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人评论

钱氏（按：钱大昕）虽不显言王氏（按：王鸣盛）之非，然其所依据仍从唐史本传。较之刘孟瞻之误检《通鉴》之纪年，复误信王西庄于大中四年之误置闰月者，其学识相去悬远，信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也。

《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二编》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二编》

总之，寅于此范围一无所知，病中匆读一过，信笔写其印象而已。不能详绎，愧无贡献以资挥笔。惟尊制精慎明辨，令人倾佩无已。忆十年前王观堂先生欲作辽史索引，以移剌部名及其问题见语，寅当时亦未研究及此，颇忘其意旨所在。王文极明畅，而语言难懂，故未全悉其何所言也。观其作《脚色考》已注意及此矣。王公旋殁，遗著中亦无文论及此者，而寅心中觉此事尚必有未发之覆。今日忽读此文，知学问之道，真是后来居上，不觉欢忻感叹一时交集。

1936年1月22日致陈述函，《书信集》

寅恪后见王国维题高野侯藏汪然明刻本《柳如是尺牍》七绝三首之一云：“纤郎名字吾能意，合是广陵王草衣。”足徵观堂先生之卓识也。

《别传》第四章

我初见先生于姚家胡同，那行［时］先生兴致很好，除垂询学业外多所指教。当时曾谈：王观堂先生学识精博，自是当世大家，惟王先生作学问兴趣每几年由这一方面转到其他方面，倘若专一为之，所获成绩当更大。先生对观堂先生深表敬佩之忱，亦示应有借鉴之处。语重心长，使人铭记不能忘。

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第一次见寅恪先生，他谈到王国维。他说：“王观堂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他的兴趣经常转换。如果他不换，成就会更大。”我体会他是教导我做学问要专一……

刘凤翥、陈智超《陈述先生忆往事》，《年谱长编》

（附）

遵王与牧斋之关系，除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二及同治修《苏州府志》一百本传外，章式之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所载《钱曾传》，颇为详尽，兹不备引，读者可自取参阅。唯忆昔年寅恪旅居北京，与王观堂国维先生同游厂甸，见书摊上列有章氏此书。先生持之笑谓寅恪曰：“这位先生（指章式之）是用功的，但此书可以不做。”时市人扰攘，未及详询，究不知观堂先生之意何在？特附记于此，以资谈助。

《别传》第五章

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至于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则读者自能知之，更无待于寅恪之赘言者也。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二编》

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至识断之精，体制之善，亦同先生前此考释宗教诸文，是又读是书者所共知，无待赘言者也。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二编》

此君（按：岑仲勉）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1933年12月17日致陈垣函，《书信集》

大著（按：《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读讫，欢喜敬佩之至，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

1936年4月18日致沈兼士函，《书信集》

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二编》

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此为世人所共知，然亦谈何容易耶？盖天水一朝之史料，曾汇集于元修之《宋史》。自来所谓正史者，皆不能无所阙误，而《宋史》尤甚。若欲补其阙遗，正其讹误，必先精研本书，然后始有增订工事之可言。《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更何论探索其根据，比较其同异，借为改创之资乎？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证》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二编》

清代同光朝士大夫有清流浊流之分，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论之详矣。黄氏书所论迄于光绪中晚，此后，即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则未述及。其实光绪之末至清之亡，士大夫仍继续有清浊之别，请依次论之。秋岳之文本分载于当时南京《中央日报》，是时寅恪居北平，教授清华大学，故未得见。及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寅恪随校南迁长沙昆明，后又以病暂寓香港，讲学香港大学。至太平洋战起，乃由香港至桂林成都。日本投降，复远游伦敦，取道巴拿马运河归国，重返清华园，始得读秋岳之书，深赏其旸台山看杏花诗“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之句……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寒柳》

（附）

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但其所言，实中孝钦后之所忌。卒黜之杀之而后已。若斯之类，其例颇多，不遑枚举。……总而言之，清流士大夫，虽较清廉，然殊无才实。浊流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其中固有例外，但以此原则衡清季数十年间人事世变，虽不中亦不远也。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