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书》的列传格局

《史记》之后，纪传史的列传总体编排方式有两方面变化。一是类传和四夷传记被集中并被边缘化，即对应不同主题的人物以及四夷列国被一齐安排在列传之末；二是占据主要篇幅的一般列传则根据传主的政治地位编排，这包括官位的高下、文武、清浊、善恶等多方面标准。前一变化过程进展较快：《汉书》首次将不以个人姓名名篇的“类传”统一置于一般列传之后，继之以四夷传记及有僭越性质的《外戚》《元后》《王莽传》，可谓从形式上迈出了整齐列传格局的第一步，此后的纪传体史书也都继承了这样的基本列传格局。但后一方面，即一般列传的编次原则的变化，则经历了较长时间，本文考察亦集中于此。

尽管《汉书》将类传与一般列传做了初步区分，但区别主要限于篇名和位置，二者的编排原则还没有明显差异，一般列传中也存在丰富的主题，而不完全以政治地位编排。在《汉书》第一篇列传《陈胜项籍传》的传目之下，颜师古注讨论了《汉书》列传编排的标准：

服虔曰：“传次其时之先后耳，不以贤智功之大小也。”师古曰：“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贾山与路温舒同传，严助与贾捐之同传之类是也。”^[1]

颜师古提到的以“事类相从”而打破了“时之先后”的《汉书》列传分别是卷四五《蒯伍江息夫传》、卷五一《贾邹枚路传》、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蒯伍江息夫传》所载乃“利口覆邦家”之人，^[2]但活动时间则各不相同：蒯通游说于楚汉相争时，“亨郦食其，败田横，骄韩信”；^[3]伍被为淮南王安之客，为其谋反划策；江充告发赵国太子丹，又离间武帝与戾太子，终致戾太子之祸；息夫躬向哀帝告发东平王云，又数造谖诈以谋爵禄。这卷列传的特点是用大量笔墨记录游说之辞。卷五一《贾邹枚路传》所载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诸人，“并以上书显名”，^[4]“能持义谏诤”，^[5]传内长篇引录了他们的上奏。在时间上，前三人活动于文景时期，路温舒则是昭宣间人。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收录十人皆策士。自严助至终军诸人皆在武帝时上书言时务，多是围绕征伐胡越的讨论，王褒、贾捐之是以对策为宣帝、元帝所赏。各人传记主要是引录上奏或对策，卷末赞语云：“究观淮南、捐之、主父、严安之义，深切著明，故备论其语。”^[6]

除了颜师古举出的上述三卷，《汉书》中还有一些列传也具有类似特点。卷六七《杨胡朱梅云传》赞语云“昔仲尼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7]是对此卷杨王孙、胡建、朱云、梅福、云敞五人的总结，刘咸炘称此卷为“班之《独行传》也”。^[8]卷七二《王贡两龚鲍传》，已经被研究王朝史书写中“隐逸列传”的学者所注意，徐冲总结：“此传以西汉后期的王吉、贡禹、龚舍、龚胜、鲍宣为叙述重点，同时也简单述及了从汉初四皓到汉末新莽时期的若干‘清节之士’。”^[9]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语云：“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则屡中’。”^[10]这里提到的以阴阳灾异“纳说时君著明者”中，董仲舒自为一传，与武帝时期重要人物同列；谷永阿谀王莽，也与王莽时期人物同列；刘向为楚王刘交之后，附于卷三六《楚元王交传》下；田终术无传；其余诸人则不论年代，全部置于此传中。

以上所举的这些列传，都以某些特定的主题且超越了时代限制来记载人物。《汉书》本来是续《史记》之作，因此在列传编排上受《史记》影响很大，上述诸传虽不是直接因袭《史记》编排，但也蕴含《史记》的精神，通过不同主题体现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与归纳。^[11]后来的纪传体史列传编排方式的发展，是特色主题一步步退缩，最后变成局限于列传末尾的数卷类传之中，而列传编排总体上由政治地位支配，史书整体呈现为单一的政治史线索。与《汉书》的编纂有密切关系、^[12]时代上也紧随《汉书》的是东汉官修史《东观汉记》，但该书没能完整留存，今天流行的纪传体东汉史是成书于南朝前期的范晔《后汉书》，因此下面暂且跳过东汉史，先讨论曹魏史的列传编纂情况。

[1]  《汉书》卷三一《陈胜项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85页。

[2]  本卷赞语以“仲尼‘恶利口之覆邦家’”起笔，《汉书》卷四五《蒯伍江息夫传》，第2189页。

[3]  本卷赞语云“蒯通一说而丧三俊”，颜师古注引应劭有上述之语。《汉书》卷四五《蒯伍江息夫传》，第2189页。

[4]  刘咸炘《汉书知意》引“茅坤曰”，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203页。

[5]  刘咸炘《汉书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203页。

[6]  《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838页。

[7]  《汉书》卷六七《杨胡朱梅云传》，第2928页。

[8]  刘咸炘《汉书知意》，收入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第211页。

[9]  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5页。

[10]  《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3194—3195页。

[11]  本章大体比较诸史列传编排受德行事类（即“主题”）或官位身份的影响之轻重，在这个角度上说《史》《汉》比较接近。而《史》《汉》列传主题的具体取向，曲柄睿认为也存在区别，《汉书》合传“继承了《史记》开创的以人叙传，因‘功名’合传的传统，也参考了刘向、扬雄的依据儒家道德标准对人物分类的要求”。曲柄睿《刘向、扬雄对〈汉书〉合传的影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第1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2]  《东观汉记》也是由班固开始撰写的，参见《后汉书》卷四○上《班固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