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社会实验

从表面上看，社会实验包括两种一般程序：

（1）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社会情境中，如果我们做出这样一种改变，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不能说情况肯定会变好，但至少要比现在更好。所以，做出改变吧！”一般来说，当社会形势危机重重时，我们就会盲目行动，而不建立任何言语关联，就像我已经阐明的那样。

（2）这种程序可以描述为：“我们想让这个人或这群人做某件事，但是不知如何设置一种情境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程序略有不同。社会盲目地进行试错实验，然而反应是已经得到确定和肯定的。操控刺激不是为了发现通常会出现的情况，而是为了引发特定的行为。

或许你们并不清楚这两种程序的区别，我们不妨举例说明一下。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如今，社会实验正在高速进行着，对悠闲的普通人而言，这种速度相当惊人。关于第一种程序，我们以战争为例。任何人都无法预测，一个国家在战争中做出的反应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同样，随手推倒儿童辛苦搭建起来的积木，也是盲目操控刺激的例子之一。

禁酒仅仅是对一种情境的盲目重整。酒吧所导致的一系列行为遭到了社会的批判，社会大众无法合理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于是全盘推翻整个情境，并借助第18号修正案来建立一种新情境。在此，他们确实希望带来某些效果，例如禁酒、降低犯罪率、减少非婚性行为等。但是对于研究人类本性的学者，甚至研究地理的学者而言，即便无法预测将会发生的事情，但依然可以预见那些效果是无法实现的。在小规模城镇以外的任何地方，实际效果必定会与这些希望背道而驰。在大城市，或其周边地区（在那里，法律控制的效果并不理想，而舆论控制的作用较差），监狱变得前所未有地拥挤。犯罪现象越发普遍，尤以凶杀案为甚。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关注这些凶杀案。1924年，一家保险公司仅在凶杀案的赔偿上就损失了75万美元。此外，有成千上万的公民在参与酒类走私的过程中遭到枪杀，或死于酒精中毒。这一切不断削弱禁酒令的作用，直接导致了人们不再畏惧法律；而如果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打破一项禁令，那么不仅针对药品推销员的特定禁令将会失去控制效果，而且对特定的药品推销员的任何禁令都会趋于失效。如今，原始社会中的现象重新上演。对于任何法律，人们的态度显然都过于草率。

俄国君主政体的垮台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是盲目操控社会形势的例子之一。无论是敌是友，都无法预测行为的变化将会增加。事实上，俄国的工业发展因这种变化而受到了阻碍，甚至俄国人民的知识和科技或许已经因此倒退了几百年。我们无须更加深入的阐释，便可以用一般公式将一些问题总结为：

社会往往会在这种社会实验中深陷困境——并不通过小规模实验手段探寻出路。社会的工作方式并不依照明确的实验程序，其行为往往犹如一盘散沙，换言之，团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退化到婴儿的行为模式。

而在社会实验的第二种程序中，反应是确定的，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例如婚姻、未婚者的克制、参加教会、基督教十诫所要求的积极行动等，这些都是被社会公认的反应。我们也可以用公式将其总结为：

我们在实验中会尝试很多组刺激，直到由那些正确的刺激获得特定的反应。在尝试设置这些情境时，社会往往犹如低级动物般盲目、混乱地工作着。的确，如果有人想总结出过去的两千年间社会实验的一般特点，那么他的结论将会是：鲁莽、不成熟、无计划，即便偶尔有计划，也只是为了满足某个民族、某个政治团体、某个派系或某个人的利益，缺少社会科学家的指导——如果社会科学家真的存在的话。或许除了希腊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以外，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从未出现过。如今，我们的国家同样充斥着前所未有的罪恶，事实上，它正在被一群职业政治家、劳工宣传家以及宗教虐待狂统治着。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个事实，即行为主义心理学使用遗传学方法解决问题，由简单到复杂，根据刺激引发的反应以及引发特定反应的刺激来积累丰富的资料，这能否证明它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呢？行为主义者相信自己的科学能够为社会提供基本的结构和控制，所以，他们希望行为主义的原则能够被社会学接受，并且使它的问题能够以更为具体的方式重新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