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与早期教育

乡土文化

海南，中国唯一的热带海岛省份，四季常花，长夏无冬。这个宝岛上，蕴藏着丰富的地下宝藏，生长着几乎所有的热带作物，特产橡胶、咖啡、可可、椰子、槟榔、胡椒等，附近海域鱼类群聚，是一片资源丰富、温暖美丽的土地。历史上的海南却因地理条件的限制，孤悬海上，很难被大陆经济、文化渗透影响，更难有任何经济投资。这里的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农业化进程也异常缓慢。唐宋以来，来自大陆征戍、贬谪人员在岛上渐次安家，丰富了岛上移民来源 ；又兼黎族、苗族百姓自由迁徙，加之元代以后军队屯田的发展，才使这片土地得到缓慢开发。

海南岛南北地形、地质构造和冬季气温有很大的差别，东南、西南部之间，干湿也不相同，中南部山区和沿海低地的自然景观很不一样。海南岛的北部主要以台地丘陵地区为主，大致包括文昌、琼山、定安、澄迈、临高、儋县、那大、屯昌等县和海口市1。贞观元年（627 年），因海南北部白石都（今新民乡）有一座山名琼山，又有琼山、白石两村，泥土石头皆白如玉且润泽，便以山名取县名，琼山县名自此始。贞观五年（631年）设琼州，州治位于今旧州镇。宋开宝四年（971 年）移治府城，至清朝，琼山县都是琼州府的所在地，故府城以此得名。

民国时期，海南岛北部除海口之外的其他地区，农户比例一般较高，土地开发的成果得以继承和保持，自然经济仍占优势。2其中，从民国年间海南岛上各县农户及地亩情况来看，当时的琼山县既是海南岛北部最大的一个县，也是全岛地亩和农户最多的一个县，主要耕地类型是水田，大田作物以粳稻为主，糯稻为辅。半湿润型气候和台地砖红壤的土壤类型较适宜耕作，所以自明代琼州升格为府后，琼山一直是海南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琼台福地”之美称。新中国成立后，琼山县的农业开发有了更深程度的发展。

就在桂林洋地区中东部的小平原上，农垦开发区和琼山盐场连线的中间地带，有一个以曾姓为主的小村落，传承了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和光荣伟大的革命传统，成为海南十大文化名村之一。这就是曾德超的故乡——迈德村。

迈德村是明朝入琼的曾氏宗族始祖曾元发公第三代裔孙曾祖裔、曾祖贤二人肇基的村庄，也是海南曾氏后裔聚居较大的村庄之一。作为宗圣曾子后裔的一支，曾氏既是海南岛上的大姓，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百分之一强3，又承载着较为正统的儒家文化，是岛上民族汉化过程中影响深远的一族。桂林洋迈德村的曾氏源于福建莆田，在明朝宣德正统年间从陵水县港坡村移居琼山县外义丰乡桂林郡，其后子孙曾藩昌，为继承曾氏先贤祖德的优良传统，弘扬一代后人胜前人的历史愿望，将村取名为“迈德村”。［1］

图 1-1 迈德村一角（神龙古井）（张远帆摄于 2014 年）

清朝乾隆丁未年（1787 年），迈德村曾氏宗祠由村南迁至村北，在中堂建设了“经学堂”，这是当地最早为教育村中子弟而设立的私塾学堂，培养出很多名人。曾氏宗祠除了奉有近代曾氏祖位及族中名贤有功德于众者的神位，还成为迈德村甚至周边地区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迈德村“经学堂”在清朝就培养出乡进士 4 人、举人 2 人、贡生 15 人、国学生 25 人、秀才 44 人，还有监生、增生、廪生、宾生、处士等多人 ；有官任五品蓝翎顶戴 4 人，六品顶戴 4 人，七品顶戴 6 人，八九品各类郎官 12 人。

清朝到民国时期，永历遗民和客家人的迁入，使海南岛上的民族汉化程度加深的同时，也增加了农业文明所为倚重的儒家礼制文化和安土重迁风俗。作为儒家思想的正宗传人，曾子在儒家文化中占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曾子的思想核心是孝，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与总和，强调为人首先要孝敬父母，要尽力为父母双亲提供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要娱亲、顺亲，使他们精神愉快。然而近代以来，在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的驱动下，在海南曾氏中，由于各种原因长期离乡的人已比比皆是。宋元以来港口、圩市勃兴，岛上聚落也出现了小城镇 ；康熙之后，摊丁入地所引发“生齿渐繁”的趋势波及海南，岛上东北部的土地已经非常紧张。受两广地区渡海移民的民风影响，乾隆年间，海南就有人渡海去泰国等地谋生。4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 年）海口开埠后，海南岛由于地理位置毗邻最早开放通商的口岸广州和殖民地香港，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很快，致使传统的“种植业—家庭手工业”为支柱的传统小农经济受冲击程度非常严重，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状况明显，因生活所迫而选择“下南洋”蔚为风气，这使海南成为继福建漳泉、广东潮州、东江客家人之后的又一著名侨乡。

迈德村地处琼山中东部地区，向西有道路直通海南岛最长的河流南渡江，向东则很快到达海岛北部的大海湾，出岛较为方便。加之氏族祖上与大陆的血脉渊源，以及曾子对“修身”、“慎独”的至严要求，曾氏一族以求学、任教离乡，从事教育、经济、法政、工业等社会事业的子弟占有相当数量。成长在这一环境中的曾德超，不仅自身的外出求学、工作经历印证了这个传统，甚至他求学道路的艰难开辟，本身也是其父祖亲长修身向学、勉励子嗣的传承。正是由于父辈的支持，曾德超不但走出了这个传统农业村落，而且将海南琼山蓄毓的村落乡情沉淀为永恒的精神力量，将毕生勤勉馈献于祖国。

家庭环境

图 1-2 曾德超故居（2014 年，张远帆摄）

图 1-3 曾德超 13 岁前使用的床

曾德超的祖父名叫曾昌福，他从小家道贫寒，其父过世较早。昌福是家中长子，另有三个兄弟 ：老二早逝，老三昌忠，老四昌积，另有一位妹妹嫁到高山村。兄弟几人很早分了家，各谋生计。曾德超的曾祖母，少时所唤“阿祖”者与曾昌福同住祖屋大房，各住一边，自己单独做饭，由曾德超的祖母供应衣食，是位长寿的老人。曾昌福与其妻生有三子一女 ：长子令兴，次子令隆，幼子令楷，女儿排行第三。曾德超是曾令隆之子，也是曾家的长孙，他出生时，曾令兴、曾令楷都未曾育有子嗣。曾德超从小跟祖母睡在祖屋，直至离开农村外出上学。

曾昌福后来患有一种慢性病，大腿小腿肿胀，无医可投。当时只有塔市有简陋的中药铺和非正式的铺面郎中。于是曾家托人到处找江湖郎中吃药，却屡不见效，腿脚胀痛愈加厉害。据曾德超回忆5，有位江湖郎中曾用针将曾昌福的腿戳穿，把脓带血挤出来，痛苦不堪却于事无补。还有郎中说曾昌福是肚子里长了某类的恶虫，给出秘方配制了大颗粒药丸，要夜里睡下后把药偷偷吞下去，让恶虫吃了以后被毒死。夜里吞食药丸给病中的昌福公带来了更多痛苦。祖父病中痛苦和无助成为曾德超一生中永难磨灭的记忆。这以后，一提到农村的缺医少药、缺乏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险的状况，他的脑海中就会闪现出当时的那一幕。

曾昌福在世时，是一位勤劳、仁善的农人和颇具人缘的长者。他对公益事业很关心，有一段期间代管过祠堂的公共田产，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祠堂的建设。同海南的一般家庭一样，曾昌福的妻子耕种田地，昌福自己则试图跨出务农的传统，外出学杀猪，出售猪肉及其他买卖生意。他的这套生计甚至影响了昌忠、昌积两个弟弟，三兄弟合伙摆摊卖肉，曾昌积还到塔市去物色各种合适的大小生猪，购买后用竹笼抬送至海口生猪行转运香港。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经香港出口生猪生意看好，且竞争者不多。曾家昌字辈兄弟通过做猪肉生意再兼职其他小贸易，积攒了银钱，便在母亲（曾德超曾祖母）的许可下分了家，曾昌福自己改建祖屋，并与兄弟另建两幢石档屋。随着孙子辈的出生，曾昌福又着手规划新的住宅，然而在他去世之前，只来得及购置整理新屋的宅基地并购买了全部建屋用的石料 ；新宅的真正建造完工和迁入居住是由曾德超的祖母主持，由曾德超的母亲、伯母、婶母一批妇女负责完成的。这样，曾家在昌福夫妻的筹措经营下，渐渐为子孙的昌衍和发展开辟了空间。此后，曾昌福又利用自己打下的基础，将子嗣尽可能地送入学堂。令兴、令隆、令楷在中学毕业之后，都有一段时间进一步学习，而最终使曾德超、曾德越、曾德让、曾德初、曾德舜等第三代及第三代以后的子嗣能够从单纯的贫穷落后的农户世家走出，陆续踏上外出求学的道路，成为知识化的农民家庭或知识分子家庭。

曾德超的父亲曾令隆继承了上一辈重视子孙教育的传统。他毕业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 年在广西梧州工作时，有了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此时曾德超尚在迈德村村中祠堂念小学，父亲曾令隆亲身体会到两广文化的深厚和对长子的寄望，迅速托人将曾德超带到广州寄读于天主教“圣心”小学，而后曾德超又顺利考入广州私立培正初中，这是广州三所最著名的教会中学之一。

教会学校的私立性质以及港澳富家子弟作为学校主要生源的基本状况，意味着从曾德超的小学到初中阶段，曾令隆都须支付儿子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用。曾令隆的职位只不过是广西梧州法院中担任笔录庭审的“书记官”而已，拿不到很高的薪水，但他仍然坚持要将长子带出农村，进入只有华侨子弟才能进入的教会学校，去接受美式“贵族”教育。这使曾德超的人生迈入了第一个拐点。

图 1-4 1945 年曾德超与父亲曾令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曾令隆、曾德超父子离家在外，曾家二房（即曾令隆一家）的境况愈加困难，曾令隆的全部收入除出自己花销外，全部用于支援曾德超上学。曾德超的母亲张氏在分家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辛勤种田劳动，维持全家四口人的生活。1937 年，张氏抚养着尚在襁褓的幼子曾德越，带着时年 6 岁的容兰（曾德坤）和 12 岁的长女和兰，艰难生活。

曾德超 1929 年离开家乡去海口上小学时，大妹妹曾和兰年仅 5 岁，三妹和四弟尚未出生。因此，曾德超和曾和兰关系最为亲近，也最为疼爱。曾和兰从小体弱，但很聪明、心气高。在曾令隆父子离家期间，母亲张氏受“女大当嫁”传统影响，通过媒人介绍，相信生辰八字等迷信说法，把16 岁的曾和兰嫁了出去。结婚后，夫妻关系不好。后来，曾和兰（参加革命时名为曾坚贤）全身心投入抗日革命活动。1941 年 2 月琼崖特区人民政府在塔市乡成立抗日救国会，曾和兰被任命为第一任塔市乡抗日妇救会会长，一直领导塔市乡广大青年妇女在各村庄展开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压迫等爱国运动的斗争。61948 年，曾和兰患上了肺病，不得不离开革命队伍，只能投奔娘家养病，希望得到二妹和母亲护理照顾。然而家中族长坚决反对，认为嫁出去的女儿倘使回娘家治病，若最后死在娘家，将给全族子孙带来晦气。最后，经在府城中学教书的舅父帮助，在海口租房安置，直至 1951 年春病逝，年仅 26 岁。

四弟曾德越在府城农校读书时，与同学一起参加“琼崖地下学联”进行革命活动。海南解放后，这个地下组织曾被怀疑为是反革命的，曾德越因而入狱接受审查。1953 年，该组织被正式结论为革命组织，曾德越被释放出狱，在拘留期间患了严重胃病，成为终生慢性病患。此时曾德超已经在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任教，曾德越中学毕业后，即考取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业机械化专业，1961 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业大学内燃机学系工作，一直做到副教授。2003 年 2 月，因长期胃病转为胃癌入院，经医治无效而去世，终生未曾婚娶。

虽然远离乡土，但是故乡的亲人和农村的状况一直在外出求学的曾德超心中，未敢或忘。在美国读书时，曾德超曾邮汇 200 美元托当时在海口的一位大学同学代给母亲张氏，可惜没有下文。1948 年，曾德超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成归国，到行政院善后事业委员会乡村工业示范处华中分处（湖南邵阳）工作。正值父亲曾令隆因病从四川回家，绕道湖南，不巧与外出公干的曾德超错过。曾令隆在广州写信到邵阳，令曾德超赴穗相见。得知消息后，曾德超立即赶赴广州，却在路上患胃出血，不得已滞留广州治病，并托老乡往家带去一百银元。此时曾令隆已从广州飞回海南，由养女一家接待、照料 ；最终因病重不治，1948 年冬在海南医院病逝。曾令隆离家近 20 年后，终究没有回到家 ；曾德超离家近 10 年，直至父亲去世也未能见面。而曾德超托人捎去的钱，也竟然再一次失去消息，家人全然不知，无所助益。

曾德超每每回忆起父亲和妹妹，也极为自责，尤其对当时不及接济家中的客观原因和事实痛心疾首。“大妹妹是病死、饿死的！”这份令人心碎与内疚的亲情记忆，成为曾德超终身的遗憾。后来，小妹曾德坤 1950 年海南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工作，母亲和幼弟由曾德超抚养，直到弟弟大学毕业和母亲 1989 年去世。

早期教育

图 1-5 1998 年曾德超与儿子曾雨在曾氏宗祠

迈德村曾氏宗祠建于乾隆年间，气势恢宏，典雅端庄。祠堂院落三进，坐北朝南，头门上有一幅石刻对联 ：

武城世族 ；

鲁国家风。

这昭示着琼山曾氏与孔门四大学生之一曾参的渊源。祠堂内供奉着历代曾氏祖先牌位的宗圣殿，高挂着一幅晚清广东末代解元、本村名人曾对颜撰写的对联 ：

莆田分派琼岛移居百余年，庙貌重新，唯长念水源木本 ；

闽矫登科陵阳作宰廿数世，凤徽共仰，愿不忘祖德宗功。

沿中轴线石板路行进，便可达到经学堂——曾家祠堂小学。这是迈德村的骄傲，从建成开始，一直是族中子弟的诵读之区。200 年来，这个乡村私塾培养出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可谓是彦士俊杰，代出无穷。在清朝，迈德村就有2 名举人、贡生 15 人、国学生25 人。其中，官居七品以上者14 人。新中国成立后仅迈德村就有工程院院士曾德超，有博士、出国援外专家、学者、全国劳模、名医、教授、高级职称和县团处级干部共 48 人 ；有教师 92 人，其中有九代出 47名教师的海南教师第一家7。

曾德超进入曾氏宗祠学习时，年仅 6 岁。在个人回忆中，对这段学童记忆提及甚少，只记得那是复式教育，一、二、三年级都在一起上，并提到祠堂里教授了“《三字经》一类”的学问。在曾家祖先牌位神台上，居中位置的最大的一块牌位，是至圣先师孔子。宗圣殿列设的“迈德村曾氏家规”，开篇便是“劝读书，长才智”。迈德村曾氏在古代就定下了这样的规矩 ：未读书者不可进祠堂祭祖，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族规变成了六年级不毕业者不得在拜祭亭上跪拜祖先。显然，迈德村的居民有着崇尚教育的悠久传统。

经学堂内曾高悬“解元”、“武魁”、“拔元”、“优元”以及“大雅扶轮”等多块彰显教育成就的牌匾，彰显了曾家子弟中人杰辈出的嘉况。在历史上，为了对曾家子弟进行良好教导，迈德村曾氏族长常常到海府地区选聘名师前来经学堂掌教。晚清末期，解元公曾对颜还经常回乡督课子孙，对联中“愿不忘祖德宗功”一句，体现着曾对颜对后辈的殷殷期盼。

经学堂以公田出租所得而为子弟义务教育。浓厚的学习氛围加上严师的指导有方，当时的经学堂吸引了远近几十里的学生慕名前来就读，成为蜚声于外的一所乡村名校。因此，可以说，孩提时代的曾德超，在自己还没意识到之前，便已经开始了学问和教育的洗礼。

1931 年，曾德超 12 岁时，被父亲托朋友带到广州上学。首先是在广州石室天主教堂所下属的圣心小学补习，半年之后，1931 年秋天，曾德超转入私立奥华中学预科班。1932 年又进入基督教教会办的广州私立培正中学就读。这开拓了曾德超的视野。一个农村孩子首次离开家乡，向着更广阔的天地行去。他回忆 ：

父亲有眼光，他赚的钱基本用于我上学了。他很少回家，回家的话也没有带多少钱。我两个妹妹，在小学念得很好，下面再读不下去……父亲就是个抄录，文化水平不高，旧式中学毕业，后来念了个培训班。同乡的有人在法院里工作，就互相帮忙给他找个工作。父亲叫我好好读书，别搞政治。他在我考取留美（资格）之后，就在四川。我也来不及去同他告别，就走了。后来就没见到了。没有我父亲支持，我是出不来的8。

广州天主教圣心大教堂是中国最大的哥特式石结构天主教堂建筑，由法国建筑师稽明章（Guillemin）设计，中国广东石匠蔡孝担任施工总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政府依据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借口清政府在教禁期间没收过天主教在广州的教堂，威胁清政府赔偿损失，强迫官府出租原两广总督行署地，兴建此教堂9。1888 年落成时，这座教堂耗资 40 万法郎，建筑面积 2754 平方米，东西宽 35 米，南北长 78.69 米，地面到塔尖高 58.5 米，教堂西塔大钟楼的东、西、南面各装上了圆形罗马数字机械钟，这是广州最早的报时大钟。东塔大钟楼有五个从法国运来的命名为“马利亚”的铜钟组，是广州市唯一的一组摇摆式响钟（现有一个铜钟流落广西梧州教堂），可与闻名世界的法国巴黎圣母院相媲美，直至今日，仍是国内现存最宏伟的双尖塔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

石室天主教会创办的学校基本是设于石室教堂的附近，主要是为传教的精神渗透而设立，理所当然地把宗教教育作为教育的重点内容。但这些学校的创办，在客观上促进了普及教育，对广州的近代教育事业产生了极大影响。

曾德超到教会学校借读时，国内政治环境正是最恶劣复杂的时候。国民革命失败之后，琼崖中共地下党人受到广东军阀的严酷镇压，琼山迈德村曾德超的不少族人遭到骇人的公开杀戮。曾令隆大概看到了政治环境对少年成长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未雨绸缪，将儿子送到教会学校就读，作为避免卷入政治乱局的一种考虑。然而作为一个初次远离家乡的少年，那种完全陌生的学习环境，加之与广东同学间言语不通的状况，使少年曾德超感受到强烈的孤独感，拥有了渴望温暖的人生体验和渴望互相关爱的感念 ：“学生都是广州周围的，假期里都回家去了。整个大宿舍，黑咕隆咚的，就我一个人。神父把我叫去，管我吃饭睡觉。他念经（祷告）呀什么的，叫我跟着他，边走边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