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政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政者，达此仁心之工具而已。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皆推举斯心加诸彼而已。《记》曰：“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有此心量，而后可以言仁政也。孟子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言上之所以治民也。又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此言下之所以事上也。孟子言政，发乎至性，与乎当世以诈遇民偷取一时者，宜乎如持方柄纳圆凿，其不见容于暴君污吏无惑矣。

尊周攘夷，春秋霸者之策略，孔子作《春秋》亦因之，时使然也。民主政治之思想，盛于墨子，孟子虽斥墨，而其政治思想则与墨子为近。墨子“尚同”之义，以民从君，以君从天，与《春秋》之义同。故墨子虽言天子出于选举，而寓民意于天志之中。至公言以民意为主者，则自孟子始。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虽曰“天子能荐人于天”，而以诸侯之朝觐、人民之讼狱讴歌为判，故孟子之时，尊周之思想已为陈迹，其政治思想在民而不在君，在百姓之生计而不在一国之富强。

滕文公最能尊信孟子者也，孟子语之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则为王者师也。”滕文公为当时之诸侯，孟子教之为王者师，盖滕在当时已不能自存，勉之为王者之事，不幸而亡，尚可为后王取法，盖其宅心在天下之福利，不暇为一家一人计也。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其意以为君主之去留，当以民意为本，不能以人君之威力而强人民以守其国，如人民受君之恩而愿与死守则可也，此孟子之创说也。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孟子答之，一则“太王迁岐”之事，再则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效死勿去，此古义也。《春秋》之义，国君一体，诸侯死社稷。去国，亦孟子之创说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君与土地，皆所以养人也，可以养人者反害人乎？不知孟子民主政治之思想，则必訾其无用也。

孔子为政之方略，曰富与教，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论政，亦本于此，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孔子之时已有贫富不均之现象，故曰“患不均”，孟子则归罪于暴君污吏，漫其经界，是当时侵占民田之事，已不可讳，其主因则在好战，而以土地奖战士。以秦例之，概可想见。秦人虽号奖励耕战，而所富则在战士，久之农人直战士之奴，殆彷佛于高欢之以鲜卑人出战、中国人为之耕织也。

故孟子言王政必始井田，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以滕文公言“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实可以反证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之不虚。后世疑孟子者则谓井田之制不可复行，谓为迂阔，是大惑也。伊古以来论井田者，未有以为制之不善，所争在当时情势能行与否，井田之制必行于地旷人稀之时，已成公论。综观先秦故书，随处可见人不足于地，井田之制不见用于时，非其制之不善，不适于暴君污吏之兼并与疾于富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