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义”

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即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之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也。然则“格义”之为物，其名虽罕见于旧籍，其实则盛行于后世，独关于其原起及流别，就予所知，尚未有确切言之者。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

《支愍度学说考》，《初编》

（附）

基公《大乘法苑义林章》一所引菩提流支法师别传破刘虬五时判教之说，皆略同《大乘义章》之说，盖同出一源也。可知天台宗五时判教之义，本非创自天台诸祖，不过袭用旧说，而稍变易之耳。然与诸祖先后同时诸大师中，亦有不以五时之说为然者。就吾人今日佛教智识论，则五时判教之说，绝无历史事实之根据。其不可信，岂待详辨？然自中国哲学史方面论，凡南北朝五时四宗之说，皆中国人思想整理之一表现，亦此土自创佛教成绩之一，殆未可厚非也。尝谓世间往往有一类学说，以历史语言学论，固为谬妄，而以哲学思想论，未始非进步者。如《易》非（按：“非”似当为“本”之讹）卜筮象数之书，王辅嗣程伊川之注《传》（按：当指《易传》），虽与《易》之本义不符，然为一种哲学思想之书，或竟胜于正确之训诂。以此推论，则徐健庵成容若之经解，亦未必不于阮伯元王益吾之经解外别具优点，要在从何方面观察评论之耳。

《大乘义章书后》，《二编》

寅恪谓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按：柏格森）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则以印度之烦琐哲学解佛学，如欧洲中世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按：经院哲学），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说尤为正途确解也云云。

吴宓日记1937年6月22日

若十力翁之《乾坤衍》犹未免比附阿时，无异康有为之说孔子托古改制以赞戊戌维新耳。

吴宓日记1961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