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与袁隆平打交道

我第二次“听到”袁隆平是在1978年，那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1月16日上午，我和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同事们一起去湖南省科技情报站会堂听学术报告。那天一共有三个人作报告，第一个是武汉大学生物系的周嫦老师，报告内容是介绍花培工作，就是水稻的花药培养技术。第三个是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朱教授，讲的也是花药和花粉培养方面的内容，但是理论多一些，也深奥一些。

第二个作报告的是袁隆平，他的报告题目是《介绍杂交水稻今后的几个设想》。他是分三个方面讲的：一、质核杂种；二、无融合生殖杂种；三、优质杂种。我听报告作记录还是很认真的，关于他的报告，我记了四五页，超过一千字。其中第三部分的要点是：把现在蛋白质含量高的品种转育成不育系或恢复系；把现有高产品种转到野生稻质中去。

我真正和袁隆平交流还是在异国他乡。那是在1981年—1984年，通过农业部的考试后，我由国家选派出国，到设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缩写为IRRI）攻读硕士学位。袁隆平恰好公派出国做访问学者，在那里工作。国际水稻研究所成立于1960年，是全世界水稻综合科学研究的殿堂，由美国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资助建成。

1982年，从湖南省农科院去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有四个人，后来陆陆续续还有湖南省农科院的人去学习和工作。除了我之外，一个是田际榕，当时是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的，回国后担任过湖南省农科院院长；一个是蒋稚龙，他和我在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同一个研究室，是研究稻种资源的，当时已经50多岁了。再就是袁隆平，他是研究杂交水稻育种的。袁隆平当时是在安江农校工作，并没有在湖南省农科院上班，但也是由湖南省农科院派出国的。

那时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中国人还有从其他省来的，人数也不多，因为我们都在一个餐厅里吃饭，大家很快就认识了。一天，袁隆平拿着一台相机，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转悠，对着建筑物拍照。我问他为什么只拍建筑物。因为那个时候，菲律宾的彩色胶卷价格也不便宜，国内价格更贵。一般国人来了，多是拍人物照留念。

他跟我讲了原因：当时的湖南省计委（今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他拍些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建筑物、设施回去作参考。到他房间细聊才知道，湖南省农科院要新成立一个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目前正在筹备之中，想参考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世界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

我就对他讲：“袁老师，您就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做吧！”他给了我相机和两卷胶卷，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要照片。我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了解到还有足够的时间。他对拍什么也没有底，只是告诉我，办公、科研、生活、后勤等建筑和环境都拍一点。

我父亲、祖父，都是做工程的。父亲是湖南省交通厅高级工程师，公路、桥梁专家；祖父是水利部高级工程师，参加过丹江口水库建设。由于受家庭影响，我对建筑或多或少有点爱好和悟性吧。我按照袁老师的布置，先构思了一个拍摄方案。

我按照先整体后局部、先外观后内部、先宏观后微观的思路，把整个国际水稻研究所拍了个遍。原本想把照片交给袁隆平就了事的，后来一想，他把照片拿回去，看照片的人会一头雾水，不知道每张照片拍的是什么。

我想，要是能做成有说明的相册给人看不是更好吗？好在菲律宾大学校门外面有专门的店可以做这种册子，因为学生们的毕业论文之类都是要做成硬壳封面的册子的。我就拿着作好分类的照片，到店里做成了两本一样的相册。因为没有办法打印中文，我只好在每张照片下方，用工程仿宋体字写下了每张照片的内容，还编了目录和页码。

我在袁隆平回国前将两本相册交给了他，当然他付给了我冲印照片和做相册的钱，公事公办，我也没有脸红，爽快地收下了他付给我的钱。我想袁隆平对相册是很满意的，据说他拿回去后，省计委的人还很是惊奇了一番的。

1984年5月，我回到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继续做我的水稻品种资源研究中的国外引种课题。我已经有了张德慈这样的作稻种资源研究的世界级导师做后盾，又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学了几年，与国内外从事稻种资源研究的专家们又建立了深厚的交情，确实是想在稻种资源研究特别是国外引种方面做一番事业的啊！

没承想，袁隆平找到我，要我到新成立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我其实也是很犹豫的：袁隆平很有声望，我到他那里岂非攀龙附凤？我在水稻研究所作资源研究，当时已是业内佼佼者，第一年是“跟班”，第二年就做了“国外引种”课题的主持人，我到他那里，因为业务不熟，还得另起炉灶。但我依然对院里和所里的领导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这一表态就没有退路了。过了个把月，我就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去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