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及其他
重读《水浒》
1．
小时候读《水浒》，因为看战争电影的影响，对大军作战的场面特别着迷。宋江上山之后，梁山泊人丁兴旺，才有劳师远袭，攻打城池的故事。从前习惯于山间劫道、林中剪径的草莽英雄，忽然就转了型，摇身而为仪容赫赫的阵前大将。晁盖死后一拨拨上山的武将们，如董平，自不必说，早先的林冲、杨志，也是职业军官出身。然而看到庄户人家史进成了马军主将，已经觉得好玩；小牢子变成的闲汉李逵赤膊率领兵卒冲锋，更是一幕喜剧。每逢两军对阵，常常放慢速度，一句一字，细细品味。品味什么呢？只是他们的披挂和兵器。从头打量到脚，合眼想一想，是个什么形象。一败高太尉的时候，宋江排九宫八卦阵，梁山的人马逐次出场。马步二军，每一员大将带着两员副将。数数每一组的搭配，觉得趣味无穷。比如林冲这一组：
西壁一队人马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缨白马，前面一把引军白旗，上面金销西斗五星，下绣白虎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白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漠漠寒云护太阴，梨花万朵叠层琛。
素色罗袍光闪闪，烂银铠甲冷森森。
赛霜骏马骑狮子，出白长枪搦绿沉。
一簇旗幡飘雪练，正按西方庚辛金。
号旗上写的分明：“右军大将豹子头林冲”。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镇三山黄信，右手是病尉迟孙立。
类似的描写，看熟了，记在心里，充实了当时的生活经验，补足了对未来的期望。凡是生活中没有的，便是好的。知道存在着如今的生活中从没有过的事物，那就是未来的希望，也是一个诱惑。说到上引这一段，曾经很好奇，为什么把林冲归于西方，让他白马白袍，而不是东方或南方。但不管怎么说，我替林冲高兴，因为觉得他跃马横矛的形象很神气。20世纪70年代中国一个小县城的生活给了我什么？除了吃饭穿衣睡觉，很少很少，少到连这样公式化的描写也能和梦想联系起来。现在想得稍深了些，觉得问题不这么简单。布阵，也是一种仪式。仪式的要素，在神圣、庄严、肃穆。这些，都要靠规模之大来实现，一定的神秘气氛也是不可少的。在仪式中，作为个体的人，被尽可能地压小。他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个体附属于并消融到一个更大的存在里，才是归宿，才是幸福，才是个人的意义。这是由恐惧支撑的崇敬，或者说，由崇敬支撑的恐惧，然而崇敬和恐惧都如盐在水，没人看得见。而可见的水，在所有人眼里，分明就是幸福。
只要这样幸福着，我们就是活在梦里。而我十来岁时描摹过的所有水浒英雄戎装立像，都证明了我曾经的幸福。
2．
辗转三十年，重读《水浒》，最大的变化，恰是对战争场面失去了兴趣。连“三打祝家庄”那样得到领袖赞扬的经典章节，也只一翻而过。现在吸引我的，是有关江湖、市井、民俗和旅途生活的部分。在鲁智深、武松和宋江的故事中，这类细节比较多。如鲁智深在相国寺，武松在快活林，宋江作为一个其貌不扬的单身汉在县衙门的上班生活，都细腻生动。石秀在杨雄家开肉铺，阮氏三兄弟在水村打鱼赌博，张青夫妻开黑店，以及后来宋江、柴进等人去东京观灯，攀李师师的裙带，反复读了，还遗憾作者的描写不像现代小说那样详细。仅此一点，《水浒》大不如宋人话本亲切，也少了“三言二拍”的市井气息。读宋人话本，谁能忘得了大名鼎鼎的樊楼？《水浒》里也提到樊楼：宋江等拜访过李师师，再去找另一名妓赵元奴，不遇，从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灯火凝眸，游人似蚁”。樊楼可是当年的世界第一酒楼。还有游人鼎沸的金明池。谁又能忘得了李翠莲的快板书？那可和老北京人的神侃有得一比。北宋的汴京人说话，大概不会像今天的河南话，听惯了普通话的人觉得土。《志诚张主管》里的小夫人，不幸嫁得一个老头儿，不待见那把白胡子，有言道：那白胡子是沾了糖的？这声口！
好小说，故事、情节、人物等等之外，最好有几个小场面，能让人反复咀嚼回味，哪怕这场面是游离于故事之外，要被锐眼的批评家斥为赘疣的。快活林那一回，胖大的蒋门神炎夏正午在酒店外大路口大树底下，躺在椅子上捕风纳凉。店里也不热，年轻的太太守着柜台卖酒。这场面，画一张画，或电影里拍一组慢悠悠的镜头，绝妙。如果不是武松来捣乱，就是永恒的好时光啊。我回忆从前的夏天，最怀念的场景，就是在乡下广阔的田野间，白花花的太阳底下，一棵大槐树，在树下的竹床上躺着，享受一阵阵热乎乎的风。不料这个梦想，竟然落实在蒋门神身上。再想想黄泥岗上，对于押送生辰纲的军士们，白胜的一担酒是如何迷人。还有那首“赤日炎炎”的小曲。杨志是个死心眼。这样的人，虽然本事大，不是会过日子的。幸亏他后来上了二龙山，天天和鲁智深在一起，人也熏陶得随和了。
比起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普通人柴米油盐乃至声色犬马的生活，才是诗意所在，哪怕那诗意细微到如附于一片柳叶上的蛛丝一样，附着在同样细微的想象上。时迁去徐宁家盗甲时，爬到博风板上，看到屋子里头，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烤火，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丫鬟一件件收拾衣服，“安在烘笼上”。临睡前，娘子吩咐丫鬟：“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汤，安排点心。”丫鬟睡了，“桌上却点着碗灯”。寻常城市人家平静的冬日生活，也能引人遐想，觉得其中大有滋味。再看徐宁在东京的住家，是在金枪班里（一个安静且安全的小区），“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从后门看，“一带高墙，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附近不远，卧着一座土地庙，庙后一株大柏树。夜深，有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谯楼禁鼓，却转初更”。这样娓娓道来，便似一幅淡墨风俗画，处处诗意，却又那么随便，显见生活中早有粉本，一砖一瓦，了然于心，用不着向壁虚构。
梁山好汉中至少有一半，日子过得是相当不错的，他们上山落草，并非受到欺压，愤而反抗。他们被逼，是因为梁山需要人才，被宋江、吴用设计陷害，断了归路。好几位，都叫智多星这家伙整得家破人亡。实实在在，要说仇人，梁山才是他们的仇人。若非一个“义气”作说辞，他们是不会投入造反队伍的。有时候，连《水浒》的作者也觉得那些被整得惨兮兮的汉子，只因宋江两句客套话，便一转眼认仇为友，似乎看不过去，只好归结于天命，加一句“也在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数”了事。便如徐宁，放着这么好的日子不过，从此江湖倥偬，“革命”和“起义”对他有什么意义？在徐宁那里，宋江的理想说白了，就是回到他从前的生活，而且是缩了水，打了折扣的。
和徐宁相比，像柴进那样，守着偌大的庄园，养着成群的家丁，三教九流往来不断，整天闹哄哄的，倒未必有什么情调。而且柴进这人，好人，仗义疏财，像他让贤的祖上一样好欺负，就是不会玩。至少在书里，没见他玩什么。初见武松，要是我写，就让他趿拉着拖鞋，怀里搂着一只大懒猫。
3．
从前读《三国》，崇拜诸葛亮；读《水浒》，崇拜吴用。看他们玩弄对手于掌上，觉得打仗比上学还简单好玩。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一点聪明。而聪明，在那时，比一个干巴巴的苹果更容易得。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脑袋在自己肩膀上扛着，属于自己，不用花钱。那时我觉得，这个时代乏味无聊，不是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有战争。没有周瑜供人设计把他气死，没有黄文炳供人擒拿，也没有猪头小队长和汉奸哈巴狗、刘魁胜之流供人逗着玩。运动、游行、喊口号、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怎和千军万马的厮杀相比？就连公孙胜，背了一口剑，除了望天一指，口中念念有词，唤出一阵黑风，没见他和人拼上几十回合，就这样，也能让人羡慕。可是如今在《水浒》里，他们的光彩黯淡了，消失了。吴用做军师，在宋江之下，统领全军，骑着良马，好比今天开奔驰的，想撞谁就撞谁，然而自身形象还是一个村学究，而且是很不本分，沾染了浓厚江湖术士习气的学究。他的计谋，特别上不了台面，是从他看过的草纸本土印小说里抄来的。好在对手连土印小说也不看，加上梁山兵将个个勇猛，胜仗就一个一个糊里糊涂地打出来了。公孙胜，连同他的老师罗真人，像是跳大神的。不过公孙胜有一点好处：顾念亲情，事母甚孝，又知道进退，没有陪着宋江死玩。
大学时期最喜欢林冲，喜欢他的知识分子风度，喜欢他的大气，连打仗都堂堂正正。一匹白马，一杆长矛，不是直刺对手于鞍上，便是“轻舒猿臂”，直接将人活捉过来。不搞拖刀计，不杀回马枪，也不放暗箭，或者飞石打人。如今对他喜爱不减，但却明白了，所谓知识分子风度，是想象出来的，也可能受了戏剧的影响，李开先加李少春的影响。喜欢鲁智深的纯净，像武松一样疾恶如仇，却不似武松那么狠辣，像石秀一样敢拼敢为，却不似石秀那么爱用心计。燕青乖巧，可惜奴才味太重。功夫那么好，在卢俊义面前，却像个倡优。再说了，一个男人，那么乖巧，算怎么回事？
李逵粗鲁，有人说，他有赤子之心，所以，虽然逮机会就乱杀人（罗真人解释说，李逵杀人，是因为“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上天借他之手惩治），却不觉其恶。赤子之心，意思是傻。小说作者对他很不厚道，处处捉弄。戴宗捉弄他，罗真人也捉弄他。宋江一块银子买到他死心塌地的忠心，用起来也真狠，临死还不放过，这是捉弄的极致了，真不愧是官衙小吏出身。三阮有英雄气，头脑简单。性情中人，这是难免的。看吴用曲里拐弯儿地诱说“三阮”的段子，真想抽这老油条一记大嘴巴——有话直说，用得着这么绕吗！做大事，当英雄，当然来劲，可是，宋江捣鼓招安，吴用屁都不放，被人家当枪使。打方腊，也算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痛快吗？阮小二、阮小五死了，死得冤，他们不像那批阴错阳差上山的军官，梦想着封妻荫子，他们只求好好过日子。幸亏阮小七最终安然返乡，对读者是个安慰。
揭阳镇上的一群，若看排座次前的情节，也只是水乡恶霸。他们的作为，我看报上打黑的报道，黑社会控制市场，与他们如出一辙。但后来征方腊，李俊头脑冷静，居然能抓住机缘结识费保一伙，相约功成身退，共赴海外发展。这可能是宋江千方百计捞得招安后最破人闷气的情节了——唐人的虬髯客传奇，不意在这里开出一朵花。
4．
卢俊义那几回，除了引出燕青，十足无聊。又一个通奸的故事，而且是最罪大恶极的一个。潘金莲参与谋害亲夫，阎婆惜企图陷害宋江，都不如卢太太这么狠毒：借刀杀人，破家谋财。相比之下，潘巧云只是偷腥而已，可偏偏死得最惨。偷情大概也分三六九等吧，与和尚偷情，最为低下，因此是最不可原谅的。明清小说里头，最爱渲染和尚尼姑的风流事，写得津津有味、纤毫毕见而又极尽嘲弄申詈之能事。事情暴露，处置总是特别严厉。在一个故事里，和尚和情妇被剥光衣服，面对面紧紧搂着绑在一起，扣在大缸里，被活活烧死或烤死。所以，处置潘巧云的残酷，石秀之狠辣只是表面文章，那和民间风气有关，也和作者有关。《水浒》的作者看来是受过刺激的。凡是漂亮女人，就有奸情。坏女人水性杨花，眉眼盈盈，每一道流波摇漾出的，都是淫荡。好女人守妇道，红杏低垂。可是，你不出墙，别人却要翻墙，甚至推倒了墙来攀折——被豪强逼占。怎么办呢？女人最好中性化，上可学一丈青扈三娘，不爱红装爱制服，天天舞刀弄剑，下可学顾大嫂、孙二娘，以杀人放火为女红。日子久了，自己都忘了自己是女人，别人也生发不出“关关雎鸠”的情愫——王矮虎那样自身条件极差偏又很黄的色鬼除外。
成了家的男人，菜园子张青最幸福。他不仅毫无被人戴绿帽子、被人黥面发配、被人在肚子上踢一脚然后强灌砒霜之虞，而且老婆在江湖好汉面前，还给他相当的尊重——蒙汗药麻翻的好汉，张青惜才，常常不惜耽误老婆做包子馅，把人放了，而孙二娘都能听从，事后也不给他小鞋穿，对人讲起，还隐约带一些男人的见识比自己高的意思。
5．
前人论《水浒》，说作者仇视女人。姓潘的女人，尤其倒霉。《水浒》两大“淫妇”，潘金莲、潘巧云，不知为什么都姓潘。有意考证作者生平的，这条线索万勿放过。此外，书中刻意写的坏女人，还有卢俊义的太太、刘知寨的老婆，以及阎婆惜。阎婆惜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和“一剑霜寒十四州”的钱婆留那么相似。一男一女，一个开国之君，一个街头小女人，怪了。模范太太呢，大概就是林娘子。鲁智深从郑屠手里救下的金翠莲，也是难得的人物：漂亮、正派、重情分，还有见识。说林冲和鲁智深不一般，你瞧，他们遇到的女人亦然。
仇视女人是一方面，《水浒传》的作者，也不太看得起文人。
这是个老话题，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只要看看有关王伦，有关清风寨文寨主刘高，以及好几处州府的文人知府的描写，多少能够感觉得出来。林冲火并王伦时，骂他“一个落第秀才”，既无德无能，又心眼狭窄。刘高和花荣，一个文知寨，一个武知寨。一个阴狠奸猾，一个英武豪迈。花荣说，偏偏文职为尊，要受他的窝囊气。文官的知府们多半是贪腐奸佞之徒，手下的武将常被压制——当然，董平是个例外，这位风流的年轻军官贪恋上司的女儿，当梁山大军攻破东平府，知府程万里全家被杀，已归降梁山的董平跃马冲入程府，抢走了那位不知是倒霉还是幸运的程小姐。
王伦外号“白衣秀士”，林冲总结他的两大毛病，是有典型意义的。行走江湖，武艺才是真本事，一肚子诗书当得何用？何况读书的人花花肠子多，要么嫉贤妒能，要么阴狠奸诈。如王伦这样，拒绝众好汉上山入伙，怕夺了自己的权，还只是气量小。像黄文炳那样的，无事生非，明明于己无利，也要害人，是最最可恶的，所以他死得最惨，也最难看。
宋朝鉴于唐末五代武将跋扈，采取文官治国的政策，打压武将的地位——读读名将狄青的故事就很清楚。宋朝兵制上的弊病，造成军事上的积弱不振，面对外敌，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一灭于金，再灭于蒙古。《水浒传》的作者，或有感于此，才借梁山英雄故事，发泄一下胸中的不平吧。
和原汁原味的宋人话本小说相比，《水浒传》是高度精英化了的侠盗故事。真正的宋朝江湖，你要到《好儿赵正》《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以及《拦路虎杨温传》里去找。强盗有外号，在宋朝大概是件时髦事，《拦路虎杨温传》里有个“细腰虎杨达”，很像《水浒》里的“跳涧虎陈达”，陈达也是因为身子轻，善于蹦跳，才得了这样的外号。另外，你得知道，在宋人的话语里，“好汉”专指强盗，并非寻常的好一条汉子。《水浒传》从宋人话本里取材很多，一些故事是直接搬过来加工的。比如赵正与侯三老婆一节，就为孙二娘十字坡故事所本。宋四公和赵正行事，也有武松之风。如宋四公去张员外家盗物，不必要地杀死无辜的妇人，赵正引诱侯三夫妇杀死自己儿子，手段都很毒辣，杀人干脆，眼都不眨。《水浒传》的作者不管是谁，他是把《好儿赵正》等读得滚瓜烂熟的人，两篇对照，显见精神的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