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下一项无人打破的光荣纪录：每到一个国家必大病一场。既然西西里岛也是异乡，我估计自己恐怕很快就会先病倒后康复。果然，上岸第五天，人们把我丢进一辆救护车，然后载着我到处找医院。

我们苦寻某个中间医疗站而不得，因为该医疗站在我们驶向后方时正朝前线转移，而且行驶路线也不同。结果，救护车里几个不屈不挠的小伙子几乎穿过半个西西里岛才罢休，开始掉头折返。我们在尘土飞扬的碎石路上痛苦地开了总共75英里，然后却在距离出发地不足4英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家设施齐备、正在运作的医疗站。

这个中间医疗站属于第45步兵师，是搭在前线后面的小帐篷，负责将前线伤员后送的招呼站，离它最近的正规医院在后方14英里左右。普通病人在这里最多只待几个小时。然而，几个医生瞥了我一眼，立即双目发光，搓着橡胶手套，大叫：“啊哈，来了个医疗怪胎，我们可算等到了。我们要留下这家伙，同他玩一会儿。”

于是他们给我安排了一张简易小床，开了止痛剂、铋剂、阿司匹林、可待因，还有汤和番茄汁，最后，我还打了一针吗啡，服用了少许磺胺脒。对于这番治疗，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感觉好多了，精力又恢复了。

我在那里的“家庭医生”是乔·多兰上尉，艾奥瓦州艾奥瓦市人，年轻、热情，他和大多数战地医生不同，主要关注于医治病人而非伤员。多兰喜欢追溯病源，因此在一间帐篷里建了一个专业的小实验室，显微镜、玻璃试管一应俱全。他总是从病人身上提取样本，然后紧盯住试管，活脱脱一个阿罗史密斯医生^[1]。

多兰上尉探寻我的病菌时有些激动，因为我到医院那天晚上，他收到家书，得知自己在六周前第二次当爸爸了。欣喜若狂之下，他给我多打了一针吗啡，于是我还来不及说一声“可喜可贺”便倒头睡去。

医生使我陷入约24小时的半昏迷状态，然后他们也面露困惑，起初他们以为我得了痢疾，可是小实验室的分析结果显示不是痢疾，他们继而认为是疟疾，于是从公路另一头找来几个意大利的疟疾病专家。他们用英语交谈，从我的手指抽血化验，可化验单说明我也没有得疟疾。无论如何，这时我的病情在好转，于是他们断定我得的是一种不符合病理、却在当时相当普遍的病，他们称之为“战场热”。患者会出现全身疼痛和高烧的症状。医生认为此病是多种因素综合所致，比如吸入过多灰尘、饮食不当、睡眠不足、精疲力竭，以及所有前线人员都不可避免的下意识紧张。“战场热”不致命，但患者会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他们把我安置在帐篷的角落。我在那儿先后遇上三个同病相怜的军官，他们发热的时间比我短，都先我一步康复了。

其中一名病友是拉厄·钱伯林中尉，红发、戴眼镜，俄亥俄州克拉克斯维尔人。钱伯林参军后买下一家食品店的一半股份。每次医护人员给我们送来罐装果汁，他都仔细端详一番，看看是否为他的合伙人在国内售卖的那一款。

另一个病友是理查德·范西克尔中尉，来自新泽西州西瓦伦市，过去在珀斯安博伊做汽车生意。太太克莱尔·拉夫特里曾是鲍尔斯^[2]旗下一名娇媚的模特，他的地图盒里就放着有她的杂志封面照片。

第三个人埃尔齐·布朗少校，俄克拉何马州奥克马尔吉（Okmulgee）人，曾担任克利夫兰拖拉机公司的总裁兼销售经理，他是个身强体壮的户外活动者，因此对自己生病满腔愤懑，生病这件事比病情更让他难受。进医院前他刚过完44岁生日。布朗少校在我们这儿小有名气，因为他直接给了医疗站的牧师一百元，要来一张价值14元的充气床垫，原装备在抢滩登陆时搞丢了。用他的话说，钱在这边一无是处，拿100元换点有用的东西有何不可。

我这辈子对进医院甘之如饴（只要挺过了哼哼唧唧的初期就好），这次在前线的中间医疗站也不例外。到了第三天，我唯恐自己病情好转，可以出院了。不过医生似乎善解人意，说希望我再留一天。他要是个护士小姐，而不是一个长着胡子、戴个听诊器的男人，我定要亲他一口。

这个医院唯一麻烦的一点也在于此——没有一个护士，事实上，这里缺少普通医院的很多附属设施。我们免不了要隐蔽在一片橄榄林里。楼面只有脚下的土地，厕所是帆布围起来的壕沟。洗漱只能在各自的钢盔进行。病号服或病号袍之类的东西一概没有。我穿着陆军连体服入院，又穿着它出院，其间从没脱过。

一位牧师每天早上过来，还带来一箱子物品，比如香烟、牙粉等。白天帐篷两侧是卷起来的，躺在里面还算舒服，可到了晚上，由于灯火管制，帐篷必须紧闭，里面闷得令人窒息。整晚都有担架兵抬着新伤员进进出出。在单个手提灯幽暗的光线下，那场景怪瘆人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睡着，于是后面几个晚上，我们把折叠床搬到外面，枕着西西里的浩瀚星空入睡，护工把我们的药也拿了出来。德国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但我们不为所动。

起初，医生要求只进流食，但我逐渐说服他恩准我提前进软食，进而恢复到正常饮食。从流食到软食再到正常饮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体验——信不信由你，它们的食材是一样的：汤和番茄汁。

我控诉医生耍我，他呵呵一笑，说：“这就是通过假装迁就异想天开的病人，使他们保持心情愉悦。”

心情是愉悦了！可身体饥肠辘辘啊！不过我终归活了下来，事实上，我在其他地方再也没得到过第45师那几个医生和医疗兵这么悉心的治疗了。

我躺在中间医疗站治疗无关痛痒的小病期间，前线数百伤兵通过各种途径被送往后方医院。医院有五个小帐篷用于安置躺在担架上等候救护车后送的伤员，我就住在其中一个里面，因此和那些伤员一起待了整整四天一夜。不能不说这是一次伤感又压抑的体验，但其中也不乏亮色。

令我瞠目结舌的是，我听到受伤的士兵边咒骂边央求医生立刻放他们回去继续战斗。当然并非所有人如此，这取决于伤员性格和伤情严重程度，和平时期也一样。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非重伤士兵问过他们能否立即归队。

所有伤兵给我留下了两个主要印象：（1）他们拥有崇高的精神；（2）医生和病房护工对他们关怀备至。伤病员们固然很可怜，可医护人员经手过那么多人，也很容易变得铁石心肠，发生口角，最终可能会将伤员视作纯粹故意增加他们工作量的拖油瓶。然而在这里，年轻护工们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伤员。我卧床休息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也注意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去满足伤员们提出的一切要求。负责整个帐篷区的护工长尤其如此，另外还有三个人（都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

一个是赫尔曼·惠特中士，伊尼德市人。战争爆发前他是一家饼干公司的销售员，娶了一个美丽的印第安姑娘为妻。惠特中士高挑、英俊，说话慢条斯理、柔声细语。他说，身在战争中，照顾伤员这类工作比上阵杀人更令他安心。

夜班护工是来自迈洛的伍德罗·考克斯中士，他也很高，六尺有余，曾是牧场工人。他的嗓音宛如乐器演奏的那么好听，说起话来是蜗牛似的俄克拉何马腔，在人情绪激动的时候极具抚慰作用。

第三人是罗德尼·本顿中士，家住俄克拉何马市第五大街西区8030号。城市与农村孩子之间的差异在他们身上一目了然。罗德尼风风火火，语速和行动都比其他人快。不过论工作的责任心和对待伤员的同情心，三人不分上下。罗德尼是双生子，孪生兄弟罗伯特是另一个中间医疗站的中士，现年23岁，兄弟俩都在俄克拉何马大学有两年的医学预科经验，都有意当医生。他们三人是我们这个医疗站的骄傲，事实上，他们几乎驱使着医生不断询问病情。

第45师最初主要由俄克拉何马人和西得克萨斯人构成。当我看见各地士兵汇聚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才第一次意识到国人的地域差异。俄克拉何马人温言软语、说话慢条斯理。他们不抖机灵，似乎蕴含了某种纯净的乡土气质。比起东部城里人脏话连篇，他们即使咒骂也更简练、更含蓄。俄克拉何马平原地区的人直率爽朗，不轻易批评别人和发火，可一旦他笃定有些事是错的，那你们可要当心了。

那些俄克拉何马伤兵是我在大洋彼岸看到的对战争最狂热的一群人，他们不战则已，一战惊人，届时山那头的德国人都是“狗娘养的。”

最晚来到西西里的那批第45师士兵打得相当出色，赢得了上级军长的盛赞。

也正是这些来自俄克拉何马州阡陌田间、农场小镇，素来恬静的士兵们，如今伤痕累累，一波波地涌进我的帐篷。我躺在那儿，听他们每个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一个伙计看着他的朋友，嘴里嚷嚷道：“我觉得我就要搞掂她了。”他的意思是自己就要康复了。

第二个人问：“他们医院里有床吗？主啊，我多想躺床上啊。”

第三个人抱怨道：“饿死了，可我什么都吃不下，我的胃一直很难受。”

另一个人说：“来吧，你是医生。我扛得住的。”说这话时他的脸在抽搐，镊子正深深地钻进他腿上的伤口，探寻弹片。

第五个人打趣道：“今晚我得给老妈写信，告诉她又拿不到那一万元了^[3]。”

有个年轻人躺在我旁边，开口道：“嗨，老爹，你还好吗？我叫你老爹是因为你头发都白了，你不会介意吧？”

我告诉他，他怎么称呼我都无所谓。他很友善，但从他刚才的态度就能看出他不是俄克拉何马人。一问，果不其然，他来自新泽西。

一个魁梧的金发步兵脸上和后颈带有轻伤，上唇被缝合和固定起来，这使得他说话时表情沉重、僵硬，显得挺滑稽。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执着的人。他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企图让他们在归队表上签字。医生耐心地解释道，他如果返回前线，伤口会感染，这样非但帮不了战友，还会拖累他们。他们哄他，说过几天医院会来几个女护士，可是他用一口俄克拉何马腔平静地顶了回去：“去他妈的女护士，我要回去打仗。”

一些垂死之人被抬进我们的帐篷，濒死的喉音令谈话声戛然而止，也令我们所有人陷入沉思。他们还剩最后一口气时，外科医生会将一块纱布盖在他们脸上。他们可以透过纱布苟延残喘，而我们看不清他们的脸。

五分钟里牧师来了两次，其中一次的场景在我脑海久久萦绕。那个伤员还残存些许意识，牧师在他身边跪下，身旁蹲着两个护工。牧师开口道：“约翰，我将要为你做个祷告。”

不知怎地，这句露骨的死亡宣告如一记重锤击在我心头，他没有说：“我将为你祈祷，愿你早日康复”，只是说“要做一个祷告”，明显指的是临终祷告。这话不啻宣布“老兄，你大概还不知道，你死定了”。总之，他嘴里吐出了一段祷文，而那个奄奄一息的士兵喘息着，徒劳地试图一句句复述，当他的声音停止下来，牧师补充了一句：“约翰，你说得很好，很好。”说完，他站起身，匆匆去赴其他人的召唤，两个护工也各自忙去了。

而这个垂死之人独自一人，随他的担架一起被放在地上——过道的地上，因为帐篷人满为患。固然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他，但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孤独令我备受煎熬。我想走过去，至少握住他的手，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但那是违规的，所以我没有动，如今我想当时那样做就好了。

可能大部分人还不清楚陆军里照顾伤病员的机构在战场的运作方式。先说一个完整的师的医护组织架构：一个师大约15000人，其中医务人员将近1000人。一到前线，每个连有三个医疗救护兵共同进退，他们在战场提供力所能及的急救。然后担架兵将伤员后送到一个营救护所。有时救护人员可以马上把伤员转移走，有时却可能因为受阻于敌人火力而一时无法到达。这样，伤员在得到救助前不得不在外面躺几个小时之久。及时赶到伤员身边是陆军医疗机构最困难、最薄弱的环节。

一旦伤兵被带离战地，就会得到精心治疗。在后送和治疗过程中，营救护所是多个停留地中的首站，终点则是一所医院。救护所仅仅是一个营属外科医生及助手碰巧在的地方，不设营帐之类的设施，只有放在树下的医疗箱和几个担架，每个救护所配有2名医生和36个士兵，遭到攻击是家常便饭。

一个伤员在救护所能立即得到哪些必要的救治取决于伤情严重程度。整个疗程的思路是尽可能少动真正的手术，每一站要使伤员维持一定的良好状态，保证他们可以撑到后方医院，那边设施完备，可以进行所有类型的治疗。

例如，如果一个士兵腹部破裂，营救护所的医生会立即在前线实施急救，但将后续手术留给医院做。如果另一个士兵被弹片打断了腿，医生们会用金属支架绑定和包扎断骨，手术和复位则要等伤员回到医院再做。前方的救护站大量使用吗啡和血浆维系奄奄一息的生命。所有前线救护站主要和优先的目标是让病人尽快撤离，腾出工作台，以便有余力应对战斗过程中任何突发的灾难性伤亡。

离开营救护所后，伤员通过救护车、吉普车、卡车或其他任何交通工具被送到后方一个伤病员收容站。收容站由几个营帐搭建而成，5个医生和100个士兵在里面工作，设在战线后方500米之外，几英里之内皆可。每个团有一个收容站，也就是说一个师有三个收容站。

收容站处理的是营救护所能力范围外的伤病。如果有急需，那里的医疗兵会重新包扎伤口，注射更多的吗啡。他们还要做大量手术。接下来，伤员被救护车送到中间医疗站。有的师设两个中间医疗站。正常情况下，一段时间内只有其中一个工作，另一个休息；几个小时后，后者跃进到前者的前方，建好营帐，接收伤病员。而紧急情况下，交互跃进的轮换流程暂时取消，两个医疗站同时工作。

从连急救点、营救护所、团收容站到中间医疗站，这些各级医疗机构及其人员都隶属于师，它们随师转移，部队战斗时它们工作，部队休整时它们休整。

我待过的中间医疗站实际是个小医院，人员由五个医生、一个牙医、一个牧师和60个士兵组成。医疗站有六间大帐篷和若干个小帐篷，后者用作X光检查室、办公室等等。包括指挥官在内，所有医护人员皆睡在室外，食堂也设在树下。医疗站能以惊人的速度拆掉、转移和再建，娴熟得像马戏团一样。一次快速前进过程中，我这个医疗站一天之内转移了三次。

中间医疗站后方开始有真正的医院了。最近的医院通常距离战斗地域40英里或者更远一点。这些医院都是独立单位，不属于任何师，但接收所有地方的伤病员。

医院位置越靠后，规模越大。而在西西里，伤病员会从医院撤退到医院船，被送回设在非洲的更大的医院。

每辆军用救护车放置四个带轮担架或者九个伤员座席。车开到中间医疗站后，先倒回外科病房的帐篷，放下伤员。伤员连同他们的担架被放在帐篷里的地板上，这时卫生兵上前查看他们的医疗标签，明确伤势，以便优先处理最严重的。无须立即做进一步治疗的伤员直接被搬到病房，等着被救护车后送到下一站医院。

重伤员则被搬进手术室。地上倒置着两个很大的军用箱，箱子的抽屉里装着各种手术器具。每个箱子顶部绑着一根两端弯曲的钢条，伤员被搬到担架上并置于这两个箱子上，弯曲的钢条可以防止伤员滑落，这样一来，伤员身下的担架就成了手术台。

伤员上方悬挂着一个立在三脚架上的移动式手术灯，一个小马达和发电机在帐篷外供电，但医生通常只使用手电筒。手术时，一两个身穿连体服或普通制服的外科医生俯身拆去伤员的绷带和纱布，几个卫生员围在医生身后，用钢钳从无菌柜里取出纱布、绷带递给医生，另有几个卫生员负责给伤员注射吗啡或血浆，或者通过橡皮管给病人喂水。

手术室外面有个小沟渠，里面堆满了血迹斑斑的衣袖、裤腿，都是医生为了尽快处理伤口而剪下来的。他们重新清创和包扎，在伤口处撒上磺胺粉，有时他们探进人体内取弹片，或者给迸裂的动脉重新敷布止血。

他们不做全身麻醉，局部麻醉偶尔为之，但通常情况下，因为吗啡药力发作，伤员到达医疗站时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感觉。外科医生更信任大剂量吗啡，这有助于缓解剧痛，避免周身性休克的危险。

到医疗站的第三天，我感觉好些了，于是大部分时间围着手术台打转。每次人们脱去新伤员的衣服时，我必抓紧头顶上方的灯架，因为我还有些虚弱，不希望在看到血肉模糊的一幕时扑通跪倒在地。许多伤口惨不忍睹，迈克尔·德乔治中尉却说，他在西西里还没遇到哪具人体像纽约的交通事故遇难者那般皮开肉绽、面目全非，他以前在纽约实习。

有一个士兵的鼻梁右侧中弹，机枪子弹在那里打出一个小孔，直接穿过脸颊，最终在他耳朵下方留下一个大窟窿，我看得心惊肉跳，医生们却说一点也不严重，痊愈后不会留下太难看的伤疤。

伤势最重的士兵背上有两个窟窿，每个都大得能放进我一只手掌。手术时，他俯身趴着，嘴里喋喋不休：“我在差点被这帮杂种打中前，用一颗手榴弹干掉了五个。我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因为死活够不着我的枪，又爬不过去，不然我干掉的还不止五个。天哪，我饿死了，我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啥都没吃。”

不过，大多数伤员被带进来时一语不发——他们要么发现没有可以倾诉的熟人，要么太过虚弱，要么在吗啡作用下意识涣散。几百个伤员从我身旁经过，我只听到一个人疼得呻吟出声。

另一件触动我的事情是，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源源不断地被送过来时，我发现污垢和衰竭竟使人类的脸孔如此神似。每个被抬进来的人看上去大同小异。在那群同样又脏又累的伤兵中，唯一突兀的是一个金发男子，一头耀眼的发丝仿佛野草丛中盛放的一朵鲜花。

前线每天都有离奇的负伤和逃生，几乎每个伤员都有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有些场合，一颗子弹穿过身体，人却没有大碍；而另一些场合，一粒几不可见的弹片却能准确命中一处很小的要害，然后夺去一条生命。子弹和弹片能做出不可思议的事，外科医生曾经从一个人体内取出了200多颗弹片，他从头到脚体无完肤，却没有一处致命伤，这个士兵活了下来。

我记得有个士兵，挨着髋部的大腿前侧中弹，弹孔约有半美元硬币那么大，看上去还好。可是这处轻伤下面的股骨破碎，动脉断裂。外科医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缝合了动脉伤口，他才不至于失血而亡。

还有一个士兵，手腕中了很小一粒弹片，但弹片以大角度打进去，穿过整段小臂，留在手肘里，而肘部皮肤居然是完好的，只不过弹片所在位置肿起鸽子蛋大小的水疱，那是小小金属片产生的高温所致。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爆炸中的炮弹碎片温度达到白热化。我乘船离开非洲前夕遭遇空袭，一枚重磅炸弹在离我们离一百码外的地方爆炸，无数弹片打在舰上，其中一个大约有半个网球大小，它先击中一截沿栏杆敷设的铜水管，然后击穿无线电室的舱壁钢板，打伤了里面一个水兵的肩膀，接着它转了个方向，准确地打穿了一套无线电设备，最后穿过另一块舱壁钢板才停了下来。

我们捡起这块弹片，发现它一侧有个0.25英寸厚的实心铜板，原来它穿过栏杆上的铜水管时，高温导致一块铜板直接焊接上去，焊接口牢固得好像是人为制造。

和突尼斯北部一样，西西里北边的战斗也全发生在山丘，只是这边更糟。转移伤员常是个难题。有个伤兵被系在绳上，从75尺高的陡峭山崖放下去，他后来说当时并不太担心伤势，只是一想到万一绳子断了就恐惧得无以复加。

德军的医疗设施显然不比我们的差。我们俘获的医疗补给仓库里完好储存着上佳的医用品。他们收容己方伤员和埋葬死者的体系效率很高，因为我们只有发起最突然和最快速的挺进后，才会发现未能下葬的德军阵亡人员。

我军也俘获了意大利的几个大型医疗仓库，军医发现我们的手术器械先进得多，但是德军和意军都有更好的绷带和敷布。

我在中间医疗站的那几天里，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伤员。

有两三个轻伤的波多黎各人，其中一个随身带着吉他，他坐在担架上，轻轻拨弄着琴弦。那里有纯正的印第安人、黑人，也有居住在纽约的意大利后裔、普通的美国农场工人、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后裔，还有被卡车撞倒的西西里人。那里还有一个被俘的意大利士兵，他说他的长官因为他拒绝攻击，企图当场枪毙他。有两个坠海后获救的美国航空兵。还有几个我们自己的军医，他们冒着炮火坚持工作，其间受了伤。

医疗站里甚至有一个德国兵，似乎是企图乘小船逃向意大利本土时中弹了。他很年轻，身材削瘦，害怕得要命，人们给他注射吗啡时他拼命挣扎，可能以为在上酷刑。等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待遇和所有人并无二致时更加错愕了。我看得出来，他在护工们递来水和食物时面露狐疑，又带有感激。到最后，例行探访的牧师分给他香烟、糖果、牙粉和香皂，就和给其他人的一样，他坐起身露齿一笑，鼓捣起这些东西，仿佛一个孩子在圣诞节早晨把玩礼物。他花了五分钟才找到剥去香烟外面一层玻璃纸的方法，帐篷里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动作，好笑地看着他。

一些伤员闹肚子疼。有一个外表粗犷的意裔纽约人染上疟疾，浑身乏力，他试图爬到室外呕吐，但中途晕倒在地。人们发现时，他只穿着内裤躺在地上，脸色枯黄，像死人一样。十分钟后急性发作结束，他又和所有人一样活蹦乱跳。

有些人饿得饭量大如熊，有些人一口都吃不下。有个老兄手臂断了，靠金属架直立支起，他一边狼吞虎咽吃着护工喂的鸡汤面，一边任由医生试探性地按压他的另一只胳膊以便注射一大管血浆。

这个前线的中间医疗站由国内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医生和百姓组成，站长是卡尔·卡里科上尉，家住得克萨斯州休斯敦雷巴道2408号，妻子和8岁的儿子现居休斯敦。他慢条斯理、和蔼可亲，浑身长有大块红斑。和同僚一起在手术室值班，那时他常穿着连体工作服。其他外科医生还有卡森·奥格尔斯比上尉（俄克拉何马州马斯科吉市）、莱安得·鲍尔斯上尉（佐治亚州萨凡纳市）、威廉·杜根上尉（纽约州汉堡市）以及迈克尔·德乔治中尉（纽约市）。内科医生是乔·多兰上尉（艾奥瓦城），牙科医生是伦纳德·奇克上尉（俄克拉何马州埃达市）。

他们居无定所，睡在地上，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有时还会暴露在炮火下，治疗一拨又一拨伤员，而身体和心理不够强大的医生往往会恶心和气馁。我躺在帐篷里时，屡屡听到伤兵议论这些医生妙手回春、无微不至。待尘埃落定，他们回国后不会万千荣誉加身，但在这里，得到他们治疗的官兵们的感激之情就是对他们的回报。

[1] 美国作家辛克莱·路易斯创作的同名小说主人公，是个追求科学精神和进步信仰的年轻医学科研工作者。

[2] 指约翰·罗伯特·鲍尔斯，1923年在纽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模特公司，被尊为“模特业之父”。

[3] 指士兵的保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