对癌症的抵抗力。这个假说有一条证据：全盲的人比视力正常的人更不容易患乳腺癌。在一项实验中，携带易患乳腺癌突变的小鼠在昼夜节律被打乱时更容易长出肿瘤。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潜在的干扰因素。
我们知道，缺乏睡眠会造成胃口的改变并促使体重增加，而增重本来就是乳腺癌的风险因素之一。或许轮班工作更易使人养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烟或缺乏锻炼。就在不久之前，有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短短三天的模拟轮班工作之后，人脑和其他器官中的昼夜节律钟都会相互偏离。研究者发现，经过轮班工作之后，脑内位于视交叉上核的昼夜节律钟标志物相对稳定，但与此同时，体内食物分解产物的量却有了显著变化。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本来脑的节律和体内其他以24小时为周期的过程的节律是严格一致的，但现在它们不再彼此协调，从而深刻影响了身体对那些食物代谢产物的处理，继而增加了我们患糖尿病、肥胖及其他疾病的风险。不仅如此，这种体内不同生理过程节律的失调，还可能破坏我们正常的细胞复制和DNA修复工作，由此增加癌症的风险。虽然我们仍不清楚昼夜节律紊乱和健康受损背后机制的确切性质是什么，但可以肯定，两者的关联会对我们产生广泛的影响。我们晚上在室内照射的灯光，还有我们深夜还在使用的电子设备，这些是在给我们自己制造长期的危害吗？
* * *
当我的儿科同行把诊断结果告诉文森特和他母亲时，他们的情绪是复杂的。文森特回忆说自己大受打击：“我很难接受这是一种慢性障碍，这说明以后无论如何我都要带着这种疾病度过余生了。这实在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不过他也明显有了一种释然之感：“听到那个（诊断）之前，我心里一直七上八下。有人跟我说那可能是心身障碍。”
达利娅也对我说了差不多的话。对她而言，诊断结果并不意外：“我心里已经猜到了的。但诊断出来时，我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你至少知道文森特不是在装病了。他不是一个懒人，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另一方面我当然也很伤心，因为他必须面对这个病。”
这个诊断显然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文森特虽然不去上课，但依然在中学考试里取得了优异成绩。带着这份医学诊断，他转到了一所特殊需求儿童的学校，这里的教学方式灵活宽松，让他几乎释放出了最大潜能。现在他去了一所拳击学院，一边训练一边学习文化知识。
这个诊断也让他得以开始治疗。
对于那些睡眠时相延迟或是提前的病人，即那些极端的“夜猫子”或“早起鸟”，除了努力遵守严格的作息制度之外，还有两种主要的治疗形式。
褪黑素除了是松果腺分泌的化学信号，能提醒身体敲响昼夜节律钟之外，它还直接影响这只时钟。除此之外，褪黑素也会给视交叉上核送去反馈，因此本身就是一个授时因子。只要给患者摄入褪黑素，节律钟也会向前或向后移动。
另一个选项是操纵光线。以灯箱的形式给患者照射非常明亮的光线，也能改变作息时间。这些灯箱模拟自然阳光，含有大量的蓝光，而蓝光应该说对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作用最大。
不过，给昼夜节律钟施用褪黑素和光照，时机至关重要。根据褪黑素或光线在昼夜周期中作用时间的不同，它们的效果可能完全相反。在某人自然就寝时间前的一两小时给他照射一小时强光，能将其就寝时间推迟多达两小时；而在他早晨醒来后给他照射同样的强光，却能使其就寝时间提前约30分钟。褪黑素也有相似的规律：在傍晚服用能使人较早就寝，而早晨服用则会推迟就寝时间。医疗实践中，我们很少让病人在早上服用褪黑素，因为它还可能致人困倦；不过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即使是小剂量的褪黑素，也能在不造成显著困倦的情况下改变人的昼夜节律钟。
当然，像文森特这样的病人，并没有固定的节律可以让我们安排褪黑素和光线治疗的时机。但我们仍可以用这两种疗法把他们的昼夜节律固定下来。每天晚上，我们都给他的视交叉上核规律地注入一剂褪黑素，并在白天给他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照射明亮的光线，他的昼夜节律就会被调教得和周遭世界更协调一些。这套办法虽不完美，但也取得了重要进步。文森特的作息依然有些飘忽，尤其在冬天的几个月，但他的生活已经因治疗大大改善。
“我现在在上大学，而且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都能去上课。我现在感觉还不错，但也不是始终能达到百分之百。”文森特告诉我，他现在能做到晚上11点左右睡觉，早上六点半起床，而且这个周期已经相当稳固。过去的几周，他只有两天没去上课。但是虽然我们设法使他的作息保持规律，他偶尔还是会偏离正轨。“我的睡眠模式一旦脱离了规律就很难再拉回来，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在第二天一直保持清醒，夜里也不睡，到第三天就又能在正常时间睡着了。这样能使我较快地恢复作息规律，不用等上几个礼拜。但这个办法也不是百分之百奏效。”
我问他拳击打得如何，他说：“我的表现时好时坏。有时（昼夜节律与外界失调时）我的动作会变得很慢，反应也不太灵敏。这时我会有意提升速度和力量聊以弥补。但有时这也很难做到。”
我们闲聊了两句他对未来的打算、他的职业规划。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子要充分适应社会很难。前面没有多少选择。也许做做自由职业之类的吧，做点我一个人就能干的事。”
* * *
任何做过轮班工作或是经常出差的人，都会对文森特的经历感同身受。昼夜周期的紊乱很是影响心情。我还记得在做主治医师的时候，曾在一个周一的凌晨3点开车赶去医院，当时有病人中风，我被叫了过去。我一路上头昏眼花，有点恶心想吐，思维也不太清晰。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我驶过伦敦中部的一条条街道，望着这忙忙碌碌的世界都市，心中竟产生了一种孤独感，我感到孑然一身，仿佛已不是周围世界的一分子。当城里的其他人几乎全在床上熟睡，我却踏入了一个本来不该清醒的时间。
说到底，我们都是社会动物。虽然昼夜节律发源于我们的细菌祖先，还演化出了使我们在日光下清醒、在黑暗中沉睡的功能，但真正令我瞩目的，却是它们将个人同步成社会群体的重要作用：它们使人以相似的节律生活，使大家在同一时间吃饭、同一时间工作、同一时间玩耍、同一时间睡觉。
昼夜节律钟把我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使我们聚成同一个物种、同一个社会。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这只时钟，就会与周遭世界隔绝，和家人、朋友及同事断开联结。
然而对文森特来说，这不是辞掉工作或减少一点国际航班就能解决的问题。对于他，这是一个持续且自然的生存状态。有件事令我难以释怀：他的处境中最令人痛苦的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望不到头的隔绝。在和所有人不同的节律中生活下去，将是何等孤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