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语文学
欧洲受基督教之影响至深，昔日欧人往往以希伯来语言为世界语言之始祖，而自附其语言于希伯来语之支流末裔。迄乎近世，比较语言之学兴，旧日谬误之观念得以革除。因其能取同系语言，如梵语波斯语等，互相比较研究，于是系内各个语言之特性逐渐发见。印欧系语言学，遂有今日之发达。故欲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及其性质如何，非综合分析，互相比较，以研究之，不能为功。而所与互相比较者，又必须属于同系中大同而小异之语言。盖不如此，则不独不能确定，且常错认其特性之所在，而成一非驴非马，穿凿附会之混沌怪物。因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由是言之，从事比较语言之学，必具一历史观念，而具有历史观念者，必不能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也。……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比较研究方法之义既如此，故今日中国必先将国文文法之“格义”观念，摧陷廓清，然后遵循藏缅等与汉语同系语言，比较研究之途径进行，将来自可达到真正中国文法成立之日。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二编》
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
1932年8月17日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然语根之学实一比较语言之学。读大著所列举诸方法外，必须再详考与中国语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语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此事今日殊不易办，但如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学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耳。总之，公之宗旨，方法，实足树立将来治中国语言文字学之新基础，若能再取同系之语言以为参证之资料，则庶几可臻于完备之境域也。
（按：“右文之学”指因声求义之学；“苍雅之学”指《苍颉篇》《尔雅》而言，当指文字训诂之学。）
1934年3月6日致沈兼士函，《书信集》
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也。
《与妹书》，《二编》
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弟前拟以蒙文《佛所行赞》校藏文本（今梵文本真伪杂糅，非以藏文校读不可），而久不能得，虽托俄人往蒙古库伦代钞，迄不能致。
1929年致傅斯年函，《书信集》
如马鸣所撰《佛所行赞》，为梵文佛教文学中第一作品。寅恪昔年与钢和泰君共读此诗，取中文二译本及藏文译本比较研究，中译似尚逊于藏译。当时亦引为憾事，而无可如何者也。
《论韩愈》，《初编》
至《楞严经》，寅恪十余岁时，已读牧斋所作之《蒙钞》（按：《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
，后数年，又于绍氏见一旧本《蒙钞》，上钤牧斋印记，亦莫辨其真伪。近数十年来，中外学人考论此经者多矣，大抵认为伪作。寅恪曩时与钢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有关此经之著述及乾隆时满蒙藏文译本参校推绎。尤注意其咒文，是否复元后，合于梵文之文法及意义。因此得一结论，即此经梵文音译之咒心，实非华人所能伪造。然其前后诸品，则此土文士摭取开元以前关于阿难摩邓伽女故事译文，融会而成。故咒心前后之文，实为伪造，非有梵文原本。譬如一名画手卷，画虽是真，而前后题跋皆为伪造。由是言之，谓此经全真者，固非。谓其全伪者，亦未谛也。当寅恪与钢君共读此经之时，并偶观尚小云君演《摩登伽女》戏剧。今涉笔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觉为之一叹也。
《别传》第三章
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注《蒙古源流》事，兹再详陈之。《蒙古源流》著录于《四库书目》，然讹误极多，几不可读。王观堂先生临卒前犹勤校此书，然迄未能蒇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国文本系自满文译出，又于景阳宫发见满文本，及蒙文书社新印汉文本，宝瑞臣、王静安等校本，是治此书之一最好机会，故思以一年之期间为之。
1929年6月21日致傅斯年、罗家伦函，《五四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