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运用

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章者也。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借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若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二编》

至于北宋真宗时，日本传来之《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乃依据《大乘起信论》者，恐系华严宗盛后，天台宗伪托南岳而作。故此书只可认为天台宗后来受华严宗影响之史料，而不能据以论南岳之思想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二编》

《世说新语》文学篇阮宣子有令问条，以为阮脩答王衍之言，《晋书》四九《阮瞻传》则以为阮瞻对王戎之语，其他史料关于此者亦有歧异，初视之似难定其是非。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疑也。

《隋唐》二

《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

《唐代》中篇

“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以小说证史之思路。先师讲课及研究过程中，在掌握史料方面“以诗证史”之例颇多，前人已屡有称述；但“以小说证史”之论点，则在讲课过程中亦有所阐发，大意谓：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诚有之。《水浒传》所记梁山泊人物之事迹，多属民间传说甚至虚构，但这类人在当时环境下，从事这类活动，则是真实的。先师称之为：“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先师并顺便提到《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先师还曾简要地举过《红楼梦》为例，说尽管故事纯属虚构，但也反映了清代前期康雍乾盛世、上层社会之文化水平，及其日趋腐败、中衰状况。

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寅恪所见，为顾公燮书（按：《消夏闲记选存》）所载，乃保存当日钱柳两人对话之原辞，极可珍贵。所以知者，因其为吴语，且较简单，甚合彼时情景之故。至若《练真吉日记》（按：当作《练贞吉日记》），藻饰最多，尤远于真实矣。此点可取《世说新语》与《晋书》对校，其演变之痕迹，明白可寻。斯固治史者所习知，不待赘论。钱柳此趣文，亦其例证欤？

《别传》第四章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二编》

必定旧材料很熟，而后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古画已残破，必须知道画的大概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对经书（经史子集的经，也即上古史的旧材料）很熟，中古以下必须更［史］熟。

卞僧慧《“晋至唐史”开课笔记》，《年谱长编》（另参《编年事辑》1935年）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韩愈之《顺宗实录》者，朝廷史官撰进之国史也。李复言之《续玄怪录》者，江湖举子投献之行卷也。两书之品质绝不类似，然其所纪元和一代，宪宗与阉宦始终隐秘之关系，转可互相发明。特并举之，用作例证。

《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二编》

顷读大作讫，佩服之至。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尠矣）。今公此作，以此标题畅发其蕴，诚所谓金针度与人者。就此点言，大作不仅有关明清教史，实一般研究学问之标准作品也。拜诵之后，心悦诚服。

（按：陈智超说明陈垣之作系《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1934年4月6日致陈垣函，《书信集》

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史学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弱点为只研究佛教材料如《大藏经》，而不涉及其他文史典籍，只在佛教史中打圈子；或研究唐史而不注意佛教史，因此都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哲学史、文化史绝非与社会无关者，此一观念必先具备。

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