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从理论和实际上来讲，袁隆平应该有很多钱，且不算他创造的社会财富，只算他实际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报酬、奖金等，都是很可观的。他不清楚，别人更没有办法为他算清。但是，他把钱看得很淡，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他经常和我讲《好了歌》，其中有一句“钱到多时眼闭了”。他经常说：“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有一次，他这么对问他的人说：

我稍有点名气之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高薪请我出国工作，都被我婉言谢绝了。这跟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为了名利，我早就到国外去工作了。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90年曾以每天525美元的高薪聘请我赴印度工作半年。但我认为，中国人口这么多，粮食始终是头等大事，我在国内工作比在国外发挥的作用更大。

20世纪90年代，湖南省曾三次推荐我参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可我三次都落选了。当时有人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轰动。但我认为，没当成院士没什么委屈的。我作研究不是为了当院士，没评上说明水平不够，应该努力学习。但学习是为了提高学术水平，而不是为了当院士。

有一个普通农民，年轻时对饥饿有切肤之痛，后因种植杂交水稻而改变了缺粮的状况。为了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他写了一封信请求我给他提供几张不同角度的全身照片，说要给我塑一尊汉白玉雕像。在回信中，我这样写道：“谢谢您的好意，请您千万不要把钱浪费在什么雕像上。我建议您把钱用到扩大再生产上。请您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您寄照片。”

尽管我再三拒绝，但那个朴实的农民还是为我塑了一尊雕像。有人问我见过那尊雕像吗？我笑道：“我不好意思去看。”

至于荣誉，我认为它不是炫耀的资本，也不意味着“到此为止”，那是一种鼓励，鼓励你继续攀登。

我对钱是这样看的：钱是要有的，要生活，要生存，没有钱是不能生存的，但钱的来路要正！另外，有钱是要用的，有钱不用等于没有钱。该用就用，但是不挥霍不浪费，也不小气不吝惜。够平常开销，再小有积蓄就行了。拿那么多钱存着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有个权威的评估机构说我的身价是1008亿。要那么多钱做什么？那是个大包袱。我觉得现在很好，工资够用，不愁生活，房子也不错。要吃要穿都够，吃多了还会得肥胖症。我从来不讲究衣服品牌，也不认识品牌。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皮肤粗糙，感觉不出好坏来。我觉得只要穿得合适、朴素大方就行，哪怕几十块钱一件的都行。我之前穿过的最贵的西装是在北京买的，那是到北京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前，抽空逛了回商场买的打折后七八百块钱一套的西装，还是周围同事叨咕了半天，我才买的。

我不愿意当官，“隆平高科”让我兼任董事长，我嫌麻烦，不当！我不是做生意的人，又不懂经济，对股票也不感兴趣。我平生最大的兴趣在于作杂交水稻研究。我不干行政工作就是为了潜心作科研。搞农业是我的职业，离开农田我就无所事事，那才麻烦。有些人退休之后就有失落感，如果我不能下田了，我就会有失落感，那我做什么呢？我现在还在下田。过去走路，后来骑自行车，再后来骑摩托车，现在我可以开着小汽车下田了。

学农有学农的乐趣！只要有追求、有理想、有希望，就不会觉得苦！我们研究水稻，要待在水田里，还要在太阳底下晒，工作是辛苦点。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很苦，吃不饱，但我觉得乐在苦中，因为有希望、有信念。我认为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国家、对百姓都是大好事。我现在身体还不错，老骥伏枥，壮心未已。我还要迎接新的挑战，向新的目标迈进！

袁隆平提到的那位为他雕了一尊汉白玉雕像的普通农民，是湖南郴州的曹宏球先生。他作为脱贫之后的种粮大户，非常感激袁隆平为广大农民带来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1996年10月，他带着多年的积蓄六万元钱，专程到了河北省房山县。他找了当地汉白玉雕塑工厂，一问价才知道，带的钱远远不够。当工厂老板知悉是为袁隆平做雕像时，只收了他4.8万元，而且加班加点，确保质量完成。1997年2月，雕好的全高1.6米的袁隆平汉白玉像运到了湖南郴州。郴州当地举行了欢迎仪式，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曹宏球将雕像和座基安放在国道公路边的一块空旷地上，并为这块地取名叫“稻仙园”，座基上刻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几个金色大字。每年有不少人前往参观。前几年，曹宏球去世了，闻讯后，湖南省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的张桥代表袁隆平去参加了曹宏球的安葬仪式。直到如今，曹宏球的后人还一直义务管理着“稻仙园”。

类似的雕像或纪念物，在全国特别是在农村还有不少。正如袁隆平说的，他最大的财富就是为中国和全世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有了粮食，就有了发财致富的基础。在农民群众心里，袁隆平是一座丰碑！

要那么多钱做什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人，才是最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