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从1872年清政府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算起，中国人有规模地出国留学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人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认识的结果，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向西方发达国家（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学习。事实上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也确实在各个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曾德超先生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赴美留学的。因为条件的限制，读的是明尼苏达大学农具学的硕士研究生。这个专业，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不大可能让人声名显赫的。对此，曾先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很多年后与新入学的研究生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谁要想得诺贝尔奖，就不要来读这个专业。我认为，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诺贝尔奖不设农业机械或农业工程的奖项，而是认为，以中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要研究和解决的工程问题不是越高级的越尖端的越好，而是要能切合中国实际情况。
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是曾德超先生一生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早在194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中国的农业试探一条出路——创办生产农场争议》的文章，其主要思想是，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是创办美国那样的农场。曾德超没在这篇文章上署名，因为他不赞成这个观点。他在读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后，认同费孝通的中国现代化要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实现的观点。纵观曾德超先生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仅是接受了费孝通的这一具体观点，更赞同费孝通通过实地调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思想。曾先生是农民的儿子，虽然接受了现代西方的高等教育，但农民那种凡事讲求实际效果的想法并没有从他身上消失。
认同某种思想并不等同于实际上践行这种思想，后者还需要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和克服具体困难的坚定意志力。曾先生回国后没有去上海的农业机械厂，而是去了湖南邵阳的乡村工业示范处。他真的去搞了乡村工业。先当了一个一百多人的水泥厂厂长，后来又当了一个机械修配厂的厂长。从常识上推断，这两个工厂的技术装备水平不会太高，技术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难度，他本人似乎对此是津津乐为。这种不避琐细、脚踏实地的态度，是曾先生身上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他后来在兰州做的技术推广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已是著名教授，仍为四川山地农民设计山区水田小推车、山地用脚踏车，乃至集粪器等简单的工具，并没有因这些工作简单而不屑于为，而是乐此不疲的，这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是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有益的事，他都愿意去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在他的学生们身上得到延续，成为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毕业生身上最鲜明的精神气质。1992 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当时已改名为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成立 40 周年，出版了一本优秀毕业生报告文学集《大地的儿女》。书中共采访了几十位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校友，惊讶地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种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不务名利、不避简单粗糙工作任务的特点。这自然与农业机械化专业的性质有关，同时也得之于作为学院创始人的曾德超先生的言传身教。这种品质，其实就是工程师应有的基本素质。曾先生在 1952 年农业机械化学院成立之前是以工程师自视的，学校成立之后，转而变成教师，以培养工程师为己任，他这方面的特长得到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其影响所及，甚至成为学校的一种特色。
参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创办是曾德超先生职业生涯的一次华丽转身。他担任了教学筹备组的组长，主持制定了全校各专业全程教学计划，对于这个教学计划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及对后来的影响直至今日尚无充分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计划要求机械专业学生毕业时必须达到三级钳工、三级驾驶员和三级修理工的技能水平，并对实习时间、内容做了具体规定。他不仅强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更强调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强调在实际工作中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在当时，无疑是符合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机械生产和应用的实际需要的。在当今的工科大学里，这样的教育理论更是大放异彩。直到今天，教育领域仍在强调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60多年前，曾先生就有这种意识了。这其实也来自他一切从实践出发的指导思想。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读过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书，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中央农业部短暂工作期间又进行较系统的学习。他说：
辩证唯物论的系统学习，因学自然科学，对质能互变、电子恒动、生物进化等自然现象有些认识，个人的宇宙观可以说基本上是唯物的。但在解放前这些认识只是断片的、晦昧的、无系统的，尤其是关于辩证一面，经过这阶段的学习，做了粗略的总结1。
曾德超先生具有一定哲学素养。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学术战略眼光。作为一个学者的曾德超，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捕捉到对于学术研究具有全局影响的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具有学术史上的标志性意义。例如他提出的把土壤、机器、植物作为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来进行研究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方向性选择。至于他如何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则涉及他学术思想更深层的方向，是值得加以进一步讨论的。
曾德超先生的具体成就无需评价，而他获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持续不懈地努力工作。工作之于他，是证明存在的价值。这种对工作的无条件的沉溺，也许是老一辈学者的普遍现象。在1955年的“肃反”工作中，曾先生曾受到过怀疑。档案材料记载，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有关领导反复与他谈话。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内心很受折磨的过程，后来虽然结案，取消嫌疑，但在出国考察等事情上仍受到限制，可这件事似乎没有对他构成什么影响。后来组织的结论中也认为，他“无瞒（原文如此）怨情”，“工作中干劲大，不怕艰苦”。之所以能如此，一是自己内心坦荡 ；二是他没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受得了委屈 ；三是只要能工作就行。
无论是工作中和生活中的曾德超先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纯粹真挚。他未必不知道各种冠冕堂皇的话语之后的利益之争，也未必不懂各种心机之内包含的利害关系，但所有这一切，在他那里都被过滤或简化了，他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规定在最单纯的工作关系中，尽最大可能让自己的内心处在教育与学术的状态中，此等化繁为简的功力，正源自他内心的一派纯净。
我与曾德超先生于 1938 年相识于国立中央大学，后来一起去 50 厂工作，一起在明大读研究生，一同回国后，为了我国的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工程事业都在努力贡献力量。与他相识、相交 74 年，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也一直深深地感受到他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好人，在当今的大学中，这样的人也是难得一见的。
水新元
2015 年 8 月 15 日
序作者简介 ：水新元，农业工程专家。1920 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1942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系，1947 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学位。曾任重庆第 50 兵工厂技术员、上海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农林水利部农业工程研究室主任，农牧渔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曾相继参与创办东辛等三个国营机械化农场、华东农业机械化学校和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1A 资料来源 ：1950 年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干部鉴定表，曾德超个人档案，存于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