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撒谎以掩盖痛苦

要证明你的生活、身材比别人好，朋友比别人多，会导致一场心照不宣的军备竞赛，女孩们不仅要伪造图片，还要伪造生活中的事件。对一些女孩来说，这意味着要为跟上别人的步伐而努力。对另一些女孩来说，巧妙地伪造一个经过净化的网络版自我可以掩盖自己的抑郁、焦虑和无助。利用社交媒体来美化你的生活是一回事，用它来赤裸裸地演戏则是另一回事——一件危险的事。

安娜很少参加派对，她在上大学前几乎从不考虑早睡。她是一名19岁的混血儿（中国人和白人），在一所城市精英大学读大二。每个周末她都因为不能下定决心去参加派对而自责。周末晚上，坐在房间里，她确信每个人都在外面寻欢作乐，只有她是孤零零的。在一个有大型橄榄球赛的晚上，她决心努力一把：她和一个朋友穿上超级球迷装，在脸上贴上假文身，然后在朋友的套房预热了一下。她们自拍了一张，她将照片上传到Instagram，然后她们一起去了体育场。

安娜告诉我：“理论上来说，这就是我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的顶峰。”但是当她坐在看台上，待在一大群穿着黄色T恤衫的学生中间时，她感到无比悲哀。她并不爱自己身边的人，也不喜欢自己所在的地方。“按理说我应该喝得大醉，充分享受人生的巅峰时刻，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孤独，担心在学校里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她开始在看台上哭起来，最后提前离开了。当她走出体育场时，她的手机振动起来。

那是她的一个高中朋友发来的短信。“她说，天哪，我好喜欢你在Instagram上发的照片。你看上去醉醺醺的，很有大学生的范儿。你好像玩得很开心。”

安娜擦了擦眼睛，回复道：“我没喝醉。我现在很痛苦。”

“每个人都在Instagram上撒谎。”她的朋友回复说，“哈哈，别担心。”

这位朋友的回复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了很久。让我感到无法释怀的不是那句“每个人都在撒谎”，而是那句“哈哈，别担心”——她对安娜分裂的表现漠不关心，轻松地接受了安娜的谎言和被她隐藏起来的痛苦。

认为一个女孩无论如何都应该是快乐的，这种论调在网上甚嚣尘上。在网上，你所投射的情感和你真正感受到的情感之间的不协调非常明显。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一学生，田径明星麦迪逊·霍利兰（Madison Holleran）的故事再真实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她的Instagram账号上，她是一个明星运动员，一位深受爱戴的朋友，一个深受宠爱的女儿和妹妹。在线下，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为适应大学生活进行着漫长的挣扎，而她将这一切都隐藏了起来。2014年，她从一个停车场的9楼跳下身亡，留下了一小堆礼物：给母亲的项链，给父亲的巧克力，给刚出生的侄子侄女们的衣服，给祖父母的姜饼，最令人心碎的是，还有一本《幸福计划》。那一年她19岁。

她的朋友和家人试图理解这场悲剧，麦迪逊的一位朋友回忆起她俩一同浏览同龄人的Instagram内容。“这才是大学生活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她们对彼此说。但事实并非如此，麦迪逊感到挫败和不安。随着假期临近，麦迪逊一想到要面对高中朋友就畏缩了，她对朋友英格丽德说：“我觉得我所有的朋友在学校里都过得很愉快。”

自杀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杀死麦迪逊的不是Instagram。现在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当初怎么做可以帮助她，但是很明显，她对Instagram上精心炮制的人生图景信以为真，然后无情地断定自己没有达标。一个女孩的社交媒体账号永远不应该被当作她真实生活的快照。对于关心女儿的心理健康以及在此方面有所疑虑的父母而言，与女儿生命中的其他人保持沟通至关重要。一种方法是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你女儿的朋友，这样你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给他们留言。在高中和大学里，如果你女儿的好朋友担心你女儿，她们通常会很想和你谈谈。

家长们可以去主动了解大学提供的资源，如咨询、心理健康和妇女中心等，并鼓励自己的女儿在需要时寻求支持。除了个人咨询以外，这些项目通常会全年开展广泛的外展活动。大学还为学生提供压力管理、正念和其他支持团体。宿舍管理人员也可能是很好的交流对象。

大学毕业后情况会更棘手，特别是她的社交圈更新以后，但是，只要给她在Facebook上的朋友发一条信息，你就可以打开一条关于你女儿真实情况的沟通渠道。

当我和年轻女性谈论她们在网上提供并见证虚假的、精心策划的自我形象时，她们会朝我翻白眼。她们说：“我知道，我们很明白。”然而，尽管她们觉得我说的她们都懂，她们还是会静静地关注社交媒体上的完美信息，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她们常常让这些信息左右自己的喜怒哀乐。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女孩们声称自己对破坏性媒体免疫。2010年，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教授注意到，在她的学生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她们开始大量观看公开贬低女性的真人秀节目，但坚称观看这些节目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们告诉道格拉斯，她们完全知道这些节目有多么侮辱人。她们边看边翻白眼，取笑并嘲弄那些可笑的人物。道格拉斯认为，这样做会让这些女性产生优越感，觉得自己“凌驾于”那些垃圾之上。

实际上，学生们对这些图像根本没有免疫力。道格拉斯写道，她们所消费的是“老式的顶级父权制，只是伪装得好得多……用诱人的Manolo Blahnik高跟鞋和IPEX胸罩加以掩饰”。这影响了女性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道格拉斯称这种现象为“开明的性别歧视”，即认为性别歧视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女权主义已经没有必要了。

或许现在的社交媒体也是这样，而且社交媒体不像电视，在这里女孩不仅消费，而且创造。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充斥着虚假的，往往带有性别歧视色彩的女孩的自我形象的世界。这勉强算是一场虚拟真人秀，女孩们在这里表演自己传统意味上的女性特质，展示她们作为超级朋友、派对女孩以及物欲横流、性感的一面。这是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女孩们对此十分清楚。她们对它翻白眼，抱怨它，对加了夸张的滤镜，看上去与发布者毫无相似之处的照片嗤之以鼻。

但她们无法转移目光，她们停不下来。伊莎贝尔对我说：“你不知道我读了多少文章，所有文章都在说我不应该相信（我在网上看到的东西），也不应该为那些东西而感到难过。我知道那些东西都不是真的……可接着我看了一眼手机，有人正在分享一顿浪漫晚餐的照片。在那一瞬间，我忘记了她们的生活并不完美。我只记着我又饿又累，而她们却有一个可爱的另一半给她们送去食物。”

女孩们会对社交媒体采取一种同时充满厌倦、矛盾和极度脆弱感的态度，因为她们从来就不知道没有社交媒体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忍受和适应。“这有点像你在生活中有一个朋友，”玛雅解释说，“你喜欢她，你和她聊天，当有人问‘你们俩怎么会是朋友’时，你会说‘不知道，因为是所以是’。那些人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存在了那么久，所以她们永远都会留在你的生命中。”

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比喻。友谊必须被仔细监控，以确保它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社交媒体也是如此。有时候，因为没有哪个朋友可以满足我们的全部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个人空间（以便我们能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些时候，我们不得不直言不讳地质疑人际关系中那些不利于我们的成分，尤其是当它们伤害到我们的感情时。对待社交媒体也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