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若大万事皆小——袁伟民
——袁伟民
虽说已经入秋，9月底的北京还是热浪袭人，前两天的降温让人刚刚感受到一丝凉爽的秋意，却被顽强的不想离去的夏尾又占了上风。
北京二环路平时就很拥堵，那天中午堵得还出奇厉害。我和我的父母坐在走走停停的车里，时不时就低头看看手表，闲聊几句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早就过了和袁伟民指导约定好见面的时间。
差不多临近下午三点，我们才到了袁导家的小区。在门卫处报了姓名得以放行入内，还没等走到他家单元门前，远远地，就望见袁导的爱人郑阿姨已经在大门前翘首以盼地张望。
一进家门，郑阿姨瞅见袁导不在客厅，就冲卧室喊了句：“老袁你干吗去啦？快出来。”我老爸也紧随其后地喊了声：“阿民，我来喽。”顿时，众人皆大笑，连我这个小辈都忍俊不禁。别看长辈们常常给人不怒而威的感觉，但他们聚在一起就是一群可爱的老顽童，说话无所顾忌，可以随意地开玩笑，就连那平常无奇的昵称，都令人颇有几分感动。
对于这次见面我父母充满了期待，他们告诉我上一次和袁导见面都是三年前的事了。经父母这么一提，我细细一想，自从2008年奥运会后，我也再没见到过袁导。这不知不觉，弹指一挥间，一晃都十年过去了。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袁导欢快的声音还是那么中气十足，紧接着余音未散，就见到本尊大步流星地隆重登场。袁导身着浅蓝色短袖和米色粗布裤，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富有光泽，跟我十年前见到他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连皱纹都好像忘记了在他的脸上生长。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将一个八十岁老人的形象跟袁导联系在一起。
我开心地给袁导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在我怀里有些“小鸟依人”的袁导也高兴地拍着我的后背，笑得合不拢嘴。与我老爸宽大的手掌不同，袁导厚实的手掌给人一种很安心的感觉。或许是小时候被我老爸打排球的大手狠狠教训过的缘故，袁导那没教训过我的大手，显得温柔许多。
知道我们下午会过来，袁导连午休都放弃了，一直眼巴巴瞅着时间，等待我们的到来。听人讲过一句话：等待是件美好的事情。我想，并不是等待让事情变得美好，而是因为等待的人、物或结果，让等待的过程变得美好了起来。正如袁导口中一声声亲切的“老战友”，这份深厚的友谊让等待充满了温暖的力量。
袁导是个做事喜欢亲力亲为的人，从我们一进门开始，他就忙前忙后地在厨房准备茶水，就连我这个小辈都完全插不上手，只能陪在他身边，帮忙完成最后端茶的工作。
手巧可能是江南男子的特质，家中的缝缝补补、收拾整理全都由袁导包办，这一点我老爸和袁导真的是格外相似。别看小小的绣花针在他们的大手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用起来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袁导在运动员时期，一年两双球鞋根本不够用，经过他反复修补后球鞋实在没法用了，他就算光着脚训练，也没落下过一堂训练课。当他不经意间，将由于长期训练造成的拇指外翻而严重变形的脚趾露出来时，我惊讶地倒吸一口凉气，赶忙移开了视线。
袁伟民教练夫妇与赵蕊蕊父母的合影，摄于2019年9月（左二、右一为袁伟民教练夫妇）
我们总说，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袁导在运动员、教练员、领导生涯中都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任劳任怨。虽然现在退休已经很多年了，大家坐下没几分钟，聊到的也全部是跟排球有关的话题。
由于是陈年旧疾，年轻时落下的伤病总会时不时困扰着袁导，特别在2016年接受双膝注射后，袁导的膝盖明显大不如以前，没走几分钟就感到很疲劳，甚至久坐起身，腰以下还会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沉重感。为此，他连喜爱的高尔夫球运动都只能暂搁到了一旁。
受伤病影响，再加上上了年纪，袁导本可以找借口多偷一点儿懒，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给自己制订了详细的康复计划。他每天要练习膝盖静力加强腿部力量，后期还要在海绵垫上完成单腿站立的平衡训练。因为这份坚持和不服输，袁导的训练颇见成效，以至于他本人不说我们完全没发现他有膝伤的问题。
“对自己狠一点儿，再狠一点儿。”此时，我想起陈忠和指导以前在我们疲累不堪到几乎要倒下时说的话。如果要寻找这话的出处，或许能追根寻底到袁导这里。
运动员出身的人，骨子里本就有一股天生的倔强和执拗劲儿。在老女排那个各方面都相对匮乏的年代，“只有付出超人的代价，才能取得超人的成绩”这种“对自己狠一点儿”的精神，尤其显得光芒四射，令人动容和感佩。
袁导对精神和作风的要求极其严苛，从1976年组队开始，他就狠抓训练作风，从每个人、每堂课、每个球做起，要求大家在每天的训练中都要有紧迫感。进到球场就要精神饱满，不能站没站相、练没练相，不符合质量过不了关，完不成指标就不下课。
就拿捡球这么一件小事来说吧，袁导要求队员一律要跑步完成。这个要求一开始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有的队员因为累就慢吞吞地捡球，袁导于是一边做思想工作讲道理，一边做了强制性的规定。有时候在密度很大的训练中，故意只使用十几个球进行训练，同时要求供球不能中断。这个策略使场上没有一个闲人，每个人都情绪活跃，思想集中，训练节奏紧凑有序。这不但培养了彼此之间的互相关心，还加强了人人为集体的好思想。
细节决定成败，从捡球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体现的不光是对细节的精雕细琢，更是一份对团队凝聚力的敬意和执着。为什么那么多人喜爱中国女排，我想，绝不仅仅因为中国女排总是能给国人带来荣耀和惊喜这么简单，而一定还有那在平凡中追求极致的纯粹吧。
说起凝聚力，袁导有一条“6＞6”的理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理论是从陈导那里，陈导引用袁导的话说：“场上六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要变成大于六才行，这就需要每一个人都团结在一起，有了明确的向心力就可以产生无坚不摧的凝聚力；反之，则有可能变成六个人加在一起变成五、四，甚至更少。”
赛前准备会，袁伟民教练在排兵布阵（供图/袁伟民）
如何增强球队集体内部的凝聚力，是袁导带队中一直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曾有观众给袁导来信，信中说：“我最喜欢看你们女排的比赛，因为队员们太可爱了，不管场上出现什么艰难险阻，她们从不互相埋怨，总是相互鼓励，团结拼搏，反败为胜。”
许多人并不知道，团结协作的凝聚力，也是经过平时训练和比赛的磨砺，逐步形成起来的，有时候还要主动采取措施去培养这种凝聚力。比如，有时候袁导会将队员分组，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训练指标，只要一个人完不成就会株连组里的其他人。刚开始也难免会有矛盾和埋怨，但袁导知道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一个人扣球没扣好，其他人要像自己扣球没有扣好那样，互相鼓励弥补、出谋划策。在袁导心中，这才是排球真正需要的精神。
一人补课全队陪，新队员加练老队员帮。这也是培养集体观念的好办法。1984年初郴州集训时，杨晓君在某次防守训练中没有完成指标，已累得趴倒在地。她大口喘着粗气想要站起来，可无奈双腿像灌了铅般沉重，即使队友都在一旁为她加油鼓劲，她也使不上劲儿站起来。这时，上午在训练中挫伤大拇指，左手缠着绑带，手臂吊在胸前的杨锡兰走到杨晓君的身边，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给杨晓君递去一枚发夹，轻轻帮她把蓬乱的头发整理好，并劝慰道：“再坚持，再坚持一下！”杨晓君见到受伤的杨锡兰没有休息，还一直为自己加油，于是心一横，咬咬牙爬了起来，继续完成未完的课业。
有时候，说来也奇怪，明明被折腾得好似是榨干了身体里最后的一丝气力，当不甘心被满腹委屈冲淡，当梦想和理想被教练的“不近人情”消耗到想要打退堂鼓时，队友的一个眼神，一声安慰，一个搀扶如同被赋予了神秘又神圣的力量，总是能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站起来。因为每一位女排姑娘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是孤军奋战。
凝聚力绝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吹嘘的口号，风气的形成，习惯的养成，正是增强集体内部凝聚力的基础。
在上一篇讲述陈招娣被加练的段落中，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原来她的加练，是源于帮另一位浙江籍队员施美莲完成任务，结果却“引火上身”，自己变成了被针对的目标。在袁导眼里，陈招娣个性外露，她聪颖、能吃苦、肯拼搏，但任性、容易急躁。于是乎，本就想“折腾”她的袁导趁此机会，展开了打磨她性格的工程。
为帮别人完成课业而“引火上身”的可不止陈招娣一人，当时还是年轻队员的郎平，也中过这种“彩蛋”。1980年郴州冬训的某一天下午，训练已经结束，袁导把周鹿敏、汪亚君、朱玲等三个队员留下来补课，一人接发球，一人传球，一人扣球。指标是三个漂亮的战术球算一组，共需要完成五组，如果三球中没有一个好球要倒扣一组，失误两个要倒扣两组，袁导隔网全力发球并评判着每一个球。
一个小时过去了，指标还没完成，袁导便问其他队员谁愿意帮助完成指标，这时，年轻的郎平首先表示愿意加入进来。她原以为有自己的助力后任务能很快完成，谁知袁导的尺度更严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指标不但没完成，反而因为急于求成还被倒扣了几组。好心没帮好忙，年轻的郎平急得对袁导直瞪眼，不停地嘀咕：“这还不算好球？！”突然，火冒三丈的她举手示意，要求暂停研究研究。暂停之后稍有好转，但由于情绪不稳，质量时好时坏，她又举手要求休息一下。只见她红着眼走到墙跟前，煞有介事地像是在整理衣服，其实是在抹眼泪，汪亚君和周鹿敏也跟着急哭了。
看队员急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在袁导心中，不怕队员急，就怕队员不急，太温温吞吞的性格，很难培养出杀气和霸气。但就算再狠心，袁导的心也是肉长的，他哪里会不心疼自己的队员，可他不能做个心软的人，因为心软可不能帮中国女排夺得冠军。
等再回到训练场，年轻的郎平已然杀红了眼，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全部情绪都发泄在了扣球上。之后又经过一轮的反复，几名队员全都红了眼，联合起来和袁导“斗”。等这堂高质量的补课结束时，已经到了晚上九点钟。
到我们这批队员在国家队训练时，最怕的一个训练项目，就是这个“三零零”的扣球任务，因为一传或二传出错都会计算在攻手的身上，我们也常常是像老前辈们一样，扣了无数组后还是负组。这样的训练培养了整体的凝聚力和调动性，但我们真的不愿回想，现在一提起来我们还会双腿发软。当知道这个令我们闻风丧胆的“三零零”扣球，是袁导发明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该“恨”陈导，还是该“恨”袁导了呢。而我们的捆绑式爬山，绝对是陈导在袁导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新的“折磨”方式。
袁导有一句经典的名言，我也是通过陈导知道的。袁导常说：“一个队十二个队员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这样，打起球来才会有声有色，如果把她们性格的棱角全磨平了，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袁导坦言，他欣赏有个性的队员，因为有个性的人有自己的主见和思想，能量强，想法多，也富有创造性。
要驾驭这样一支富有创造性的队伍，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尊重，这必须建立在长年积累起来的感情基础上，而理解则是沟通感情的重要桥梁。
在训练中，袁导常常根据实战需要，寻觅既练技术又练思想的手段。队员状态好时就给她加点难度，如果练得快支撑不住了，就酌情放宽一些，多点鼓励。训练时紧时松，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节奏，从技术、思想、心理全方面地打磨队员。
“她们说大松博文是日本的‘魔鬼’，说我是中国的‘魔鬼’，因为我整天没笑脸，她们也很怕我，有时候她们还想联合起来‘打’我呢。”袁导扬起眉，说起往事，他的脸上总是散发着神采奕奕的光芒，声音如洪钟般沉稳有力，又不失温柔，“不过，我对她们每个人都掌握得很好，她们脸上的表情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她们在想什么一目了然。我要求她们都要跟我讲真话，不要骗我，你相信我，我也相信你，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才是真诚的关系。你看她们现在对我都很好，没一个再‘骂’我了。而人啊，不管何时，都要允许别人讲真话，说得不对你可以发表态度纠正，说得对的就要听对方的，因为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要运用大家的智慧，这个团队才能更强大。”
拥有智慧本就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是有虚怀若谷般胸怀的智慧则更显得贵如珍宝。
“墩”人，是许多运动员在拿到冠军后，把教练抛向空中的一种庆祝和感谢的方式。我们这批队员在夺得冠军后曾这样“墩”过陈导，但我们也因训练太累想用加强版的“墩屁股”的收尾方式“泄愤”。结果计划实施的那天，陈导的警觉性太高了，训练课一结束，他一溜烟就跑没了影儿，留下我们在场地里捶胸顿足，指责在门口看守的队员没拦住他。
我很好奇老前辈们当时会想用怎样的手段，回敬“心狠手辣”的袁导？据老前辈们讲述，她们也曾多次想要“墩”袁导，却都被他机智地躲了过去。不过这个愿望，她们在中国女排首夺奥运冠军后终于实现了。在袁导所著的《我的执教之道》文末有这样一段记录：
袁导与队员之间的羁绊如此之深，令我动容不已，但就像袁导回忆时所讲的：每个人跟自己都有较劲的时候，更何况是在一个集体中，所以制造矛盾容易，解决矛盾就没那么容易了。如果教练员和运动员彼此之间没有真诚的感情基础，不能互相理解，矛盾就会越积累越多，问题终将难以解决。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过：“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以简单的公式概括自己的教育经验的本质？我就回答说，要尽可能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地尊重一个人。”爱是教育的前提。正因为有了这份发自内心对自己队员的爱，老女排的前辈们都分外敬重袁导，袁导也非常庆幸队员们对他的理解。有一位退役的老队员与朋友谈心时说：“我太留恋女排生活了，现在我更加体会到当面说不足，背后说好话才是真正关心人爱护人。我真希望在我的周围还有这样的人，经常帮助我。”
袁导作为教练，亦师亦父，他的柔情全都化入无情的扣杀和绝情的打磨队员中，因为只有天天看到不足，天天感到不安，才能天天去竞争。谁都有惰性，袁导也不例外，可是在最最艰难的时候，毫无别的办法，袁导只有用理智的自己，去战胜惰性的自己。
而面对问题，袁导从不让它过夜。比如，1981年世界杯中国女排首次夺冠，队员们换上了干净的红球衣，在过道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刚刚结束的比赛，等待着登台领奖。一位队员高兴地说：“吃了这么多苦，现在冠军终于到手了。”说着，她无心地又随口说了一句：“咱们十二个人，只有小周没上场，她最舒服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话虽无恶意，却无意中伤了小周的心，她红着脸，低下了头，后来还为此流下了眼泪。其实，小周为了备战，和其他队员一样，没少付出代价，即使没上场她也为队员加油助威、出谋划策，她从没为比赛少准备过一分一毫，休息时她还悄悄帮主力洗衣服、烧开水……事后，袁导得知此事，专门做出了教育。
比赛局间休息时，袁伟民教练给队员们分析比赛（供图/袁伟民）
“在这个队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当然分量有轻有重，那是因为个人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作用的大小，但对整个排球队来说，每个人的贡献都是平等、没有差别的。”即使这件事发生在我出生的那年，至今也过去快四十年了，而袁导提及此事，通过他的话语，我依然能感受到那份不容置疑的坚定和毫不动摇的信念。
有问题不可怕，毕竟十个手指都还有长有短，舌头有时候还会和牙齿打架呢，更何况是十几个性格迥异的人聚在一起。可怕的是，问题不解决将成为遗留的隐患。如果开始对问题不重视，并放任之，到最后，可能是连刮骨疗伤都很难修复的一种灾难。
教练就好比战场的将帅，不但在战略战术上要知己知彼，洞悉熟谙一切，在用兵不疑、疑兵不用上也要有着非凡的决断力。
1982年底，主二传孙晋芳退役后，谁来接班成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经过一轮全国各省市队的挑选，没有马上能用的理想人选。在反复观察、分析和比较后，国家队决定使用杨锡兰。杨子并不是二传出身，在八一队时她一直是打接应位置。放着那么多现成的二传不用，偏偏要把一个接应改来做二传，时间有限又不允许慢慢培养，这样兵出险招，确实让许多人不能理解。
在袁导眼里，当时的杨子手上基本功不够扎实，尤其手指柔韧性和手感离主二传确实还有一定距离，但她思路清晰，胆大敏捷，组织战术意识强，这又是一种可贵的气质。对于以快速多变为主的中国女排，更需要具有这样气质的二传。
然而，启用杨锡兰的过程并不顺利。1983年夏，第一次在重要比赛中亮相的杨子，在香港超级女排赛中打得不理想。接着，在年底的亚洲锦标赛上又以0:3输给日本队，把四年前夺来的冠军金杯拱手让出。
许多人给杨锡兰写信指责她，言语犀利苛刻，毫不顾及情面。也有人给袁导写信，说他看错了人……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杨锡兰哭着说“不干了”，她想：这个二传又不是我自己愿意当的，谁有本事让谁干。
袁导理解她的压力和痛苦，也知道这球不是输在她一人身上。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认准的事情绝不能动摇，教练动摇，队员就更没信心了。袁导开诚布公地找她谈心：“杨子，我过去信任你，现在同样信任你。我相信你一定能练出来，能挑起这副重担……人在压力面前能顶住，进步会更快，有点压力就被压垮，你服气吗？你不服气，我也不服气……如果一上来就能顶上孙晋芳，这个主二传太容易当了……”
得到教练的信任、队友们的理解，面对问题和困难时，委屈归委屈，流泪归流泪，杨锡兰是真没一丝松懈。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流的眼泪，恐怕比我从小到大流的眼泪还多”。
幸运的是，付出的努力终换来了回报。当奥运会实现三连冠后，杨锡兰哭得特别凶，想想吃过的那些苦，受的“罪”总算没有白受。
能用人者，无敌于天下。1978年破格起用郎平，也是袁导成功的一次范例。
袁导第一次见到郎平，是1976年在漳州，女排刚组队集训时。北京青年队教练告诉袁导：“这孩子行，条件好，也肯练，不同一般的大高个，灵活反应快，我们都认为她很有希望。”当第二年，袁导在南京观看全国比赛时，此时已经进入北京队的郎平，虽身体单薄，还略显稚嫩，但动作合理协调，特别是她那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性格，给袁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78年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仅获得了第六名，强攻不强的弱点暴露明显。回国后，袁导大刀阔斧，决定下狠心解决这个问题，立即将年仅十七岁的郎平调入队中，重点培养，并在年底的亚运会上，大胆启用才进队两个月的郎平。当时队里的主攻是张蓉芳和杨希，论技术，当时郎平的水平还没有超过杨希，何况还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大赛。
和日本队争夺冠军的比赛，是向国内进行实况转播的，只可惜0:3输给日本队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袁导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却并不在意，因为他明白，要想有所得，必然有所失，破格使用郎平，是要付出学费的。不是常说“常格不破，大才难得”吗？于是，重用郎平，用杨希做保障的这步棋，队伍依然毫不犹豫地继续走了下去。
良材美器，宜在尽用。有发现人才的慧眼，敢用人才的胆识，会用人才的谋略，袁导用他的细心、耐心、爱心、决心、恒心和“狠心”，带着中国女排一路过关斩将，走向辉煌。
说起细心，和袁导的话题跳转到了我2004年受伤这件事上。当年，我受伤回京后，袁导专门去医院探望我，跟我说了很多，直到现在，我唯有对一段话仍然记忆犹新。袁导说：“有的队员比较喜欢表达，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得夸张点，在你面前喊这疼那痛的，那么问题肯定是有的，但不一定是太严重的问题。而如果是内向、凡事喜欢忍着的队员，要是发现她躲着你在角落里总是摸着身体某处，那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因为那个地方的伤病可能非常地困扰她。”
记得当时，袁导说完，我的眼泪就哗啦啦地流个不停，被人读懂、被人理解的感觉让我深深感动。我想起受伤前，每天无数次走到角落里，摸着胫骨上鼓起的大包，有时我甚至会打它，怨它怎么那么不争气。
“队医有责任啊，当时如果预防措施做得好，就不会发生骨折这么严重的情况了。”袁导眼中闪着光，是那种将心都揉碎的心疼，“你那时候就想着拼搏，为国争光，因为运动员都是想上场的，有着热情和激情。可队员并不知道后果会怎样，所以怎么保护好、利用好她们，教练要掌握分寸，要心中有数，有时候必须用的也可以用一下，但不能让伤情加重，用得恰到好处非常关键。”
十五年后，再次听到袁导分析跟我伤病有关的细节，我不觉又红了眼眶。可气没跟陈导真实反映我伤情的队医，可怜不懂表达只懂得隐忍的自己，可叹没有观察到我微小细节的陈导……最终让本可避免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把所有的热情和一生的热量都献给排球事业的袁导，家中放满了大大小小珍藏的老照片，每一张装裱陈列的照片，都被擦得洁净明亮。看着那一张张一尘不染的照片，我脑海里浮现出袁导坐在晨光下，认真又充满爱意地擦拭照片的画面。
时光带走了岁月，留下回不去的昨日，但也将最美好的一切定格在此。有经历过的沧桑为伴、喜悦为依，岁月留下的并不仅仅是逝去，还有那无法忘怀的证明，以及激情无悔的青春。这一切亦让可期待的未来变得丰富起来。
突然，袁导指着一张照片问我：“这里面有你吧？”那是一张2003年我们在世界杯结束后和老前辈们欢聚在一起的照片。我点点头，指着照片中比其他人高出半头的我。
“我和你们这批接触多点儿，还蛮有感情的。还记得2004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做团长，专门给你们开过三次会吗？”
“当然记得，大赛前陈导基本都会请您出山给我们做动员呢。”
其实，说真的，我们很喜欢袁导来做动员，因为袁导总是能犀利地用三两句话就找到问题的要害，帮我们分析形势，剖析自我，卸掉思想包袱。但我们又会有些“怕”他，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因为敬畏所以会有些拘谨，可袁导就是有那种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总能有办法一边聊天一边叫我们开口讲出真话。
看着琳琅满目的照片，我有些目不暇接，但我忽然发现，袁导和家人的照片却屈指可数。
在中国女排整整八年半的时间里，袁导基本上没有享受过什么天伦之乐，对自己的家庭也几乎没尽什么义务。某年的大年初二，袁导的爱人郑阿姨感冒发烧，她只能唤来身边唯一的亲人——年仅七岁的儿子，叫他去找男排的叔叔，到医务室拿点药。第二天，郑阿姨的病情不见好转，连孩子都发起了高烧。他们娘儿俩躺在一张床上，幸亏邓若曾教练的爱人来串门，留下来照顾了他们一天。而此时的袁导和邓若曾教练正带着队伍南下冬训，为衡阳的观众打春节表演赛。
袁伟民教练和队员们在欣赏照片。左起：孙晋芳、郎平、袁伟民、陈亚琼、周晓兰（供图/袁伟民）
从我父母的口中，我也听到过一些当年袁导的故事。1972年，那时候我爸妈正处于热恋中，我妈妈结束在辽宁队的出访任务后，借着几天休假就到南京来看我老爸，当时我妈妈就住在郑阿姨的房间里。那段时间正好是郑阿姨怀孕反应最严重的时期，常常呕吐不止，而袁导在这段时间以及郑阿姨生宝宝难产时，都没办法陪在她的身边。就算后来袁导把郑阿姨接来北京，因为要管理队伍，周末还要加班，常常是家人都睡下了袁导才回到家里，然而他还不能休息，还要继续为第二天的训练备课。
“我欠他们很多啊……”袁导动情地说着，或许是不想让我看见他眼中的闪光，他侧头向老伴儿的方向看去。和我爸妈聊得不亦乐乎的郑阿姨瞄见袁导的表情，颇有默契地问道：“怎么了，老袁？”
“没事没事，你们继续聊。”袁导摆摆手，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那一瞬间，我被他们平凡朴实的感情所打动。我仿佛看见了那个坐在床边只能安静看着儿子可爱的睡脸，继而又在台灯下准备课业的孤独背影，以及全力支持丈夫事业，默默承担起所有繁重家务的单薄又坚强的身影。
我猛然想起袁导说过的话：每一块金牌的获得，何尝不是伴随着某种牺牲。
天底下，没有女人不喜欢鲜花和戒指，郑阿姨也不例外。2019年是他们二老的金婚年，她开玩笑似的提议，让从没送过戒指给她的老伴儿送一枚戒指，怎知一向心思细腻的袁导摆摆手：“都老夫老妻的了，买什么啊。”郑阿姨不放弃，又提议去拍一组像他们当年那样风格的结婚照，寻找一下当年的感觉，谁知道袁导又“无情”地回绝了：“哎呀，这种都无所谓的啦。”
这世界上，最了解袁导的人就是郑阿姨了，自己的老伴儿早就已经跟排球“结了婚”，她怎会不知，无非是过过嘴瘾罢了。
最好的风景，不是陪你风光无限，不是共享掌声鲜花，而是挽着你的手风雨同舟，是相濡以沫默默地陪伴与守候，让你在疲累时还能望见那抹微弱却又暖人心扉的光亮，寻到家的温暖。
在袁导当队员时期的1966年，中国男排的队员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举行的世锦赛上，由于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结果与奖牌失之交臂。而袁导可以说是那支“失败队伍”中唯一的胜利者，他被大会授予最佳全面运动员奖。奖品是布拉格的著名工艺品——一只精美的雕花玻璃杯。
全队都输了，个人得个杯子有什么意思！他的心情低落到极点，但出于礼节，他还是领回了奖品。可他有太多的不甘心，明明有能力拿奖牌，却未拿到，那个滋味又何止用难受可以形容。后来，他摔掉了那只雕花玻璃杯，因为他不想看到这件失败的纪念品。
如果说，1966年的世锦赛是袁导痛心疾首的一个遗憾的话，那在袁导执教中国女排期间，最难忘、最难熬的日子就要数1982年在秘鲁举办的世锦赛上，0:3输给美国队后的六天六夜。
失败的纪念品还能有摔掉的选择，但煎熬的日子又能如何摔掉？参赛的队员后来开玩笑地形容：这六天六夜，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当时的美国队还没在世界大赛上赢过中国队，可事情坏就坏在事先一点也没想到上。比赛结束，有的队员当场就流下了眼泪，可球已经输了，人不能再输，袁导召集大家要像平常一样，礼貌地向观众鞠躬，笑着走出体育馆。说起来容易，要强行控制住自己的情感，那滋味实在太不好受了。
内心的苦涩、焦虑和不安，丝毫也不能溢于言表，袁导第一次体验到当“演员”的滋味，而这样当“演员”又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
“以前压力真的太大了，拿了冠军还想拿，想一直拿下去，老百姓想我们拿，我们自己也想拿，有时候都睡不着觉。现在想想，心态真的太重要了，人要能拿得起放得下，过去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不然钻牛角尖也解决不了问题，等于在不停地折磨自己。”说着，袁导领着我们来到了他的书房，一张不大的书法桌靠着窗边摆放着，每天袁导都会抽一两个钟头在这里练字。
在我们的惊叹中，我展开了一场“搜刮”袁导墨宝的行动。袁导倾囊相赠，最后，我如获至宝，带着“拼搏”“静气若兰”“立德树人”三幅字，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袁导的家。
这三幅字颇具意义，袁导还特别在“立德树人”上表达了自己的一点看法：这幅字一般是写给教育工作者的，提醒他们不要光教分数第一，道德尤其重要，也不能什么都拿金钱来衡量，整天钱钱钱的，钱当然重要，但要靠真本事去赚，绝对不能靠歪门邪道，不然对孩子不好。
袁伟民教练的墨宝
正如袁导在《我的执教之道》这本书中写到的一样——德为才之师，才为德之资。
袁导对“德器”的看中和培养，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而我完成这篇文章，也多有仰赖从书中得来的许多情节和内容。我真的希望朋友们有机会找来这本书看看，它能让你更了解老女排的故事，或许你对女排精神会有更加直观和不一样的感触，它不但让你更懂排球，也定能为你解惑人生。
捧着珍贵的墨宝，我不由得感慨良多。袁导那身正气，令人深深折服，也许因为太直率，让人们会对他有些许的误会和猜疑，但接触过他的人，都被他的人格魅力和真诚所吸引。
和袁导的交谈，让我真的是受益匪浅，袁导平淡无奇的话语总是能在不经意间令我豁然开朗。而袁导的“心若大万事皆小”的人生态度，让我深感佩服。正所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此时此刻，我想起香港女导演许鞍华，在回顾自己人生时说的话：“最悲伤的生活不过如此，最幸福的生活不过如此，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波澜壮阔。”
袁导的经历，不是一本书、一篇文章所能完整诠释的。
因为，他的人生，是一部气势磅礴的英雄长歌，是一幅静若清风的水墨画，是一杯浓淡相宜的清茶，亦是一首怀若虚竹临曲水的清雅诗词……你，只有用心体会，方能窥究其中的深意。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时代淘汰，但每一份真心爱着排球的情怀，终将被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