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初次碰到巴蒂斯塔的那段时间，尽管不能说是绝境，但也得说是我面临的一段极其困难的日子。我真不知该如何摆脱那种困境。那时候，我购买了一套房子，没钱付清全款，也不知从哪里去筹齐这笔钱。头两年，埃米丽亚与我住在一间租来的、带有家具的大房间，跟房东太太合住一套。也就是埃米丽亚，换个别的女人，谁都忍受不了这种临时凑合的办法。不过，我想，埃米丽亚能忍受这种住房条件，是向我证明了一个忠诚的妻子能给予丈夫的最大的爱。埃米丽亚确实是常人称道的贤妻；然而，她对家庭的爱中，有一种超越任何女人所共有的自然本性的东西。我是说，她有某种强烈的、近乎嫉妒的激情，几乎是一种超越了她本性的渴望，而且这种渴望像是祖传下来的基因，与生俱来。她出身贫苦，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打字员。我想，在她对家庭的感情中时时无意识地流露出贫苦的人们那种沮丧的企盼，多年来他们一直无法为自己建立一个哪怕是十分简陋的窝。我不知道她是否早就打算通过我们的婚姻实现她拥有一座房子的夙愿；不过，回想起来，我难得见到她掉泪，只有一次，那是在订婚后不久，当我向她直言不讳地道明自己尚无法替她弄到一所哪怕是租来的房子时，我还说我们暂时得先在一间带有家具的房间里住一段时间。她很快就克制住不哭了，但我认为她的哭泣似乎不仅表示了她因自己对未来幸福的憧憬的破灭而痛感绝望，还显示了这种梦幻本身所蕴含的力量，对她来说，与其说这是梦，不如说这是生活的动力。
就这样，婚后头两年，我们生活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埃米丽亚总是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光洁明亮。显然，她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把那个房间想象成自己的家；她没有自己的家具摆设，但她竭力把她当家庭主妇的意识倾注在那些破旧的家什之中。我写字台上的花瓶中总插有鲜花；我的文件资料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像是有吸引我工作的魅力，令我感到十分亲切和宁静；小桌子上的茶具旁总放有餐巾纸和一盒饼干；地上和椅子上从来不会有一件衣服或别的不该放在那儿的东西，就像在狭窄的、临时性的住所里，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女用人匆匆打扫过一遍之后，埃米丽亚自己总要再仔细地打扫一遍，把房间里一切能发亮的物件都擦得光洁明亮，就连窗子最小的铜把手和角落里的地板木条也不放过。晚上她喜欢自己铺床，她不愿意让女用人帮忙，她把她的薄纱衬衣放在床的一边，把我的睡衣放在另一边，毯子折叠得好好的，一对枕头放得齐齐的。早晨，她比我先起床，去房东的厨房准备早点，并且亲自托着盘子给我端来。她总是默默地、周详地做着这一切，不引人注目，却做得那么卖劲，那么认真，那么细腻和投入，使人窥见隐藏在她内心的深情厚谊。然而，尽管她做着如此感人肺腑的努力，租来的房间究竟还是租来的，她努力想要赋予她自己和赋予我的梦却始终无法圆满。所以，当她精疲力竭或沉浸在爱的激情中时，她总抱怨，温柔地，几乎是平静地抱怨。真的，她的性格就这样，不过，她不时地、显然是很痛苦地问我，这样临时凑合的生活何时是个头。我深知，尽管她很克制，但这乃是一种真正的痛苦。一想到我迟早得设法满足她的愿望，我心里就感到十分惆怅。
就像我已说过的那样，我终于下决心买一套住房，不是因为我有办法，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办法，而是因为我深知她很痛苦，而且总有一天，她的这种痛苦会超越她的承受能力。那两年里我攒了一小笔钱，加上我借来的那些钱，这样，就可以付清第一期分期付款。不过，在操办这一切的时候，我并没有作为丈夫给妻子置办房子的那种喜悦心情；恰恰相反，我心里很不安，有时甚至很焦虑，因为几个月以后到该交第二期钱款时我还不知怎么办呢。那些日子里我是那么失望，甚至抱怨起埃米丽亚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她那么热衷于置家，我才被迫迈出这么草率和危险的一步。
然而，埃米丽亚一听到我要买房子时流露出来的那种由衷的喜悦，以及后来我们第一次走进尚未装修好的那套住房时，她所显露出来的、在我看来是那么非同寻常而又那么奇怪的激情，令我顿时就忘掉了自己的焦虑和不安。我认为，埃米丽亚那么热衷于买房子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再说，我觉得那天她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隐含着某种情欲，似乎我终于给她买了一套房子的做法本身就使我在她心目中不仅变得更可爱了，而且从纯肉体意义上也变得跟她更亲近、更贴心了。我们去看房子时，埃米丽亚只是跟我在空寂的房子里转，我对她讲着每个房间的用途，以及以后摆设家具的设想。可是，看完了房子后，当我走近窗口想去打开窗子，想让她饱览窗外的景致时，她挨近了我，全身紧紧地搂住了我，轻声地请求我吻她。她是第一次表现出这个样子，平时在感情生活上她总是那么拘谨，甚至十分腼腆。她这种激情和说话的声调勾起了我的绵绵情丝，我按她的意愿吻了她。我们从未这么有力、这么投入地吻过，可就在这长长的、持续的亲吻中，我感到她又更用力地、全身心地搂住了我，像是引诱我更进一步坠入情海爱河中去；随后，她就迫不及待地脱去裙子，解开衬衣的纽扣，用她的腹部顶住我的腹部。接完吻后，她又轻声地在我耳边低声细语，像是轻轻吹口气似的，声音那么和谐悦耳而又销魂，像是要我跟她做爱；说着就用她全身的重量把我拽倒在地面上。我们就在我本想去打开的那扇窗户底下，在满是灰尘的地板砖上做爱。然而，在这种无节制的、异乎寻常的性交中，我不仅感受到当时她对我的爱，而且还特别感到她是在发泄自己想要一所房子的那种被压抑的欲念，对她来说，这种欲望十分自然地通过无法预料的性感宣泄出来。总之，我想，在那污秽的地面上，在那半明半暗的冰冷而又空荡的套房里所完成的性交中，她是委身于给了她房子的男人而不是丈夫。而那些空无一物、回荡着话语声的房间，那些还散发着未干的油漆味和水泥味的房间，似乎牵动了她体内最隐秘、最敏感的部位，那乃是以往我给予她的一切爱抚和柔情所始终未能激奋之处。
从我们去看空房子到迁居新房，其间相隔两个月。在此期间，我们签署了购房合同，合同上署的都是埃米丽亚的名字，因为我知道，这样她高兴，我们还把我用很有限的钱购置的那些不多的家具都归置在一起。正像我所说的那样，买房子最初的满足感过去了以后，我为以后的事深感不安，有时甚至感到绝望。现在我的确挣了不少钱，这是真的，但只够勤俭节约过日子，只能攒下几个钱；然而，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当然是不够交付下一笔钱的。更令人难受的是我不能对埃米丽亚吐露一丝我的绝望心绪：我不愿意扫她的兴。如今我回想起来，那一段日子是我最痛苦焦虑的时期了，从某种程度说，也是我给埃米丽亚的爱最少的时期。实际上，我不能不这样想，她压根儿就未曾考虑过我是怎么才能筹齐那么多钱的，尽管她对我们当时的实际处境是再清楚不过了。想到这儿，我暗自诧异，有时候甚至对她很恼火，她可倒好，整天兴高采烈地忙得不亦乐乎，一心只想着去商店转悠，寻找布置家里的物件，而且每天都以平和的语气对我列举她要买的新东西。我寻思着，她这么爱我，怎么就猜不到我为筹措买房子的钱款而忧心如焚呢？不过，我知道她大概以为既然我买了房子，那我肯定早就筹措好必要的钱款了。我心事重重、一筹莫展，却看到她这么泰然而又心满意足的样子，就越发觉得她这样未免太自私，至少是太无动于衷了。
当时我的内心是那么不平静，我甚至觉得我在我自己心目中的形象都改变了。这以前，我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人，一位剧作家，是一个搞艺术的人。我一直对艺术怀有莫大的激情，并觉得我生来就有搞艺术的天赋。这么说吧，这种精神上的素质也影响着我的形象：我觉得自己像个年轻人，身体瘦削，眼睛近视，有点神经质，面容苍白，穿着打扮上不修边幅，这就是我为了文学荣誉而献身的明证。可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在那种令人烦恼和痛苦的重压下，这种大有作为而又令人振奋的形象却让位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了：一个可怜巴巴的、陷入痛苦深渊之中的穷人，一个无法抵御妻子的爱而做出力所不能及的事的男人，而且天晓得还得为钱犯愁操心多久。我觉得自己的仪表也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尽管当时还不出名，却年轻有才华的剧作家，而成了一副穷酸模样的报刊撰稿人，低档的报刊杂志的合作者；或者说是个私人公司或国家机关里的寒酸的小职员。为了不让妻子痛苦，这个男人一直对妻子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焦虑。他跑遍全城去寻找工作，却又常常找不到；因为心里老惦着那笔欠款，以至于常常在夜里惊醒过来。也许，那种形象催人泪下，但没有光彩，更没有尊严，就像书中读到的那种因循守旧的书呆子，我憎恶这种形象，因为我寻思着，随着岁月缓慢的流逝，即使我不情愿，最后也会不知不觉地落得这般地步的。反正，情况就是如此：我没有能跟一个与我志同道合、兴趣爱好相同又能理解我的女人结婚，却娶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素养的普通打字员，她身上有着她所属阶层的一切偏见和奢望，只是因为她貌美我才娶了她。若是跟前一类女人结婚，我就可以应付贫困潦倒的拮据生活，在一间书房或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里凑合，豪情满怀地期盼着能在戏剧创作上获得成就；可是跟后一类女人结了婚，我就不得不设法弄到她梦寐以求的房子。我绝望地想道，也许我必须以永远放弃文学创作这一远大的抱负作为代价。
当时，还有一件事增加了我应付物质上的困乏之感时的焦虑不安和无能为力。我就像被一股不灭的火焰烧软、扭曲了的铁条似的，当时我感到因为贫困，我的心灵也受压抑而变得软弱和扭曲了。我意识到自己情不自禁地羡慕起那些不为这种生活的贫困所困扰的人，以及那些富有的人和特权阶层；而且我发现自己在羡慕他们之余，还不禁萌生出一种怨恨，这种怨恨不仅不局限于对某些人和某种生活条件，还总是难免地推而广之，抽象地演化成一种人生观。总之，经历了那些经济拮据的日子，我深感对贫困的恼恨以及人在穷困潦倒时的难受滋味，从而逐渐产生了对不公正世道的逆反心理，那不光是对我个人的不公正，也是对其他许多像我一样的人的不公正。我意识到精神状态里的这种出于个人利害关系的反感情绪所引起的难以察觉的变化，以及在我被扭曲了的思想上所引起的那种毫无偏见的反应，总是不可抗拒地朝同一个方向发展；我的言谈总不知不觉地离不开同一个话题。同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同情某些政治党派，它们宣称要为消除那个社会的种种罪恶的弊病而进行斗争，而我正是把自己因为贫困而蒙受的痛苦最后都归咎于那个社会了：我结合自身的处境，认为这确实是一个使好人蒙受痛苦，纵容坏人为非作歹的社会。缺乏文化教养的普通人往往是觉察不到这一切的。似乎是一种神秘的炼金术使人把利己主义转化为利他主义，把仇恨转化为爱，把怯懦转化为勇敢；但对于习惯于检讨和审视自己的我来说，对这种转化过程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就像是我对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转化一目了然似的。不过，我意识到自己整天都是在为物质生活上的需要而奔波，只从利害关系考虑问题，从而把纯粹的个人动机转化为普遍的道理了。在战后那动荡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加入了某个党派，而我却没有，因为我觉得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把政治用来为个人的动机服务，我认为只能为思想信仰而投身政治，而我恰恰始终缺少这种信仰。令我特别恼火的是，我感到自己的思想言行往往是根据我个人的利害得失行事，像变色龙似的随波逐流，以适应当时我所处的困境。“那么，我是跟所有的人一样了？”我愤愤地想道，“莫非我跟许多今世囊空如洗的人一样，只满足于梦想人类重新轮回转世吗？”但这种愤怒是十分无力的。后来，有一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沮丧，一位与我长期有来往的老朋友说服了我，我申请加入了共产党。不久以后，我就想，这样一来，更显示出我不是一个尚未成名的年轻才子，而更像是一个饥肠辘辘的报刊撰稿人，或是逐渐变成寒酸的公职人员了，这是我最担心的。如今，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已进入了党内，无法再退出。埃米丽亚一得知我入党的消息，她做出的反应非同一般：“不过，这样一来，只有共产党人才给你工作干，其他党派的人都会拒绝与你来往的。”我没有勇气向她说出我当时的想法，我是想说，要不是为了让她高兴买下那套价格昂贵的房子，我是绝不会入党的。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家。说来也巧，真像是天意，我们搬进新房子的第二天，我就遇见了巴蒂斯塔，正如前面所述，我当即就被聘为他将要制作的一部影片的编剧。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感到一种好久以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当时我想，我只要写出四五部电影剧本来，就能付清购置套房所需的钱款，然后，就重新从事我的新闻专业和我所看重的戏剧创作。与此同时，我对埃米丽亚的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有时候，我甚至十分内疚，责备自己曾把她想得很坏，认为她是个自私而又冷漠的女人。然而，这种气氛的缓和历程很短。我生活的天地几乎立刻又笼罩着阴云。不过，起初出现的只是一片小小的云彩，尽管那是朵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