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是如何成为“传销克星”的……
新的世纪孕育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2001年1月7日，在21世纪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从大连飞到北京，作为特邀嘉宾走进央视“实话实说”，坐在第一排中间位置，参与《细说传销》专题节目的录制。节目开始之前，策划把我介绍给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崔主持笑咪咪地握住我的手，风趣地说：“余老师，咱俩是同行，但不是冤家啊！”
据悉，“实话实说”属于新闻类节目，一般不邀请记者做嘉宾，我很荣幸地成为新世纪走进“实话实说”，也是“实话实说”开播以来的第一名记者嘉宾。
在打击传销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国家工商总局一位主管打击传销工作的领导勉励我说：“你们不仅很好地履行了公民的义务，而且还冒险与传销集团作斗争。传销集团最怕曝光，你们已经成了他们的克星。”我觉得，这也是对参与反传销斗争的新闻界同行们的褒奖。
6月8日，我又走进中央台（一套）“名人相约星期五”节目，在特约主持撒贝宁的主持下，与国家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负责打击传销的领导，就《识破传销》话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作为一家地方媒体的记者，我为何能有幸走进央视和中央台名牌栏目，并与“名嘴”崔永元、撒贝宁交谈呢？这事还得从历经风险和坎坷的系列报道《昆明解救‘大连孩子’》说起……
可遇不可求的好题材，竟没人敢报道
2000年3月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心法律服务所主任王刚义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听说你挺敢写的。我有一个大题目，不知道你敢不敢下笔？”
原来，春节过后，他从昆明解救受害人王华回大连之后，就希望将自己了解到的“消费联盟”（也称“销售联盟”，后来又改名换姓叫“全球得利计划”）以异地介绍高薪工作为名，诱骗三四百名大连人（多数是走上社会不久的职高、中专毕业生。实际上还不止这些，为了留有余地，报道时有所保留）到昆明等地加盟传销集团的“黑幕”公之于众，以避免更多人上当受骗。他找了好几家媒体的记者，他们都怕“捅马蜂窝”而婉言拒绝。有的还不无惋惜地说：这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好题材，但好写不好报。大连的一家报纸的记者写了一篇千字文，把棱角全磨平了，闯过了几道关口，都出了清样，因受有关部门的干预而被“枪毙”，最终也没能见报。
我们周刊的总编室主任张燕家住开发区，与王刚义认识。
一天，王刚义抱着试试看心态找到她。张燕的编务工作太重，没时间落笔，但她认为这个题目很有社会价值，于是说：我给你引荐一个记者，他是我们的专题部主任，从市委宣传部下来的，专写社会大纪实，看看他感不感兴趣。
第二天一上班，张燕就给我简要介绍了这一新闻线索，并给我一个王刚义的手机号码。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题目太有冲击力了，弄得好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连锁反映——心里产生了强烈地采访冲动。但第六感觉却立马提醒我：这是个雷区，弄不好会触动某些人脆弱、敏感的神经，而难以收场！
记者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这么对社会对读者有益的题材都不敢秉笔直书，记者不就成了思想任人强奸的“鸡”了吗？可是，写出来发表不了，也是无可奈何。新闻报道的“三审制”，像三个关口，即使我是一个部门领导，也不可能“闯关”发稿。而且，按照惯例，这样容易犯忌的报道，在采访前是要向领导请示报告的。但请示后，如果领导不批准，连采访的机会都丧失了。
经过一番激烈地思想斗争，我决定先采再说，也就是先斩后奏。我拨响了王刚义的手机，预定了采访时间、地点。
见面后，听了王刚义的激将法，我淡淡一笑。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郑重地说：“只要你反映的情况真实，对打击非法传销、维护社会稳定有益，我没啥不敢写的。当然了，我写出来，领导坚决不让发表，你也别有什么意见。”
于是，他便坐了下来，一边用录像和各种法律文书进行举证，一边讲述了自己去昆明的解救外甥的奇特经历——
1月下旬，18岁的王华连续多次接到职高时的同学刘钟从昆明打来的电话，称“郑师傅（职高烹饪师傅）在昆明一家酒店包厨房，现在缺人，你只要拿1700元押金过来，每月可开2000多元的工资。”
王华自己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在大连开发区。爷爷、奶奶不太同意，但他又哭又闹，两位老人被逼无奈，请他姑姑、姑父过来商量了好几次，最后大家才同意他出去“锻炼锻炼”。
1月26日，王华身揣3000元，高高兴兴地上了火车。
2月1日晚，在长春作律师的父亲王松回开发区过春节，突然接到前妻的长途电话：“王华向我要15000元，是怎么回事？”
王松忙打传呼给王华，他吱吱唔唔说不清，也不愿告诉住址，其身边一个人抢过电话说：“王华已加盟‘消费联盟’，你赶紧从银行转款吧！”
“消费联盟？”身为律师的王松不知道其为何组织，但说话者的口气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王华爷爷得知此情，又急又恼病倒在床，奶奶也是后悔不已，终日以泪洗面……
王松向昆明警方报了案，一个值班警察让他到当地先报案，然后通过当地警方将王华的有关资料传真过去。王松考虑到妹夫王刚义是大连开发区知名人士，就将他找过来仔细商量。
第二天一上班，一家四口就到大连开发区公安机关报案。由于地域管辖问题，未能及时立案。一个熟悉的警官好心地提醒：快点去昆明把孩子找回来吧，去迟了，就可能被撕票。
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决定自家人自己去“解救”。因王松的身份证没带在身上，王刚义妻子又哭哭啼啼，曾在部队服役过的王刚义便担负起重任，前往昆明。
2月3日，也就是龙年大年二十九，王刚义乘上第一班飞往昆明的航班。大西南的黄道（卖淫嫖娼）、白道（贩毒）、黑道（黑社会）比较猖獗，此行凶多吉少，所里的同事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王刚义头脑活络，他在去昆明之前，已从吉林大学校友会通讯录上查到了几个昆明学友的地址，并与其中一位取得了联系。
当天下午，王刚义抵达昆明，在检察院李处长及暴警官的帮助下，他们以王华留下的电话号码为线索，几经周折，傍晚时分找到了位于昆明城乡结合部的丰宁小区。然后，王松以汇款名义，将王华“钓”了出来。
王刚义等人在轿车上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好一会儿，王华才在一个体格健壮的小伙陪同下来到路边电话亭旁。当他正抓起电话，还没来得及发声，王刚义“嗖”的一声从桑塔那轿车上跳下来，飞速冲过去，一把薅住王华的手；王华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惊得目瞪口呆；监视他行踪的一青年本想阻止，但见到王华身边有三个陌生男士，知道事情不妙，转身就往回跑去。事不迟疑，王刚义让王华带路，赶紧到他的住处取行李。
王华住的地方位于一居民楼6楼，两个小房间住着10个人，全是打地铺。厨房里灶冷锅空，一点食品都没有，茶几上放着一本复印的《疑难问题解答集锦》——王刚义将其揣进兜里。几个人正要离开，门外一下子冲进来十几个人，吵吵嚷嚷不让王华走。王刚义等人果敢地出示工作证，将这伙人镇住，才得以走脱。
在车上，王华惊恐不已。他说：再晚几分钟，我们肯定走不了，能来好多亡命之徒。前几天，十几个出租车司机与一个“消费联盟”成员因为车费问题，发声纠纷；“消费联盟”成员电话求援，几分钟之内，从四面八方赶来100多人，吓得那些当地司机开车就跑……
等把王华安顿好，王刚义给家里挂了个平安电话。王华奶奶喜极而泣，连声向参加解救的昆明特警和市检察院的同志道谢、拜年。此时，距离除夕钟声敲响仅有一个小时……
回大连后，王刚义向王华详细了解“消费联盟”的内幕，又认真分析了《疑难问题解答集锦》，从而意识到：“消费联盟”是以异地介绍高薪工作为名，远距离诱骗亲朋好友到外地，接受三天“洗脑”，并掏1680元购买4盒海豹油（另外赠送一盒，外包装上产地印着辽宁省锦州市，联系电话却是上海的）和一张磁卡（售价80元），成为“卡友”，买得越多积分越高。然后，唆使受骗者再用同样方式，继续诱骗亲朋好友，仅昆明一地半年时间就聚集几千余人，其中，大连人就达几百人……
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正义感促使他拿起笔，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然后，一个月过去了，有关材料石沉大海，王刚义忧心如焚，不得已才找到新闻单位……
这篇稿子救了这期的《东北之窗》
新闻舆论监督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容易触及一些单位、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引火烧身。
既然别人采写都没报出来，我写的就能报出来？
我动笔写了好几个开头，都担心无法发表而使劲撕碎。当时真是心乱如麻啊。写，可能是黄鼠狼没打着，惹一屁股骚；不写，眼看着很多人继续上当受骗，于心何忍？
当日是个星期天。入夜，我走出家门，打的士来到海边一个酒楼里，一边喝酒，一边眺望着夜海中时明时灭的灯火……
巧合的是，邻坐是一家三口，父母正为明天要去昆明“上班”的儿子饯行。父母满心欢喜，儿子心花怒放。他们越是高兴，我越是苦不堪言。
说还是不说？
说了，很扫兴，别人不一定相信；不说，见“死”不救，太不道德。
思忖再三，我端起啤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转过身去，掏出记者证亮了亮，一家三口不知我是何意，待我说出“王华悲剧”，他们都半信半疑。我恳切地说：你们不必急于下结论，我建议你们将机票改签一下，等下周四3月9日（我刊逢周四出版），看了我的报道之后，再做最后的决定。
回家后，我的思绪像潮水一样涌流，手指在键盘上敲出噼噼啪啪的交响。六千来字，一气喝成。等写完之后，已经是第二天蒙蒙亮了。由于思想高度兴奋，一点也没觉得困，只是站立身时，腰像断裂似的疼痛。手拿一叠打字稿，我心里仍然忐忑不安——要是领导不签发，可就白费蜡了。
《东北之窗》创办于1989年底，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刊名。周刊社是大连市（副省级）的正局级单位。逢周四出版。而周一、周二是编辑、制版最忙时间，袁总编一般都是坐在出版部看大样。
3月6日（周一）上午十点来钟，我到周刊社上班，未回办公室，直奔出版部。袁总编正在那儿看稿。
我打了一声招呼，简要说明了一下我采写的稿件，然后把一叠稿件双手送到他的面前。袁总编平静地接了过去。
因为稿件较长，我不便在旁边等候，就回自己的办公室，处理本部门的稿件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动静；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王刚义打来电话，问进展情况，我只能说：老总还在看，可能性不大……话筒里，传来了一声声叹息，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
快到午饭时间，我再也坐不住了，就去出版部想问个究竟。走到门口，出版部里出来一个人，我向她打听，她说：老总已经批了，现在正上机制版。老总正为这期缺少打头的稿件上火呢。——《东北之窗·周刊》与《北京青年·周刊》类似，征订之外，主要靠每期的市场销售。缺少打头稿件，《周刊》送到报刊亭，就没人卖。看到你的稿子，他高兴地说：余音救了这期的《东北之窗》！
我点点头，脸上没表露什么，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下午，我打手机，请王刚义过来补办“三见面”手续。他认真地看了小样，签完字，说了一句：果真是大手笔，名不虚传！
编辑部成为“信访局”
《除夕前夜紧急行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在《东北之窗·周刊》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3月10日上午一上班，两位家长就推开编辑部的大门，直走过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非常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揭露“消费联盟”的骗人勾当，要不然我们还继续被蒙在鼓里！我们呼吁公安局马上行动，到昆明去解救我们的孩子。
这两位家长都姓孙。一个叫孙玉民，在一家公司工作；另一个叫孙发安，是开小货车的个体户。他俩的儿子是大连某职高同学，春节后分别被骗到昆明，共同的遭遇使他俩相约来到《东北之窗》编辑部。在此之前，他们只在电话里交流过，并没见过面。
孙玉民说：今年春节，儿子的职高同学于某从昆明打来电话拜年，并说那里工作好找，工资又高。当时，儿子正在“实习”期，半年时间，实际上是交了学费，学校基本不管了，因安排的实习根本与专业不衔接，所以就自己想办法挣点钱，到时间去学校要个毕业证完事。当时，他儿子正为毕业后干什么而发愁，瞌睡有人送来枕头，接过电话他就动了心。
我和他妈不太相信，就不同意他去昆明。都说西部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怎么可能比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大连更容易挣钱？
从那以后，于某天天打电话催。儿子也是软磨硬缠，不到黄河心不死。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同意他出去锻炼锻炼。
正月十一（2月15日）动身，元宵节到了昆明。他打电话回来说，是干传销，又让家里寄钱去，我一听就反对，让他马上回来。他嘴上答应几次，却没动身，我担心他被别人控制住了，走不脱。
儿子没去之前，我一打传呼，于某就回；儿子被骗去后，打十个传呼也不回一个。我和他妈成宿成宿睡不着觉，也不知道儿子啥时候往家里打电话，每天家里不能断人，两口子轮流值班，工作都受到了影响。亲戚、朋友也跟着上火，要我赶紧把他接回来。可是，昆明诗歌省会城市，那么老大，他又不告诉具体住址，我大海里捞针，到哪里去找？
孙发安在一旁补充道：我儿子与老孙大哥的儿子是同班同学。他们一个班20个男生，被于某骗去四分之一。说实在的，我儿子也有驾照，我爷俩开一辆车配合得挺好。但于某把昆明那边说得天花乱坠，老同学嘴里说的，谁能怀疑？何况去年昆明又建了个世博园，吸引力也是挺大的。
2月26日，他动身前，我打电话请教老孙大哥，他坚决反对。我就把票退了。但于某又是许愿，又是发誓，儿子也是态度坚决，非去不可。28日，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又买票把孩子送走。唉，我真得后悔死了！
在短短的三四天时间里，就有200多名读者打电话进行咨询，六七十名家长登门诉说孩子被骗走经过，强烈要求有关部门打击“传人”骗局，解救被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下面是当时值班记者做的电话记录：
高新华（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员）：大连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很少见的。如果没人敢于揭露“消费联盟”这一骗局，还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王刚义是个挺有影响的法律工作者，他去报案都这么难，要是平头百姓结果会怎样？
冯长海（个体户）：公安局为什么不立案，倒让受害人家里派人解救？如果警察都这样对待老百姓，我们还会有什么安全感，社会岂不乱套？
曹警长：王刚义等人去报案，公安局无论如何也不能推脱；内部需要协调是内部的事，不应让家庭和法律代理人自己去解救。这是严重的失职，社会影响很坏。现在，大连市公安局提出了“从严治警”，公安系统又在进行“三讲”，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查一查，给市民一个交代。
陈女士（西岗区，干部）：春节后，我孩子的几个职高同学去了昆明，据说那里工作好找，一个月能挣一二千元，他哭着闹着要去。我觉得心里不托底，就在电话中问他们公司叫什么名字、住在何处及电话号码，他们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便下决心不让儿子去，他还天天埋怨我。昨天，我看了《东北之窗》的这篇报道，马上买了一本带回家，儿子看后连声说：太幸运了，差一点上了贼船！
王德仁（退休干部）：《东北之窗》敢说真话敢碰硬，敢于揭露社会丑恶问题，为老百姓鼓与呼，我非常佩服。你们这样做，刊物的形象就树起来了，也表明社会正气上升了。我希望这件事一报到底，弄弄明白，不要虎头蛇尾。
江晓梅（中学教师）：有句名言：记者是社会的良知。你们的记者能够做到仗义执言，很不简单。要知道，报道这件事涉及有关部门、有关人，很是担风险。我想文章发表后，肯定会受到各种干扰。你们不用怕，有理走遍天下，我们支持你们。
据事后完全统计，在追踪报道期间，有2000多名读者打电话进行咨询，260名家长登门诉说孩子受骗经过，仅大连地区就有100多人取消了去昆明“上班”计划，昆明地区有700多身陷传销陷阱的人迷途知返，脱离传销集团回到家乡，使受害者免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那天夜里在海边酒楼偶尔遇见的一家三口更是激动，非要请我喝一杯，以示谢意。我说：“请客就不必了，只要孩子没上当受骗，就是最高的奖赏。如果要请客，我该请你们。因为是你们给了我揭露‘消费联盟’的勇气和力量。”
艰难的采访
随着采访报道的深入，报道线索越来越多，“消费联盟”的性质越来越恶劣，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也更加触目惊心。单靠专题部的7个记者已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刊社要求全社齐动员，要车给车，要人给人，要经费给经费，全力支持追踪报道。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子女已逃回大连的家长却顾虑重重，不太配合采访。一方面，他们担心家丑外扬，影响孩子和家庭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更担心被其孩子骗走的家长找上门来，要人要钱要他们包赔损失。
高健（化名）从昆明回大连已经一个星期了。进了家门，精神恍惚，落下个“三不敢”的毛病：一不敢上街，怕遇见熟人难堪；二不敢接电话，怕受到昆明“消费联盟”的威胁；三不敢见生人，怕被骗同学的家长上门找麻烦。
听说记者要登门采访，高健的父母找出各种理由予以拒绝。经过反复动员，又同意用化名、不登照片，他们才勉强同意儿子接受了采访。
高健坐在我的面前，一身孩子气，一脸憨态。他低头抹泪述说了自己被骗、然后骗人的前后经过：
我家里挺困难的。父亲下岗，母亲工资又低，能供我读中专已很不容易。去年毕业时，我就发誓多挣钱，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但在大连找了一圈，只在一个大酒楼里找到个服务生工作，一天干十一二个小时，只能开五六百元的工资，哪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2000年1月底，初中同学张礼从昆明打来电话，说那里挣钱寄易，给大商场干采购，一个月管吃管住，还能开两千元。
放下电话，我乐得直蹦高。父母听说我要去昆明，就泼冷水说：西南地区落后，怎么可能工资比大连还高？
我就开导道：咱中专生在大连的地位仅次于文盲，可到了落后地区，咱也算知识分子，就像外国人到中国一样，工资不是都挺高的？再说，张礼在班里是团支部书记，能骗我吗？
父母没喝过多少墨水，自然理论不过我。我们商定过完春节就动身。
可是，在春节前一个星期，张礼又来电话催。他说，春节是销售、采购旺季，需要人手多，如果你春节前不过来，经理就要另找人。你这个机会可是我帮助争取来的，千万不能错过啊。
我一想，人家那么热心帮忙，我可不能信不过人家。这样多不够意思？所以，我就对父母说：春节不稀在家过了。这个机会失去，以后很难找的。
就这样，我匆匆登上南下的火车。临行前，父母东借西挪，给了我4000元。送我上车时，母亲还一再叮嘱：到昆明要注意安全。挣到钱，早点寄回来还债。
从大连坐火车到昆明要走三天两夜，眼看着自己的理想就要变为现实，我兴奋得不吃饭也不饿，不睡觉也不困，就像中邪似的。而到了之后才明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气得挥起拳头朝张礼吼道：你怎么这样缺德！
张礼自知理亏，羞得一声不吭。倒是他的同伙围上来五六个，弄得我不敢再发作。
传销是非法的，不被抓起来就不错了，还能挣到钱？我表示怀疑。
张礼不但没生气，还整天陪着我（后来才知道，这是48小时监控，以防止我逃脱或给家里打电话道实情）逛昆明城，参观世博园，并带我去听讲座，接受“洗脑”。
讲座往往是由“消费联盟”的成功人士介绍经验，看着他们有的半个月就积了10000分，挣了1700元，我挺羡慕的。张礼见我态度转变，便乘机说：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别走了，咱一块挣钱吧。
我仍拿不定主意。因为回家去，无脸见父母；不回家，这样干不就等于骗人吗？我一宿宿地睡不着觉，内心非常矛盾。
这时候，我乘上厕所机会跑出去给父母打了个电话。父母在电话中问我在昆明怎么样？我哪敢说实话。听说我的工作挺好的，收入挺高的，他们就鼓励我：别想家，好好干，干出个人样才回来。这样可倒好，我的回家路被我自己的谎言给堵上了。
于是，我咬咬牙，拿出身上所有的钱，抱着赌一把的侥幸心理买了两份单，积了2000分。张礼挺高兴，因为他已经积累8000分，加上我的“下卡”分，他就积了10000分。这样，他就可以挣到1700元。
上了贼船后，我便琢磨着怎么像张礼那样发展“下卡”（也叫“下线”），早日成为“上卡”（也叫“上线”）。我按照“消费联盟”传授的方法，将我认识的同学、朋友逐个排队，经过反复筛选，选定了李平作为“第一目标”。
李平与我是“老铁”，打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他家里也不富裕，挺缺钱花。接到我的电话，他半信半疑，我则拍着胸脯说：“怎么，我俩谁跟谁呀。我还能熊（大连话，骗的意思）你？”
过了几天，李平还没动身，我可真是急呀。看到张礼等人见了效益，我身无分文，靠借钱度日，何时才能捞回本钱呀？我又打电话催李平，他说：我妈住院，家里没路费。我赶紧劝道：“你快点过来吧，早来早挣大钱，好给你妈治病呀！”
就这样，李平终于上钩了。他来了之后我才得知，为了让他多带几个钱出远门，母亲拖着病身子，提前出了院……
纸里包不住火。李平到昆明后，见受了骗，上前就给了我两个脸蛋子，打得我眼冒金花。
骗一个也是骗，骗两个也是骗。于是，我便一发不可收拾。两个来月，骗来5个人。有3人分别买了一份单，另两人还未买单，你们就报道了。当天我们在昆明就接到消息。一下子把“消费联盟”给搅乱了，头目们东躲西藏，没心思管我们。我就和那两个还未买单的同学赶紧跑回大连，连换洗衣服都没拿。
这几天，他俩的家长还找到我家，要我父母包赔损失。我父母哪有钱赔他们？只能给别人赔笑脸、说好话。人走就关起门来骂我……这么长时间，我不但赔了几千元，还落了个骂名。回家后，我越想越后怕，越想越后悔。我真不该自己受骗，又去骗别人！
人大代表紧急约见公安局长
追踪报道还在继续。但是，市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警方又不愿接受采访。如果仅仅是纸上谈兵，只能对市民起个提醒的作用，而对于那些被骗走子女的大连家长，以及困在昆明无力缺钱回家的“大连孩子”，鞭长莫及，又能有什么实际用处你？作为新闻，最大的价值就是能推动社会问题的早日解决。我很苦恼，因为领导让我牵头抓这项报道，怎么能老在原地踏步呢？
好在事在人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周刊社的高副总编，是大连市人大代表，对此报道大力支持。3月13日，我将自己的想法向他做了汇报，他想了想，说：人大代表有项权力，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就某些突发事件和重大问题，紧急约见市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促进问题的解决。据我所知，有史以来，大连市人大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这样吧，我马上和人大领导报告一下，看看能否采取这一特殊途径，推动推动。
3月14日下午2时许，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四楼第一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一个特殊会议正在举行，在坐的有高代表约来的8名市人大代表，他们是大连市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在看完《东北之窗》的多篇报道之后，都感到问题严重，情况急迫，并形成了共识：建议公安部门迅速采取行动，解救数百名被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
接着，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孙清宝受局长委托，率刑警支队队长祁广殷到会，接受市人大代表的紧急约见。
首先是播放电视录象。这是王刚义去昆明解救王华时，用自己的微型摄像机录制的。录像一边播放，王刚义一边解说。然后，刚从昆明脱身的大连青年邢某和对象许某详细介绍了自己被华良公司“消费联盟”骗走的经过。当他俩迷途知返，决定停止发展“下卡”回家时，身份证和贵重物品却被“消费联盟”扣留了，身无分文，只得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直到家里来人把俩人接回大连……，大家听了，心头又是一阵发紧，更为滞留昆明的“大连孩子”的命运担忧。
“俺现在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希望公安干警快点南下，早日把落难孩子们救回来！”市民吕先生刚说了几句话，就忍不住泪流量满面。他儿子被骗去昆明快半年了，至今未归。
最后，在市人大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列席会议的市民们退席。人大代表们坦诚地与市公安局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市人大代表、市治安综合治理大队队长彭勇毅激动地说：我们了解到大连孩子被困昆明的真相后，感到事态特别严重，有必要向你们及时通报情况，希望公安机关本着为人民负责的精神，马上采取行动，把局面控制住，尽快把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解救回来。
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孙清宝和刑警支队队长祁广殷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做着记录。听到一半，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孙清宝掏出手机，通知市局经侦处邓处长马上赶到会场，掌握情况。
会议结束前，孙清宝明确表示：几百名大连人被“消费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骗到昆明等地，情节恶劣，危害很大，是一起严重的诈骗犯罪，警方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会后，警车将王刚义等人接到市公安局，做报案笔录，并决定立案侦查。
次日，有消息说，市公安局已派专人连夜到省公安厅汇报案情……
不协调的“杂音”
《除夕前夜紧急行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发表后，立即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辽沈晚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华西都市报》、昆明《都市时报》等几十家媒体予以转载，造成全国声势。辽宁省委主要领导（也是大连人）还在《辽沈晚报》上亲笔批示，明确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打击犯罪活动。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杂音”：
有几个人分别给我和王刚义打电话，威胁说“你们别管闲事，否则不客气”，也有人给采访对象打电话，命令他们“闭嘴”；
有的对王刚义个人的动机提出非议，说他是去昆明接自己的亲戚，回来到处宣传是为了“炒作”自己，出风头，大连的就业在全国都是先进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被骗到昆明“工作”，显然是夸大其辞，自损大连的美好形象。王刚义很气愤，说：真是岂有此理！我亲眼所见也是假的了？他还鼓励我说：有必要的话，我可以陪你去昆明实地采访，澄清是非。如果你们单位经费上有困难，一切由我来承担；
有的人化妆成“受害人”，到编辑部“摸底”。一天，编辑部来了一个说外地口音的小伙，说是来找余音反映情况。正巧我出去采访了。一名女记者热情地接待了他。令女记者奇怪的是，他不但未反映任何情况，反而向女记者打听报道进展到什么程度，那些人接受了采访，余音长得啥模样，传呼和手机号码是多少，家住在什么地方……
敏感的女记者觉得很不对劲，就找了个借口让他等一会儿，她自己想到办公室报告一下这个异常情况。可是，等她叫人来会会那个小伙时，那家伙早已不见踪影。事后，同事们好心地提醒我：出去采访小心点，晚上最好别一个人外出。
更为可气的是，有的部门领导以保护本行业、本单位的形象为名，通过各种渠道向报社施压……
这个时候，好在周刊社领导头脑清醒，不但顶住的压力，而且在3月22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派两名记者赴昆明进行深入采访，进一步揭露传销真相。
从3月9日到22日，在十几多天时间里，《东北之窗》的记者做了大量采访，连续三期用10个整版进行跟踪报道，可以说是空前的。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消费联盟”是个全国性传销集团，组织遍布上海、重庆、昆明、石家庄、广州等，号称有三四十万之众。据调查，被骗的人大多是家境不太好、学历比较低、找工作较难的普通百姓。每传销一个人，家里要损失一万来元，有的家因此举债，有的人因此辞了工作，还有的在异地生活无着跳楼自杀或盗窃、抢劫……社领导认为，在继续搞好大连及其周边地区采访的基础上，很有必要去昆明实地采访，推动问题的解决。
在确定人选时，很多记者主动请缨，特别是有几个女记者也争先恐后的提出申请，场面令人感动。社领导考虑到家里也有采访任务和一大摊子工作，去的人不宜太多，而且不便去女记者，所以决定由我带着年轻记者王春阳去昆明，并决定由分管专题部的吴荣祚副总编主抓这一报道，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副总编排除种种干扰，对报道给予了及时、有力的领导，让身处一线“冲锋陷阵”的记者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为了取得云南省暨昆明市领导的支持，高副总编又连夜找到一位与云南省委负责同志有密切关系的领导写了“条子”。在昆明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张“条子”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令我惊诧的是，王刚义不但没有给予我单位分文的经费资助，还找了一些理由，说自己有事走不开，不愿意再去昆明。
“向导”自食其言，临时变卦，我俩进退两难：退票不去，无法推进报道，深挖传销黑幕；去昆明实地采访，人生地不熟，在茫茫人海里能不能找到传销集团的老巢和“大连孩子”，完成采访任务呢？何况，传销集团中混杂了一些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我俩去揭露传销，无疑是要断他们的财路，他们能不采取暴力行动负隅顽抗吗？
“大连孩子”，你在春城还好吗？
3月23日上午，阴雾弥漫，我俩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登上班机，飞往昆明。同行的还有省城一家报社的一位男记者。他们报社头天下午得知我们前往昆明采访的消息，立即决定派出记者，随队前往。
昆明素有春城之美誉。阳春三月，正是绿草如茵、花团锦簇的季节。滇池的清波、大观楼的长联、民族村的风情、世博园的美景，无不令人心驰神往。虽然我们都没到过昆明，都乐意到春城一游。但是，已经受“消费联盟”诱骗而困在昆明的“大连孩子”的命运，让我们忧心忡忡：他们的生活得如何？吃住得怎么样？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吗？怎么才能找到他们，把他们解救回家？当地的政府、媒体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飞机在云海上飞翔，思绪在脑海里激荡，六七个小时的航程里，我们竟不曾露出一丝笑意……
因为王刚义等人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时，曾遭到围攻；又因为记者对昆明市情很陌生，举目无亲。临行前，杂志社领导、同仁皆为我们的安全担忧。临行前，大家都嘱咐我俩注意安全，有的人还开玩笑说：余主任，你买500万人身保险再去吧。对此，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对开展工作做了较为周密的计划。
当天下午3点35分，我们的双脚踩在昆明的土地上。从“北方明珠”大连，到西南春城昆明，我们的衣着与周围的环境产生了巨大反差。许多身着衬衣的昆明人，看见我们身穿皮夹克，都露出惊讶神色。我们和云南省委的一名秘书取得联系，请他帮忙为我们找了一家居住安全的宾馆。
昆明是旅游名城，旅馆众多，上《昆明消费指南》的就有400多家。真是无巧不成书。傍晚，当我们乘的出租车驶进宾馆大门，“连云宾馆”映入眼帘，大家相视而笑。“连云”二字巧妙组合，一下子将相距数千里的大连、云南联系到了一起；更巧的是，当我们将一本《东北之窗》赠送一位领导时，他看到杂志社的地址是在大连市昆明街上，便幽默地说：“看来，你们真是与昆明有缘啊。”
昆明的流动人口比较多。市区人口仅160多万，而暂住人口却达80余万，每天的流动人口也有几十万，而我们后来从警方了解到的信息是，在昆明办暂住证的大连人仅49名。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数百名大连孩子，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为遗憾的是，从昆明返回大连的受害者们，或是因为害怕受到“消费联盟”的报复，或是在昆明居住期间，基本上被封闭在大楼内、房间里，连走出小区的机会都很少；即使出去买东西，都有两三个人“陪护”，来去匆匆，所以，他们只能向记者提供大概的居住位置。
当天晚上，我们不顾旅途疲劳，乘出租车来到丰宁小区。
这一小区位于昆明市的城乡结合部，建成时间比较早，居民大都是搬迁户，构成很复杂。这里的居民楼林立，多是外观相似的七层“火柴盒”。我们按掌握的线索，到小区“踩点”、“蹲坑”，希望发现剃光头的“消费联盟”卡友的行踪。
小区的集市里，人头攒动，生意火爆；街道上，居民们悠闲地散着步；电游厅中，小姑娘在跳舞机上拼命跳跃，小青年眼盯屏幕紧张地操作着按钮、手柄……两个多小时里，我们搜寻了“消费联盟”可能出现的各个角落，走得人困马乏。也看到几个头发只有一厘米长的小伙招摇过市，但还不能断定这些人是不是我们要寻找的“卡友”。
为了既找到“大连孩子”，又不打草惊蛇，我们又利用双休日，三次到丰宁小区“微服”侦察，彻底摸清了小区的结构，找到了大连受害者提供的准确位置。站在小区里，我们在内心里默默呼唤：受“消费联盟”欺骗的大连孩子们，快快醒悟吧，你们的父母在思念你们，等候你们早日、安全返回家园。
可是，我们始终没有遇见说大连话的青年。也许，传销集团闻风而动，把他们都秘密转移到其它地方了？
采访不顺，让我们坐卧不安。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急火攻心，每个人的舌头都溃殇了，口角也烧烂了，其中的焦虑，真是一言难尽啊。
意外获得“联络图”
3月27日是星期一。我们感到再也不能守株待兔了。一大早，天晴气爽，我就做出安排：兵分三路，各自为战。我去市有关部门进行协调；春阳去《春城晚报》寻找线索；省城记者去昆明市西山区公安分局了解情况。我认为，无论哪一路亮了绿灯，我们就会不辱使命，打开局面。
我打的前往市委，向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了采访计划。他表示自己对“消费联盟”猖獗活动不太掌握，认为昆明市不大可能发生这样的社会问题。
情急之下，我掏出了那张“条子”，果然见效。这位领导马上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要求他们保护记者的安全，尽可能为采访提供方便。
当天中午，三路绿灯高挂，各路人马汇合到东风派出所；昆明的媒体也是雷厉风行，主动加盟到采访报道行列。
传销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涉及到经济管理秩序等问题。经认真研究，到会的西山公安分局领导提出约请区工商局联手出击，电话沟通后，得到区工商局的积极回应。
为了有的放矢，下午二时许，我和几名公安以查暂住证为名，对王刚义提供的几个居民楼进行“火力侦察”，结果扑了个空。不知是他们逃跑了，还是住址不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偶尔在9栋2单元402房间发现了一个“家庭”。否则，我真承担不起“谎报军情”的责任。在这个“家庭”里，居住着12个小伙子。我不是当地口音，普通话又“不普通”，也无法照相，所以只能装着“哑巴”，一声不吭。
查过暂住证后，警方对他们做了简单的治安教育，然后就离开了。
春阳则和省城记者去一家宾馆采访。据返回大连的受害者反映，他们曾于今年春节前夕在昆明某培训中心上过“消费联盟”的培训课。当天下午，春阳在执法人员的陪同下，采访了该中心主任徐某。
问：华良公司在你们这儿搞过培训吗？
答：华良？没有。
问：“消费联盟”呢？
答：没有。没有人（在这儿）搞过这种传销性质的培训。
记者追问：我们没有提到传销，也没有说华良公司是搞传销的，你怎么和传销联系起来的呢？
答：你们听我解释，三年前，有个传销公司要在我们这里搞培训，最后没谈成，所以我对传销有印象！
这位主任的回答，让人感觉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但是由于查不出足够的证据，春阳他们也感到无奈。
夜里十时许，联合行动小组对丰宁小区几座目标楼突击搜查，重点就是9栋2单元402房间。公安、工商等执法人员敲开门后，一举将该房间的11名“家长”、卡友及发展对象拿下。有1名小伙因外出而成为“漏网之鱼”。巧的是，当执法人员进门之时，他们中的一位正在用手机打电话联系着业务。这些人分别来自河南、山东，大都是某师范学校去年的大专毕业生。我在现场看到，他们住的是两室一厅，睡的是地铺，铺面又脏又乱，桌子上散乱地摆着一堆华良公司“消费联盟”的书刊、讲义、笔记，还夹着一本用报纸包裹的《人体艺术》画册，以及31盒海豹油、4盒目脑灵（海豹油系列产品之一）。据“家长”谭某称，此房是他与另一名“家长”毛某合租下的，月租550元。
23时30分，11名河南、山东的男青年因与“消费联盟”有瓜葛，被拉到执法机关。按照要求，他们在过道上排成两列，等候调查。作为受骗者，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对于他们，记者在报道中或用化名，或把照片作技术处理将“真事隐”。当我出于报道需要照相时，他们马上扭过头去。我又变换位置。刚举相机，一位矮个子冲上前来，用手掌挡住镜头，吼道：“不许照！”后来，我经过过道时，这小子又冲过来嚷道：“你没经过我们的同意就照相，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快把胶卷交出来。”接着，他的同伴也气势凶汹地围上来。我见状大声斥责说：“你懂什么叫肖像权吗？你们还敢在这里闹事！”让人费解的是，警察们对这一具有暴力倾向的冲突却充耳不闻，并没有一个人走过来为我解围。
在东风派出所，工商干部对“家长”做了调查。谭某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说自己曾在开封市某联中当了一个多月的教师，月薪只有380元。今年一月底，经高中同学毛某介绍到重庆发展，交了200元培训费，经过三天“洗脑”，便相信了“消费联盟”的理念，用父母给的钱，花1680元在重庆买了一份单，然后转移到昆明，现在已发展5个人，大多是河南老乡兼同学。谭某自称是这几个人的“家长”。他对自己是卡友颇为自得，并称在重庆、上海、昆明、石家庄、长沙、蚌埠等地都有“消费联盟”，人数有三四十万之众。当记者问其数据来源，他说，我加盟的卡号已是27万多，这段时间肯定会“发展”、“壮大”的。
谭某加盟“消费联盟”一个多月，还没分得红利。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只有靠家里支持。他也曾出去找过工作，但未找到合适的。虽然明知是骗局，但他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大，与工商人员理论时振振有辞，对工商人员的疑问对答如流。
当工商人员指出他们搞的那一套“消费联盟”是传销，谭某滔滔不绝地说：传销在1998年4月21日就被明令禁止，而他们做的是“消费联盟”，形式虽然与传销相似，本质却不同。接着，他摆了4条理由：一、传销产品价格比市面上同类产品贵4—6倍，而“消费联盟”的产品与市面上同类产品的价格一样（据记者调查，锦州华良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出产的海豹油一盒90颗，每颗450毫克，售价400元人民币；而市面上卖的一种原产加拿大、由广州南方李锦记经销的海豹油一盒100颗，每颗500毫克，售价234元人民币）。二、传销公司只有一种产品，产品单一；华良公司的产品很多，产品多元化（据记者调查，世界传销业“大哥大”安利公司的产品有一百多种，其他世界著名传销公司的产品也都不止一种，而“消费联盟”卡友手里拿的只有海豹油及其系列产品）。三、做传销“上线”拿钱多，“下线”拿钱少，“消费联盟”的“上卡”、“下卡”拿钱是一样的（据记者调查，“上卡”靠“下卡”发展人头提成，“下卡”发展得越多，“上卡”收入越多）。四、传销与“消费联盟”运用的都是市场倍增学原理，但是华良公司有自己的工厂，如锦州华良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吉林华甸工厂等，传销公司则没有自己的工厂（据记者调查，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工厂）。
面对他的信口开河，几个戴大盖帽的工商人员无言以对，好像是在听他的“洗脑”课一般。记者见了，心里觉得怪怪的。
谭某预测，按现在的进展速度，他“4月底就能拿到钱，下面的人会发展嘛！”而实际上，他用了快两个月的时间，才让自己的“下卡”买了一份单。新发展的对象能否掏钱，还是个未知数。按此进度，4月份见利显然是异想天开。
最后，记者关切地问他是否认识大连卡友时，他说：在重庆，大连卡友有一两百人。
那么，昆明有多少大连卡友？
他笑了笑，摇头说：“我与他们各自发展业务，相互间没有联系。”
闻听此言，记者甚感遗憾，难道“大连孩子”真的已不在昆明？
就在我为此沮丧之时，春阳告诉我一个意外喜讯：工商局从收缴的材料里发现了三张写有三四十人姓名、地址、电话的“联络图”通讯录，其中有12名是大连人。
骗子说谎脸不红，果真如此！
寻找计划突然搁浅
其实，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据警方介绍，今年3月6日，曾有二百人左右在市郊聚集，警方调查中发现是华良公司“消费联盟”在搞培训活动，就对主办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未做处任何处罚。
3月10日，大连一青年在昆明打电话给《都市时报》欧记者，询问“消费联盟”是否合法。欧记者听完他的话，当即劝他“别参加‘消费联盟’，传销是非法的。”当得知他不好意思回家，想在昆明找份工作时，这位热心肠的女记者答应帮忙。几天后，小欧正在外面采访，这位大连青年给她打来传呼，说他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准备回大连，并留下了一个昆明的电话号码。小欧因为工作忙，就未打电话与其做进一步联系。
3月28日凌晨1时许，工商局的同志连夜开展调查。西山工商局的领导表示：对于传销，一经发现就要一查到底，我们肯定要把他们连窝端掉。西山公安局的领导也态度坚决：只要需要我们配合，没二话。大家商定，按照“联络图”顺藤摸瓜，第二天再摸一摸几个大连人居住的“消费联盟”窝点，以便向大连市民作个交代。并让我们回宾馆好好休息，听电话通知。
这天上午，省城记者突然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终止采访，下午就乘机返回沈阳。省城媒体原本是再三求我，经我同意，搭上顺风车来“分一杯羹”的，关键时刻却打起了“退堂鼓”，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有利向里挤，有险缩回头”，真觉得这样的媒体挺滑稽可笑的。但我也由此预感这是不祥之兆。
果然如此。
我和春阳呆在宾馆里，一边休息，一边等待晚上出发的通知。这几天，我俩吃不好，睡不香，精神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身体感到很疲劳。
到了下午，电话一直未响。我觉得还是我们主动一点为好，于是，我就抓起宾馆里的电话，从16时至19时30分，打办公电话，无人接；打手机，关机。好不容易才找到人，西山公安分局的答复是：“传销属于经营范围，不属公安局管辖”；西山工商分局的答复却是：“我们只能清查店铺。这些传销人住在居民区里面，没有警方的配合，我们不能扰民。”
刚刚一个晚上，他们就变卦了。真让人无法理解。真应了那个成语：夜长梦多！
那天电话少说也打了四五十个，但最后还是“无言的结局”。后来得知，当地领导从报纸上得知东北记者到昆明采访，要“解救”几百名被骗滞留昆明的“大连孩子”，很是不以为然，担心本地形象因此受到损害，不同意再搞下去。
传销为什么越闹越大，越闹越凶？谁是保护伞，事实一再证明：哪里发现大的传销集团，保护伞就是当地领导，否则，在公安、工商等执法组织的日夜监控下，传销集团在当地根本无法生根、开花、结果，怎么能够做得大？
开弓岂有回头箭？！
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夜20时，我按照“联络图”，拨通了身在昆明的大连孩子张某的电话，并约定由他指定地点见面，还留下了我们的联系电话。张某很乐意接受采访，并要与我们“理论理论”。他说自己确定地点后再通知我们。但到21点，电话没响；22点，电话仍没动静……
大连孩子啊，你们是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是执迷不悟，心甘情愿为“消费联盟”所“消费”？
我们又从“联络图”上查到大连一名家长的电话，与其联系，讲明了我们的采访意图，请他代我们约见他的儿子出来见面，理由是“有两个叔叔到昆明出差，我让他们给你捎了一些家乡特产”。那位家长同意了，将儿子的传呼给了我们。过十分钟，我们给那个青年打传呼，他回了，第一句话就是：“我爸已告诉我你们是记者！”然后就把电话扣掉了。
我和春阳面面相觑，怎么也不能理解，天下竟有如此糊涂、鄙劣的父亲！
夜已很深，天上下起了绵绵细雨。由于截稿时间已到，我们都感到无可奈何。于是，我和春阳连晚饭都没吃，就分头撰写稿件，连夜找邮局用传真发回大连。我还特意用春秋笔法写出心中的愤恨：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见到一名“大连孩子”。记者只能满怀沮丧、满怀疑惑、满怀痛苦地向大连人民报道这一充满遗憾、充满无奈、充满企盼的“昆明寻找大连孩子”的经过。尽管我们深知，在昆明找“大连孩子”仍有诸多辛苦、诸多变数、诸多风险，但我们断定，“消费联盟”还在昆明活动，“大连孩子”还在昆明受骗……
警方拒绝提供安全保证
3月29日，我和春阳呆在宾馆里，眼望窗外的绵绵细雨，心如枯井；就这么回去，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自行采访，出了问题谁负责？
拿破仑指出：“记者的笔可抵三千毛瑟枪。”
著名新闻人普利策认为：“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
我和春阳都是抱着这一宗旨走到一起来的。
1999年7月之前，我在大连市委宣传部做秘书，深感搞好宣传工作，必须深入基层、紧贴社会，于是，我义无反顾，在全国第一个主动炒掉公务员身份，要求下派到杂志社工作；而春阳也是辞去企业的公职，加盟“无冕之王”行列。面对意外干扰，我决定义无反顾，按照“自己的时间表”继续采访。他欣然赞同。
但是，从那里下手呢？我俩商量了一上午，也没找到突破口。
如果当地有人因为工作无着，对“消费联盟”产生兴趣，登门了解情况，以便择机加盟。“消费联盟”既不会拒绝，也不敢把当地人扣留下来，这样的话，不就可以摸清“敌情”，见到“大连孩子”了吗？
午休后，我把这个创意与春阳做了交流，他认为挺好的。
但是，当地人我们都不认识，谁个愿意参加这个冒险计划呢？
我抽了一支烟，说：小欧应该可以。
我们飞赴昆明寻访“大连孩子”的消息传出，昆明女记者小欧出于社会责任和职业敏感，主动与我们取得联系，加盟到采访、报道行列，并讲述了她与一名“大连孩子”交往的简短经过。
于是，我让春阳打电话给小欧，邀请她晚上一起去“登门拜访”。小欧也是很敬业，很有胆量。她听完我们的策划，爽快答应。记者就是记者，与见风使舵的官员、见利忘义的商人都是不一样的。熊包软蛋不适合吃“记者饭”。
当晚19时，雨下得更大了。我俩和欧记者打的士来到西山区某派出所，提出警方派便衣协助采访的请求，一位姓王的指导员冷冰冰地说：“你以为你们是谁？”我说：你们市领导有指示，要求你们为采访提供安全保证，而且，我们昨天不是一起干的吗？王指导员将脸背回去，一副不理不睬的神态。
我真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对得起他那身警服。
在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之前，我是一名团职干部，他一个小小的指导员，在我眼里算个啥？但是，这是在昆明，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啊！
夜黑如墨，雨越下越大。我们在雨中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我突然想到一个大胆计划：由一个人与欧小姐扮成小夫妻，按照线索“登门拜访”，另一个留在门外接应。
我原本是想自己深入“虎穴”的。但春阳认为我的年龄与欧记者相差较大，而他与小欧年龄相仿，普通话又说得好，就主动要求扮演“男主角”。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让我十分感动。我紧握着他的手，说：“好兄弟，注意安全。”
事不迟疑，我们一行三人打的士来到了位于昆明西郊的D小区。为防不测，我埋伏在门外策应，一旦有危险可以及时报警。分手时，我和春阳都把手机提前预置到了110。
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还要惊险，因为，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从丰宁小区逃走的那个小头目，就躲藏在我们将要暗访的那间屋子里……
雨夜暗访“大连孩子”
小欧用那个电话号码打通了电话，又问明了他们的具体居住位置。很显然，有人主动要了解传销，那边的人喜出望外。
晚8点左右，春阳、小欧敲开了那间位于三楼出租房的门，开门的是一个小伙子。
“请问陈某在吗？”
“我就是。”
听到熟悉的大连口音，我在二楼暗处不禁心头一热：“大连孩子”，我们终于见到你们了！
陈某热情地把这对“小两口”让进屋子。
春阳和欧小姐进屋，保险门关上了。据“小两口”事后介绍，那是一间两室一厅的普通民居，客厅里摆着一圈沙发，左侧的转角沙发前放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几本书和一个打开的笔记本，陈某正在做“功课”。经过允许，春阳随手翻了翻，都是“消费联盟”的培训材料和听课笔记，里面的内容与我们掌握的基本相同。
我很不放心他俩的安全，从楼下轻轻地走上来，耳朵悄悄地凑近铁门，保险门密封挺好，里面的动静听不清。过了一会儿，楼下有人上来，我便装着没事似的往下走；在雨地里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门前，仍然听不清里面的声音。偶尔会有一些动静，但不知道是凶是吉。楼下又有人上来，我再次往下走……真像一个小偷似的，浑身淋得像个“落汤鸡”，心里又紧张又担忧。
他们的谈话在相互试探中开始了。此时陈某坐在小欧的旁边，春阳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小伙子，他穿着黑色T恤衫，用手拄着下巴，两眼紧瞅着他俩，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对不起啊，我忘了我们在哪儿见过面。”
“就是在这里啊！不过刚才没认出来你。”小欧机智地答道：“我只来过一次，不是很了解，今天想过来看一看嘛，就带我的朋友一块来啦。”
疑虑打消了，陈某打开话匣子，开始侃侃而谈。他说，他来昆明的时间不长，做得比较慢，还不怎么成功，但每天与朋友在一起，探讨成功的经验，觉得非常充实，对前途充满希望。他还说，原来想发展大连市内的朋友，后来发现挺难，因为人们想法太多。
交谈中，陆陆续续有人从里屋走出来，不一会儿，客厅就坐满了。
春阳沉默不语，环视四周，发现多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只有一个新疆人看上去年纪较大，差不多有40岁的样子。据他们自己介绍，这10个人中有7个来自大连。
小欧要求结识一下做“华良”的成功人士。随后，被他们称为“老大”的王太明给请了出来，坐在了小欧身旁。
王太明说他去年年底在重庆加盟了“消费联盟”，之后到了昆明，现在已发展几十个人，赚了2000元钱，虽然花销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但是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赚得更多，实现自己给自己当老板的梦想。
小欧问：做“华良”最成功的人是谁？在座的异口同声：“汪洋是大陆华良第一人，已经挣了几百万，你们可以跟他聊聊成功的经验。”
王太明进里屋找“汪洋”的电话号码，一位姓刘的大连小伙子也跟了进去。春阳从门缝子里看见，里屋靠墙摆着一张书桌，靠窗则是一溜地铺，行李直接铺在水泥地上。
不一会儿，王太明、小刘出来，说是没找到汪洋的号码，让小欧留下电话号码和大连的住址，以后再告诉。由于小欧不熟悉大连市的情况，没有写上，引起了他们的怀疑，谈话一时陷入僵局。
为了转移目标，春阳问道：“外面传言‘消费联盟’是传销，是这么回事吗？”
此言一出，立即招来他们的一片反驳声。一个坐在门口的高个子青年大声地对小欧说，“要是我现在把你痛打一顿，丢出门去，然后逢人就说你是个坏女孩，一个传一个，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家就会都认为你就是个坏女孩。”
这些话让春阳有点心惊肉跳。
王太明接过话头：“谣言嘛，不要信他，人都有从众心理，一个人说我们是传销，大家就会跟着胡说八道，挺正常现象。”
小欧忍不住反问道：“那你们做‘华良’，不是也利用了人们的从众心理吗？”
王太明一时语塞，略微思考，他随即反驳道：“你真正了解‘华良’这套运作模式，就不会在乎别人说什么，照着做就能成功，很简单。”
此时，那个身穿黑色T恤衫的青年突然开腔：“我觉得你们不是加盟解传销的。……你们是记者！”
一言既出，全屋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10个男的，对2个记者，危险可想而知。又是在关键时刻，春阳表现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他大声地驳斥：我们两口子下岗了，没有钱生活，就是想参加“消费联盟”发发财。你们还疑神疑鬼的。要是记者，谁肯大雨天登门拜访你们？要是你们不欢迎，那我们只有参加别的公司了……
“对。你要是和我没见过面，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小欧看着陈某，加了一句。
也许是他俩的表演很到位，也许是王太明发财心切，不忍让煮熟的鸭子飞跑了。所以，他打哈哈说：别这样吗，我们都是朋友，用不着互相猜疑。他又指了指那个身穿黑T恤的小伙，说：他是从丰宁小区过来避风头的。听说这几天大连来了几个记者，工商局、公安局也查的挺凶，他们那个家庭刚被端过。他因为到外面回电话，正巧没再屋内，才侥幸逃到这里的……
空气平和了以后，王太明开始给小两口讲解赚钱的技巧。
随着时间流逝，我心里咚咚直跳，深怕时间长了他俩暴露身份，引来灾祸。
他俩进门半个小时左右，我实在不放心，赶紧拨响了春阳的手机。
手机一响，春阳立即顺水推舟，说：“我还有事，等明天我们再联系吧。”
那些人并不知道门外的情况，也没有阻拦。
出门后，他俩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谁也不说话，一拐弯，拦住一辆出租车，马上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在出租车里，我们三人击掌相庆：终于见到“大连孩子”了！
“大连孩子”虽然见到，他们“传人”传不来，又不忍心老骗父母的血汗钱糊口，走投无路，每天饥一顿饱一顿，但他们又被“传人”理论所毒害，仍然想着骗别人“垫背”使自己“解套”，真是很悲哀。
后来，春阳和小欧才感到后怕：如果不是我及时拨打电话，他俩在里面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穿帮”。一旦被他们发现了身份，轻者要受一顿皮肉之苦，重者要有生命危险。出了问题，昆明谁会出来相救呢？
与此同时，昆明市、云南省以及全国的多家住滇记者站相继加盟到报道行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希望到昆明采访，辽宁卫视“新闻观察”连续作了两期节目，对王刚义作了现场采访，对我进行电话采访。好几家电视台、报社的记者通过不同途径找到我的手机号码，与我联系，希望来昆明一块揭露传销黑幕。
但是，正当我和春阳为冒险完成采访任务而开怀畅饮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后院”起火了！
一个无解的方程式
就在我们在昆明深入“虎穴”之时，大连出现了怪现象。有的部门领导以个别报道中出现“中专生”、“职高生”字眼，大发雷霆，搬来一位副市长坐阵，紧急通知袁总编去开会，要他作出解释，予以更正、道歉。在关键时刻，年轻的女记者赵阳不卑不亢，拿出了充分证据，据理以争。
面对事实，那个部门的领导并不服气，立即打电话让文章涉及的学校校长火速赶过来作证，校长当着市领导的面表示报道失实。袁总编感到问题严重。赵阳临危不惧，又拿出被骗学生的家长电话，要求当场对质。学生家长接到电话，明确表示：《东北之窗》的报道有理有据，非常真实，而且，实际情况比公开报道的还要严重。
会议不欢而散。
临走时，那位副市长丢下一句话：这样的报道还是不报为好。
同时，人大代表紧急约见公安局长一事的的进展情况，也是石沉大海，找谁谁都不发表具体的解决意见。
4月2日，我和春阳被单位催回大连。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带着“凯旋”的感觉，未做休息，一下了飞机，就直奔周刊社。我们以为可以受到一些鼓励和表扬，但是，进社后，同事们只是很平淡地打打招呼，领导也避而不谈继续报道一事。我俩都感到纳闷，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
后来的一段时间，更是让人欢喜让人忧。
让人欢喜的是，国家加大了打击传销的力度，中央级的媒体公开“曝光”的传销集团就有华良“消费联盟”，在我们无权也无法把“消费联盟”定性为传销的前提下，我们凭着一腔热血和记者的良心进行跟踪采访、报道。要是定性有误，那可真吃不了篼子走。
让我们想不通的是，我们受领导派遣前往昆明访，并不顾个人安危进行采访、报道，而且，揭露传销也是于国于民于扩大周刊影响有益的。但是，我们不明不白地受到冷落。
后来，我从在市委机关工作的朋友那里，得知有关领导要“封杀”这一选题，不让继续采访报道的信息，感到非常震惊。是啊，不给读者一个交代，就哑巴悄悄地停止报道，这种失信于民的做法，对周刊社和对记者都是莫大的耻辱。是谁给了这些“人民公仆”封杀舆论、袒护犯罪的权力？
不，我决不退缩！我要为正义和尊严而战！既然穷凶极恶的“消费联盟”我都不畏惧，既然充满暴力气息的“家庭”我们都敢去拜访，你们这几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又奈何我？
5月8日，就在五一长假上班的第一天，也就是“封杀令”即将下达的前夕，我又发动专题部的同事组织了四个整版，以醒目的黑体字隆重推出了《请看“消费联盟”在各地的表演》、《传销在“法律真空”中还能走多远？》等文章，再次向社会敲响了警钟。
为了对“昆明解救‘大连孩子’”系列采访做个小结，对广大读者有所交代，我特意写了这样一篇《编者按》：
从3月9日（第9期）以来，针对华良公司“消费联盟”，以异地介绍高薪工作之名，行传销骗人骗财之实，将成百上千的外地人骗到昆明、广州、重庆、石家庄、天津等地，使众多的家庭蒙受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有的因此而负债，有的因此丢掉了原工作等严重情况，本刊集中版面，作了系统“曝光”，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此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辽宁电视台、《辽沈晚报》以及《大连晚报》、《半岛晨报》等几十家媒体加盟了揭露“消费联盟”行动。时至今日，据本刊不完全统计，已有数百人脱离“消费联盟”的控制陆续返回大连；有几十人得知“消费联盟”真相后没上“贼船”，4月3日，国家工商局宣布华良公司“消费联盟”为非法传销，予以查处；4月24日—25日，国家工商局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查禁“消费联盟”、“滚动促销”等传销和变相传销的具体举措。这表明，全国已掀起了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的新战役。
“消费联盟”等传销和变相传销之所以死灰复燃，祸国殃民，就在于其具有很大的顽固性和欺骗性，其歪理邪说至今还蒙蔽着一些人。一部分将个人快乐建立在“下卡”痛苦之上尝到了“甜头”的骨干分子，仍要维护他们的生财之道，还在四下活动，负隅顽抗；许多上了贼船的受骗者，不肯“认赔”、忍痛“割肉”、迷途知返，反而仍想以受骗的方式骗别人来“垫背”，以求挽回自己的损失，成了“为虎作怅”者；一些被骗滞留昆明的“大连孩子”已被“消费联盟”转移到桂林等地……特别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及回避矛盾、脱卸责任、推诿扯皮、麻木不仁等思想和行为作祟，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对传销和变相传销查处打击不力，有的甚至还为之辩解、开脱、袒护。有鉴于此，我们有责任也有必要“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不断揭露“消费联盟”等传销和变相传销给我国的经济秩序、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唤醒广大读者的警觉，促进全社会共同行动，联手铲除这一社会毒癌。
谢天谢地，这几篇文章经社领导签发，得以发表。
组织律师团准备“民告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传出“封杀令”消息不久，又传出更为严重的信号：有的人对“王华该不该立案”、“‘大连孩子’在昆明到底有多少？”、“是否真需要‘解救’”等问题继续发难。辽宁省公安厅的一名业余主管还把我请到省城，软中带硬，叫我承认是失实报道，被我用大量的事实，驳斥得哑口无言。
不久，又有消息传出，大连教育部门将要举行新闻发布会，进行辟谣。
我们揭露传销，完全是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尽新闻舆论监督的神圣职责，报道中涉及了一些事，只是对事不对人，绝没有与有关部门、有关人员过不去的意思。至于这些部门和个人工作中是否存在问题，不需要局外人判定，相信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称。如果连起码的是非标准都没有，那还叫人吗？俗话说的好，越描越黑，越护越短。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在揭露丑恶现象时，总有一些正人君子站出来“泼冷水”、设“桩子”。表面上是为自己工作中的缺陷开脱责任白，实际上却挫伤了记者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客观上成为落后、丑恶现象的保护伞。
按理说，“昆明解救‘大连孩子’”是公职行为，我只是按照杂志社里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即便是出了什么问题，我的心里也很坦然，因为“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
但是，因为此报道由我引起，系列报道又主要是由我组织、指挥，所以，在“大难临头”时，我怎么能一推了之。况且，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揽功诿过的人。
1962年1月，我出生在安徽省淮南市寿县，那是个农业县，著名的鱼米之乡，虽然经济不是太发达，但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她位于中国南北文化、气候天然分界线、结合部，是四朝古都，1986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她孕育了《淮南子》，诞生了世界第一块豆腐和世界上第一支火药枪；她是淝水之战等17次古战场，古城墙至今还能寻觅到当年的刀光剑影；她是故事、传说的宝库，“一人的道，鸡犬升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典故满地乱滚，连不识字的农民都能给你随便来上一段；她境内的安丰塘碧波荡漾，广阔无边，有“天下第一塘”的美誉；她既是武昌起义后，安徽省第一个宣布共和的地区，又是中共在安徽的第一个党组织“小甸特支”诞生地；她地灵人杰，历史上涌现的人物灿若群星，远的不说，清末民初以来就有咸丰状元、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创办人孙家鼐，民国元勋柏文蔚，抗日名将方振武，“反蒋大炮”高语罕，著名画家孙多慈等等。宁折不弯，是我们寿县人的性格。我为自己是寿县人而骄傲、自豪。
在我的人生履历里，有三件事很有意思。
其一，文弱书生成为飞行员。1979年春天，正是高考最火、大学生最吃香的时候，全军第一批从应届高考生中录取男飞行学员的工作悄然开始。那个时候，消息闭塞，眼界狭窄，知识也非常匮乏，学校动员时，我连航空母舰在海上航行还是在天上飞行都搞不清楚，更要命的是，我是学校有名的书呆子，身体很弱，洗澡都能晕堂子，运动会永远不是选手，选飞行员，这样的身体哪能选的上？要是选不上，又影响了高考，岂不是鸡飞蛋打？所以，男同学们纷纷站出来“请祖国挑选”，惟有我迟迟不报名。这下可好，让一些女同学看了笑话，也让一些学习干不过我的人有了骄傲的机会。那一阵子，我上学都不敢抬头。后来，我们班主任反复做工作，我母亲也让我乘机去参加一次免费体检，我才动心，最后一个报了名。
招收飞行员，要经过县、地区和省几级体检，不但身体特别健康，而且要根红苗正，学习成绩好，反应机敏等等，可以说是千里挑一，当然，身体是前提。当男同学们都志在必得时，很多人都认为我在县级体检第一轮就会被淘汰。然而，我让他们一次次失望，最后，在全县只录取三个飞行学员的情况下，我榜上有名，意外地拿到海军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有人说：你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
这批海军飞行学员是从安徽、湖北两省招收的，共计350名，湖北180名，安徽170名。经过三年学习，因为身体、思想、文化和技术等原因，淘汰了一半以上。我不仅顺利毕业，而且成为同期毕业生中，唯一一位自学完《山西青年》刊授大学中文系全部课程的飞行员。
其二，近千名毕业生中唯一被海政看中。1989年8月，我已干了两年师党委秘书。为了领导的升迁，我不知熬了多少不眠之夜写各种材料，但有啥用呢？我只不过是一块垫脚石，职务一直原地踏步，同期飞行员都晋升为上尉了，我还是个“一道二”的老中尉。于是，我提出上海军政治学院深造的请求，经过多方努力，最终被报上了名。通过军队院校正规考试，我被录取，进入两年制的中级干部班学习，是全队六七十人中年轻最轻、职务最低的（按照规定，中级班应是上尉以上）。同学们大多数来自海军各个基层部队，最高的只有中专文凭，对我这个拥有飞行学院大专文凭的人，他们并没怎么看得起。要说学习，只要我想和谁叫劲，最后总是我占上风。上小学时，我在星期天，经常被老师叫到家里，帮她批改同学们的作业。同学们听说过老人讲的《愚公移山》，故事里有个人叫“智叟”，意思是聪明的老头。有个叫“毛蛋”的男同学，比我大几岁，父亲是淮南煤矿矿工，因矿难而死，非常调皮。他爱给人起外号。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聪明，他受到《愚公移山》故事的启发，给我起了个外号“智少”，一下子就叫开了。可以说，从小到大，搞学习我从未打过怵。所以，进入海军政治学院以后，几次考试，我都是名列前茅，其他学员才不得不刮目相看。毕业前夕，北京海军政治部到政治学院来挑选组织干事，在近千名毕业生中，我以全优学员的身份又一次“金榜题名”。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一年后，我觉得在海军大院见谁都要请示报告，写稿还被他们乱改一通，心里很不服气，于是就主动要求“下基层”，调到大连海军舰艇学院，与大机关“拜拜”！
其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据理挑战权威。文人总有个怪脾气，路见不平总爱发表意见。1996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见了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写的几首歌词，一般般，比他说的相声差多了，按照歌词的要求，只能打“59分”。可以，却有个京城著名的评论家在歌词旁边发了一篇文章《词人应该学牛哥》，大捧臭脚。那时，我正好对歌词创作抱有浓厚兴趣，我创作的《一人一个活法》在《通俗歌曲》上发表后，收到全国各地读者3000多封来信。我的词作还受到了军内外名家的好评。石祥坦言：“余音的歌词生活气息浓郁，非常具有现代军旅意识”，李幼容欣然撰文《喜听军歌有余音》。所以，我觉得他捧臭脚捧得太过分了，于是，一气呵成，写下了一篇评论《词人莫要学牛哥》，在《词刊》（1996年第五期，双月刊）发表，引发全国词界大讨论。后来，我又看了《西楚霸王》、《秦颂》等电影，见到中国历史任人“戏说、”篡改，心中愤愤不平，又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艺评论《历史不是“情场”厮杀》，发表在1996年6月26日的《光明日报》上，引起广泛关注，还被《文摘报》、《文摘周报》等十多家报纸转载。
有了这些经历，我对自己的综合素质有自信，对邪不压正有信心。因此，对可能遇到的麻烦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我和王刚义取得联系，到采访对象那里按照司法文书要求，由王刚义以法律服务所的名义收集大量证据，我们商定，一旦有人出面以辟谣的形式诋毁我们的反传销系列报道，我们就拿起法律武器，进行行政诉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告官”，同时，我还征得了大连律师界的支持，好几位富有正义感的律师表示愿意义务组团，做我的诉讼代理人。
名律师抛出“重型炮弹”
造舆论，是我们做记者的强项。在等待“辟谣”的那段日子里，我的心像沸腾的大海，一刻也没有平静过。在做好各种准备的同时，我并未忘记借助舆论，以正视听。
我想，他们“辟谣”提出的几个问题，只有用法律武器才能战而胜之。而能够就此发表见解的人选，必须是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人。所以，我找到采访能力很强的记者赵阳，请她担此重任。赵阳二话未说，愉快接受。她先去找了一个法学教授，可是被以种种借口拒绝了。她又登门去找徐英卿律师，当时，他手里正有一个急案子。但徐律师听明来意，放下手头的案卷，坦然接受了采访。
在大连律师界，徐英卿是大连双护律师事务所主任，其名字很响亮，头衔也不少：法学硕士、高级律师、市政协委员、大连市政府法律顾问、辽宁省“最佳律师”称号获得者。
下面，就是徐律师的答记者问：
记者：孩子被骗，亲人们渴望执法机关立案，要“出手”就产生管辖问题，当事人应该怎么办呢？
徐：非法传销组织中的犯罪具有复杂性是因为法律界限存在易混淆的问题。从层面上看，传销和诈骗有着联系；从断层看，传销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有的是受害者，有的是一般违法，有的涉嫌犯罪，有的可能涉嫌几个犯罪罪名。从传销组织和传销者个人关系看，传销组织、携款而逃者与误入歧途的传销人员之间有着民事间的赔偿关系。因而，抽象地说，打击非法传销活动，既应当有工商机关参加，也应当有公安机关参加，有时也涉及到法院的诉讼，如深圳“日宝来福”传销公司就是被当地法院查封的。具体地说，如果涉及诈骗犯罪，就应当由公安机关管辖。从地域管辖看，非法传销所在地的工商局、公安局等机关应当管辖，不应当推诿。打击非法传销及犯罪活动的经验证明，当地工商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联合行动不失为上策。这是从管理非法传销行为和管辖利用传销进行犯罪活动整体概念和从事态发展到明朗化的角度去谈这一现实。然而，从事态发展的初端时看，针对王刚义等人的“2.2”报案来看，解救大连孩子应当由哪个公安局来立案呢？这要看报案反映的情况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来确定。2000年2月2日，王松在向某公安局报案的材料中提到：徐某将王华骗上了去昆明的火车，随身带的钱物已被洗劫，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且对方向家长索要15000元钱。这是一种绑架行为，我要求贵局解救，情况紧急，要求立案。应当说，有扣留人质骗取、勒索钱财的犯罪嫌疑。后来读者纷纷写信给《东北之窗》，质问公安局为什么不立案，而让亲人冒险解救。我国《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转呈主管机关处理；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转送主管机关。”反映来看，某公安机关对报案人给予接待，也认为情况紧急，并与昆明公安局联系。但是，当昆明反馈表示由大连方面立案后，此立案不应搁浅，因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做了这样的规定：“案件管辖不明，由最先发现的公安机关或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机关侦查。”依当时的情况，某公安机关是否立案或采取紧急措施就接近于清楚了。然而事情到今天，方知情况并非那么紧急，而从非法传销涉嫌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看，以当地公安机关予以处理更为有利，可事物不是从起端时知道它的发展结果，恰恰相反，是从后果知道它的过程……从现在来看，我认为这件事情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解救“大连孩子”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告诫人们，有的非法传销组织已经涉嫌犯罪。
记者：作为一名律师，请从您的角度谈谈，如何挽救误入传销陷阱的受害人更为适宜？
徐：在外地传销的人们，他们中分成不同的待遇在外地生活着，“上卡”的传销者（家长）住、食、用条件较丰厚，“下卡”的传销者穷困潦倒；“上卡”不想回家，“下卡”无钱回家。如被骗去参加传销的李刚用不到50元钱扒货车、逃票，苦熬五天终于回到大连。我认为：首先，受骗的孩子要积极克服困难回家，传销不是消费。参加传销的人是为了赚取钱财，用愧疚的心态去骗取他人钱财，发展自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保护传销者。传销受害人自负参加传销的责任后果，出污泥而不染才是积极摆脱的最好方法。其途径有三：一是停止欺骗他人，包括停止欺骗自己的亲属；二是要求工商机关、公安机关对传销组织和骨干进行打击；三是联合向当地法院请求确定传销合同无效，追回被骗的钱款。
其次，有人建议能否把没收的非法传销公司的钱款支付给无钱回家的孩子们，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只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罚没财物、追回赃款赃物管理办法》之规定，要经过执法机关确认个人财产的合法性和权属性，时间不是一时半时的，而对那些尚未查封的和尚未追缴的钱款又需等待多少时间呢？此水能解渴，只是太远了。
最后，政府执法部门为稳定社会、打击传销犯罪、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对聚集人数较多的昆明、重庆、石家庄等城市的“大连孩子”进行法制宣传教育，解除其思想顾虑，与当地司法机关沟通，合作解决“大连孩子”回家问题。从法制的角度上，实在是很有益于社会稳定的好事情，无须非要民众再拿出法律根据。一件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并非是法律先规定了才去做。据我所知，《东北之窗》不仅仅报道了《昆明解救“大连孩子”》，而且身体力行，不畏艰难去昆明救援“大连孩子”，也并非找到了去昆明的法律依据。不要忘记，法律规范了人们应做的事情，也并不禁止人们去做一些没有法律规定但对社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此文发表后，引起很好的社会反响。一些法律工作者认为，徐律师的回答是有的放矢，切中要害。我很欣慰，在困境之中，还有这么多知名人士敢于站出来主持正义，其胆其识，能够让那群指鹿为马、陷害忠良的当权者汗颜否？！
海鸥，期盼着风暴的到来，越快越好；
我也期盼着这场善与恶角斗的“大戏”早日拉开帷幕，也是越快越好。
但是，我们等了挺长时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后来，连楼梯也不响了。从内部传出的信息是，辟谣计划被头脑清醒的领导责令取消。
一个似乎圆满的句号
传销祸国殃民，不除不足以平民愤。但是，在茫茫书海中，至今我还未发现一本揭露传销罪恶的图书，很多人对传销抱有侥幸心理，就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尚未认清其本质、危害，稍不注意就落入传销陷阱，教训非常深刻。
为了填补空白，我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收集有关素材，积累的材料、笔记及案例达四五百万字，并结合自己的采访、研究，着手撰写打击传销的系列文章。
8月13日，国务院转发了工商局、公安部、人民银行《关于严历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全国掀起了打击传销新高潮。9月底，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决定做一期专题节目，公开揭露传销和变相传销的欺骗性和社会危害性。编导人员到国家工商局采访，掌握了我和王刚义联手打击传销的新闻线索，随后又到大连做了调查、核实。动身到北京之前，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的领导得知此事，颇为赞赏，亲自将30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卡交到我的手里，并动情地说：我们的途径不同，目标却是一致的。你用铁笔打传销，为老百姓们保平安，我们以实际行动为你保平安。
按照策划的需要，节目还需要一名家长到场。我们给他推荐了一人，编导亲自上门核实，并邀请他去北京，他同意了，并拿出工作证，让我们帮助定机票。但我们买好机票给他打电话，他又找理由不愿去了，实际上他是担心上了节目以后，会找引来传销组织的报复。我真有些伤心，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正式录制的那天晚上6时45分，我们一行被央视接进《实话实说》现场，此时距离正式录制还有15分钟。我们刚坐下，编导将崔永元请了过来，大家一一握手。他见到我，没忘记表现他的幽默天赋，他风趣地说：“余老师，咱俩是同行，但不是冤家啊！”他还说：“你的行为很值得宣扬。你在第一线采访，能够真切地感受群众的心声，希望以后多给我们提供‘炮弹’。”
崔永元有两个特点，一是脸上永远挂着似笑非笑的笑容，他说话幽默，别人越笑，他越显得一本正经；二是手里一直攥着一瓶矿泉水，时不时泯一口。他朝大家点点头，说：“欢迎你们来实话实说。”
19时，演播大厅坐满了人，大厅不大，能坐一百来人，除了嘉宾是按编导要求坐在固定位置，观众们则自行落座。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个嘉宾还不知道崔永元要让我们说些什么——这也是“实话实说”的风格，不作准备，即席发言。
节目从王刚义赴昆明“解救”王华开始，王刚义以当事人的身份简要介绍了事情经过，并播放了一段现场录相。王华、刘钟作为受害人谈了自己的悲惨遭遇。接着，由观众自行提问，有些问题，由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金教授给予解答，有些则请郑州来的何女士现场“表演”。何女士原是多家传销公司的“讲师”，负责对加盟传销组织的人进行“洗脑”，当她看到了许多人因传销血本无归、妻离子散时，幡然省悟，大胆地站出来揭露传销“黑幕”。最后，我作为反传销资深记者就传销活动屡禁不止现象发表了见解，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节目录制过了挺长时间，迟迟未播出。打电话询问，编导说，是“东方时空”改版，过去积累的节目需要一个一个地放；后来又主动通知我们，是12月24日都市平安夜里播放。我们周刊发了消息，我也准备了录象机，想把这个节目录下来做个纪念。但我仍然非常担心，怕自己临场表现不佳，说话不在点子上，而被制作时“剪掉”，那可是贻笑大方了。
等啊等，过了22点，没有；过里3点还没有。大连的朋友一个劲地打电话，让我无法解释，心里很是内疚。后来才知道，那天节目临时变动，《实话实说》未能“实话实说”。直到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天晚上，《细说传销》才终于和观众见面。
6月初，我又接到中央台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名人相约星期五”节目的录制。据说，他们是看我在《实话实说》中表现的还可以，就把我选中了。当时，特邀嘉宾还有两位。一位是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经济检查处处长韦犁，另一位是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市场秩序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侦察处处长吴卫华，他俩都是我国打击传销职能部门的领导，也是反传销工作的专家。担任特约主持的，是中央电视台的后起之秀撒贝宁。别看小撒在电视上钢牙利齿，但在私下里却很随和，现场的许多女孩子就是为了看“活”的撒贝宁才来当观众的。录制完节目，好多观众围着撒贝宁，又是签名，又是合影。小撒也挺够意思，身在花丛中，也没忘记我这个远道来的新朋友，瞅准机会说：余老师，咱们也纪念纪念吧。合完影，他客气地说：希望有机会，请你到《今日说法》去有个说法。
据统计，《除夕前夜紧急行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拉开了《东北之窗》“2000年揭露传销行动”系列报道的序幕。该系列报道历时9个月，先后组织7期24个版，发表通讯、言论、专访、新闻调查等体裁文章39篇。其中，我以多个笔名发表文章10余篇。通过系列报道，使广大读者认清了传销的非法性质，仅大连地区就有100多人取消了去昆明“上班”计划，700多人迷途知返，脱离传销集团回到家乡，使受害者免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不经风雨，那能见彩虹？由于我在反传销报道中做了一些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受到了新闻界朋友的关注，《中华新闻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中国信息报》、《长江日报》和中华网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对我做了长篇报道。在辽宁省2001年期刊评奖活动中，《除夕前夜紧急行动：昆明解救“大连孩子”》及其系列报道，在全省各媒体选送的323篇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优秀作品和优秀活动策划一等奖。
（参加“昆明解救‘大连孩子’”系列报道的报社同人和社会知名法律工作者有雪梅、邓德丰、赵阳、徐双卿、止也、谭欣、陈小鱼、王春阳、蒋剑虹、李凌飞、文中、余双仁、何浩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