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什叶派视野下的蒙古西征

正因为阿思塔剌八忒的什叶派穆斯林群体在蒙古统治时期的特殊地位，以及该地正位于什叶派和亦思马因、逊尼派等多种教派混居的边界线上，因此，宗教身份的敏感性使得《蒙古纪事》一书的作者更多地是基于什叶派的立场与情感好恶，而非出于客观记录史事的目的来写作本书的。故作者除了借札八儿火者的事迹宣扬了什叶派穆斯林在成吉思汗初兴起时期的功绩外。还借用火者·纳昔儿丁·图昔（Khvāja NaṢīr al-Dīn Ṭūsī）在征服巴格达（元代译“报达”）过程中的作用，适时表达了对新建立的伊利汗国的效忠之心。

在记录《亦思马因城堡的征服》一章中，《蒙古纪事》的作者声称纳昔儿丁·图昔“自青年时就被囚禁于（maḥbūsan）阿剌模忒 [城堡] 中，所以他内心倾向于破坏他们的事业”。^[1]但正如《史集》和《元史》等文献显示的，纳昔儿丁·图昔为亦思马因派效力并非出于强迫，也未曾事先与旭烈兀暗通款曲。而他之所以能够被旭烈兀赦免并跻身高位，完全是当时蒙古人重视医生、术士等技术人员的习惯所致。从这一点来看，《蒙古纪事》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什叶派视角支配下的蒙古史。作者的写作意图反映出什叶派在伊利汗国统治下逐渐得势，并积极利用蒙古人来增强自身合法性的策略。

从《蒙古纪事》一书写作的时代背景来看，什叶派等宗教少数派主动选择和征服者合作，充当后者的智囊和耳目，恐怕是当时中亚、西亚伊斯兰社会面对蒙古风暴的一种普遍性焦虑心态。这点在札八儿火者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汉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史书均聚焦于他在征金事件中的作用。不过和《蒙古纪事》中的正面形象不同，从来自坚持抵抗蒙古入侵的德里宫廷，且持敌视什叶派立场的术兹札尼看来，札八儿火者无非是鼓动蒙古人入侵周边政权的帮凶。如果说在札八儿火者的故事里，因为受害者是“异教”的金朝政权，术兹札尼未曾明确表露其态度的话，那么在同书的《窝阔台纪事》中，术兹札尼就用一种刻板的笔调描写了一个来自不花剌的伊玛目札马鲁丁（Jamāl al-Dīn）。后者据称“经常祈祷让蒙古人前去入侵剌火儿（Lahor）”。^[2]

随着蒙古人兵锋继续西进，越来越多类似的报道见诸同时或稍后的穆斯林作者笔下。而在这种主体族群（或主流宗教群体）对少数宗教教徒越发猜忌的心态的影响下，当地社会的教派矛盾愈演愈烈，也事实上削弱了对蒙古人的抵抗实力。如在阿拔思王朝覆亡前夕，身为末代哈里发宰相的阿里合迷（Mu^（ayyad al-Dīn b. al-^（Alqamī），因为是什叶派教徒就成为众矢之的。据称，他借职务之便大肆扩大什叶派的势力，遂招致逊尼教徒的不满。双方冲突的结果是什叶派落败，一些人被杀而另一些遭劫掠。阿里合迷于是暗中写信联络旭烈兀，表示要献城出降。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在德里的术兹札尼和埃及的马穆鲁克作家答哈必（al-Dhahabī）各自提供了一个相似的版本。^[3]而在报达陷落后，什叶派和基督徒（Erke'ün）受到蒙古人事实上的豁免，也不免让旁观者进一步坐实这种猜忌。^[4]有趣的是，当效力于伊利汗的阿拉伯语作家伊本·法瓦的（Ibn al-Fawaṭī，1244—1323）在其编年史重述这个故事时，却删去了所有不利于什叶派的指控。^[5]这也许和伊利汗宫廷中什叶派的得势有关。

这种猜忌心态同样也体现在带有“官方”色彩的波斯语史家笔下。如《世界征服者》的作者志费尼（其家族为逊尼派）所记述的负面的穆斯林形象多为什叶教徒。如企图骗取窝阔台财物的阿里后人察儿黑（Chargh），以及在脱列哥那朝扰乱朝政的失剌（Sīra）等人。^[6]由于志费尼书在早期蒙古史中的权威地位，他对于宗教派别的差异态度也影响到后世的大多数作家。

正如Stephan Conermann在讨论马穆鲁克编年史的书写传统时所作的评价：“一般说来，马穆鲁克的编年史是虚构和史实参半的作品。”^[7]而历史主题（topos）通常真实而有所本，其作用则是将记述者的各种主观意图牢牢锚定在真实的历史参照物上。^[8]同样，我们也可以将相似的评价加诸波斯语，或在伊利汗国境内编写的穆斯林蒙古史书身上。从前揭札八儿火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至少我们在讨论《蒙古纪事》这部作品时，应该考虑到该作品是历史本相和写作者意图相结合的产物。写作者试图按照自身的立场和情感好恶重塑历史叙事的努力，恰好折射出其所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本身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Baṭīṭī，Aḥwāl mulūk al-tatār al-mughūl，p.81.

[2]Jūzjānī/Raverty，Tabakat-I-Nasirī，v. 2，p.1142.

[3]Ṭabaqāt-i Nasirī，vol. 2，pp.1228-1234；Ṭabaqāt-i Nasirī，vol. 2，pp.190-192；Muḥammad Ibn- Aḥmad al-Dhahabī，Ta^（rīkh al-islām wa-wafayāt al-mashāhīr wa al-^（lām，^（Umar^（Abd-as-Salām Tadmurī（ed.），Beirut：Dār al-Kitāb al-^（Arabī，1997，v. a56，pp.33-39.

[4]《史集》第三卷，第69页。Biran比较并列举了波斯、阿拉伯、叙利亚语文献中所记载的得到豁免的不同宗教派别。Michal Biran，“Music in the Mongol Conquest of Baghdad：Ṣafī al-Dīn Urmawī and the Ilkhanid Circe of Musicians”，The Mongols' Middle East: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Ilkhanid Iran，Bruno de Nicola，Charles Melville（eds.），Leiden：Brill，2016，p.141，note 27.

[5]Hend Gilli-Elewy，“Al-Ḥawādit al-ğāmī^（a：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Mongol Conquest of Baghdad，656/”1258，Arabica 58，2011，p.368.

[6]Juvaynī，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p.224，245；《世界征服者史》，第244—245、270页。

[7]Stephan Conermann，“Tankiz ibn^（Abd Allāh al-Ḥusāmī al-Nāṣirī（d. 740/1340）as Seen by his Contemporary al-Ṣafadī（d. 764/1363）”，Mamluk Studies Review 12：2，2008，p.4

[8]Albrecht Noth，Lawrence I. Conrad，The Early Arabic Historical Tradition: A Source-Critical Study，Michael Bonner（trans），2nd ed. Princeton：The Darwin Press，1994，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