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
尼采在《瞧这个人》中回顾自己的整个著述历程时,曾以简洁而明确的语气谈到《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本人使命的肯定言说部分已获解决”(《瞧》“善恶”)。而《善恶的彼岸》则以不同的方式谈论了相同的东西,其外在意图与肯定言说恰恰相反:“接下来就轮到否定言说,本人使命的否定行动部分。”为了用刚刚赢得的肯定观点反对现时代的各种权威意见,尼采发起了重估一切价值的“伟大战争”;《善恶的彼岸》就是打响这场精神战争的第一枪。为了支持否定行动,为了说明否定的根据和意图,尼采把扎拉图斯特拉的肯定见识也编进这部否定言说之书;在我看来,这些肯定见识正是书中最重要的事件。该书若是一次战争行动,那么,它就是一次富于策略的行动:为了用新教诲反对整个时代的各种主流教条,为了赢得这场似乎没有希望获胜的战争,尼采必须想好制胜的方法。一位孤独的思想家如何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一个人如何可能改变大众的品味(《快乐》条39)并锻造一颗新良心(《善恶》条203)?如何?《瞧这个人》宣布《善恶的彼岸》是一场战争行动之后,并没有描述这场战争,而是直接指明了其制胜的策略:《善恶的彼岸》一开始就“不慌不忙地寻找亲族、寻找同类”,即寻找盟友,[3]更确切地说,是尽力创造盟友,因为刚开始还没有人跟他一道儿。尼采将借这部否定言说之书的计谋为自己赢得真正的盟友,使之接近自己的肯定教诲;并强迫最值得赞赏的读者接受本书美妙而神秘地呈现出来的那种明确的哲学感。本书乍看起来似乎是九个相互独立的松散集合,由296条零乱的格言组成;而其实却是一部精心编织且激动人心的哲学戏剧,展现了哲学对整个人类未来的责任。“你必须参加并战斗!”本书对其试图创造的盟友们悄悄地如是说(参《悲剧》第15条最后几句话)。本书犯了政治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犯下的罪行:败坏青年。
《瞧这个人》把《善恶的彼岸》的确切使命说成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在尼采看来,现代性是一个错综复杂但尚可理解的过程,它极有可能在“自治畜群”的普遍影响中达到顶峰(《善恶》条202):扎拉图斯特拉在市场演讲时所说的“末人”(《扎》“开场白”条5),即将已死的上帝保存在某种鼓吹人类自由、平等和智慧的意识形态中的全球人。根据其序言,《善恶的彼岸》首先是对现代性倒数第二阶段(即“民主启蒙”阶段)的批判。不过,该序言也暗示了本书的详细论证:民主启蒙是内在于那场由柏拉图最初发起的较大文化运动中的文化事件之一。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必须扩展为对整个西方传统或柏拉图传统的全面批判,尤其要集中批判这一传统的起源和可能的终结——它的终结就是民主启蒙的全面胜利,即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瞧这个人》还说明,《善恶的彼岸》不仅是一个批判,而且包含“对某个尽可能不那么现代的相反类型、某个肯定言说的高贵类型的指点”。有了这些指点,尼采就可以用最富启发性的方式描述本书:它是“一所君子(gentilhomme)学园,这个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神化和更激进”。哲人们曾经一致认为自己的作品就是君子的学园——这个伟大的传统包括柏拉图与色诺芬、马基雅维里与蒙田、培根与笛卡儿;尼采也要求成为其中的一员。该传统的创始人之一柏拉图之所以写作,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用一种新的美德教诲创造出一种新的高贵类型;这种新类型会建立一个善待哲学但本身又不那么哲学化的政制。在哲学上反柏拉图的《善恶的彼岸》本身作为一所君子学园,在政治哲学领域和目的上又是柏拉图式的。这里所说的君子就是本书试图寻找的盟友,包括(尽管乍一看来有些奇怪)科学家、学者和现代自由精神。因为哲学对科学的领导权也许就是尼采式哲学政治的核心问题。[4]最后一章“何谓高贵?”把全书的意旨归结为一个非现代的理想,并表明:新的高贵或求知者的高贵应该由最精神化和最激进的极少数哲人来加冕。因此,《善恶的彼岸》的政治使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阻遏现代民主启蒙的目标,即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的终结将是“哲学在人世间的终结”;[2]另一方面,确立哲学的利益,因为哲学的利益有理由被看做“人类的最高利益”。[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