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区域发展：扭曲市场的政策与空间均衡
由于上面说到的城市发展的微观基础，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符合经济规律的现象，比如说经济和人口在向少数地区集中，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一些大都市圈。因此，有一些文献用中国的数据尝试验证经济地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研究分支文献已经相对成熟，而且基本上是用中国的数据复制在国际文献当中已经有的结果。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考我与合作者们的总结，特别是接近大港口和区域大城市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的经验研究（陆铭等，2011；陆铭，2013，2017）。
本节试图说明，中国的区域发展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空间均衡。经济的地区间平衡发展被广泛地误解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均匀分布，同时，现有体制鼓励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经济规模、投资和税收的最大化。于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因素使得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成为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全国范围内的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被损害。未来，理想的话，可能制度性的市场分割终将得到解决，但一些非正式制度性的因素可能长期存在，危害中国的国内市场一体化。
（一）空间均衡的政治经济学
我想借本文强调的是，国际上发展成熟的空间均衡模型中基本上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不存在政府力量对于像土地这样重要的资源进行行政配置。这些模型只能被作为市场经济的基准（benchmark）来对待，如果不在空间均衡模型当中加入中国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学因素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那我们会对空间均衡模型在中国的应用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
国际上的空间经济学研究和已经存在的跨国经验均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会逐渐从扩大转为缩小，呈现出一条倒U形的曲线（World Bank，2008）。在中国，劳动力流动既起到了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缩小地区之间市场潜能差异导致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有利于实现空间效率与区域平衡的双赢，即“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丁嵩、孙斌栋，2016）。如果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可以看到大约在2004年之后，省和省之间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趋同，人均GDP的差距也开始收敛（徐现祥、王贤彬、高元骅，2011）。借助于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刘树成、张晓晶（2007）也研究了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收敛的现象。请特别注意，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convergence）是基于较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而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始终高于中西部（向宽虎、陆铭，2015），因此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收敛与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有关，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增长理论的含义，不是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寻求最优配置的结果。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收敛，中国的城乡发展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些拐点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经济发展会伴随一个劳动力过剩逐渐向劳动力短缺过渡的过程。当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被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吸纳，经济就会出现“刘易斯拐点”，此时劳动力短缺时代将来临，工资上涨趋势将非常明显（Lewis，1954）。如果简单套用这个理论，中国似乎在2004年之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工资上涨过程，城市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似乎也同时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很少人注意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拐点”伴随着政策上的重大转变，那就是2003—2004年中央开始对欠发达地区——具体来说就是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上，开始倾向于欠发达地区，同时收紧人口流入地（特别是东部和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中央的政策导向显然是为了平衡地区间的发展，但是，由于将地区间平衡发展等同于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因此，就采取了将资源大量引入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并相对压缩东部的资源投入，而欠发达地区也有做大本地GDP的激励，其直接效果就是相对拉低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投资等方式拉高了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陆铭、向宽虎，2014）。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人口流出打工的趋势有所放缓，而人口流入地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在沿海地区，由于土地供应相对收紧，房价上升。房价作为人口流入地最重要的生活成本，又溢出到工资水平之上，导致工资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进一步抑制了东部地区的经济竞争力（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Liang，Lu and Zhang，2016）。
这些现象均说明，考虑中国的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必须在模型当中加入政治经济学的因素，把行政干预和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障碍加入模型中。这样做是因为在刻画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域发展模型和城乡二元经济模型当中，资源的配置效率是被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所保证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收敛是以发达地区资本边际回报下降为前提的，效率与平等是同时兼顾的。但是，因存在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收敛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在欠发达地区进行的投资偏离当地发展的比较优势，那么它所带来的只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在长期有可能是无效率、供给过剩以及债务增长。在宏观上，这种行政干预的结果，就是2003—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现象（陆铭、向宽虎，2014）。从整体经济来讲，2003—2008年中国因为有强劲的外需，经济处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掩盖了经济增长当中的低效率问题，之后的若干年以来，外需的增长逐渐放缓，就导致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行政干预的低效率和债务增长逐渐体现了出来。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献回顾中，我将重点总结中国政策干预和生产要素市场扭曲对于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已经有一些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因素纳入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模型中，讨论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在城乡发展方面，存在户籍制度这样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城乡间收入差距将扩大，同时，城市将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需要花成本来治理由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社会不满，经济增长将由此而受损（陈钊、陆铭，2008；刘晓峰、陈钊、陆铭，2010）。在区域经济方面，由于存在学习效应和规模收益递增，地方政策将策略性地选择进入一些并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获得未来更高的收益，在这种动机下，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将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快经济增长的占优策略，但事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陆铭、陈钊、严冀，2004；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周黎安（2004）认为，地方官员通过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而获得晋升，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中的地方官员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这能够解释中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和地区间形形色色的产业“大战”和恶性竞争。(8)在城市体系方面，有研究将劳动力流动障碍加入劳动力区位选择模型中，结果发现，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梁琦、陈强远、王如玉，2013）。由于户籍制度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中国经济增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Tombe and Zhu，2015）。杨曦（2017）在一个包括对于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的模型中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增长效应，结果发现，从提升经济规模和城乡劳动力工资及福利的效应差异来看，中国城市发展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是，在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城市推进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并提高这些城市的宜居度。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政策恰恰是在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那么，理论上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在经验研究中的实际情况和趋势是怎样的呢？早期的研究发现，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省和省之间的市场分割仍然相当于欧洲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市场分割（Poncet，2003）。后来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大约在2001年之前，市场整合逐步加强（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2006）。近来的研究发现，省际贸易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虽然是负的，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进一步说明导致市场分割的因素可能在弱化（陈永伟，2016）。但是，最近十多年的情况却不乐观。如果说2004年之后，行政力量对于资源配置的干预加强了，我们应该担心市场整合是恶化的。近来我注意到有研究用更加微观的价格数据来检验中国市场一体化和一价定律是否成立的问题。在Li和Sun（2017）的研究当中，大约在2006年之后，中国地区之间的物价水平差异有明显的扩大，这表明地区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有恶化的迹象。如果仅有这一篇文献，那么还有可能仅是一个孤证。但与此同时，我又注意到吴意云与朱希伟（2015）的研究。他们基于省际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和行业专业化在2005年前后均由上升转为下降，致使省际产业同构现象加剧。请特别注意，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地区之间应该走向分工与合作。只有在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地区和地区之间才有可能出现GDP增长速度收敛的同时分工恶化的现象。
导致区域经济走向整合和分割的因素有很多，目前的研究在这一方面还非常不够。我们早期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而国内市场存在分割，那么，经济越开放，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越高（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2006）。地方政府相似性的产业政策是导致省际分工弱化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地方政府制定本地产业政策的重要参照，凡是被中央政府选为政策支持产业的，其在各省有更高的概率被地方政府（省级政府）选为政策支持的产业，这导致了各省之间产业政策的高度相似。这种发展模式往往使欠发达地区偏离自身条件，被动“复制”发达地区经验，造成中国工业的地理集中过低和地区间分工不足（吴意云、朱希伟，2015；Wu，Zhu and Groenewold，2016）。地方政府分割市场和实施地方保护的手段有很多，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近来，有研究发现，官方媒体在起着保护本地企业的作用。以汽车召回为例，与地方的机关报相比，市场化导向的非机关报的确会更为积极地报道汽车召回事件，但是，非机关报对召回事件更为积极的报道主要体现在非本省汽车的召回上（冯净冰、陈钊，2016）(9)。
从这些研究出发，我认为必须要反思地方政府干预对于国内市场整合的负面影响。按照道理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恰恰应该通过市场整合来享受大国本应有的规模经济红利。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博弈导致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的跨地区资源配置，那么，中国的大国规模经济效应无法得到发挥。
相比于地方政府干预对市场分割的影响，关于中央政府或者跨区域的政府组织促进市场整合作用的研究相对不足。范子英、张军（2010a）发现，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削弱地区间市场分割的作用，与我们之前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陆铭、陈钊、严冀，2004；陆铭、陈钊、杨真真，2007）。张学良、李培鑫、李丽霞（2017）发现，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有促进区域内市场整合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政府如何发挥协调地区间关系的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官员激励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些批评
上述有关中国目前经济体制与市场分割之间的关系，隐含的意思均是指当前的体制在某种角度上来说不利于经济的长期有效增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若干年以来，有关中国官员激励考核体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文献积累已经很多，学术界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特色的官员激励和考核制度促进增长。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支文献进行反思和总结。(10)
经济增长的来源无非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我们就分这两个方面来讨论问题。首先，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才是经济可以持续长期增长的最终来源。在经济理论中，如果中央和地方形成委托代理关系，那么对于地方官员进行激励和考核将降低这一委托代理关系当中的代理成本，促使地方官员努力工作。如果这个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在数据中看到，受到更强激励的地方官员领导的地方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此类文献。一个间接相关的研究是，用于表征财政分权制度的“财政自主度”指标会不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是，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中，基本上看不到财政自主度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关系（高琳，2016）。
我们再来看生产要素积累的数量。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官员往往受到来自上级的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以及税收增长的考核。在这样的考核体系之下，不难理解，地方官员都受到激励，通过加大投资做大本地GDP总量。因此，在实证上能够看到获得更强激励的地方官员领导的地方具有更快的经济增长。例如，有利用省级数据展开的研究发现，官员任期、地方官员轮替这些与晋升激励有关的指标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徐现祥、王贤彬，2010；张军、高远，2007）。或者反过来说，更快的经济增长会带来官员晋升的更大可能性（Bo，1996；Li and Zhou，2005）。尽管关于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文献争论（比如杨其静、郑楠，2013；Shih et al.，2012），但在我看来，经济增长和官员晋升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两者的关联是不是意味着官员考核和晋升制度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这里，我认为有两点需要仔细辨析：
第一，当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官员获得更强激励，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和经济增长，这完全有可能是一种转移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换句话来说，是在投资总量和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激励较弱的地方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转移到了官员激励较强的地方。这种在省一级或者市一级面板数据当中看到的考核激励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其实不能说明总量经济增长受益于既有的体制。换句话说，总量经济增长的蛋糕完全可能并没有增长，只是强激励的官员分得了更多的经济增长。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周黎安（2004）的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基于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理论，他所刻画的就是一个晋升激励导致重复建设和市场分割的行为模式。通俗地说，这是一个“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的逻辑。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说一个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这个制度有利于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有文献发现目前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和分权体制，在更加激励官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时，却不利于地方增加民生方面的支出（高琳，2016）。面板数据的分析所展现的基本上都是当期的解释变量对于短期的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即使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短期的经济增长，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处在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上。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是两个问题，地方官员有激励做大短期投资，而投资本身就是GDP的一部分，但是，短期内如果投资过多，回报下降，有可能使得投资偏离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在长期反而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在利率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投资通常是过多的，是偏离最优经济增长路径的黄金律的（陈斌开、陆铭，2016）。即使是在基础设施这样具有正外部性的领域，也有文献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基础设施投资过度，尤其是在西部（Shi and Huang，2014）。
那么，在既有的官员激励与考核制度下，有没有可能实施某种调整，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财政支出的水平和结构），使得经济增长回到最优的路径上来呢？陈钊、徐彤（2011）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对公共品偏好不强，且因公众意愿表达机制不畅导致的信息不充分问题较为严重，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以经济增长作为较充分信息统计量的“为增长而竞争”的治理模式有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当民众对于公共品的偏好加强时，在地方政府竞争模式之下，加入任何一种激励指标，都可能让地方政府去追求这一指标，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保证这些用于激励官员的指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一致，这就可能导致新的扭曲。除非用“满意度”这样一个综合的指标来反映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官员晋升的指标，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篇论文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了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制度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条件，在本质上，基于满意度的晋升激励要求上级政府把对于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权利还给民众。这实际上指明了与时俱进地进行体制改革的方向，其理论意义应引起更多的重视。
（三）非正式制度对于市场整合的影响
总结了制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整合等问题的影响之后，我想在本文倡议，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非正式制度对于市场分割的影响。乐观估计，等到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问题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从长期来看，地方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可以得到纠正。同时，中国的法律体系里也有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任何机构采取阻碍市场竞争的行为。从长远来看，制度的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反而是一些非正式制度的因素对于市场整合的影响应该尽早得到关注，那就是文化。近来的研究发现，中国存在地区之间方言的差异，这会成为影响市场整合的一个负面因素。徐现祥等（2015）发现，如果一个地方方言的复杂性更强，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受到负面的影响越大。刘毓芸、戴天仕、徐现祥（2017）更为直接地验证了地区之间的方言差异对于市场分割和资源误配的影响。高翔、龙小宁（2016）以大类方言区作为区域文化的度量，发现这种文化分割所造成的省内文化差异确实会显著降低被分割地区的当代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邻省地方保护主义水平的提高而加重，随被分割地区划入当前省份的历史的延长而减轻，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的打乱与地方保护主义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我们自己的一项基于上海市外来人口调查的研究发现，在人们普遍可以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背景下，本地方言能力成为一种身份显示机制，虽然听上海话的能力没有显著作用，但说上海话的能力显著影响受访者的收入和就业（Chen，Lu and Xu，2014）。最近陈永伟（2016）的研究也发现，如果用省和省之间的姓氏距离来度量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对省际贸易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影响正在逐年增强。
虽然这一组有关非正式制度因素对市场分割影响的研究刚刚起步，但从前瞻性来讲，这个研究方向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当中国未来在制度上越来越能保证市场统一之后，那些非正式制度的因素将决定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会像美国一样，还是像欧盟一样。欧盟在制度上没有任何分割市场的因素，但在语言、宗教、文化上存在国和国之间的差异，导致实际的市场整合不够充分。而美国国内市场一体化明显好于欧盟内部，如果中国比美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低，将严重制约中国发挥大国优势。在下文的第三部分，我就要强调这种事实上的市场分割对于区域和国家发展，以及大国的统一货币区红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