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
由于人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复杂性，社会心理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着手，形成了各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流派。传统上，社会心理学有四大理论流派，分别是行为主义理论流派、符号互动理论流派、精神分析理论流派和社会认知理论流派。
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将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学分成了两大阵营。行为主义主张用诸如奖赏与惩罚这样的学习原理去解释人的行为，反对去研究心灵、思想、情绪或其他的内部过程，强调去研究那些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实验的能观察得到的行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偏爱对个体的经历用临床实践的方式进行精细的分析，而不是对行为进行实验。社会心理学对这两大阵营并没有真正的偏向，它对可以用实验方法去研究行为的行为主义青睐有加，但也赞赏精神分析对个体内部状态和过程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心理学尽量走在它们的中间。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心理学终于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采用科学方法去测量行为，但也可以科学地去研究思想、感受和其他内部状态。
考虑到这四大理论流派基本上是20世纪上半叶提出来的，没能很好地反映之后的发展，而且其中很多也会在别的分支心理学有详细的介绍，加上篇幅所限，我们就只在此介绍相对更新，也是主要流行的四种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
一、社会学习视角（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社会学习，指的是发生在社会情境中的学习。准确地说，社会学习是指由于观察到别人（或动物）发生的适应性行为改变（即学习），而不是个体直接经验而来的学习。具体而言，人们获得和发生的社会行为、态度和情绪反应的改变，是观察到了像父母或同伴这样榜样的行为，然后模仿而来的。也就是说，这种学习仅仅是观察到了别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就得以发生了。例如，如果你和同学一起聚餐，服务员上了一道菜，你的同学嫌它没有摆好，就自己动手去摆，结果被碗烫得痛苦地缩回了手。那么，你应该不会马上去模仿、重复你同学的行为，伸手想去摆好它：同学被烫，就好像自己被烫了一样。
（一）背景与历史
在20世纪的前半段，学习的心理学理论本质上还是古典的行为主义思想，主要关注的是一个人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拿其代表人物斯金纳（B. F. Skinner）的操作条件反射理论来说，他认为学习是通过奖赏或强化的体验而发生的。斯金纳阐述了建立条件反射的两个原则：（a）任一反应若有强化刺激尾随其后则有重复出现的倾向；（b）强化刺激可以是增强操作反应速率的任何事物。
例如把一只饥饿的老鼠放在实验用的笼子中，老鼠可能表现出多种行为，如乱窜、尖叫等。而一旦触到一根实验者有意设置的杠杆，则有食物落下。经过多次尝试后，老鼠便学会了按动杠杆的行为，即建立了操作条件反射。在这里，食物促使了按动杠杆行为的重复，因而具有强化刺激的性质。
动物的学习过程如此，人类的学习亦遵循这个过程。如婴儿学语，偶尔发出一声“妈”，母亲就会高兴地抱起来吻孩子一下。实际上，婴儿并不是有意识地叫“妈妈”，但母亲的吻却给孩子带来温暖。久而久之，婴儿便学会了叫妈妈。这里，孩子的操作行为是“妈”音，母亲的亲吻是强化刺激，孩子学会叫妈妈就是操作条件反射的建立。
这种极其死板的要与环境中的奖励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行为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有了新的改变，米勒（John Miller）和多拉德（Neal Dollard）提出了社会学习的概念，强调了学习中社会情境的重要性。尽管他们研究中存在局限性（例如他们依然维持没有模仿和强化，学习就不会发生的说法），他们却强调了学习中内部认知过程的作用，刺激了学者们把很多理论与实证研究放到社会学习上去。
米勒和多拉德在1941年出版的《社会学习和模仿》一书中继续用霍尔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包括驱力—反应—线索—酬赏四种因素在内的社会学习理论。我们先看一项实验。一个6岁的小女孩事先被告知一个书橱里藏有糖果，并要求她要把取出的书和杂志都放回原位。结果，小女孩花了210秒钟，翻了37本书，终于找到了糖果并将其吃掉。在小女孩离开房间以后，在她最初找到糖果的同一本书下面又放了另一块糖，并允许小女孩再来找一次。与第一次不同的是，小女孩进屋后并未停下来坐一会儿或进行任何提问，而是径直去寻找糖果。结果只花了86秒钟，翻了12本书和杂志，她就找到了那块糖。第三次再让她去找，她花了11秒钟，仅翻了2本书。然而奇怪的是，当第四次让她去找时，她竟花了86秒钟，翻了15本书才找到糖果。但在此之后，她的进步却是惊人的，到第十次，她一下子就找到了藏有糖果的那本书，并且只用了2秒钟。从第一次实验来看，小女孩花了210秒钟，时间主要花在进行错误的选择，询问别人，在房间的其他地方搜寻，以及流露泄气的情绪等方面了。然而最后一次，时间减至2秒钟，其原因主要是没作任何停顿或没有浪费任何精力。
小女孩的学习经验涉及四个因素：（1）驱力。如果小女孩没有想获得糖果的愿望和需求作为动机，她是决不会按照预期的计划去行动的。（2）反应。如果她对实验的全部细节缺乏了解，那么她是永远不会知道怎样去寻找糖果的。（3）线索。或者说引起一系列反应的提示，具体包括驱力、对小女孩的要求或指示，以及整个房间内的状况，如色彩、设施、面积、位置和书上的标记等。（4）酬赏。它使接二连三所进行的实验中发生了大致相似的期待反应。酬赏使线索和适当的反应之间的联结得到了加强，但是酬赏的作用是依驱力而定的，因此，如果由于满足而导致酬赏强度的减弱，就会使酬赏变得毫无效用或毫无价值。因此，一个完整的社会行为的学习也就是上述四种因素的依次展现。
社会学习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和理论家是班杜拉（Albert Bandura）。与其他的学习理论家不同的是，班杜拉强调要以人类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而不是从动物那里去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他在20世纪70年代介绍了自己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尽管人们确实会从行为中接受反应进行学习（例如让人痛苦的炙热会促使人用防烫垫套去把火热炉灶上的东西拿走），但大多数人类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学来的。他认为，人类的学习并不是从桑代克起许多行为主义理论家描述的那种试误过程，其行为也并非是由行为结果的直接强化或惩罚而塑造的。“如果人们只能依靠其行动的后果获知该做些什么，那么，且不说学习是危险的，也是非常费力的。幸运的是，大多数人类行为都是通过观察和模仿学会的：人们通过观察他人了解到新行为如何操作，在以后的场合中，这一编码的信息就能作为行动的向导。”按照这个理论，孩子们在餐厅里会怎么做是从父母那里模仿来的，青少年学到的政治态度是听到了成人们关于政治的谈话而来的。社会学习理论是把行为和认知综合起来去理解学习的——在强调对榜样的观察和模仿上是行为的，而在强调对人们思考、预期结果和象征的能力上又是认知的。
后来，班杜拉在他的理论中扩充了一个过去缺失的重要元素：自我信念。他把社会学习理论改名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来强调认知因素在学习、动机和行为上的重要性。从这个理论视角来看，人的心理机能是环境、个人和行为影响动态地交互作用的产物，这个动态的交互作用被称之为交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例如，一个人在一场考试中成绩很差（环境因素），就会影响到他自己在这个领域里能力的信念（个人因素），接着就会影响到他的行为（改变学习方法），而他的行为则会影响到他的环境（他把同学召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来准备考试）。
（二）替代性学习、榜样示范、自我调节与自我效能
社会学习理论主张人的学习并不需要去模仿行为，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元素是观察别人行为的后果，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性学习（vicarious learning）。这些行为的后果告知了人们什么是合适的行为和行为的可能结果，人们更有可能去模仿那些被奖赏的行为，而不是被惩罚的行为。所以，一个男孩看见了自己的姐姐因为撒谎而被父母惩罚了，他就学习到了不能撒谎，而不必非要自己撒谎挨揍才学到这一点。
榜样示范（modeling），就是观察到的别人的行为及其行为结果，可以以若干种方式来影响人的行为。第一，榜样的示范可以教会人们新的行为，如打高尔夫球时如何正确地挥杆。第二，榜样的示范能够帮助人们进行行为决策，如帮助决定是否离开聚会。第三，榜样的示范还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抑制（基于自我欺骗基础之上的行为限制）。例如，一个人难以掌握音乐中的经过音，也许会因为看见了老师训斥一位经过音掌握不好的同学而得到了解除。第四，通过观察榜样的示范，人的情绪反应亦会发生改变。例如，观看了一个演讲者紧张的演讲，有可能增加自己对在公众场合演讲的恐惧。
社会学习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示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些被个体认为与自己相似的榜样示范，其效果是最好的。例如，同性榜样的示范好于异性榜样的示范。社会地位高的榜样示范其效果也不错，例如像姚明这样的运动员或像马云这样的商界精英，其行为的示范效果不容小觑。此外，现实中真实的人们，如自己的父母或最好的朋友，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人们，如书本或电影中的人物，对人们的学习有一定的效果。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也强调了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和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的重要概念。自我调节涉及目标设定、自我观察、自我评估以及自我强化，一旦设定了目标，人们就会调控自己的行为，对照着自己的标准去评判行为，然后强化或惩罚他们自己。另外重要的是，行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人考试只得了65分，为了鞭策自己的学习，他就轻拍自己的头作为惩罚，而另一个则有可能在获得同样差劲的成绩时踢自己一脚。自我反省现在被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的概念表达了，指的是个体对在一项特定的任务或一个特定领域的任务完成中自己能力的知觉。自我效能是环境依赖的，尽管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如数学）有很高的自我效能，但他可能会在另一个领域（如领导）表现出很低的自我效能。大量的实证证据表明，自我效能在影响人们作出选择、目标的设定、向目标进发时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以及在特定领域中的成绩中，是一个重要的动机性构念。
（三）社会学习的过程
社会学习理论提出了社会学习的四个阶段：注意阶段、保持阶段、再现阶段以及动机阶段。首先，要向他人学习，个体必须注意到榜样示范行为中的相关方面。比如，孩子学习自己系鞋带，就要紧紧地盯住榜样手指的运动。其次，孩子需要把这些手指的运动记住，这是模仿发生的前提，主要依赖表象（童年早期）和言语编码（童年后期发展出的）两种表征系统。再次，这是有一定难度的事情，孩子要把他对别人系鞋带的理解转换成自己的行为动作，这是模仿学习中极为重要的环节。最后，孩子要有足够的动机才会自己去系鞋带，动机如孩子为了避免被鞋带绊倒，或是为了获得父母的赞扬。
（四）社会学习的重要性和影响
虽然社会学习被认为对孩子们来说特别重要，但是也被应用到一个人一生的学习中去。社会学习的视角在发展有关促进行为改变（如促进健康）和减少有害行为（如侵犯）的技术方面非常重要。社会学习也在对很多广泛现象的认识方面贡献良多，包括课堂学习，群体和领导者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有关健康的问题如对医药治疗的依从和酗酒，以及孩子对道德与价值观的内化等。
最受社会学习视角影响的研究领域是反社会行为、侵犯行为，其研究揭示了侵犯性的榜样可以引起大范围的侵犯行为。在一系列人们熟知的“宝宝玩偶”实验中，班杜拉和他的同事成功地阐明了儿童仅是简单地观看别人就可以学习到行为：让三组儿童都观看一成人（模特）踢打充气的塑料玩偶。第一组中模特的侵犯行为受到了实验者的夸奖，第二组模特则受到了惩罚，第三组模特既不受奖也未受罚。此后，通过单向透视玻璃观察儿童独自和塑料玩偶留在一起的情景。结果正如班杜拉设想的那样，看了模特受罚的那组儿童的侵犯行为最少，而看了模特受奖的那组儿童的侵犯行为最多，并且男孩子的侵犯行为明显多于女孩子。
更重要的是，这些模特不必是真人，电视电影（包括卡通片）里的那些侵犯性模特也同样是引发人们侵犯行为的有效性榜样。儿童尤其容易受这种影响，他们会认为侵犯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们看到了电视电影中的“好”人也在打坏人，而且还从模特那里学会了如何具体地侵犯。除了学习特定的侵犯行为之外，人们还学到了态度，即会在不同的场合像电视电影那样用侵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从乐观的方面来看，因为非侵犯性的模特可以减少人们的侵犯行为，所以社会学习的原理也能够在亲社会行为和助人行为中发挥出它的作用。
二、社会文化视角（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
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在西方的文化里发展而来的，这些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西方的样本。有一篇论文在对出版的重要心理学期刊进行分析后发现，总的来说，其中98%的第一作者是出自于西方或英语国家的大学，95%的研究样本来源于这些国家（Arnett，2008）。这就是说，心理学知识是由人口数只占全世界人口总数12%的国家创建的。如此的话，人们不禁要问，从这么狭小的样本中获取的心理学知识能够推广到全世界吗？在过去的30年间，跨文化的研究表明，以前被认为是没有文化差异的心理过程，其实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例如，基本归因错误和认知失调现象，就是在看重自我的西方国家才有的普遍现象，在其他文化中要么减弱了很多，要么就不存在。
社会文化视角认为，个体的偏见、喜好以及政治信仰会受到群体水平上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国籍、社会阶层和现今的历史趋势等。社会文化理论家们聚焦于社会规范（social norm）（或是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的核心作用。比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礼”字，从周公制礼乐起始，礼节不仅是人的一种美德，更成为一种不可逾越的行为规范，只有合乎“礼”的才是合理的，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到了孔夫子，更是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比如在生活中，父子间要“上慈下孝”，兄弟间要“兄友弟恭”，夫妻间要“相敬如宾”，朋友间要“谦恭礼让”，邻居间要“守望相助”，等等。
这一视角的中心是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文化的基本意思是人工的产物，即由于人类的活动而留下来的痕迹，因此文化囊括了环境中所有的人类可以调控的特征，从主观的特征如礼节规定，到客观的特征如房屋和服饰等。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多，我们在此将文化定义为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具有共同社会认同的人们所共享的一套信念、风俗、习惯以及语言。罗纳（Rohner，1984）也提出“文化”的精髓在于个体用共享的方式解释他们周遭的事物。这些可以共享的解释不仅包括个体的行为，还包括这些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如果你和我能够就一个特定的姿势表示友好而不是表示侵犯达成一致，或者我们都认为那个姿势是美丽的而不是丑陋的，我们就是以相似的方式在解释我们周遭的世界。如果在你和我之间这样的相似之处不可胜数，就可以说你和我共享一个文化。
文化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进行比较，其中有些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不同文化的语言（如汉语、英语、阿拉伯语）、服饰（如苏格兰短裙、和服、西服三件套）以及社交问候（如吻、鞠躬、握手）是不一样的。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会显示出其更微妙，也更重要的差异出来。在社会互动中人们是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的，他们注意到和记住了什么，对同伴群体是要融入进去还是要逃离开来等，都与文化有关。例如，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个体趋向于用个性特征来定义自己（如热情、乐观、雄心勃勃）；在韩国与墨西哥，个体更有可能根据与他人或社会群体中成员的联系来定义自己（如姐妹、朋友、学生）。在中国文化里，如果要做生意，哥们儿义气要比一纸合约更能够建立起信任；在美国文化里，人们更重视合约而不是个人关系。心理学对文化差异的研究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在人们信念和行为上微妙的差异，以及意想不到的相似性上面。
（一）背景与历史
人们对文化差异感兴趣由来已久，最早有关文化差异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对黑海沿岸国家进行贸易时不同文化群体人们独特信念和习惯的描述上。然而，直到19世纪学者们才开始对独特的文化信念和实践进行系统的研究，例如，法国的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早期美国文化独特方面的论著（《论美国的刑事制度及其对法国的应用》 《论美国的民主》）以及韦伯（Max Weber）对北欧发展的宗教思想是如何引起了关于工作意义的文化差异的分析。大约100年后，文化人类学开始对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进行研究。今天，通过采用精妙的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实验方法，结合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心理学让我们对文化差异与文化相似性有了新的认识，这便是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文化视角。
在心理学开始研究文化之前，经常假设从一种文化进行心理学研究获取的知识可以推及到所有人身上去。但是，当学者们在其他文化中对一些心理学研究进行重复验证时，却发现了有不同的结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社会惰化指的是当一个人与大家一起干活要比独自干活时所付出的努力偏少的现象，但在东亚社会里却出现了相反的现象，那里的人们与大家一起干活时要比独自干活时所付出的努力多。
（二）研究证据
有三个方面的证据表明了这些文化差异。第一个方面的证据是，对某一种文化的深入研究发现，人们在人际关系的想法和处理上的具体方式有很多不同。例如，墨西哥人的人际关系理念是，即便是陌生人，也要主动地与之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而在日本和韩国，他们也强调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但却是针对内群体（朋友、家庭）的成员而言的，而且是以一种“别惹事”的被动方式去维持这种人际关系的。在美国，和谐的人际关系又会因在休闲、社会关系与工作关系间而不同。尽管美国人普遍认为无论什么场合都要建立愉悦、积极的社会关系，但他们对人际关系不太重视，却对工作中的和谐比较在意。例如，有研究表明，在如何向他人传递令人尴尬、失望的信息时，如果传递的对象是朋友或熟人，美国人和韩国人都会采用婉转、含蓄的方式以避免让对方尴尬。如果传递的对象是一起工作的同事，美国人觉得即使是坏消息也要直截了当地告知对方，这样会合适些。但韩国人却认为面对同事传递坏消息的话，需要用更加间接的方式去告知对方，以给足对方面子。因此，某些场合（如工作）要比另一些场合（如聚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文化差异要显著得多。
第二个方面的证据来自对包括了主要大陆、数百种社会形态的人们的价值观进行测量的多国调查。在这些调查研究中，调查对象要对像“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是重要的”“人们需要通过与他们的社会群体的联系来定义自己”这样陈述句的同意程度进行评估。研究显示，不同社会文化的人们在是要重视个人自主还是要有义务遵循传统，是要平等还是要有地位的尊卑，是要强调竞争还是合作以及在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差异上有着显著的波动。
第三个方面引人注目的文化差异证据来自于对人们是如何对他们的社会环境知觉和反应的跨文化实验。当这些实验向不同文化的人们呈现相同的社会情境时，比如两个人在工作组会议上交谈的视频，他们的解释和反应很不一样。在拉美的文化中，人们注意到和记住的是视频中的人工作有多努力以及他们在一起时人际关系的好坏；而在北美文化中，人们也注意到了他们工作的努力情况，但却甚少注意他们的人际关系状况。
还有证据表明，文化差异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生活与参与经验的结果。例如，华裔加拿大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这样的双文化人群，他们的心理模式经常是处于他们的祖国（中国、墨西哥）和新适应的文化（加拿大、美国）之间。研究证据也表明，同一社会的不同宗教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例如美国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就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相对来讲，北方人的荣誉受辱只会引起短暂的不快，而南方人的名誉受损则变成了奇耻大辱。尽管在对暴力的容忍度上美国南北方人的差异不大，但是南方人在其重视的荣誉上要比北方人更可能去讨个说法。
（三）启示
文化差异几乎对心理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启示。文化差异表现在儿童的教养方式（发展心理学）、在一个社会里人格特质的范围（人格心理学）、人们是如何加工信息的（认知心理学）、精神失调的有效处理方式（临床心理学）、师生互动（教育心理学）、员工的激励（组织心理学）以及解释风格（社会心理学）等方面。对以上各个领域的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文化差异性和文化普遍性的知识。
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文化差异也会给予我们启示，无论是在学校、工作还是其他的场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互动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样的多样性要比种族或国家的差异更多，文化的多样性也包含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驾驭他们的社会性世界时，他们所使用的假设、信念、知觉与行为有着微妙却很大的差异。
三、进化论视角（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对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仅仅是闻到他最近穿过的衬衫的气味，女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他的长相——只限于她在排卵期间；当担心感冒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残疾人、肥胖人和外国人有强烈的歧视现象；当浪漫倾向被暂时激发出来，男人——而不是女人——变得更有创造性、对抗性以及更不循规蹈矩；遇见一个与自己态度相似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亲戚；怀孕的女性要比没有怀孕的女性更加爱国，但是只在怀孕的前三个月才会如此；看见异性长得像自己，会觉得此人是一个好朋友但不是一个好的性伴侣——他（她）值得信任但不够诱惑。
这些实验发现，以及其他类似的实验发现，用传统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很难解释。然而，以上这些都是从进化生物学中蕴含的心理学启示被预测及验证了的。社会心理学的进化论视角在理解人类社会行为和人性本质上正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1908年，最早的两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问世了。其中的一本是由一位有着生物学背景的英国裔美国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之手。这位学者持进化论视角（evolutionary perspective），他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根源于生理、心理上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曾经帮助我们的祖先存活以及繁衍。麦独孤继承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73）的观点：人类的社会行为（如微笑、轻蔑以及其他情绪表达）和生理特征（如直立姿势以及紧握大拇指）一样，也在不断进化着。从进化论视角去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学科，就是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进化（evolution）是指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过程。进化的核心驱动力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即动物将有利于其生存和繁衍的特征传递给后代的过程。适应特定环境的进化精良的新特质，又称做适应特质（adaptations），这些特质将替代那些进化不够精良的旧有特质。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动物的大脑与它的身体机能一样，会受到自然选择过程的塑造。所以，尽管虎鲸与牛在远古是相似的，同属哺乳类动物，但如果虎鲸与牛的大脑是一样的话，虎鲸将不能够很好地工作，因为虎鲸需要一个可以引导自己的躯体在海洋里捕食的大脑，而不是在草场吃草。同样的道理，蝙蝠尽管也是哺乳动物，却需要一个可以操纵自己那微小的身体在黑暗中高速飞行捕捉昆虫的大脑。进化心理学想要研究的是，人类的心理是如何受进化过程设计塑造的？
（一）历史与背景
我们可以把达尔文当作是第一个进化心理学家。达尔文在1873年论证道，人类的情绪表达很可能是与其生物特征（如对向的拇指和直立行走）一样进化而来的，他推测说，人的情绪表达在与自己同种的其他成员沟通时非常有用，一个愤怒的面部表情意味着准备战斗但留有让对手知难而退的选择，以免双方受到伤害。达尔文的观点对早期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1890年，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经典著作《心理学原理》中使用了进化心理学这一术语，认为人类许多行为都反映了本能的操作（即对特定的刺激以适应性的方式进行反应的先天倾向），就像人打喷嚏的本能一样，用急速的气流冲洗干净鼻腔的异物。1908年的麦独孤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他把本能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程序：特定的刺激（如社会性障碍）引发了特定的情绪（如愤怒），接着增加了特定行为（如侵犯行为）的可能性。
到了20世纪中期，麦独孤的观点失去了市场，此时行为主义大行其道。按照华生（John Watson，他曾与客居美国的麦独孤公开论战）的行为主义观点，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行为都是由人出生后的经验来决定的。20世纪的人类学也支持白板说，如前述的社会文化视角那样，认为人类行为的差异乃至人类本性是由不同的社会文化规范形成的。
到了20世纪下半叶，白板说在不断增加的实证发现面前支撑不下去了，跨文化证据表明，人们有着普世的、跨人种的偏好。例如，全世界的男性都会被处于生殖高峰（年轻漂亮）的女性所吸引，而大多数女性偏爱的是能够提供资源的男性。又如，在每一种人类社会中，男人和女人都会建立长期的婚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男人帮助女人抚养家庭。但是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和我们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并不如此。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95%～97%的雌性会独立抚养自己的子女。为何这些雄性哺乳类动物的家庭观念相对淡薄呢？或许是因为对这些物种而言，雄性的作用在受精之后便微乎其微了。然而，雄性的养育作用对草原狼以及人类等物种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物种的婴幼儿在出生之时非常弱小无助。从更加宽广的比较范围来看，这些普遍的人类行为模式反映了能够广泛运用于跨动物领域的强有力的原理。例如，雄性的投资在晚熟物种（无助羸弱的后代，如鸟类和人类）中要比在早熟物种（生下来就可以走，比如山羊等许多哺乳动物）中更为常见。
（二）现代进化心理学
现代进化心理学是若干不同领域学科发展综合的结果，包括动物行为学、认知心理学、进化生物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基础是达尔文进化理论中自然选择的观点，其基本原理在第一章已经比较详细地阐述过，这里不再重复。
（三）领域特殊性机制
进化的研究假设，大脑包含有大量专门的领域特殊性机制。例如，鸟类使用不同的记忆系统和不同的规则去记住物种的鸣声、有毒食物的味道以及储藏食物的位置等。许多鸟类在它们生命早期短暂的关键期里学习了自己物种的唱歌，在下一个繁殖季又完美地把它唱出来，期间这些鸟儿并没有对它进行练习。另一方面，鸟类只要在它们的生命中的任何时期有过一次尝试，就能够学习到有毒食物的特征。根据不同的一套规则，鸟类对储藏食物的地点进行学习、更新、去除。如果使用相同的决策规则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肯定是无效的，那么鸟类不同的记忆系统在解剖上就是不同的。同样的道理，人类在处理不同的任务时，也是遗传了不同的记忆系统。这些任务包括学习语言、学会避开有毒食物、识记他人的面孔等。
所以，适应性问题都具有特殊性——避免被毒蛇咬伤，选择一个水资源充足且易于藏身的栖息之所，避免食用有毒的食物，选择一个有生育力的配偶，等等。不存在所谓“一般的适应性问题”，所有的问题在内容上都具有特殊性。
因为适应性问题具有特殊性，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具有特殊性。看看下面的两个适应性问题：选择正确的食物（生存问题）和选择正确的配偶（繁殖问题）。这两个适应性问题的“成功的解决方案”是完全不同的。成功的食物选择包括，确认那些富含营养的食物，且避开那些有毒的食物。成功的配偶选择则要求个体找到一个有生育能力、并将成为好父母的异性伴侣。
对这两个适应性问题的一般性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它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吗？比如“选择看到的第一个对象”这种一般性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你有可能会摄入有毒的植物，和一个没有生育力的人结婚。如果在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有人曾经发展出这种一般性解决方案来处理各种适应性问题，那他（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祖先。
为了合理地解决这些选择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食物和配偶的重要特征作为具体的指导。比如，成熟的新鲜水果往往比腐烂的水果包含更好的营养物质。一般而言，年轻健康的人总会比年老体弱的人拥有更强的生育能力。所以，为了成功地解决这些选择问题，我们需要特定的选择标准，而这些标准正是我们的选择机制所包含的一部分特征。
选择机制的特殊性可以通过人在错误情况下的反应来加以说明。如果你在食物选择中犯了一个错误，那么将会出现一系列的机制来纠正这些错误。例如，当你吃到变质的食物时，食物的味道会非常糟糕，你肯定会将它吐出来。如果食物试图通过你的咽喉，你会产生作呕反应。而且，如果食物已经不慎被吃进了肚子，那你可能会呕吐——这是一种被设计来排出有毒或有害物质的特定机制。
但是，如果你在择偶时犯了错误，你不会有恶心、呕吐等反应（至少很少见）。不过，你可以采用其他方式来更正你的错误，比如和他（她）分手，选择其他人作为配偶，或者直接告诉对方你再也不想见到他（她）了。
（四）为广泛适用的理论原则搜寻跨物种证据
行为的进化视角包含了对一个物种的成员面对周期性发生的特定问题的分析，以及不同物种在同样环境条件下有着同样行为之间关系的证据搜寻。研究单独的适应特质（比如珊瑚蛇的颜色波段或者人投掷物体距离的能力）可能是有意思的，但是进化理论家们志存高远：要揭示这些不同适应特质背后的共同规则。例如，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theory）认为，如果某种性别的个体（通常是雌性，但也有例外）在后代身上投入了更多的资源，那么这种性别的个体在挑选配偶时会表现得更加谨慎和敏锐。相反，投资较少的那种性别将不会如此挑剔，但它们会表现出很强的同性竞争倾向，主要是为了争夺更有价值、投资更多的异性。换言之，有机体在繁殖上的投资越高，那它选择一个糟糕的配偶所付出的代价也就更高。
特里弗斯（Trivers）的亲代投资理论得到了来自大量物种的经验证据的强烈支持。在很多物种当中，雌性对后代的投资要远远高于雄性，我们人类也是如此，雌性在选择配偶时往往更为谨慎和挑剔。不过也存在少许例外，也就是雄性的投资多于雌性的情况。例如在某些物种当中，雌性将卵植入雄性体内，后代在出生之前都是一直由雄性照管的。在摩门蟋蟀、巴拿马箭毒蛙和海岸尖嘴鱼中，雄性对繁殖的投资就远远高于雌性。
雄性尖嘴鱼从雌性那里获得卵子，然后把卵子放在它的与袋鼠类似的育儿袋中。雌性尖嘴鱼之间会为了争夺“最好”的雄性而大动干戈，而雄性则对配偶更为挑剔。这种“性别角色倒错”的物种为特里弗斯的理论提供了支持，它说明并不是“雄性”或“雌性”本身导致了配偶选择的性别差异，而是因为两性在亲代投资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结果。因此，不断累积的证据为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个理论认为亲代投资才是配偶选择中挑剔倾向和竞争性的决定性因素。
（五）进化心理学论战
尽管有大量证据与白板说是相对的，但是许多社会心理学家依然不情愿持有进化论的视角。大多数心理学家接受了人类行为受到了明显的生物限制（比如女性要养育子女，其大脑的语言能力更强）的观点，一些心理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还是认同白板说。其中一部分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进化视角，是基于进化模型如何被检验的错误概念；其他的一部分则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例如，有些人害怕如果科学家承认男性与女性的动机有着生物先天的影响，那在工作场合实行不同的待遇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对此进化心理学家回应道，科学的审查机构未必会导致在这个领域一定发生这样的事，或开明的社会政策。例如，如果工作场所里男女平等的待遇是建立在男女一样的错误前提之上，那任何与这个前提相反的证据会被用来证明不平等就是合法的了。在现代环境中男女平等的社会价值观不应该靠否认生物差异来建立。
一些心理学家则深陷自然主义之中，认为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好的，那岂不是连裙带关系等都是合理的。另一些心理学家明白自然主义谬论的危害，害怕公众一旦听说人们的行为是受进化影响的，会受自然主义谬论的危害。进化心理学家普遍相信，与其压制科学事实，了解操纵行为的真实机制才是改变行为的最好方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人类过去的进化过程不仅塑造了一些现今社会不合时宜的特征（如男性的攻击行为），还有人类本性中积极的一面（如家庭之爱，以及与他人合作得以使整个群体受益）。
（六）进化心理学未决的问题
进化心理学是个让人兴奋的领域，因为很多问题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对遗传素质是如何影响心理机制发展的所知甚少。比如，全世界的男人都会被处于生殖高峰的女人所吸引，可是研究者并不太清楚这些偏好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其中的大脑机制是怎样的，以及是如何与环境互动的。还有，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偏好的简单先天机制，却对周围另一个人的偏好不管用的动态过程，人们对此仍不清楚。
到目前为止，进化模型已经在小范围内得到了应用，比如求偶行为的性别差异、攻击行为以及亲缘偏好等。现在，心理学家开始认识到进化视角前景广阔，可以用来说明人类社会行为的很多方面，包括印象形成、友谊、群际关系以及偏见等。用进化视角去认识人类的社会行为将会有更多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
四、社会认知视角（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
尽管各有差异，但总体来说，社会学习、社会文化和进化论视角都强调客观环境的重要性。它们都认为，人们的社会行为是受到所处世界的客观真实事件的影响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为社会心理学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社会行为的驱动力是每个人对社会事件的主观解释。比如，你是否愿意通过努力成为班长的决定取决于：（1）你对获得这一职位的概率的主观猜测；（2）你对成为班长所得益处的主观评估。如果你认为成为班长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或者你有意成为班长但达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你就懒得为竞选奔走了，即使从客观上看，你获得这一职位的胜算很大，而且此职位也颇能给你带来乐趣。
尽管强调主观解释，但勒温不认为客观现实不重要。为了全面地理解勒温的思想，首先我们得认识到一个人当下的环境会对他的思维、感受和行动有深刻的影响。情境的力量是强大的，特定的情境会使所有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去行动，无论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差异。看看你周围上社会心理学课的这些同学，有些人外向健谈，而有些却内向缄默。可是当老师开讲时所有的同学都会安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上课这个情境告诉他们，安静才是正确的行为方式。事实上，情境之强大，能够驱使一个人去做他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
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有着自己的人格特质、价值观、态度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信念，这使得我们与他人区别开来。我们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基因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独特的。我们一贯的偏好、思维方式以及行为倾向都难以随情境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人格心理学主要关注人的内部特质对人行为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人们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中表现出了很好的一致性，这反映了人们适应世界独特的方式，而且特质与行为的一致性贯穿于人的一生。例如，科斯塔和麦克雷（Costa and McCrae，1994）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出生后前几年的行为，与其青年、中年和晚年的行为倾向是一致的。特质强有力地引导着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如果再回到你的社会心理学课堂上，你会发现即使是在老师讲课的时候，有几个同学也在说话——他们那外向的特质已经压过了情境的力量。
现在我们知道了情境和人格特质都对人的行为有影响，那么，到底哪一股力量对人的行为影响更大一些？学者们为此争论了很多年。按照勒温的理论，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是这样去进行理解：人格特质与情境因素是如何一起互动来决定我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的。换言之，我们应该关注何种情境使何种人以何种特定的方式行事。
这种对内在体验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强调，很自然地将社会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认知心理学家研究思维的过程，涉及对环境中事件的注意、解释、判断和记忆。在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引领了一场“认知革命”，人们对大脑工作机制的兴趣重新燃起。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采取了社会认知视角（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该视角强调人们对社会事件的选择性关注、解释以及如何在记忆中储存这些经历的过程。并认为这种认知过程要比社会事件本身更为重要。
想象一下你在与一位朋友约会，这人迟到了。事实上，在约定的时间30分钟后你就开始怀疑这位朋友不会来了。终于，他出现在你的面前，说：“对不起，我都忘了和你约会这事了，刚刚才记起来，然后我就赶来了。”你的反应会是怎样的？你可能会恼火。再想象一下，假如你的朋友是这样说的：“很抱歉来迟了，路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导致长时间的堵车。”那么你的反应如何？你也许只有一点点恼火了。如果这个朋友以前经常迟到并用过这个借口，你就会怀疑这个解释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你的朋友是第一次和你约会迟到，或者是第一次这样解释，你会认为这是真的。在此情境中你的反应会取决于你对朋友过去行为的记忆，以及对他迟到借口真假的推断。可见，对社会情境的认知过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反应。
社会认知视角发轫于1930年代的格式塔心理学，在格式塔心理学家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客观的地理环境，而是人所感知到的“行为环境”。考夫卡（Kurt Koffka）曾以一个骑马人飞渡冰雪掩盖的康斯坦斯湖（他以为是大草原），后闻知实情便惊骇而死的故事说明行为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决定作用。行为环境和地理环境并不总是相符的，因为人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他经常积极地通过组织自己的知觉和观念，形成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正是这种对环境的组织作用影响着我们对环境的知觉，并进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如今，社会认知视角在现代社会心理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会为我们在本书中要讨论的社会行为的不解之谜提供关键的解释。
五、视角的整合
以上的每一种视角都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和人性本质的深邃洞察，但却像盲人摸象一样，只摸到了一只大象的局部。我们只有把这些不同的视角整合起来，才有可能使我们对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理解，因为人的心理现象本来就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某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下去，没有形成猛兽那样的强壮四肢和尖牙利齿，可以恣意抓捕其他动物，也没能生长出一对翅膀来飞行在空中，可以躲避诸多猛兽的袭击，而是进化出了一个认知能力超群的大脑，可以使人类以智取胜，以“团结就是力量”的方式结成群体，形成社会，最终傲然成为地球的主宰。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因素是同时交织在一起，进而共同发展的。首先，为了活命，人的大脑容量相对比较大，结成群体时为了能够真正地形成合力，面临着一个高效沟通的实际问题，这就逼着人类发展出语言来。其次，有了语言又进一步使得人类大脑的心理水平和认知能力突飞猛进。再次，因为结成群体和强大的认知能力，就使得人类的社会文化出现了。最后，社会文化又进一步地影响了人的心理和行为。为了说明的方便，以上只是个简化的过程，实际上环节先后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十分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来造就了我们人类，以及发展形成了人类的心理与行为。因此，任何一种心理现象的背后，其原因必定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偏见为例，在某种程度上，对其他群体成员的偏见与人们进化出的对陌生人的反感是息息相关的，人类的祖先会将陌生人看作人身危险与新疾病的来源。但是，对外人的反感总会涉及利弊权衡，因为不同群体的成员需要通商、通婚。因此，人类总得学会识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是应该害怕的以及谁是可以信任的。与此同时，在对群体的认知上，人们会对群体进行分类，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自己所属的群体——内群体，和自己没有隶属的群体——外群体，进而产生了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歧视。当不同群体间的关系随着历史事件不断改变时，文化规范也会相应做出改变。为了完全领会社会生活的神秘之处，我们需要将不同视角中的线索拼合在一起以观全貌。
(1) 埃德温·P．霍兰德．社会心理学原理和方法（第四版）［M］．冯文侣，等译，吴江霖，审校．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10.
(2)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