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素行
日本武士道的始作俑者
如果说武士道有祖师的话，那么就是山鹿素行。
——井上哲次郎
一
说到日本文化，给人最强烈的印象，除了樱花、茶道、大和绘等优雅幽玄的表现形式之外，最广为人知的或许就是武士道了。一阴一阳，一柔一刚，恰好代表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中的两面性。美学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就将代表“生之艺术”的茶道与代表“死之艺术”的武士道相比较，虽然两者对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作用不可相提并论。不过，就像茶道一样，武士道也可以作为理解日本文化的一个精神样本。
1899年，精通英语的日本农学家、教育家、基督教徒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了《武士道：日本人的魂》一书，第二年被译成日文，后来几乎被翻译成所有世界主要语言文字。新渡户写作此书的目的，一是向西方宣传日本的形象；二是强调武士道犹如日本之象征的樱花一样，“是日本这一土地固有之花”，与友禅、茶道一样，是日本传统精神文化的化身之一，并且“如今还在照耀着我们的道德之路”。其实，“武士道”一词并不是新渡户稻造的发明，甚至在他所在的年代还少有人知。不过，这个术语通过他的著作而大行其道却是事实。虽然武士道是一种理想化甚至神话了的文化虚像，但人们对武士道的印象和理解，最主要还是通过这本书。可以说，这本书乃至所谈论的日本武士道本身，一度成为构建了世界性的日本形象的重要环节，甚至直接间接影响了后世的日本文化研究。
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在日本历史上，武士作为一个阶层曾长期存在。从12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德川幕府时代，在日本列岛上，曾先后出现了镰仓（1192—1333）、室町（1336—1573）和江户（1603—1867）三个武家政权统治日本，时间超过六个半世纪。与此同时，代表国家的天皇朝廷长期靠边站，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二元统治模式。可以这么说，武士阶层曾经长期是日本历史中的主角，作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社会生活中的主流阶级和日本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武士阶层在日本历史文化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武士道就是武家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也是构成日本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不过，具体到何为武士道，却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问题。首先是作为历史存在的武士道。根据相关历史记载，武士道起源于镰仓幕府时代，形成于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体制的思想支柱。这一支柱在日本迈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还与“军国主义”相结合，成为战时日本人的精神或观念。此外，还存在着一个作为思想史上的武士道，这是以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思想为根基所形成的具有日本文化内涵的思想体系，可以视为日本封建时期武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包括忠诚、义、武勇、礼、诚信、名誉、俭朴、廉耻、勤勉等一系列道德伦理，既来源于中国思想，同时也融合了神道等本土文化元素，具有日本文化内涵。
据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井上哲次郎的研究，“武士道”一词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江户时代才开始广泛使用，类似的名称还有“士道”“武道”“武教”等语，显示了从“原道”的高度对武家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操守进行总结的趋势。可以说，作为体现武士阶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武士道，经过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发生和发展，到江户时代以儒学思想为指导才臻于大成。在这个过程中，较早对武士道做出系统化阐述的是山鹿素行。井上哲次郎说：
如果说武士道有祖师的话，那么就是山鹿素行。
二
山鹿素行是江户时代初期的朱子学家兼军学家。“军学”，在日本也叫兵学、兵法。日本古代军学源自中国的兵法、兵书，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三略》《六韬》等军事典籍，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古代军学包括“军法”（如队列组合形式、兵器配备和军役的数量等）、“军略”（战略与计谋）、“军礼”（战争中出阵与凯旋的仪式和礼法）和“军器”（武器制造）。江户时代以前的军学还包括“军配”（战时中的占卜天文、气象、时日、方位的凶吉）。军学家就是江户幕府时期研究、总结古代军事斗争经验的武士学者。战国时代以后，一些有战场实战经验的武士在研究总结前代战争之际，将中国古代兵法融会贯通，并加入自己的心得，自成一家之言，先后形成了研究武田信玄兵法的“甲州流”、研究上杉谦信兵法的“越后流”和关东北条氏自创的“北条流”等军学流派。山鹿素行源出“甲州流”一派，后来形成了影响力甚大的“山鹿流”军学。
不过，山鹿素行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军学只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将儒学的伦理道德融入武士道里，试图用儒家的学说建立起一个阐明“士道”的理论体系，是日本武士道的始作俑者。
山鹿素行（1622—1685），名高祐，字子敬，号素行，别号隐山（又名因山），通称甚五右卫门。元和八年（1622）素行出生于日本本州东北的陆奥国会津藩（今福岛县会津若松市山鹿町），父亲山鹿贞以原是九州士族，后来辗转到会津藩。素行六岁时，随父亲到江户。山鹿素行很小就开蒙，进了江户武家町的寺子屋，学习识字、书法和算术，据说八岁时已经能将四书五经都背了下来。1630年，林罗山用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赐予的5000余坪土地（约16000平方米）和赏金在上野忍冈创办了“林氏家塾”。林罗山是幕府将军的政务顾问，又兼执掌幕府文教系统中的重要职位，所以“林氏家塾”虽然名为私塾，但官办教育机构的色彩非常浓厚，代表当时日本最高学府，是培养幕府旗本和家臣子弟的官校。
10岁那年，山鹿素行入林氏家塾读书。在入门考试中，山鹿素行演示素读（也就是按照汉语的音读来朗读）《论语》和黄山谷（庭坚）的诗。虽然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但是非常熟练流畅，令主考老师称赞不已。在林家私塾读书，山鹿素行进步很快，是师生眼中的神童。据日本江户时代学者档案文献《先哲丛谈后编》记载，山鹿素行12岁时已能当众开讲《小学》《论语》《贞观政要》等经典，滔滔不绝，而学员都是比他年纪大得多的武士；与人论辩，泰然自若，堪比老教师。林罗山对山鹿素行极为欣赏，寄予很大期待，曾赠给他一张儒师讲课的案几以示勉励。15岁时，山鹿素行开始独立讲授《大学》，前来听讲的学员很多，后来他又应学员的要求相继开设《孟子》和《论语》的讲座，成了林氏家塾里最年轻的教师。由于世间对山鹿素行的学问评价很高，很多幕臣、大名都争相聘用他，不过他不为所动，致力于治学讲学。
18岁那年，山鹿素行投入“甲州流”军学家小幡景宪门下学习兵法韬略。小幡氏出身关东武将世家，撰有军学著作《甲阳军鉴》，据说“武士道”一词，最早见于该书中。小幡门生北条氏长也是战国时代的名将之后，其曾祖父是奠定了后北条氏全盛期的北条氏康。北条氏长在继承“甲州流”军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北条流”兵法，有《庆元记》传世。名师出高徒，山鹿素行学力超群，又勤奋刻苦，在小幡景宪门下学习五年便尽得“甲州流”精髓，又与北条氏长如切如磋，在兵学上获得很高的造诣。儒学军学并修，文韬武略兼具，山鹿素行早年的求学经历，为后来“山鹿流士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承应元年（1652），山鹿素行接受了来自播州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直的聘请，出任藩校讲师，传授朱子学和兵学。
三
赤穗藩就是今天兵库县西南部小城赤穗市前身。位于本州岛西南部，近邻大阪、京都。小城三面靠山，只在西南部向大海敞开，自古出产的天然海盐，是本地一大财政来源。江户时代初期，在初代城主浅野长直的统治下，赤穗藩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是个富足安详的小城。
赤穗藩城主是战国著名武将浅野长政的嫡系。长政原是丰臣秀吉麾下五大奉行之一、安艺国广岛42万石的守护大名，威震四方。关原之战（1600）后，浅野长政将家督让给长子幸长继承，自己领常陆国的真壁五万石封地养老。赤穗藩浅野氏的始祖浅野长重是浅野长政的三男，曾追随德川秀忠参加大阪之战，因战功受封栃木真冈，后来又继承浅野长政的真壁藩5万石领地。赤穗藩初代藩主浅野长直是长重的嫡子，后来转封到了赤穗藩。长直是位明君，二代藩主英年早逝，第三代继承人是浅野长直的孙子浅野长矩，赤穗藩浅野氏三代人合计延续57年。之所以插入赤穗藩祖孙三代的历史，是因为山鹿素行一生与赤穗藩渊源甚深，他在这里前后执教时间近20年，不仅培养了很多英才，其学术思想和武士道理论在赤穗藩打上很深的烙印。如今到兵库县旅游，登临赤穗城，在城门入口处可以看到一座山鹿素行的半身塑像。
浅野长直慧眼识人，对山鹿素行十分赏识，以俸禄1000石礼聘他。赤穗是53000石的小藩，即便贵为藩府家老的大石良钦俸禄也不过1500石，30岁出头的藩校教师获得千石之高的俸禄，可谓非同寻常，由此可见山鹿素行在当时的名气。山鹿素行在赤穗藩校执教期间，一边从事教学，悉心培养藩内的武家学子，一边潜心军学研究，殚思竭虑，探索出一条将儒学伦理与武士行为规范相结合的道路。在赤穗藩执教期间，山鹿素行撰写了《四书句读》《七书谚解》《武类全书》等重要著作。1662年，山鹿素行辞去赤穗藩校教职，回到江户城办学。
在江户，山鹿素行依旧以教育为本业。山鹿素行刚过不惑之年，但盛名之下，远近慕名而来拜师求教者络绎不绝。他开设的私塾很有特色，既传授儒学又讲兵学，文武兼修，在当时很受新一代武家子弟的欢迎，前来入学的学员据说有4000人，规模之大，幕府为之惊动。山鹿素行早年和林罗山学习朱子学，但在其后潜心研究朱子学的过程中，通过梳理儒学的起源和生发脉络，发现朱子学的一些纰漏和弊端，进而对其学说的道统产生怀疑。宽文六年（1666）春出版的《圣教要录》，全书三卷，就是对朱子学的道统性质疑发难的檄文。他说，自古以来，先有伏羲、神农等十圣，然后天生仲尼以身立教，是儒道之宗、纲常之主。孔子之后，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距孔子时代已经遥不可及。而战国的诸子、汉唐的儒家、宋元的理学，这些学者并非继承祖述周公、孔孟之道，所以，应该跳过他们直接去读先秦的古籍，才能探得古代儒学之真义，以此来恢复孔孟圣贤之道。这种治学主张在江户时代初期的朱子学研究中很有代表性，被称为“古学派”，山鹿素行也就被后世称为“古学派的先驱”。古学派是朱子学阵营中出现的反叛者，名为复古，实际上是提倡一种新的治学路径，是以“复古”为武器破除宋学的束缚。
山鹿素行这种挑战官学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在当时朱子学盛极一时，“自王侯贵族至士族，尊信程朱者极众”的时代氛围下，可谓惊世骇俗，著作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江户城出现了万人争购、一睹为快的情形。但盛名之下，谤亦随之，飞来横祸不可避免地降临他头上。
德川家光去世后，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上台执政。家纲重用保科正之，将他拔擢为自己的贴身政治顾问。保科正之是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亲弟弟，后来过继给保科正光当继承人并成为会津藩33万石的城主。同时，保科正之也是朱子学的忠实信徒，作为江户大儒山崎暗斋的得意门生，主张以朱子学伦理纲常治国，对山鹿素行非难朱子学的道统，本来就心怀愤懑。后来幕府有人援引庆安四年（1651）军学教师由井正雪利用聚众讲学密谋暴动的事例，向保科正之告发山鹿素行“包藏不轨”。惊怒之下，保科正之责令对山鹿素行立案处置。
宽文六年（1666）十月三日，刚过午时，山鹿素行收到掌管刑名检察的大目付（德川时代负责监视幕府高官行为、尤其是监察大名的幕府官职）北条安防守的传唤状。素行知道此案既然由最高司法部门过问，就不是可以轻易过关的了。他很镇静，吃过晚饭，剃洗、沐浴、更衣，从容地写好遗书，还背着母亲悄悄到山鹿家的菩提寺给父亲扫墓，然后一人到北条安防守处报到。只是处置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他被幕府处以拘禁十年之刑，执刑地在播州赤穗藩。
对于播州赤穗藩山鹿素行满怀深情。但这次非同以往，是以罪人之身前来服刑，接受监督改造的。让山鹿素行感到意外的是藩主浅野长直对他一如既往，并没有因为他获罪而轻慢他，反而对他极尽礼数善待，并且继续聘请他在藩校执教。浅野长直还命所有家臣或子弟都要来拜师求教。每天早晚两餐都是“二汁五菜”（两道汤五道菜，在当时是高规格膳食），每天长直还让家老专程前往山鹿素行住处寒暄或赠予茶点烟酒。素行名为囚犯，实则待遇堪比贵宾。山鹿素行深感于藩主义薄云天，只是身处太平时期又无法为之驱驰效劳，就以平生所学倾囊传授家臣子弟，以便他们将来遭遇非常时期能发挥作用。对此，《先哲丛谈后编》写得很精彩：
素行常辱赤穗侯长友知己，辞俸之后，犹屡与之交，窃谓侯（浅野长直）曰：“自干戈止殆五十年，天下无事，欲为死以有报旧德，而时不可为也，则无可授命以达宿志。又欲有致而酬非常之遇，而非啻谫劣无能为，皆系于时势。然私心所安，不为无所期，臣以经义及韬略授侯之诸臣。臣精力所蕴皆在于此。故能达臣旨，若处伦理之变，万一无服勤有所偿乎哉。”侯大喜。
山鹿素行两度在播州赤穗藩执教，影响力贯穿好几代人。赤穗藩将校级别以上的家臣300名，几乎都是山鹿素行的门人。赤穗藩的第二代、第三代藩主，以及“永代家老”（因先祖立下赫赫战功，子孙得以世袭首席家老职位）大石良钦的四个儿子，良昭、良速、良师、良次，还有良昭的长子大石良雄都成为山鹿素行的门人，“山鹿流”武士道，深深扎根于赤穗藩，甚至连农、工、商阶层都深受熏染，赤穗藩因成为幕府时代最具武士道精神的地方而闻名海内。
在山鹿素行被拘禁期间，赤穗藩也发生很大变化。宽文十年（1670）藩主浅野长直让长子浅野长友继承家督成为第二代藩主，自己退隐。几年之内，长直、长友父子先后病逝。1675年，九岁的浅野长矩继承家督成为第三代藩主。与此同时，山鹿素行得到幕府的赦免回到江户。在幕府对言论思想实行严厉管控的背景下，山鹿素行重获自由后不得不有所忌惮，为保全余生，以讲授兵学为业。
贞享二年（1685）山鹿素行在江户宅邸中无疾而终，享年63岁。其墓地所在东京新宿区弁天町一座名为宗参寺的曹洞宗小庙里。
山鹿素行属于那种死而不朽的思想家，其学术思想在后世一直闪耀着熠熠光芒。
四
作为日本武士道的首倡者，山鹿素行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留下的著作数量非常庞大。“二战”前岩波书店曾刊行《山鹿素行全集》十五卷，其中与武道有关的著作占了相当比重，如《武教小学》《士道论》《武教本论》《武教要录》《兵法或问》《古今战略考》《兵要职分略解》《阵原秘诀》《兵法神武雄备集》等，都属于“军学之书”，既阐明武学宏旨，又论述武士立身行事的规范和准绳，被称为“山鹿流”武士道经典。在这些著作中，以《武教小学》和《士道论》最具代表性，是武士道理论的开基之作。
《武教小学》讲述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践武士道的伦理道德基本教养，也是后世武家的必读之书。全书分“夙兴夜寐”“燕居”“言行应对”“行住坐卧”“衣食住”“财宝器物”“饮食色欲”“放鹰狩猎”“与受”“子孙教戒”，共10篇。分别从10个方面阐明作为一名合格武士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规范和道德操守，如要从小培养夙兴夜寐的良好作息习惯；要懂得体认君恩父母情；立身行事、待人接物要有规有矩；要扬名身后以彰显父母；要慎言慎行，知礼持重；要辨明是非忠义，长葆战士之心，终生勤勉不殆；在衣、食、住、用的享受方面要适度；要戒色欲，戒贪财，等等，必须从日常生活方面刻苦修行、磨炼自我，才能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武士。而武士道的核心是“忠节”之道，也就是效忠主君：“为士之道，委身于主君，守死于全道，古人之格言也。”即所谓“万山不重君恩重，一发不轻臣命庆”。《武教小学》是江户武士道德生活规范的教科书，自从问世后就一直被当作武家子弟必修课程。
由门人编撰的《山鹿语类》（成书于1663年），收录了山鹿素行讲义的内容，其中对武士道也有系统论述。书中分君道、臣道、父子道、三伦谈、士道、士谈等各篇，在全书四十五卷中。开篇首论君臣之道。他将战国时代盛行的“下克上”（下级可以取代上级）和“放伐思想”（主君失德可以放逐）做了批判，将其改造成忠君思想。指出君臣关系是天明命，神圣不可侵犯。献身主君，是“臣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第二十一卷《士道》，即是武士道专论，如果说《武教小学》是武士基本行为规范养成教科书，那么《士道》则是对武士道上升到哲学理论高度的“志道之书”。《士道》分为六篇：一立本，二明术，三练德全才，四自省，五详威仪，六慎日用，从六个方面对武士道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论述。
在六论之中，首论“立本”，这是山鹿素行武士道理论体系中最具理论色彩，颇值一书。所谓“立本”，就是立身处世的依据，是武士作为一个社会统治阶级得以存在的理论依据。素行强调，士道之要，在于“知己之职分”。所谓“职分”，即作为职业存在之理由，也就是要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义务和使命。在江户幕府时代，士、农、工、商各司其职，农民耕地，工匠制造物品，商人从事买卖，这三者都要挥汗劳动。武士保家卫国，是三民之首，也是社会统治阶级。但在长期和平稳定发展的背景下，远离战争的武士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武士“不耕不造不卖”，如果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衣食无忧，那就与“游民”“贱民”没两样。所以，武士应该时时自问，作为武士的职分是什么？不能依赖别人或书籍寻找答案，而应该发自心底的自觉，通过自省的方式觉悟到武士的职分所在。那就是让天下实现人儒教所倡导的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道德伦理秩序。
在对外锁国、对内稳定发展的形势下，武士的职场，已经从征伐厮杀的战场转向社会管理的职场，也就是从武装战士变成管理整个社会事务的官僚。山鹿素行从武士的立场出发，他认为武士首先要对主君竭尽忠诚，与同伴交往注重信义，谨言慎行，讲求大义。人伦依赖天下万民而存在，农、工、商三民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无法极尽于“道”。于是武士要代替农、工、商三民来努力实现人伦之道，维护社会和谐安定。为此，武士应该发挥管理、督导其他三个阶层的作用，如果三民中有搅乱人伦者，武士必须立马对他们施加惩处，以正人伦。武士位于三民之上，必须具备文武双全，有德有才：外用刀剑弓马，守卫疆土；内行君臣、父子、朋友、兄弟、夫妇之道。武备整饬于外，文道充实于心，这样才能成为三民的表率、社会的楷模，才能让农、商、工三个社会财富创造者心服口服地接受领导，社会才能实现和平、稳定、繁荣。武士的“职分”，也就是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素行说这是武士的“生存之本，衣食之源”，如果一个武士找不到自己的责任义务所在，不懂得主君之恩，父母之情，那么就像窃取主君俸禄、父母衣食的盗贼一样，没有资格成为武士，只能改行，成为被领导阶级。这一“武士职分观”，成为武士道的理论基石。通过职分的定位，山鹿素行将武士与三民的关系巧妙置换成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将教化三民作为自己的职责，也将自身的支配地位正当化、合理化。
接下来，素行还论述了“职分”自觉所需的人格修养，就是要有“大丈夫秉性”。培养大丈夫秉性，首先要端正内心，端正内心就要舍利求义，为义而生。此外，山鹿素行还列举了诸如清廉、正直、气节等情操为例来进行论述。清廉就是经济生活中的洁癖；正直指的是不论亲疏贵贱都要坚守道义不变；气节指的是在道义原则上要保持内心的强大堂正。山鹿素行喜欢用“卓尔”一词来概括它理想中的武士人格，他认为一个完美的武士，无论是对待自己的情欲，对世俗、对世间万物都应该以“卓尔”的态度去面对。这种“卓尔”秉性的养成并非遥不可及，需从日常生活的一举手一投足的细微处开始训练，做到具有威仪感。威仪不仅包括视听、言语、饮食方面的谨慎，而且还体现在仪容仪表面部表情和行走坐立的规范上。威仪不仅是一种仪式感，还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素行认为：在端正威仪的时候，内心的道德也会随之养成。因此，对武士来说，无处不是修行，日常生活中无论多么细微琐屑的事情，都不能让威仪之态稍有松懈。
具备“卓尔”的武士人格，还要具备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就是所谓“矜持”，不甘人后的自负。不仅仅是对待农、工、商三民，武士相互之间也有“矜持”的气质，这种矜持不是骄傲自大，而是基于刻苦精进培养出来的出色和优秀。
山鹿素行利用中国儒家学说，对武士进行精神武装，原本属于武士阶层的伦理上升到“原道”的高度，这无论在早期的室町、镰仓幕府时期的武家社会还是战国时代都不曾存在过，其思想体系被后世冠以“山鹿流兵学”的称号。对此，朱舜水给予很高评价，在《素行号记》中盛赞他“文武张弛，维人无竞”。
五
“治心须在至静，而效验在至动”。山鹿素行的武士道是内外兼修，在日本影响相当深远。就在山鹿素行去世18年后，日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元禄赤穗义士复仇事件”，可以说就是对他创立的武士道的完美演绎。
赤穗藩第三代藩主浅野长矩在继承家督成为赤穗藩第三代藩主后，以“内匠头”的职务在江户参勤交代。所谓“内匠头”，就是负责将军居城“丸之内”掌管器物、工匠和殿舍装修的官职。元禄十四年（1701）三月，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在居城“丸之内”迎接京都天皇和上皇派遣的敕使、院使时，浅野长矩受命负责接待敕使事宜，而负责指导接待礼仪的是62岁的吉良上野介义央（“上野介”是官职，上野国是今天的群马县）。像这样高规格的接待，所涉礼仪环节非常繁复，年轻的浅野长矩经验少，不熟悉仪式与典礼，自然要请长期从事幕府内的礼仪和接待朝廷敕使公卿的吉良义央给予指导和协作。可是，据说浅野长矩年轻气盛，没有向贪财的吉良义央送礼行贿，因此在接待过程中吉良义央任由浅野长矩洋相百出，还加以冷嘲热讽。浅野一连几天忍气吞声。在仪式的最后一天，敕使出席将军的答礼与餐会。仪式非常盛大，所有在江户的大名都要参加，仪式午前10点开始。
就在仪式即将开始的前一个钟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在将军府连接宴会厅的“大广间”和举行仪式的场所“白书院”之间的“松之廊”上，浅野长矩因为细节上的失误被吉良义央训斥几句，恼羞成怒的长矩拔刀向对方砍去，吉良义央额头挨了一刀，转身回避，背上又挨了一刀。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因此斗殴很快被制止，前后也就几分钟时间。不过，在将军府上动刀行凶，是大逆不道之举，更何况是在天皇敕使的重要接待上。德川纲吉将军接到报告后非常震怒，马上命令将浅野长矩拿下，让别的大名接替浅野长矩的职务，接待场所移至“黑书院”举行。接待敕使结束后，纲吉下达了对浅野长矩的处置命令：浅野内匠头切腹谢罪，并于当天傍晚伏法；赤穗藩领地收归幕府，家臣削为平民，等等，如此严厉的处分可谓史无前例。
这一噩耗，很快通过浅野内匠头的贴身亲信传到了距江户600多千米之外的赤穗藩。主君遭幕府处决，江户的三处宅邸也被抄家没收，藩主的家眷也受到牵连，被禁闭处置，赤穗城也要被接管，负责接管的部队马上就到，等等，这些消息的震撼性不啻于天崩地裂。尤其最令人震撼的消息是，藩主的仇家吉良义央竟然还活着，而且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不是与幕府奉行的“喧哗两成败”（意为武士之间发生打架斗殴之类的暴力事件，不问是非双方都须接受惩罚）原则相背离吗？群情激奋之下，大家纷纷表示要玉石俱焚，要么在官府前来接管时奋起反抗，要么集体自尽以死鸣冤。幕藩体制下的主从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主君遭遇不测，失去主君和士籍的武士就形同丧家之犬。赤穗藩的家臣加上下级武士和杂役，总数在千名左右，影响所及牵涉千家万户的命运。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下，主君与家臣，包括下面的武士、杂役，彼此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幕府将军把土地恩赐给予家人或立有军功的武士，这些人成为领主大名，再将俸禄分配给属下的家臣武士。武士脱离了土地和生产活动，依靠主君的俸禄获得生存和发展。而主君的领地和财产，也需依仗属下家臣的效力尽忠才得以维护和拓展。在长期共处的过程中，就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主从关系，主君保障关照属下的利益，家臣武士对主君效忠。为了保护主君、维护主君的利益，作为臣下就要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就是江户时代武士的“义理人情”。
老成持重的家老大石良雄冷静地制止了大家的冲动，作为浅野氏的首席家臣，大石良雄有着更深沉的考虑。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向幕府请愿，为主君伸冤，恢复主君的名位和领地，让长矩的弟弟浅野大学继任藩主，同时还要惩办吉良义央。如果不能如愿，那就履行武士的义理，为主君复仇雪恨。
大石良雄（1659—1703），通称内藏助，是赤穗藩二代家老大石良钦的长孙。1673年，良雄的父亲良昭早逝，祖父良钦遂将他立为嗣子，让他跟随山鹿素行学习，作为接班人着意培养。1677年，大石良钦去世，良雄继承大石家当主，两年实习后正式就任赤穗藩第三代家老，年方20岁。赤穗藩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劫难，这年良雄43岁，作为世代蒙受浅野氏恩义的大石家当主和首席家老，此刻肩负的重任犹如泰山压顶。他不仅要考虑如何妥善安置沦为浪人的成百上千个藩士的出路，还要为主君报仇雪恨，并为浅野家恢复名誉和领地。这是江户武士社会中身为家臣天经地义的“职分”所在。
大石良雄不愧是山鹿素行的弟子，他临危不乱，井井有条地处理各项事务，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在向幕府伸冤和请求存续赤穗藩均告无果的情形下，大石良雄矢志践行武士道义理，为主君尽忠殉道，在安定了藩内秩序后，按照自愿报名的原则从300名赤穗浪人中集结了46名志同道合的同志，其中还包括一名非赤穗藩出身，而出于“忠义之情”而加入的寺坂吉右卫门，计47名浪人筹划义举。而仇家吉良义央早已洞悉赤穗藩浪人的密谋复仇举动，派来眼线实施严密监视，幕府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发生，也严加防范。
为了打消世间疑虑，47名浪人分散在全国各地，乔装打扮成商人、工匠或云游僧。为掩人耳目，大石良雄则在京都祗园花街天天过着纸醉金迷的日子，以种种堕落浮靡的形象来麻痹仇人和当局的监视。与此同时，复仇志士中有人扮作工匠、行商潜入吉良义央位于江户的府邸附近，摸清府邸警备状况，还有府内布局和主人日常活动规律，另外的人则设法将武器秘密送往江户。对于一帮失去俸禄的浪人来说，其间所经历的艰辛远非常识可以想象。在经过一年的韬光养晦和周密谋划之后，终于等来了实施计划的良机。
于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赤穗藩义士中化装为茶道师匠的大高原五从行业渠道打探到吉良义央将于本月十四日在自宅里举办茶会，而这天正是浅野长矩的忌辰，于是大石良雄就策划这一天深夜动手。下午四点，义士从各地赶往指定场所聚集并挑选事前准备好的武器。每人腰上佩长刀和定制的肋差（短刀）各一，肋差刀刃上镌刻着“万山不重君恩重，一发不轻臣命轻”的汉诗句；每人胸前还挂着哨子，这是为了在发现吉良义央时吹哨通知大家。准备妥当，大家分头出发。因为下了几场雪，积雪深厚，寒气更添凛冽。大石良雄利用雪夜作为掩护，以击打山鹿流太鼓为号，义士分组杀入吉良府中，经过与宅邸内100多名武士杂役激烈交手，仅付出几人轻伤的代价就将其击溃杀入吉良住处，手刃之后将他首级砍下，有条不紊地收拾清理了现场并撤退。复仇成功实施之后，大石良雄命令寺坂吉右卫门中途逃脱，目的是让他当历史见证人，以便对义士的遗族们巨细无遗地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派人到幕府监察官住处自首，其余诸人横穿江户城步行10千米前往泉岳寺，在主君墓前供上仇人的头颅祭祀，等候幕府发落处置。这样46人全部被幕府缉拿归案。
世间舆论对赤穗浪士的复仇行为赞不绝口，称之为“义士义举”。幕府高层内部出现了强烈要求赦免浪士的势力，连幕府官学大学头林信笃等儒者也多持同样立场。最终，为了整肃法纪，幕府采用荻生徂徕的意见，以扰乱幕府法规的罪名判决46人集体切腹自裁，成全他们的忠义气节，全部遗体与主君浅野长矩合葬于泉岳寺。后来以德川纲吉去世为契机，赤穗君臣得到平凡昭雪。浅野长矩的弟弟浅野大学重获名位和俸禄，所有义士的遗族得到妥善安置。这就是轰动江户日本的所谓“赤穗浪士仇讨义举”，以这个事迹为蓝本的剧本多达400多部，其中以竹田出云的《假名手本忠臣藏》（“藏”指的就是组织实施此次复仇的大石良雄）最为著名，400年来始终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浪漫经典。无论剧场再冷清，只要上演忠臣藏故事，上座率立马回升。
六
所谓“赤穗浪士仇讨义举”，本质上是日本封建社会武士集团内部一场血淋淋的仇杀恐怖事件。之所以被广为传颂，那就是复仇本身不仅契合了传统武士的果敢勇猛的气概，又具备新时代武士道德伦理的形式美。概而言之，这场“完美的复仇”形象生动地阐释了山鹿素行所倡导的武士道精神。这与武士道作为一种武家文化在江户时代趋于大成并开始影响世道人心的时代精神有关。
武士阶层曾长期是日本历史的主角。在江户时代之前，武士是职业武装力量，但没有什么信仰和理想，行动思想极为简单狭隘，完全以一己之私为准则，没有精神内核，顶多被称为“武士气质”：不乏视死如归的勇气和驱驰冲杀的气概，但不是为了主君或什么正义，而是为了饭碗或逞强争胜。遇到明主还能分一杯羹，如果主人是昏君，他们也会弃之如草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因而战国时期“下克上”，背弃主君甚至为了一己之私砍下上司首级在武士间是家常便饭。但这种情形在江户幕府时代，以朱子学为主体的儒学成为官方的“正统之学”，随着社会从“武断”向“文治”转型，武士的职能从战斗团体向社会管理者转变之后开始发生变化。和平时期的社会，讲究的是秩序与伦理，一切取决于“公”，上下关系被以一种伦理关系固化成牢不可破的强韧纽带。大石良雄领导的47个复仇浪士，既有战国武士的勇猛果敢，又有新时代武士道精神的形式美。他们的行为不但诠释了什么是忠君节义，什么是武士职分等大节大义，而且在自律细节方面也滴水不漏，展现了一种训练有素的教养和气质。
大石良雄在面临主君遇难、赤穗藩面临覆亡的危急之际，不是选择对抗，而是竭尽全力配合接受，以安定现有秩序为首要工作。为了便于幕府接管，实现平稳交接赤穗城，大石一边秘密筹划复仇大计，一面对藩内的财产进行细致入微的登记，具体到各种品种宠物狗的数量，藩府的收支几何，亏空如何弥补才能平账，等等，全都交待得一丝不苟，显示他们是在履行正义，而不是社会既定秩序的破坏者，避免让自己走到幕府的敌对面，才不会使得为主君伸冤昭雪的“大义名分”被打折扣。也许，正是这种血淋淋的仇杀场面与细腻入微的细节处理匪夷所思地融为一个集体行动中，回应了日本人内心深处怪异的审美需求，才成为长久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吧？
复仇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忠臣藏”事迹被认为是战国时代以来最出名的复仇事件。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战国时代，不可能如此完美，因为缺乏理想主义的引导和自律精神的约束，义举很容易演变成恐怖暴乱，义士就会沦为暴徒草寇；而如果发生在元禄时代之后，随着武治向文治实现彻底转型，武士成为循规蹈矩的公务员，这次集体复仇计划，很可能虎头蛇尾收场，因为需要顾忌的因素太多了，在长达一年的筹划时间中，天天面临各种因素的挑战，缺乏战国武士“草莽崛起”的果敢，这个行动又很有可能草草收场，成为“看上去很美”的纸上宏图。
客观地看，这一切都不是巧合，义士的壮举并非心血来潮，其中的关键因素与山鹿素行倡导的“士道”美学息息相关。山鹿素行在赤穗藩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前后近20年，言传身教之下，武士道在赤穗藩已经深入人心，“山鹿流兵学”成为本藩武士的精神武装。赤穗义士在袭击吉良府邸时，就以敲打山鹿流太鼓为进退信号。其实就是宣示了山鹿素行武士道的继承和弘扬。更为重要的是，以大石为首的赤穗义士，几乎都接受了“山鹿流”武土道思想，其不惜身死为主君复仇之举，恰好应和了山鹿素行关于武土忠节职分的要求，所以说山鹿素行的“士道”是“赤穗义士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并非没有根据。
七
山鹿素行的学说在他死后得到广泛传播，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素行门人众多，据说经他亲自传授又学有所成者有140多名。从血缘上看，“山鹿流”有西九州肥前国的平户藩和陆奥国的津轻藩两个系谱。平户藩藩主松浦镇信是山鹿素行门人，倾倒于素行的武道，屡次礼聘而未果，后来素行的侄儿山鹿平马和次子藤助分别被聘为平户藩家老和藩校教师，在藩主的支持下，山鹿流武士道成为平户藩的藩学。与平户藩近邻的佐贺藩，在18世纪初期诞生了《叶隐闻书》这样的武士道经典，与山鹿素行学说在西九州的盛行不无关联；另一支源于素行的二女儿出嫁给陆奥津轻藩的重臣而得以流传。幕末时期声名卓著的军学家山鹿素水和维新志士吉田松阴都属于这个系谱。
很多大名藩主都是他的门人，除了赤穗藩主浅野长矩，还有津轻信政（津轻藩主）、信寿父子（弘前藩第四、第五代藩主）、户田忠真（佐仓藩主）、松浦镇信（平户藩主）、稻垣重昭（鸟羽藩藩主）、笠原长祐（三河吉田藩主）等人，遍及日本四岛，山鹿流的武士道也随之传播全国，后很多藩主都将山鹿流武士道作为藩学的必修教学内容。
山鹿流直系还有一支重要流派是赤穗藩系谱。浅野长矩、大石良雄、菅谷政利等赤穗藩君臣都是山鹿素行的直系门人。受“赤穗复仇事件”的影响，藩中的精英人才七零八落，不过依然顽强地存留了下来，并在幕末时期异军突起，成了声名显赫的军学领袖。19世纪初中期，这个系谱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军学家，如洼田清音、若山笏堂等。洼田清音以山鹿流为主轴，博采兼收各种流派之长，据传门下弟子三千，使“山鹿流”军学成为当时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武士道学说，与山鹿素水合称“幕末军学双壁”。安政二年（1855），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胁，幕府开设军校“讲武所”，洼田清音被任命为校长。这所军校在继承山鹿流的“武道”基础上，大量引进西方军事教学内容，如炮术、兵制和排兵布阵法，为日本培养了很多新型的军事人才，像胜海舟、板垣退助、坂本龙马、土方久元、佐佐木高行、谷干城、乃木希典等一批闪耀在日本近代史上的军事家，都出自洼田清音及其高徒若山勿堂门下。
19世纪中后期，武士作为一个阶层随着旧制度的崩溃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天皇制）和军事性（穷兵黩武），武士道存在的基础并没有消失。明治政权本质上是士族政权，新政府高层中存在着大量来自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的各级武士，因此作为武士阶层价值观的武士道自然而然被带进近代化国家的肌体中，并对明治政府的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
武士阶层失去了幕府时代在社会上和制度上的特权，却成了新政权下军队、警察、司法等国家暴力机关的基础。1882年，日本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的本分在于向天皇尽忠，天皇成了所有日本军人的主君。随着国家主义思想的高涨，武士道精神越来越被作为思想资源而加以利用，并且不再局限于军人自身的范围，而是上升到整个日本国民道德必须践行的道德高度。1890年日本颁布《教育敕语》倡导忠君爱国和尽忠报国的思想，同时在军队与学校的教育中推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