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夜啼/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主情郁才丰，下笔往往直抒怀抱，不作景语。此篇短小精炼却情景交融，便更觉含蓄隽永。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花间词所写情物每不离闺阁内外、床笫之间，偶言其他亦不脱郎情妾意、儿女情思。后主则因经历亡国之哀、切肤之痛，词风陡然一转，气象为之一振，其后期词作较前判若两人，词品乃有云泥之别，温韦之辈遂不可同日而语焉。

然若论词之内容，此篇所写亦无非堂庑庭院，所别者乃在气象。气象有大小，有广狭，有尊卑，有万物生息之殊。东坡词，鸿儒气也；稼轩词，英雄气也；少游词，才子气也；小山词，名流气也；樵歌词，山林气也；后村词，江湖气也；清真词，文人气也；易安词，淑女气也；正中词，士夫气也；飞卿词，胭脂气也。所谓万类竞美，貌合神离，读词之际不可不察也。

黄升说：“此词最凄婉，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然同是凄婉，气象迥然有别。冯煦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与秦、晏相较，则后主岂特伤心人而已！其词又何止凄婉而已！后主之作，血泪而就，性命以成，天赋所化，其词虽写堂庑，其悲早已突破堂庑，安在“西楼”，安在“梧桐”，抑或安在“落花流水”，直在“天上人间”耳！然，后主恃才运笔，往往一泻千里，不作萦纡曲折之局，亦无雕镂藻绘之句，论者或以此讥之。

周济一段妙评曰：“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在周济眼中，虽同为美妇，温庭筠浓妆，韦庄淡抹，而李煜则“粗服乱头”，显然对后主之品第是在温韦之下的。不能说周济的意见没有道理，就三人艺术特点统言之，这番话确可谓一语中的。“生马驹”无所拘束，一任天然而非寻章摘句，可知后主乃天纵之才。至于以“粗服乱头”喻后主词不修边幅，虽言其疏快，毕竟有失允当矣。

后主只是词家本色，赤子之心，素面朝天，被褐怀玉。若说后主粗服乱头，则耆卿之辈岂非衣衫褴褛？后村之流岂非一丝不挂哉？况同为美妇，亦分高下，纵令小家碧玉浓妆艳抹，安得立于麻衣硕人之侧也？

然若说周济损毁后主，则又失之矣。中国自古有崇尚“天然”的美学传统。《世说新语》载：“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后世论文学艺术，常拈此四字譬喻。然而仪容不整毕竟有伤风化，不成体统，故而此语亦是褒中含贬。如龚贤批评同时期画家髡残的作品“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书法”，把髡残的画、王铎的字都比作“粗服乱头”，是说二人作品粗放狂野，有失笔墨规矩。实则髡残的画朴拙苍茫，王铎的书法雄逸跌宕，能力矫时人书画柔媚之积习，皆开一代新风。依此看来，后主词从花间突围而出，“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正与二公同功焉。

然，素衣岂粗服哉？胡应麟评后主词“清便宛转，词家王孟”。静安谓“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焉有神秀之王、孟反着粗服、首如飞蓬^[1]者耶！此亦非其不为，实不能也，乃天性使然。要待东坡、稼轩辈出，始能振衣高蹈，攘臂一呼，时而粗服时而乱头，方大开气象也。谭献谓“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岂非过誉甚乎！

[1] 《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