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辛西娅·沃尔(1)
经过劳斯伯利的土地拍卖市场时，突然间，有一扇竖铰链窗子刚好在我头上猛地打开，然后有个女人发出了三声吓人的号啕，接着是以一种最难以仿效的腔调哭喊道，哦！死亡，死亡，死亡！而这让我猝然惊恐起来，连我的血液都发冷了。整条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任何其他窗户打开；因为人们眼下无论如何都没了好奇心；也没有人会互帮互助；于是我接着走进了贝尔胡同。
H.F.这样写道，他是1665年伦敦的一个鞍具商，是丹尼尔·笛福出版于1722年《瘟疫年纪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的叙事人。《瘟疫年纪事》详述事实真相，重述伦敦最近那场大瘟疫的故事，而这场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让它的叙事人“活了下来！”。《纪事》部分是纪实——大半生里是个新闻记者的笛福，从当下能弄到手的档案和小册子，获取许多资料和统计数字；部分是虚构——有关陷阱和逃逸、科学和迷信、隔离和复苏的个体故事集。掩埋其中的还有所有那些未被讲述的故事——像上述无名的悲恸发出的那种魂飞魄散的尖叫。纪实因故事而得以充实；故事由于纪实而得到保证。其结果——这种有点儿怪异的混合，一方面是图表、统计数字、日期和事实，另一方面是萦绕不忘的私密而直接的时刻——促使批评家威廉·赫兹利特在1830年说道：“（《纪事》）具有一种史诗的宏伟，在其风格和素材中，还有一种令人心碎的熟识亲近。”正如另一位十九世纪评论家所断言，笛福的《纪事》是“对总是缘于想象的真相的最生动写照：……第一百遍熟读之后，我们拿起这本书，不可能不做出让步，我们还没有翻过二十页，就完全信服了，我们是在和那样一个人交谈，他经历了他所描写的种种恐怖并且存活下来”。
166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瘟疫从欧洲有点儿消失不见了。1720年，瘟疫带着焕然一新的毒害，在马赛爆发。英格兰许多人在孩提时代度过那场大瘟疫；更多的人记得其父母和亲友讲述的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人人都懂得瘟疫意味着什么——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反复遭到黑死病的浩劫。起初，一种黑色小肿块（一种“腹股沟腺炎”或“斑点”）会在身上什么地方出现，然后是脖颈、腋窝和外阴的更多肿块，头痛欲裂、呕吐和剧痛，肿块变红、变紫或变黑，有时死亡会来得非常快，在大街上，在楼梯上，在教堂座位里，在酒馆里，就在做出一个手势、一个行为、一个决定的瞬间，将你击倒。而它的蔓延是如此神速——越来越多的死亡，越来越多的尸体，直到掩埋坑被填满，没有足够的运尸车将尸首拉走，房屋和街道成了敞开的坟墓。疼痛和死亡不是仅有的恐怖——你会被隔离，被封闭在自家屋子里，有看守人把守，门上漆着红十字——由于有人报告你家主人（或你家女仆）受到传染而被困在屋内，和病人困守在一起，然后被判处死刑。在你惊慌逃跑时，你会怎么做呢？贿赂（甚或杀死）看守人吗？从后窗溜到屋顶，或穿过披屋进入小巷？
一旦在街上“自由”了，然后又会怎样呢？害怕和恐慌会和瘟疫本身一样毁灭这个城市。医生中的许多人，跟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一起逃走了；江湖郎中用他们一成不变的神药榨取穷人血膏。教堂、祷告所和会堂里空空荡荡。邻人相互告发。人们相互欺骗——还有欺骗自己。（这不过是头痛而已啦。只不过是一点儿瘀伤。出去散会儿步就会觉得好一些的。）最坏的是——有报道说那些被传染的人故意隐瞒自己遮掩不了的“斑点”，走到外面大街上试图把病传染给别人。
另一个方面，假设你及时逃离了这个城市，留下你的房子、你的生意、你的亲戚和朋友——那会怎么样？你的房子被破坏，你的店铺被洗劫，你的财货被偷窃，你的生计被毁灭？而你在乡下能有什么盼头？你坚决声明你没有病，你“安然无恙”，可谁会欢迎你这个来自黑暗城市的难民？谁会向死亡打开他们宁静的村庄？他们很有可能会用干草叉让你绕道而行，而你会饿着肚子睡在干草堆里。
笛福为这段黑暗、痛苦和恐惧的历史而着迷，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不是整体的真实。他同样了解慷慨、勇气和自我牺牲的故事：牧师给所有到来的人鼓励和抚慰——包括被逐出教门的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有非国教教徒；医生免费看顾穷人；官员迅速行动，平息恐慌，避免灾难；看守人、运尸车车夫、坑边的下葬人；父母、孩子、仆人和朋友，他们受到鼓励、抚慰、照顾、处理、救治，还有哀悼。
瘟疫流行期间笛福是个小孩子——他的传记承认他可能被送去乡下保护——可是他对人类在压力巨大的境遇中如何行动向来感兴趣（在他的长篇小说中，鲁滨逊·克鲁索在岛上度过二十八年；摩尔·弗兰德斯为贫穷所迫进行通奸、乱伦和偷窃；罗克莎娜被私生女纠缠得几乎发疯；杰克上校被充军到殖民地去）。他是真心打算帮助伦敦人为另一场“天罚”做好准备（就在1772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曰《为瘟疫也为灵魂和肉体恰当准备。为法国目前这场可怕传染病的显然临近所做的一些合乎时宜的思考；防止它的最适合的措施，还有交给它的巨大工作》）。他如何能够最好地探查、传达和宣传瘟疫的种种事项及其后果——认出疾病的标记、可能防止和救治的种种措施、恐慌的后果、隔离的效力呢？
他的回答则是《瘟疫年纪事》，一种介于长篇小说、死亡警告书（a memento mori）和自助读物之间的杂交类型，为此笛福研究了医学论文、官方小册子，还有1665年的《死亡统计表》，用历史事实来为他的故事还有伦敦的文化记忆打下基础。但也不只是医学资料。H.F.提到175处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筑、教堂、酒馆、客栈、房屋、村庄、路标和州郡；《纪事》的大部分情节（还有它的许多典故）有赖于对伦敦街道的熟稔通晓。例如，导言开篇所引用的那个段落，如果和H.F.在别处将瘟疫的肉体标记描述为钱币的情况放在一起，所产生的联想甚至会丰富得多：“他们称之为标记的那些斑点，其实是坏疽斑点，或者说是坏死的肉，结成一颗颗小瘤，宽如一便士小银币。”——而那座土地拍卖市场（Tokenhouse Yard）是经济学家威廉·佩蒂爵士所建造，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名称得之于铸造铜币（farthing tokens）的那所房子：一种可怕的交易。而H.F.接着往下走进了贝尔胡同（Bell Alley）——那丧钟（bell）是为谁而敲响的呢？
懂得《纪事》何以将如此之多的关注放在十七世纪伦敦的街道上，也就能够接近于小说某些更为丰富的结构模式。这个作品因其显而易见的东拉西扯，因其“非线性”情节而经常遭受批评。我们因叙事人的离题话而连续不断地被分散注意力：他开始讲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讲另一个故事，然后返回到第一个故事。但是两个模式的出现使得这些东拉西扯具有了意义。首先，我们看到H.F.探求意义，寻找种种可靠的征象——瘟疫的征象，健康的征象，真理的征象，街道的征象。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所知；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在何处？我们如何学会阅读？其途径是回复到种种征象和故事——而且一遍又一遍。其次，H.F.讲故事的方式不仅反映他自身的动作——将自己关闭起来，又贪心地出门游荡，又神经质地将自己关闭起来，然后又夺门而出——而且还反映被强行“关闭起来”的人们的行为，被官方关起来隔离以及无休无止、机智巧妙的逃遁，还有反映瘟疫本身的运动，兴起和衰落，侵略和退却。辨认出这些虽然奇异却又引人入胜的模式，有助于我们既和叙事人也和叙事保持一致，倾听《纪事》“史诗的宏伟，还有令人心碎的熟识亲近”。
笛福和他的城市
丹尼尔·笛福到他写作《瘟疫年纪事》时，已经是一个多产而著名的作家了。到六十二岁这个年纪，他做过的职业有商人、密探、政治记者、宗教和社会讽刺家、诗人、旅行作家、经济学家、品行读物作者以及长篇小说家。他出生于王政复辟那一年——1660年（这我们十分确信）的伦敦，父母亲是詹姆斯·福和爱丽丝·福。（丹尼尔到1695年加上了贵族气派的笛［“De”］。）他的父亲是个卖牛油烛的商人。这一家是英国国教的反对派，追随他们的牧师塞缪尔·安纳斯利离开了克里普尔盖特的圣迦尔斯教堂，因为后者不肯在1662年的《统一宣誓法》上签名，该法规要求尊奉教会条款。笛福的早年岁月因而得以耳濡目染宗教的不宽容和宗教迫害。瘟疫在1665年扫荡这个城市，当时他大约五岁，1666年继之以那场大火，三天之内将伦敦中世纪中心的五分之四摧毁。笛福余生的显著特点，将是机运的曲折坎坷和大起大落。
作为非国教教徒（正如所有的非圣公会成员），笛福被禁止在英格兰的普通学校和大学里就读，学的是像天文学和地理学这样的“现代”科目，取代传统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古典教育。他放弃了当个牧师的想法，成为一名袜商和葡萄酒商人，1684年娶了玛丽·塔夫莱（及其3700镑嫁妆）。（他们生了七个孩子。）1685年，他加入蒙默思公爵的叛军，后者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在国王驾崩时希望让自己登基，取代查理的兄弟詹姆斯。这场反叛失败，但是笛福毫发无损地逃脱了，而且没有被查出来——1688年骑马去向新国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致敬，成为他们的非正式顾问。然后事情变得动荡起来。1692年他破产了（不是最后一次），因负债17 000镑而被投入监狱——在一个仆役也许一年挣8镑（带房间和膳食）的时代，这是一笔巨额款项。坐牢期间他写了《设想种种》（发表于1697年），在文中勾勒了国家发展的各种值得重视的计划，诸如英格兰中央银行、水手和士兵的生命健康保险、公路税、女子学院。到了1695年他作为商人和作家又东山再起，在埃塞克斯开了家砖瓦厂，1701年发表《纯正英国人》（一首颇受欢迎的诗作，讽刺那种反对荷兰、反对威廉的意见），还有《铲除非国教教徒的捷径》（一篇不太成功的讽刺诗文，讽刺英国国教的严酷；这让他因煽风点火的诽谤罪而被投入纽盖特监狱）。1703年他又破产了——就在“大风暴”之前损失了砖瓦厂；他写了这场风暴的经历，为所有那些屋顶损失的所有那些瓦片，包括死于非命的男人和女人的伤心故事而哀叹。
到了1704年，笛福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公开从政阶段。他出版了《观察》——定期发表关于新闻、政治和报告的文章——直到1713年。他以“安德鲁·莫莱顿”的名义，经常为首相罗伯特·哈利去苏格兰旅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促进政治和经济联盟，因此在1707年产生了“大不列颠”。他还开始写作并发表“品行读物”——诸如1715年的《家庭教训书》和1722年的《虔敬的求爱》——详加阐明每个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上帝关系的正当责任和行为。然而到了1719年，政府易手，而笛福由于替对立的双方写文章，成了不讨人喜欢的人。于是在五十九岁的年纪，他决定写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此书出版即刻大获成功，在历史上当然取得了偶像地位。接着在1720年出版《骑兵回忆录》和《辛格莱顿船长》，在1722年出版《摩尔·弗兰德斯》和《杰克上校》，在1724年出版《罗克莎娜》，这个时候笛福又一次改弦易辙。1725年他出版了《英国商人大全》——一部为伦敦初涉买卖的零售商所撰写的极为妙趣横生和老谋深算的实用指南（还包含场景和对话），自此以后这本书一直对经济历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有用。1724—1726年，三卷本的《周游大不列颠全岛》面世，他在书中记录了这个国家所有不同地区的地形、建筑、商业和社会习俗。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版了其他一两本重要著作，但是到了1730年笛福又负债在身，躲避各种债主。他最终死于昏睡（可能是中风），在伦敦的娄普梅克巷。葬在邦西尔·菲尔兹——和“H.F.”（或许是笛福的叔叔亨利·福）葬在一起，正如《纪事》神秘地指出的那样。从这种旅行和写作的漫长一生，我们看到笛福是何等熟知他的历史，热爱他的事件，为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为这个国家的首都伦敦所着迷。
笛福的绝大多数小说是以伦敦为中心；甚至更确切地说，是以街道为中心。摩尔、罗克莎娜、杰克上校和H.F.，全都熟知那些街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存活——在两种意义上讲，都是依靠内心化了的城市地图及其图例说明。笛福时代的“伦敦”大致可以是指四个区域：泰晤士南岸的索斯沃克；西面的威斯敏斯特，国王和宫廷所在地；城中心的“市区”，以四法学协会、德鲁里胡同和伦敦大菜市的剧院区为标志；还有那个故城，一度是罗马人修建的围墙和城门，中世纪期间向围墙外扩展。附录的地图对比显著，旧城蜿蜒曲折、紊乱纠结的城市式样和西边更加开阔、几何形状的街道边界线。笛福的人物住在这个古老的中心，其带状街道因它们的行业和特征而得以产生和命名：约翰·斯托，该城最早（而且是最一针见血）的一位人口学家，在其1598年的《伦敦概观》中解释道，常春藤胡同就是“所谓的常春藤生长在那些先期弯曲的房屋墙壁上”；膀胱街是指“在那个地方出售膀胱”；递杯儿街，是指“那儿的酒屋，杯儿从桶口递到桌上，从桌上递到嘴边，有时递过头顶”。特别是在1665年，在那场大火摧毁五分之四旧城之前，知道街道的名字还有其错综复杂的式样，意味着真正知道拐角那儿会有什么——店铺或集市，监狱或医院，商人或工匠，安逸或险情。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行走在这片城市空间，会让人的身心感到扑朔迷离。街道狭窄而且蜿蜒曲折，有时只有几步之宽；马拉的大车和客车会轰隆隆驶过，不顾行走的游客，溅起阴沟的污秽；房屋盖着稻草的楼层突出，差点儿碰到头顶，有女仆也许正好从上面倾倒便壶。正如笛福的一个同时代人所描述：
1665年的瘟疫期间的伦敦，我以为，或许和［1719年］瘟疫开始时的马赛一样人山人海；时疫流行期间的伦敦，街道非常狭窄，而且据我所知，绝大部分都没有铺路石；房屋一层叠一层延伸突出，使它们几乎在阁楼上碰到，因此街道里面的空气郁积，而且没有一条该有的自由通道，让它自己清洁起来，像它应该做的那样。
仅有的照明物是灯笼，从日落到夜间，户主们得要将它们张挂出来——可他们并不总是这么做的。没有灯光，没有空气，没有空间，——而且没有门牌号码。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伦敦的建筑才有了名字和地理方位的确认：黑马和野兔客栈，金朝鲜蓟，三丸；地址是“舰队街对着太阳的圣邓斯坦教堂”；“新交易所下行道”；“鲍尔斯教堂墓地的梅登－海德”。大而沉的油漆招牌在头顶上方悬吊吊地晃动着，用来取代房屋或建筑门牌号码，通过图像而非文字，告示买卖或商品：竖琴和花冠表示乐器，油炸锅表示铁器商，金狐狸表示金匠。当时没有为普通人制作的地图，引导他们穿越这个城市。你是凭眼神，凭记忆，凭历史，凭指教，凭方位——还有凭运气，走着自己的路。
这个就是H.F.的伦敦，他对此非常熟悉。他说他自己的地址是“在埃尔德盖特的外面，大概在埃尔德盖特教堂和怀特夏普尔栅门的中段”，假如我们住在他那个时候的伦敦，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他的所指：在怀特夏普尔街，圣伯托尔甫教堂（笛福是在那儿举行婚礼的）和伦敦边缘之间，有城门和栅栏为标志，在这条街的尽头。通篇小说他都是在街上不停地游来荡去，但并不是为了查明逃跑路线；他已经熟悉这些街道，因此能够非常、非常具体地描画这场瘟疫的进程。如此一来，对于他还有对于伦敦人来说，正是这种街道方面的了如指掌使得瘟疫的劫掠更为恐怖：它使已知之物成为未知。这种挥之不去的地理感就在第一段里出现，当时瘟疫的谣言刚刚传遍欧洲，然后打击来得更为靠近，“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几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有两个人，说是法国人，在朗埃克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德鲁里胡同北端。”对于1722年的读者来说，这种地理上的恐惧此刻包括马赛，险恶的瘟疫又要来临。在笛福有关过去的著作中，历史会特别让人浮想联翩，会特别合乎时宜。
H.F.的叙述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街道空间的一部编年史，有关街道的连接和隔开、提供逃逸和死亡威胁的那种方式。H.F.讲述的绝大多数小故事，差不多是以其所在位置为框架：
我看见有两个火炬从麦诺里斯的尽头过来，然后我听见更夫敲钟的声音，接着便出现了一辆他们所谓的运尸车，从街上过来，这样我就再也无法抑制要去看一看的欲望了，然后便走了进去……［跟在车后面那个男子的家人的］尸体便乱七八糟地被抛进了坑中，这让他吓了一跳，因为他至少期望他们会被体面地放进去……他倒退了两三步，然后晕倒在地：那些下葬人朝他冲过去，把他扶起来，稍过片刻他便苏醒过来，然后他们把他拉开，带到与杭茨迪奇尽头相对的皮埃酒馆，那个地方好像知道这个人，他们便在那里照看他。
这种对于场所的熟稔，围绕但是不能包容发生在这些空间中那些新的、难以想象的恐怖。一帮常去皮埃酒馆的“可恶家伙”，坐在临街那个房间，观望运尸车将一车尸体倒进掩埋坑里，会透过窗户讥笑和嘲弄那些哀悼者，觉得这样做有可怕的乐趣，这是在污染客栈的空间和街道空间。但他们并不是仅有的反常状况。在这个文本的开篇，在那种恐慌开始的时候，H.F.注意到怀特夏普尔：
［在］我所居住的这条宽阔大街上……除了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之外，其实一无所见，车上载着货物、女人、仆人、孩子，等等。大马车里塞满上等人，马车夫在伺候他们，然后匆匆离去；随后是空荡荡的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露面，还有带着备用马匹的仆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回来或是从乡下被派来接更多的人：加之不计其数的人骑着马，有些是独自一人，另一些带着仆人，总而言之，全都负载着行李，一副出门旅行的装备……这是一种让人看了非常可怕和忧伤的事情，由于我从早到晚不得不目睹这种景象；因为眼下除此之外事实上什么都看不见……
街道自然是作为通行的手段而设计的，但是瘟疫将它们转变为障碍或威胁；它们不是太满就是太空，不是容纳过度就是容纳不足：“……最让人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情，便是看到那些街道，通常是那样熙熙攘攘，眼下变得荒芜凄凉，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这样如果我是个陌生人，还迷了路的话，我往往要把整个街道……走上一遍，还看不到有人为我指路呢”。瘟疫扭曲这个城市，颠覆通常的期望：“我走到了霍尔伯恩，那儿的街上满是人；但是他们都走在大街的中央，既没有走这一边也没走那一边，因为，照我推测，他们不想和屋子里出来的人混杂在一起，或者是不愿接触到那些香臭气味，从兴许是被传染的屋子里飘出来。”那种空空荡荡使得“自然的现象”变得不自然：“城内的大街，诸如莱登荷街、毕晓普斯盖特街，康西尔，甚至还有那个交易所本身之类，都有青草从它们里面处处生长出来。”有时街道是“安全”的，而那儿的房屋是可怕的；有时情况刚好相反，正如H.F.所知道的那样，当时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关起门来待在自家屋子里。（他并未遵守自己的忠告。）他熟悉他的伦敦，但是他的伦敦已经变得陌生，而他不得不去了解——每个人不得不去了解——如何阅读那些新的空间、新的征象。
阅读征象
阅读安全空间，只是伦敦人需要学习的诸多关键行为中的一种。生活有赖于征象的恰当诠释。H.F.必须穿过城市追踪瘟疫以保持领先一步，他必须学会阅读其征象——而它们有很多、很多种类。例如，《死亡统计表》——教区每周死亡记录——在开头几页显示每个教区起初稳定继而令人震惊的死亡增长：“这样我们所有酌量减轻的想法眼下都消停了，而它再也瞒不住了，非但如此，而且很快显得像是传染病本身的蔓延超越了所有酌量减轻的希望。”纯粹的数字可以迫使真相大白。然后是有病情的屋子——“受到访问”的屋子——要被关闭起来，标上“一英尺长的红十字，标在门户中间，清楚醒目，再用普通印刷字体加上这些话，即，上帝怜悯我们，位置要靠近那个十字”。阅读门上的这个征象，免得你做出错误的造访。然后是疾病本身，带着形状如便士的“斑点”，肿起并且溃烂生脓，明白无误地宣布死亡的迫在眉睫。然后是江湖郎中和内科医生为预防药和治疗法张贴的种种征象；或者是上帝的愤怒或上帝的意愿的种种征象，在《圣经》中、在灼热刺眼的彗星中、在鬼魅的形象中、在咒语诵经中可以找得到。然后又是对征象的小心谨慎的消除，让那种瘆人的恐怖以某种方式多少得到控制：“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工作，自身携带着恐怖，既阴郁又危险，都是在夜里完成的……而天亮前一切都被覆盖和填塞：因此，除了从街道的那种空虚……让人注意到的东西之外，白天是丝毫看不到也听不到灾害的迹象”。悉心关注某些瘟疫征象的存在——然后是消除其他征象——成了生存的必需。
也还没有用，因为所有如此稳定地指向某种现实、某种事实（一个受到传染的人、一座受到传染的屋子、一个受到传染的城市）的征象同时正好是亏欠意义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没未足够标志出来。门上的十字或许可以担保那户人家“受到访问了”，但你又如何知道隔壁没有标记的那座房子呢？那些斑点或许可以揭示你女儿身上存在的瘟疫，但是那位“手上戴着戒指和手套、头戴帽子、梳理过头发的衣冠楚楚的绅士”情况如何呢？正如H.F.和其他人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事情不仅仅在于那些病人，瘟疫是从他们那里立刻被其他健康人所接受，而且还在于那些身体好的人”，换言之，那些受到传染而自己却还没有认识到的人。（或者确实认识到了又用手套和衣领恶毒地掩盖自身的毒性。）而斑点本身可以让人蒙蔽——那些斑点发得早又溃烂得厉害的人或许可以存活下来，因此斑点可以意味着生命而非死亡，反过来没有这种征象——无斑点的被传染者——必定死去。或者就像那些大白天不见尸首的干净街道：什么才是普遍死亡的更好的征象呢？
因此所有窗户和房门H.F.都标记得如此周详。那些房门把家庭关起来，那些窗户泄露恐怖：土地拍卖市场那位无名女人惨淡的尖叫，或者是那位死去的半裸女人趴在空屋子楼板上，被两个看守人发现，他们“弄来一架长梯子……爬到窗口，然后朝房间里看去”。窗户和房门成为空虚和死亡的征象，而非舒适和生命的征象：“整条整条的街道显得荒凉枯寂，非但没有被关闭，而且居民都清空了；门开在那里，空屋里的窗子被风撞碎，因为没有人将它们关上”。另一个方面，它们提供仅剩的途径，与这个恐怖横行的世界安全联结起来。在这些临界的空间里——不完全是在里面也不完全是在外面，而是在投入和退却的门槛上——人们可以彷徨、聊天、怜恤、帮助。有一次H.F.一边孤寂地行走在河岸旁，一边和一名船工聊天，发现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隔离在自己家中。那个人睡在船上，把食品带来：“而我把收获的东西放在那块石头上面，他说，指给我看街道另一侧一块宽大的石头，离他的屋子有好些路，然后，他说，我大声叫唤他们，直到他们听见为止；然后他们过来把东西拿走”。H.F.会“从［他］自己的窗户看见这一切”。而到头来，人们通过自家的窗户在自家的街道上重新联结起来。到头来，最好的征象终究既是可以阅读也是可以确信：
难以言表的那种变化正是出现在人们脸上，那个星期四早晨，当每周统计表发布出来；这个时候在他们的面貌中可以察觉到，一种秘密的惊讶和喜悦的微笑落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他们在大街上相互握手，而这些人从前几乎不会相互走在道路的同一侧；在街道不太宽阔的地方，他们会将自家的窗户打开，从一家喊到另一家，问他们过得怎样，而要是他们听到了瘟疫消退的好消息；当他们说好消息时有些人就会回应并且问道，什么好消息？他们回答说，瘟疫消退了。
那些面孔现在可以让人阅读了；秘密的惊讶向所有人敞开；街道重新成为安全通道和人类交往的所在——人们可以说是沿着同一个方向行走，街道的空间不再反常扭曲——而窗户打开了，使得交流重新联结而非切断。
跟随叙事人
在跟随H.F.那些离题的、倒退的模式时，读者也有某些导航的事情要做。我们跟随他穿街走巷，进入死亡之屋，来到坟坑的边沿——在时间中进退，从这个故事到那则谣言，从这种恐怖到那种希望。《纪事》中找不到任何直截了当的东西——而这恰恰就是它形式上的魅力。当我们意识到这些复杂的、起初或许是令人恼火的叙事模式（H.F.开始讲一个故事只是为了扔下它讲另一个故事，可却一再地回归）精确复制了瘟疫自身的模式，起伏消长，旋转升腾，以及H.F.自身的肉体模式——隐退到自己屋里，冲到街上，无休止地来回游荡，急忙赶回屋内，这个时候这些模式就颇为美丽地展示出来。他在讲述故事时重演他的行为；他讲述故事的方法解释他的行为。
H.F.的一个最为显著、难以忘怀和坚持不懈的顽念便是“封闭房屋政策”。一旦有人确诊患上瘟疫，市政官员便将屋里的每个人强行隔离起来。本人作为一名担任公职的市民，受到委派监督房屋封闭，他当然是必须执行法律。但是作为一个人，看到和瘟疫牺牲品一起被锁闭起来的那些人事实上被判处某种死刑，面对这种恐怖他禁不住战栗发抖。“要把这类屋子里的人用过的诡计记录下来，”H.F.说道，“得要花上一点儿篇幅，他们让雇来看守的人闭上眼睛，蒙骗他们然后逃走，或者是将他们摆脱。”而实际上，H.F.确实是花了一点儿篇幅——每一次尝试为官方立场辩解之后，他都要急忙说上一段离题话做调剂，讲述某个人的逃跑，某个人逃避这种强制性的幽闭恐怖症，通过十足的自暴自弃、怨毒或怯懦……或是通过某类艰苦卓绝的壮举，战胜这种恐怖。
从H.F.整个正式的隐退到正式的宣言，自始至终他都意识到：“也要考虑的是，由于这些都是没有门闩和插销的监狱，而我们通常的监狱都装有这些物件，于是人们把自己从窗口放落下来，甚至当着看守的面”。他念念不忘同情那些无奈被关闭起来的人，而且细细地打量各种各样的逃跑手段：“有些人家有花园和围墙或栅栏，把他们跟邻居；或是跟院落和后房隔开；而这些人通过友情和恳求，会获得许可，翻过这些围墙或栅栏，于是从邻居的大门口出去”；所有H.F.的建筑意象——他的窗户、门径和街道——都是同时作为封闭和逃逸之可能性的意象运作的。我们不太熟悉室内的细节；我们只知道是什么将他们围拢，是什么挡住他们的通道，而且还放他们出去，送他们上路。每一次讲完逃跑之后他都要说，“但我回过头来”或“我再来”对隔离检疫的必要性做出某些思考。有关绝望的个体故事不断挤压着有关公益的官方故事。
叙述大约到了三分之一的地方，H.F.注明道：“我自己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两兄弟和他们的亲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回到这个故事，与此同时主要是在细究隔离检疫的利与弊，他自身的自我封闭以及被封闭的那种难以容忍，把对大坟坑的可怕迷恋当作中心。他记录他“在整个最初那段时间里都在街上自由自在地游逛，虽说也没有自由自在到那种程度，好让我自己跑到明显的险境中去，除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我们埃尔德盖特教区的教堂墓地里挖大坑；那是一个可怕的坑，而我无法抑制我的好奇心要跑过去看上一眼”。注意这个连词：“而我无法抑制”。为什么不用“但是”？因为两种冲动是连在一起，而不是分开的。这跟他在城里留下来的理由完全相关——不是因为他需要照看店铺（大量店主离开了城市）；不仅仅是因为他用《圣经》占卦指出了那个方向，当时他随便翻开《圣经》寻求指导——他痛斥别人那种傻乎乎的“土耳其式”的宿命论；而是因为他本质上是个观察家，那种要为自己去看见和测定的人：“可是尽管我把我的家庭［他的仆人们］禁闭起来，我可没法克服那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让我整个儿待在自身范围内；而尽管我一般都是胆战心惊地回家，可我还是难以约束。”
H.F.终于回到（两次）他那三个人——一个是“面包师傅”，一个是“造船工人”，还有另一个是“小木匠”的故事：“我是说，这让我回过头去讲述那三个穷人，他们离开瓦平流落在外，不知何去何从”。经过一番短暂的离题话，谈某些蒙昧市民的“昏睡和笃定”，还谈杀死狗和猫的可怕的必要性，然后他“回头［又来］讲我那三个人”。他们现在变成了他的故事——因为接下来的三十页他们占据整篇叙事中最长的持续内在的故事。这三个足智多谋的工匠找到一条出去的路。在一个幽闭恐惧症的文本中心，他们提供了线性情节的短暂纾解：他们在乡下徒步旅行，他们发明鲁滨逊·克鲁索式的居所，他们与心怀敌意的当地人谈判，而且他们破除规范。这段插入的叙事是以某些人的一段简要介绍结束，他们“弄到披屋、谷仓和外屋住进去”，其他人则“在田野上和树林中给自己建造小小的茅棚和隐居所，就像隐士住在洞穴里”——在这个幽闭恐惧症的文本中提供更多的出口，更多的想象性隐退的空间。三个人的故事给H.F.提供了有关存活下去的最伟大的富于希望的故事，而它给读者提供了最为熟悉的叙事模式。
然而笛福不肯让我们安歇得太舒服了。文本接下来的空间切口便是刻在门上的几句话，这扇门靠近那些隐逸茅棚中的一座：
啊，惨哪！
我们两个都要死了，
可悲，可悲。
乡村的自由不过如此；这篇死亡警告书提醒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以别的方式结束。这部“长篇小说”没有简单的答案。不管它所保有的一致性是什么，都存在于H.F.和他的封闭房屋及逃跑的故事之间的那种矛盾之中：死亡存在于门窗和街道两边，存在于城市的两端，存在于非此即彼的决定带来的后果之中。这是一个街道和坟坑都撒满尸体的世界，可是一个喝醉酒的吹笛手却恰恰是在运尸车上醒过来叫嚷，“可我还没有死，对吧？”瘟疫让死亡公开嵌入我们的生活，比我们通常允许得还要多，除非是在我们自己独特的故事之中。到头来越来越多的人康复；可是叙事人却被他自己的文本提前埋葬：“注意：本篇纪事的作者，正是埋葬在那块地里的，这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姐姐是几年前埋葬在那里的”。而这恰好是在H.F.宣布自己战胜瘟疫之前的那几页，“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而我却活了下来！”笛福为他的叙事人所选用的叙事模式，利用“两者都…/…和…”（both/and）的矛盾：每一个形象，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事实，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允许相互抵触的解释。这个文本——满是事实，满是文献——在种种对立和难题之上将它自己精心规划。这个文本，如同接二连三的征象，必须被阅读。瘟疫教会H.F.和伦敦市民如何去阅读；文本教会我们如何去阅读。
(1) 辛西娅·沃尔，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副教授，著有《王政复辟时期伦敦的文学和文化空间》（剑桥，1998年），编有贝德福文化版的亚历山大·蒲柏《秀发劫》（1998年），并与J.保罗·亨特合编有贝德福文化版的《十八世纪英语文学选》（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