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人

法国的南北之分最为明显。梅里美第一次沿着罗讷河来到普罗旺斯，在阿维尼翁下船时，他就称感觉仿佛到了异国他乡。不只是当地的语言，景观、气候、生活方式都与北方形成鲜明对比，而且那里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联系非常明显。19世纪下半叶，法国经济一体化才刚刚实现，法国北方出口小麦和糖，南方正好需要进口。马赛强烈反对保护主义，认为这是北方人压榨南方人的手段。地中海贸易使南方看好非洲、黎凡特和远东，1870年之后更是如此，当时拥有欧洲大陆最繁忙港口地位的马赛被鹿特丹、汉堡和安特卫普取代，马赛转而成为专为欠发达国家市场生产产品的工业城市。从政治上讲，南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支持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心理上讲，南方不断抱怨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尽管税收比北方少，而且在议会中占有比例很大的席位。南方众多的政治领袖因其固有的缺陷，被人们认为充其量只能算是演说家和操控家。然而，他们与尼姆的基佐、马赛的梯也尔和埃米勒·奥利维耶、卡奥尔的甘必大、巴塞罗那的保罗·雷诺（Paul Reynaud）以及卡庞特拉的达拉第（Daladier）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

南方人普遍认为北方人和他们是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们还积极传播这一观点。赋予南方人最鲜明个性的是都德，他写过的小说有《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努马·卢梅斯当》和《阿莱城的姑娘》。都德的作品让人觉得南方人是这样的：他们首先具有无限的想象力，仿佛是主宰文明的太阳，给世界创造着幻景。在都德看来，与其说南方人不诚实，不如说他们喜欢自我表现，常常因自己的发明和创新得意忘形，他们发现夸张是给现实生活添姿加彩的必要花束。他们热爱戏剧性的姿态，任由自己激情四溢、口若悬河，“时而勃然大怒，时而炫耀卖弄，时而愁眉苦脸，即使他们真诚之时，也总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戏剧人物，他们喜欢把一切都搞得富有戏剧性”，然后他们又会退回到懒散、麻木之中。他们善用言辞与手势，迫切需要交流感情，如果不把感情之事向别人倾诉，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不说话就不会思考。”努马·卢梅斯当说。然而，他们的话总是言过其实。他们认为家的概念属于北方人，因为南方人住在户外，但他们同样忠于家庭和传统，他们“像封建社会的东方人一样，对宗族和部落尽忠尽职，热爱甜食，完全瞧不起女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饱含激情、纵情酒色，有时甚至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他们既迷信又沉溺酒色，还极力反对教会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忘记神灵的存在，但一遇到疾病或不幸，又会寻求神灵的庇佑。尽管他们也有恶毒的一面，但也热爱喜乐欢笑；他们十分恐惧死亡与疾病，但还是非常乐观。都德出生于尼姆一个支离破碎的丝绸织匠之家，后来他在巴黎发了财并留在那里。他把南方人描写成逃跑的流亡者，他声称自己热爱南方的方式就是嘲笑它。南方人虽然对他的冷嘲热讽表示不满，但也没人真的把那些话当回事儿。

书写普罗旺斯的作家们认为南方人有一种独特的心理。J.奥鲁兹（J.Aurouze）就是这些作家之一，他于1907年在艾克斯学院（该学院于1894年设立了普罗旺斯历史讲席）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他将这些主张用科学术语表述，并利用泰纳的有关种族、环境和时间的理论加以证明。他说，即使普罗旺斯人在生物学上不是一个种族，“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独特习惯也已经刻进他们头脑和灵魂”，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心理暗示”，使他们与众不同。正是那里美丽的风景造就了他们“高贵而和谐的气质”。那里的农业产品主要是葡萄等水果，他们因此不必辛苦劳作，这使他们快乐而幸福；温暖的气候培养了他们出众的洞察力、感知力与好奇心。乡下人的自卑感根深蒂固，这是因为他们说话不得体，又不是巴黎人，对此，奥鲁兹和其他许多人表示抗议。作为反击，他们剖析、解释了南方人的特点，并将其转化为积极的优势。他们不再自我诋毁，取而代之的是自豪和骄傲——为那些原本被人诟病的特点而自豪和骄傲。尽管过去人们常说方言不能表达思想，只能在农家院和日常生活中使用，但是现在普罗旺斯语被誉为表达普罗旺斯人的真实感情和隐晦情感的唯一媒介。矛盾的是，这些观点反而因普罗旺斯是法国种族最混杂的地区这一现实得以强化。普罗旺斯的出生率相对较低，居民迁出频繁，还有大量外来移民。因此，正如一位医生在1883年所写的一本充满巧思的书中论述的那样：普罗旺斯大多数人的心态与美国人的类似，这种心态是受他们的邻居影响形成的。根据书中所述，大多数普罗旺斯人根本没有这种心态，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形成这种心态。移民们很快就称自己为普罗旺斯人，所以这些普罗旺斯人的心态各异。普罗旺斯人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来自法国阿尔卑斯（65%）或意大利阿尔卑斯（皮埃蒙特和热那亚，占20%）、塞文山脉和比利牛斯山（5%）、法国中部或北部（5%）、科西嘉（2%）或其他国家（3%）。其中四分之一是外国人，这其中90%是山区男性，他们贫穷，很少有人能够出人头地，但他们工作勤奋、尊重权威、节俭，往往有很多子女。只有到了第二代，他们才有了抱负和想象力，话才开始多起来。第三代只占人口的25%，却表现了普罗旺斯人典型的心理。正是这些人成就了伟绩，他们能说会道，自负自大，总觉得有必要向所有人炫耀自己有多么聪明、多么耀眼。他们现在不是靠努力工作，而是靠机智、想象力和家庭关系来解决困难：他们赌博、酗酒，他们会向任何愿意善待他们的人倾诉，通过这种方式掩饰自己的烦恼，并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礼仪。他们试图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胆举动给邻居们留下深刻印象，比如用特快列车从巴黎运来食物以举办盛大的宴会。他们常常嘲笑和批评同胞，因而很难在本地成为先知式人物，但他们对事业有极大的热情，因为他们热衷于吸引他人的目光，政治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忙完政治之后，他们又把精力投入各种各样的团体活动。如同偏爱政治一样，他们还对音乐充满热情，热衷于参与音乐团体，因为音乐给了他们绝佳的表现自己的机会——装饰自己、挥舞旗帜。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婚礼、葬礼、升职）去庆祝、去奏乐，甚至佩戴着丝带、挥舞着彩旗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

尽管大多数普罗旺斯人在追逐名利的道路上仍会向巴黎挺进，并且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法国人，但也有少部分人直言不讳地强调他们与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的亲缘关系，而不是与法兰西民族，而且这类人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宣称自己继承了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的传统，并为此感到自豪。他们还为13世纪的加泰罗尼亚作家雷蒙德·勒尔（Raymond Lull）大唱赞歌，把他描述为地中海人，称他的作品融合了地中海两岸的种族、宗教与哲学。例如，他们声称，与奥维德相比，他们对诗歌的热爱与伊本·道乌德（Ibn Dawoud）或伊本·哈兹姆（Ibn Hazm）等阿拉伯人更有共通之处。他们还批评了勒南认为古罗马文学和阿拉伯文学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界的异教徒，是十二、十三世纪卡特里教派的继承者，虽然法国曾残酷镇压该教派，但其教义仍旧流传下来。他们认为摩尼教异端准确体现了普罗旺斯人最深刻而悠久的思想特征。他们称普罗旺斯人并不认为善与恶是矛盾对立的；他们没有等级观念，没有道德要求；他们认为生活是一门艺术，人们可以卖弄风情，也可以浅尝辄止；他们不以自己的品性来评价他人，而是接受他人做自己的权利，并按照他人实现理想的程度欣赏他，而并不评价理想本身。与信奉绝对真理的北方人不同，他们看重的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应对其性格的方式。因此，他们把自己和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尤利西斯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尤利西斯是地中海人永恒的典范，他本质上是个矛盾体。人们或许认为尤利西斯不诚实，但在地中海，说谎并不是不被认可的。事实上，说谎既不是游戏，也不是精神紊乱，而是一种仪式和礼仪。尤利西斯为现实涂上色彩，因为他喜欢把自己视为现实的创造者。他不惧死亡，因为地中海人不考虑这件事，他们只考虑葬礼，正如地中海墓地所体现的那样。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得到来世的奖赏，而是为了享受现在，为了取悦自己，为了给自己塑造一个和蔼可亲、高尚美好的形象。南方的爱也有别于北方：普罗旺斯人不谴责激情，但不会把对女人的忠诚当作至高无上的美德；他们强调男人比女人优越，但也会把女人首先作为母亲来尊重。他们声称，这一切使“欧西坦语的天才”和地中海式的头脑与巴黎所谓的品位与理性法则完全不同。他们拥有不同的哲学、诗歌和宗教，他们有不同的感觉。他们的文化是口口相传的，而不是以文学为基础。

19世纪，普罗旺斯丰富的遗产再次被发现，一部分发现者是先于巴黎人对它感兴趣的外国学者，另一部分发现者是南方的博学之士，其中许多人是有闲暇时间的非专业人士，愿把一生献给本地的相关研究。那里发现的游吟诗人的诗作表明，普罗旺斯在中世纪欧洲辉煌的文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诗作所用的语言不是纯粹的方言，也不是变体的法语，而是一种与法语同时发展并独立于法语之外的、能和法语平起平坐的语言。游吟诗这种中世纪的抒情诗体对浪漫派有强烈的吸引力。奥古斯丁·梯叶里把法国历史描述为充斥着南北方间的冲突：南方是自由之乡，有令人羡慕的富饶田野和大型城镇，但被北方的军事专制所摧毁。普罗旺斯人曾称北方人的语言为狗叫。在基佐的史书中，普罗旺斯也是被征服之地。1831年，福瑞尔（Fauriel）被任命为索邦大学外国文学教授，他为学生们讲授普罗旺斯诗歌史，并出版了一本有关被德国人征服统治的南高卢方面的书。1851年，艾克斯学院教授希波吕特·福图尔（Hippolyte Fortoul）担任教育部部长，他派使者到各省收集流行歌曲与民谣，而在此之前“文学界”对此不屑一顾。艾克斯和布里尼奥勒的大律师弗朗索瓦·雷诺亚尔（François Raynouard）出版了一本词典、一部法律纲要和一本普罗旺斯诗歌选集。路易斯·梅里（Louis Méry）抗议“巴黎式的思维观念及言行正在传染给普罗旺斯人”。迪涅的S.J.奥诺拉（S.J.Honnorat）博士从小就讲普罗旺斯语，后来自学了法语，他编撰了一部比以往任何词典都厚5倍的普罗旺斯语词典，但其影响范围不大，尽管教育部买了100本，奥诺拉的词典最后还是惨遭削价处理。以上种种只不过是一种对抗众多试图让普罗旺斯人放弃其方言并教他们如何“正确”地发音和说法语的图书的温和的行为。本质上这些都是博学多才的做法，但只有当它们广为普及时，才能真正产生成效。

这种普及首先要归功于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 Mistral, 1830-1914），他是个抒情天才，是他使普罗旺斯诗歌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905年，米斯特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人们不禁要问，对比加泰罗尼亚运动，为什么除了诗歌，米斯特拉尔领导的普罗旺斯地区的运动却从来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呢？需要提及的是，米斯特拉尔与加泰罗尼亚有一段时间关系密切，1868年他还参加了加泰罗尼亚的文学节。上述问题的答案是，加泰罗尼亚运动有坚实的经济后盾，普罗旺斯运动则没有。加泰罗尼亚处于伊比利亚工业化的最前沿，其商人与商界领袖也积极参与了文学复兴活动：冶金雇主联盟的秘书长是一位诗人，文字学家们同时也是工程师。上层社会使用加泰罗尼亚语，完全排斥西班牙语，这使加泰罗尼亚语优先的观点得以站稳脚跟——这种情形在普罗旺斯从未出现。因此，加泰罗尼亚语被确立为所有阶层的第一语言，但普罗旺斯语对法语的抵制从未达到这种程度。普罗旺斯人仍然在巴黎、在公职队伍中追寻升官发财之梦。当工业化最终波及南方时，资本主要来自外部，管理人员也来自其他地区。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公司的铁路网北上容易，南下困难。普罗旺斯地区主义运动领导人沉浸于辉煌的过去，是旧经济的拥护者。米斯特拉尔的父亲是个商人，也就是介于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小业主，他继承的祖业足以让他体面地生活。获得法律学位后，他投身于诗歌创作，与背景相近的哥们儿聚会吟诗。1854年，他们中的7位在西格聂基金会聚会，成立了宣传普罗旺斯的费利布里热协会。他们的信条是内容平民化、语言通俗化，他们坚信人们错误地以为方言土话只适合表达“低级或滑稽的内容”。早在费利布里热协会成立之前，南方就有很多通俗诗人颇受欢迎，比如，马赛的制袜商皮埃尔·贝洛特（Pierre Bellot），著有《普罗旺斯的故事》，共4卷，1840年卖出了2 000套，他书中的角色说的都是自己的母语——普罗旺斯语、加斯科涅语、意大利语以及各种口音的法语。维克多·热吕（Victor Gelu, 1806-1885）是马赛一位面包师的儿子，他真切地唱出了故乡人的苦难，活脱脱的就是南方的贝朗瑞（Bérenger）。米斯特拉尔继续推广他的通俗文学，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可谓前无古人，他的青春活力使他成为诠释生活方方面面的美国现代流行歌手与音乐家的先驱。他在《普罗旺斯年鉴》（1855）首刊中宣布了他的主张，年鉴中收录了他和朋友们的新诗：

他们是欢乐而自由的朋友，

我是全国的歌唱家。

每个年幼的孩子都爱她的母亲，

每只小鸟都爱自己的窝。

我们的蓝天，我们的沃土，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天堂。

副歌：

他们是欢乐而自由的朋友，

所有这些都来自普罗旺斯，

我们是费利兹人，

从源头而来。

《普罗旺斯年鉴》首刊只有500本，但后来每年能售出约1万本。米斯特拉尔称，这意味着他们拥有约5万名读者。然而，费利布里热协会的宗旨不仅是用人民的语言表达人民的感情，还旨在改良、改进普罗旺斯语，使其规范化，这是他们开会的一个主要目的，但规范化同时也是对多种方言变体和谐共存的一种阻碍。普罗旺斯有大约20种不同的方言变体，在这一点上它与南方其他省份（图卢兹、贝阿恩、朗格多克、奥弗涅、利穆赞等）有很大不同。鉴于此，费利布里热协会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区赢得强大的支持令人惊诧不已。晚年时，米斯特拉尔扮演起类似族长的角色，就像个国王，整天被王公大臣们围绕着，受到远道而来向他表示敬意的门徒们的敬仰。1876年，费利布里热协会发布章程，把南方划分为不同地区或“维护区”，每个区都有自己的政要，各自组织发表评论，举行定期会议并进行讨论。文学史上有超过500位用欧西坦语写作的作家，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实际人数恐怕还不止于此。

费利布里热协会人数不多，成员之间的根本分歧致使协会陷入瘫痪，因而未能形成广泛的影响。米斯特拉尔本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个普罗旺斯的诗人，他总是密切注视着巴黎。事实上，是教育部部长福图尔的特使阿道夫·迪马（Adolphe Dumas）发现了他（他当时正在搜集通俗歌曲），并邀请他去巴黎，还把他介绍给拉马丁。米斯特拉尔发表的第一部杰作《蜜蕾伊》（Mireille），其法语版本与普罗旺斯语版本同样制作精良。拉马丁称之为新《伊利亚特》（Iliad），赞美米斯特拉尔为荷马再世。米斯特拉尔始终无法抗拒这些甜言蜜语，但他缺乏成为政党领袖的决心或精力：一开始他是共和党人，并赞赏蒲鲁东这位联邦主义者，但1870年战败和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之后，他害怕了，不再支持普罗旺斯自治，成为传统诗人，过着古朴的乡村生活，甚至转而支持天主教（尽管从未实践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他痴狂的人们热情消退。有人指责他只是歌颂阳光下的普罗旺斯——它的乡村美景、他自己的感受，却忽视了工业化带来的问题，而且从不提及马赛。大家觉得他把普罗旺斯变成了一个民俗珍品，他还用诺贝尔奖奖金在阿尔勒建造了博物馆，在那里收集并整理农民的服饰和工具，仿佛是一位民族志学者。事实上，米斯特拉尔对自己居住地以外的南方知之甚少：为了写罗讷河诗歌，他先阅读了一些旅游书籍，然后乘汽船游览，亲自感受罗讷河的风光。他追溯过去的理想主义，这使他无法超越诗人的身份。此外，他传达的信息似乎总是消极的：对理想和完美的追求是贯穿他诗歌永恒的主题，他宣称这种追求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他通过创造幻觉来逃避现实，就像他说的——“对那个把我关在里面的虚伪世界有着强烈的反感”，他心情郁闷，被“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模糊理想”所吸引。

米斯特拉尔的朋友们要比他保守得多。约瑟夫·鲁马尼耶（Joseph Roumanille, 1818-1891）是一个贫穷园丁的儿子，他是教师，后来又成为印刷厂的校对员。他一直像祭司般信奉宗教，他保守、虔诚、善良、善于讲道，天主教辩论家弗约视他为盟友。泰奥多尔·奥巴内尔（Théodore Aubanel, 1829-1886）则是富家子弟，其父负责管理教皇在阿维尼翁开设的官办印刷厂。他的自传体爱情诗——讲述他对一个最终成为修女的贫穷女孩无望的爱——被神职人员谴责为淫秽诗歌，但事实上他也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奥巴内尔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诗人，他的诗歌描写了生活中肮脏暗淡的一面。他反对费利布里热协会将普罗旺斯理想化。他是与波德莱尔（Baudelaire）不相上下的地方人物，是费利布里热协会最专业的撰稿人，与当时巴黎的一流作家交朋友。当1876年米斯特拉尔携手鲁马尼耶站在保守阵线前沿时，奥巴内尔则成为自由的、反地方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该运动以巴黎费利布里热协会的年轻一代为中心，他们一方面抵制地方主义，另一方面期望地方文化融入法国文化的精髓。为数不多的背叛行为仅仅是个人、城镇和地区在各种意识形态上不断出现的分歧中的一小部分。例如，马赛和蒙彼利埃就有强烈反对教会干涉政治的费利布里热协会的分支，而这一主张与米斯特拉尔的许多教义相悖。蒙彼利埃红色运动由L.X.德·里卡尔（L.X.de Ricard, 1843-1911）领导，他是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一位侯爵和将军的儿子，20岁时就反对共和制。马赛著名诗人维克多·格鲁认为，费利布里热协会自命不凡，因而他鄙视他们，他坚信地方主义在工业化时代注定要消亡。另一个动向是“拉丁概念”的推广，该概念旨在实现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罗马尼亚人的统一。这一概念是1878年在蒙彼利埃的一个节日上被提出的，但南方的统一从未实现。鲁马尼耶使用的是欧西坦语，米斯特拉尔也使用欧西坦语。欧西坦语只是一种方言，他们有意将其推广为南方的民族语言，但没有成功。米斯特拉尔于1892年与莫拉斯和阿穆雷蒂（Amouretti）联手发布了法国联邦主义宣言，但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米斯特拉尔退缩了——当时人们典型的做法，成立了法兰西祖国联盟。当南方葡萄种植者在1907年发动暴乱时，他拒绝抛头露面。他不喜欢像新教教徒保罗·德维多利（Paul Devoluy）那样的年轻人所展现的活力，后者在世纪之交挺身而出领导运动。南方的那些传统部门通常充满活力，这一切在费利布里热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运动的真正寓意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