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历史的发展真是充满迂回曲折，甚至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逆转。民国虽然成立，旧有的社会基础并没有随之改变，旧的社会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下来，旧的和新的继续进行着反复较量，只是采取了不同的形式。
人们在共和政体建立后，最初兴高采烈，热烈地期待着能开始和平建设，使中国摆脱以往那种悲惨处境，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孙中山在一九〇四年给美国人民的呼吁书《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曾充满天真的热情写道：“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1)这种期待，在许多善良的人中间都存在着，并且深信它真的能够实现。
事实却那样冷酷无情：民国成立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们所热望的美好情景，而是长达十多年的野蛮的北洋军阀统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封建势力的集中代表被推倒了，原有的统治秩序解体了，但中国封建主义的社会根基依然根深蒂固，分散的个体经济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仍占着压倒优势，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更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几乎无处不在的影响力。它们还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革命阵营方面，却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取代它的社会力量，能够独立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倒是很快就急于向旧社会势力妥协。“三千年的中国君主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政体。举国上下对此前未之见的新情势，既不相习，亦不了了，大都以为不过是由满洲皇帝换了汉人总统，与历代王朝的更易无大区别。革命党人亦多缺乏民主政治运用的艺术与经验，仅有理想与热忱，举措往往不切实际。”(2)
这是一个青黄不接、令人格外难熬的过渡岁月。经历了辛亥革命风暴的猛烈冲击后，旧社会势力原有的一整套统治秩序和统治方法已被打乱，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已经摇摇欲坠的支配地位，只能倚仗更加赤裸裸的军队暴力来镇压反对力量。而在社会大动荡下，破产失业的人数剧增，有些无法维持生计的人把入伍当兵作为谋求生存的出路，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兵源。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扶植各自在中国的代理人，又有条件地（主要是以取得在中国的某些特权为交换）给他们以金钱和武器的支持。这些因素凑合在一起，便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军阀统治此时会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所在。
什么是军阀？人们有不同的解释。较多人的看法，大体有三点：第一，它是以军阀首领个人为中心，以家族、亲族、同乡、同学、师生等人际关系来维系的私人掌握的军队；第二，他们控制着一定的地盘，借以取得相对固定的财源、兵源和政治资本；第三，在他们控制的地盘内，军事权力高于一切，文官听命于军人，行政权受军事权的控制。
北洋军阀的孕育期，要从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建立北洋六镇算起。它和清朝的旧军队不同：按照西方国家的军制编成，用外国人为教习，以洋操为训练内容，大多用西方武器装备，拥有步、骑、炮、士、辎重等兵种。六镇编成时，已有兵力八九万人。袁世凯曾担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北洋军阀中的“北洋”两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但那时它还不完全具备前面所说的军阀的几个条件。清朝的朝廷依然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它命令把北洋六镇中的四个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时，袁世凯只得服从，尽管他在幕后仍保持着对这四个镇的影响力。而当一九〇九年一月，清政府要他“开缺回籍养疴”，他也只得“谢恩”辞行，仓皇地回到河南作出隐居的姿态。这和民国初年飞扬跋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除一般军阀的共性外，李新对北洋军阀的特点又归纳为四点：第一，采用外国兵制，武器基本上购自外洋。但治军的主要思想仍靠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即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那一套。第二，它的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的田赋税入，而且还来自关税、盐税、铁路、轮船和举借外债。（后来，铁路收入成为一个重要来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有所谓新、旧“交通系”，梁士诒、曹汝霖等红极一时，就是这个原因。）第三，它的兵源实行募兵制，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也有一些无业游民等。第四，它不能长久统一中国，而且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3)
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尽管他们后来也经营一些工矿企业，借以积聚更多财富，但封建性更为浓厚。军阀中很多是文化程度很低的人，除了争夺地盘和权力以外，提不出什么可以凝聚人心的建设国家的目标和纲领。掌握中央政权的军阀，有时也使用一些受过近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只是辅佐他们处理一些外交、财政、教育等方面的事务，极少参与重大决策，更谈不上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再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受同人道德责备，此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4)他们倚仗手中的枪杆子，得到帝国主义的奥援，在一段时间内很可以胡作非为。但靠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野蛮统治，注定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它反映了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的统一也难以维持。
在军阀统治下，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下去，人们无法长期忍受这种苦难的折磨，终于又踏上新的路子。这是新旧交替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段曲折。
现在，先来看一看北洋军阀统治最初建立时的状况。
历史的现象常常充满矛盾：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在表面上的一片胜利声中到来的。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像猛烈倾泻的急风暴雨，骤然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政治格局。突然的变化使人感到头晕目眩，对眼前出现的各种复杂现象难以立刻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它行将带来的无数新问题既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更缺乏应对的经验。
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时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由于自身力量太弱，没有料想到推倒清政府和君主专制制度会那么快到来。这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随后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也将在短期内同样顺利地实现。这种普遍的乐观和幻想，使人们倾向于强调维持现状，认为需要思考的只是如何在民主共和制度的新格局下建设这个国家，对旧社会势力的斗争已不那么重要，甚至因害怕引起破裂而处处趋向妥协。
还要提到，许多革命党人在民国成立后社会地位起了变化，纷纷跻身上层社会之列，更使他们中不少人容易醉心于维持现状。革命的共同目标已逐渐淡化，各人似乎已可各奔前程，更加自由地追逐自身的利益和发展，继续改善自身的地位。原来就相当涣散的革命团体，进一步失去凝聚力，变得更加涣散，甚至出现明显的分化。
在一般国民中，妥协的心理更为普遍。胡汉民作过一个对比：“当武昌倡义以后，举国响应不为不快。各地不但党人领导着运动，连国民也跟着运动，大家都觉得满清非推翻不可了；就此群策群力，一鼓作气，把他很快的推翻掉。”但经过破坏以后，临到建设，国民心理就显出三大弱点来：
第一个心理上的弱点是苟且。大家以为大乱过去了，应该赶紧休养生息，不必再闹了。革命党员毕竟是含有暴烈性的朋友，现在用不着他们了，同他们疏远些，另外接近稳健派的人物吧！……（有些革命党员）跑了一程，已出了一身汗，马上就要歇住脚来休息，也不管时机容许不容许停顿，而真正目的地相去尚有多远，就此躺下来不再动，任你催促他也是无益了。
第二个心理上的弱点是侥幸。以为过去已有的牺牲，或者已经够了，够达所求的目的，不必再多奋斗了。大家总想以廉价来买得贵物，实际上有无把握是不管的，只望其侥幸而中罢了。
第三个心理上的弱点是倚赖。凡事托人去办好了，自己一概不管。从上面两个弱点中，他们认为满意的办法，是“维持现状”；认为满意的人才，是“非袁莫属”……这两句话原来是一呼一应的，作用很大，当时竟有人大为宣传，用以压倒一切。(5)
妥协和厌乱的心理构成压倒一切的浓重氛围。这同革命前夜的社会心理形成明显的反差，在无形中起着左右局势的作用。
孙中山在临时政府结束后，对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党深感失望，对三个月来置身政治旋涡中心而又难有作为的日子感到痛苦和厌倦。章太炎曾嘲笑他那时的处境说：“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日骑马上清凉山耳。”(6)对他不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国家内外局势的复杂情况，孙中山并不是毫无觉察，但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一时难有所作为。他在给宋教仁的一封信中写道：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7)
孙中山自然知道政治的重要性。但他这时认为：现实政治有如一团乱麻，一时谁也难以措手足。如果从这里着手，只会越弄越乱。倒不如自己暂时把政治问题放一放，先集中力量发展实业，特别是要专心致志于铁路建筑，等到“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了，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也许好办得多。他认为这才是“从根本下手”的办法。
他的愿望是良好的。发展实业，对贫穷落后的中国确实太需要了。把兴建铁路看作发展实业的先行条件，也是有道理的。可是，他期望“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在那时中国的国情下，当国家政权仍掌握在旧社会势力手中时，结果只能事与愿违。这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再出现的沉重教训。孙中山在十年内建设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设想最后完全化为泡影，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当时在同盟会中，在社会上，谈论得最热闹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主张，把它看作建设新国家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最理想设计。
宋教仁在清末流亡日本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财政等制度相当熟悉，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奥地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奥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书籍，而对国内的实际革命活动参加得比较少。“当是时，先生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8)因此，他的书本知识要比许多人多，实际社会经验却比较少。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觉得他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特别注重西方国家民主的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只要把这一套搬到中国来，就是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中国的面貌就会发生大变化。他到武昌后，起草了《鄂省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担任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不少法规章则。他到处滔滔不绝地发表这方面的议论，很得到一些人的赞赏。一个同他很接近的人扼要地叙述宋教仁当时的见解，那就是西方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
宋教仁的主张最坚决的，就是责任内阁制。他认为要建设进步的国家，必须有健全的政府，有权而后尽其能，有能而后尽其责，是之谓“权责能”三位一体的责任内阁。这样的内阁，必须有强大的政党，又有人才，又在国会中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才可以建立起来，巩固起来。(9)
宋教仁真相信：只要组成强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竞争，通过选举赢得胜利，夺取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组成责任内阁，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主张。因此，他全力以赴奔走的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第一，组织一个大党；第二，争取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这两点是互相关联的：组织大党的着眼点主要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多得席位；而在议会中夺取多数席位又是为了实现政党的政治主张。但步骤上又有先后之分。
他首先着手的是组织一个大党。在他接替汪精卫担任中国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掌握党务实权后，不顾蔡元培等反对，立刻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络，在八月二十五日合并成立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他到处拉人入党，“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10)。这一来，不仅使政党的成分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党的性质，只满足于党在议会中的活动，大大降低了它的革命性。胡汉民对宋教仁这种做法一直很不满意，批评道：
他以为我们那时不要再秘密地做革命工作，只要到国会中去做那政治活动者就是。他为扩充国会中的势力起见，要将当时五个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兄弟对于他这种主张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把本党的革命性销蚀大半了。……而宋先生那时不独忽略了这一个要点，而且想以选举运动、议会运动替代了革命运动，那如何行呢？(11)
国民党这个大党一成立，宋教仁立刻把工作重点转到国会竞选活动上，力图通过选举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他奔走湘、鄂、苏、沪等地，为国民党竞选。一九一三年二月一日，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2)
他在不久所写的另一篇文章里充满自信地说：只要有“强有力之政党主持于上，决定国是”，又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的分划有条理地加以确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13)
重读宋教仁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豪言壮语，只能慨叹它实在是过于天真的书生之见。宋教仁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真诚的，但他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看来的学理，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太缺乏了解了。在想象中似乎相当完美的政治设计，一进入实际生活就走了样，收到的并不是设计者预期的结果，甚至适得其反。纸上的空文并不会自然地转化成民众的实际权利。当宋教仁兴奋地写下五年如何、十年如何那段话时，谁能想到，离他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惨死只剩下十天了。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能一蹴而就。如果袁世凯所代表的旧社会势力不但没有被触动，而且还掌握着一切实际权力的时候，如果不经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单靠搬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组织形式和议事程序，以为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是太可笑了吗？名重一时的宋教仁，其实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书生，这真是可叹的悲剧！
处在旁观地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看得很明白：“其新者以为法律万能，但能全本抄录外国之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其旧派则任有何种法律，然我曹自有我曹之窟穴，自有我曹之本领及伎俩，一切国法，弁髦视之。此二派水火之不能相容。”(14)这是对“法律万能”论的辛辣嘲讽。他所说的“新者”就是指宋教仁这些人，所说的“旧派”就是指袁世凯为首的旧社会势力。事实确实是这样：对袁世凯说来，只要实力在手，“任有何种法律”，到时候都可“弁髦视之”，使它成为一张废纸。对中国社会实际有更多了解的黄远庸比宋教仁看得清楚：以为“但能全本抄录外国之法科全书，吾国便不难立时变成黄金世界”，这只是天真的虚幻梦想。
在政党活动中，仅次于国民党的政治力量是原清末的立宪派。它们先成立了共和党和统一党（也有一些原革命党人士参加），后来又成立民主党，到国会产生后合并成为进步党。它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
这些人仍可说处于中间状态，但当时的政治态度是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清朝被推翻后，梁启超原来鼓吹的“虚君共和”已没有可能实现。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还在海外的梁启超立刻写信给袁世凯，建议他以共和国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并主动表示对他支持，说：
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15)
袁世凯在复信中热情地写道：“政党一层，所策皆至确不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16)
四月间，梁启超又写了一本《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主张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立国大方针，首先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实行“保育政策”；不能效法美国，由“立法部掣肘行政部”，限制中央集权；不可由地方自选都督，以免造成藩镇之祸。这本书先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刷两万册问世，后又由《庸言报》连载，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
他所以提出这些主张，仍然由于认为中国国民程度不够，必须先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对民众实行“保育政策”，否则就会“步武凌乱，节奏脱落”；也由于认为中国现在国势危急，必须有一批“富于经验”的“旧官僚派”组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不至于陷入混乱，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同他原先的“开明专制”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不仅梁启超如此。当时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厌乱思定，认为民国成立，革命时期已成过去，现在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具有治国经验和能力的人出来担当这个任务，袁世凯似乎就是这种强有力的人。同梁启超比较接近而没有参加什么政党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写道：“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他也讲道：“大抵今日之崇拜袁公者，开口动云‘老袁了不得’，或曰‘老袁必有主意’。”至于那些旧官僚派自然更对袁抱着依赖的心理。一时，袁世凯仿佛成了可以维持安定的力量所在。所谓“非袁莫属”，就由此而来。但黄远庸对袁世凯的认识比梁启超等清醒。他在讲了袁世凯有五条长处后，接着写道：“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17)当时能有这样清醒见地并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实在不多。
梁启超等所以支持袁世凯，是期望能得到这个强有力人物的信任，从而得以逐步实行他们的政治主张；却没有想到袁世凯对他们也不过是暂时利用，一旦把劲敌原革命党人打败了，很快就把梁启超等也一脚踢开。这实在是梁启超等始料之所不及，也成为对他们原来所抱幻想的无情嘲弄。
当时弥漫社会的那种妥协心理，自然便于城府很深的袁世凯得以一步一步地独揽大权。
袁世凯的政治经验远比原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要丰富得多。他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但深知自己的脚跟一时并没有真正站稳。他看清一个事实，经过辛亥革命这场大风暴冲刷后，中国的旧社会秩序已被冲乱，原来集结在清朝政府周围的旧社会势力已被打散，把他们重新在自己周围集结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他虽然拥有北洋六镇的重兵，但能直接控制的还只有直隶、河南、山东等几个省；原革命党人在中国南部还有相当大的实力，消除它需要做种种准备；对刚建立并取得民众认可的共和政体和种种制度，不能立刻不顾一切地加以废弃；在财政上也要取得外国借款的支持，一时还没有落实。这些，都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准备。
袁世凯是口中说一套、心里想着另一套的能手。当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可以说许多好听的空话让对方放心。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他打电报给在南京的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信誓旦旦地说：“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18)十日，他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经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十三日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国务总理。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移至北京开会。袁世凯又在第一天到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强调：“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为了使西方列强放心，他在这篇宣言中又说：“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19)
袁世凯的心中，其实从来没有相信过共和政体。他在宣誓中所说的那些话，不过是不得已情况下应付民众的权宜之计。在他看来，就职后最重要的是先将局面稳住，把一切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千方百计消除原革命党人的势力。
唐绍仪本来是袁世凯的心腹，长期追随袁，并在袁的提拔下一步步升任清末的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辛亥革命起来后充当过南北和议的北方总代表。但他早年曾在香港读书，以后又在美国留学过七年，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一些影响。袁世凯要他出任国务总理，原是为了便于自己控制政府，但唐绍仪却真想实行起“责任内阁”来，同袁发生过多次争执。这自然是袁世凯不能容忍的。“一天，唐又到总统府报告一些问题，袁忽然很不耐烦地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唐听了大为吃惊，才明白袁的确对他存有芥蒂了。”(20)《临时约法》本来规定由国务院负政府的实际责任，总统发布法律、命令、公文需国务院副署才能有效。唐绍仪原曾征得袁的同意，准备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六月十五日，袁把没有经过国务院副署的派王为南方宣慰使的命令公布出来，随后又任命他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为直隶都督。唐绍仪明白了这是袁对他决裂的表示，只得留下辞呈，悄悄离开北京。唐内阁一共只存在三个多月。
唐绍仪的去职，不是一般的内阁人事变动，而是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后第一次公然破坏《临时约法》，并且把责任内阁制破坏无遗的重大政治行动。但它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就是国民党人也采取了隐忍退让的态度。这使袁世凯更加胆壮，步步进逼地展开他独揽大权的活动。
解决了身边的问题后，在袁世凯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对付南方的国民党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当临时政府从南京北迁后，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直接统率着驻守南京的十几万军队。这在袁世凯看来，是有如芒刺在背的巨大威胁。这个威胁不解除，他就难以放开手脚独揽大权以致重新抛弃共和政体。
为了扫除这个障碍，袁世凯并不立刻采取强硬手段，而是使用釜底抽薪的巧妙做法，那就是对驻南京的十几万军队不拨军饷。军队发不出军饷是难以维持的。黄兴在两次致总理和财政总长告急电中先后陈述了他的窘境：
此间经济又已告罄，千方罗掘，敷衍至今，日来奇窘之状，几于不敢告人，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
前尚可借军钞救济，今则坐困穷城。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报密陈，日必数十至，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21)
江南是财富之区。为什么黄兴的军饷来源全待袁世凯政府拨给，坐困愁城，而不敢采取断然措施，自行就地筹措？原因在于他太天真太老实了，没有看透袁世凯要置革命党人于死地而后快，不但没有从中警醒而速谋应对之策，相反，还把袁看作代表“合法”的中央政府，让“统一”“遵守法纪”这些观念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从而处于任人宰割、束手待毙的状态。他在被迫卸任南京留守前后的通电中说得很明白：
今兹所请，非敢自图暇逸，实为国家制度计，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况整理南方军队之办法已略有端绪，但循此而行，则云屯雾集之军队，不难渐次消散，裁此机关，事实上并无窒碍，而少一机关之糜费，于国家财政尤不无微补。
窃以留守机关一日不取消，行政一日不能统一，即南北疑虑一日不能消除。
起义光复之人，断无拥兵自卫之举。嗣因北方言论猜疑环生，不审内容，每多臆测，以为南方存此特别机关，势同树敌。且北方来电，谓此次借款，外人亦注意南方军队。兴睹此情形，殊非国福。窃恐内讧叠起，外患丛生。又以宁垣军队整理已有端倪，地方秩序自赣军变后亦渐回复。不如将留守机关早日取消，可使南北猜疑尽泯，庶几行政统一，民国基础日趋巩固。故自去月十三日起，叠次电请大总统取消留守一职，至本月（引者注：指六月）四日始奉令允许。(22)
明明已经看到“北方猜疑环生”，当袁世凯用“拥兵自卫”“势同树敌”这些话来指责南方时，黄兴却担心保留南京留守机关会引起“内讧叠起，外患丛生”，以为只有自请卸职、解散军队，才能显示诚意，使“南北猜疑尽泯”，达到“行政统一，民国基础日趋巩固”的结果。这不是自己往对方设下的圈套里钻吗？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黄兴不仅撤销了南京留守府，而且将南京的十几万军队，除保留第八师，并将苏、浙、粤各省军队调回原省外，其他全行裁撤。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材料，在一片裁军声中，江苏在黄兴主持下裁得最多，一共减少了七个师。(23)其他南方各省也纷纷裁军。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坚持将所部编为两个师。同黄兴十分亲近的周震鳞回忆道：当时袁世凯“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南北既已统一，国民希望和平，倡议裁兵。克强先生（引者注：即黄兴）当以既经让出政权，为了表示和平建设，也同意裁兵倡议，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队严加裁汰。各省多数革命同志，起初对此举是不愿意的；但是，克强先生坚持了他的意见，说是要想训练精兵，也必须先汰冗兵。各省同志一方面感到兵增饷绌，另方面恐怕加重人民负担，也就奉命执行了”(24)。湖南在已参加国民党的谭延闿主持下，甚至把全部军队尽行遣散。
尽管黄兴在主观上企图以裁遣军队来表示诚意，换取袁世凯的让步，结果适得其反。它只是加强了袁世凯的实力优势和野心，而使革命派的力量大大削弱。革命派之所以放下手上的武器，正是因为他们先已解除自己思想上的武装。当袁世凯一翻脸发动突然袭击时，他们就双手空空，陷入极大的混乱中。
可是，擅弄权术的袁世凯认为立刻翻脸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为了采取那样的大动作，还需要再有一点准备的时间。他很懂得什么时候应该采取强硬措施，什么时候又应该把空气暂时缓和一下。
责任内阁制已被推倒，中央政府的大权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南京留守府已经裁撤，南方的军队正被大批遣散。这两件事做到了，袁世凯的心放下了一大半。于是，他又作出姿态，在一九一二年八月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到北京后停留了一个月，受到隆重欢迎，并同袁世凯会谈十三次。每次会谈，都有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在座。谈话时间从下午四时到晚上十时或十二时，有三次谈到午夜二时。袁世凯在谈话时竭力迎合孙中山。梁士诒后来对他的秘书讲了一段经过：
一夕孙语袁，请袁练成陆军一百万，自任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袁微笑曰：“办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耳。”某夕夜深，先生（引者注：指梁士诒）送回行馆，中山要先生叙谈，问曰：“我与项城（引者注：指袁世凯）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先生曰：“何也？”中山曰：“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25)
袁世凯实在是个出色的演员。会谈后，又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任黄兴督办汉粤川铁路。孙中山十分兴奋。他在北京时就一再表示：“现在政治之事，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为中国目前计，此十年内，似仍宜以袁氏为总统，我专尽力于社会事业，十年以后，国民欲我出来服役，尚不为迟。”他答记者黄远庸问时，“（黄）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何如？（孙）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问：他有野心没有：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回到上海后，孙中山在国民党欢迎会上的演说又这样讲：“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彻，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26)他万万没有想到，当袁世凯以十分“真诚”的姿态同他商谈合作时，其实暗中正磨刀霍霍，在伺机狠下毒手。因此，在袁世凯突然翻脸下手时，国民党人几乎完全处于毫无戒备而张皇失措的状态。这真是沉痛的教训。
《临时约法》本来规定在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应该举行国会选举。国会选举活动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上旬开始，到第二年三月基本结束。袁世凯只把国会看作点缀门面的装饰品，并不在乎，没有在这方面花多少力气。选举的结果，当选的参议院议员二百六十六人，众议院议员五百九十六人。据张玉法的统计：以党籍来说，参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百分之五十四点五，共和、民主、统一、进步党系只占全院百分之九点四；众议院党籍可知者，国民党占全院百分之六十点四，共和、民主、统一党系的占全院百分之二十点六，其他合占百分之一点七。以年龄来说，参议院有年龄可据者，平均年龄为三十六点八岁；众议院有年龄可据者，平均年龄为三十六点一岁。以学历来说，参议院有学历可查者，有传统功名的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四，在国内受新式教育的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在国外受新式教育的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五；众议院有学历可查的，有传统功名的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在国内受新式教育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在国外受新式教育的占百分之四十三点一。以经历来说，参议院中有经历可查的，官僚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八，议员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三，教员占百分之十五点五，自由职业者（记者、律师等）占百分之四点九，社会团体职员占百分之三点五；众议院中有经历可查的，官僚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二，议员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一，教员占百分之十八点五，自由职业者占百分之四点二，社会团体职员占百分之三，其他占百分之三。(27)
总之，无论在参议院还是在众议院，国民党据有的议席都超过半数。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确定四月八日举行国会开会典礼。(28)国会将要担负制定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等任务。这使崇信西方政党政治的宋教仁十分兴奋。他深信：“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29)以为中国政治从此将开始一个新纪元。他热烈期待的西方式议会政治理想仿佛离实现已经不远。可是，事实的回答太无情了。三月二十日，他准备从上海北上准备国会的召开。当他在黄兴等陪同下来到上海火车站时，突然遭到刺客向他连开三枪，两天后因伤重不治去世。不久，上海租界当局根据线索进行搜查时，搜获要犯应桂馨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来往函电，直接涉及袁世凯，舆论为之大哗。
这件事对国民党人说来，有如晴天霹雳一样。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顾不上再考察什么铁路了，立刻赶回国内。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他抛弃了一度产生过的对袁世凯的浓厚幻想，看清已不可能依靠法律等手段来解决问题，于是召开军事会议，力主武力讨袁。但是黄兴等却反对，主张：“民国元气未复，仍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复生？”(30)汪精卫等也奔走南北，竭力谋求在妥协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至于已成为各省都督和国会议员的国民党人，由于对既得利益的恋栈，响应孙中山号令的更是寥若晨星。从辛亥革命到这时，时间刚过去一年。但是，革命的热情已普遍衰退，妥协的声浪成为主流。孙中山的战斗要求，不仅不能召唤他们再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反而引来一片“孙大炮”的讥笑声。
广大下层群众，在辛亥革命后早已被革命党人撇在一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的党纲，对民众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国民党担任都督的南方许多省内，民众同样不曾得到多少实际利益，有的倒是遭受残酷镇压和换汤不换药的各种苛捐杂税。在他们眼中，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群官僚政客与另一群官僚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跟他们并不相干，自然不可能再有多少热情起来给国民党以有力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工商业者，特别是上海的新兴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积极投入反清的武装斗争，并以为民国成立是他们发展实业的大好机会。这时，他们生怕对袁世凯的反抗会破坏他们发展实业的这个大好机会，因而对孙中山提出的“二次革命”普遍抱着反对的态度。当时有人在报纸上透露他们这种心情：“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之商人然也，即外国商人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之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扰。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故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31)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产生自己的“狄克推多”，就祈求在袁世凯的庇护下，得以平静地发展自己的实业。当然，这种希望最后注定是要落空的。
“国民党仍然举棋不定，意气大非两年前可比，持重不敢轻发。社会人心对袁尚未完全绝望，认为他有经验能力，国民党迹近好乱，反袁为一党之私。”(32)一年多前曾经鼓动起全国规模的革命大风暴的革命党人，曾几何时，已处在分崩离析和完全孤立的境地。环顾四周，找不到多少支持和援救的力量。
袁世凯却不会讲什么仁慈。议员们还在国会中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却忙着调兵遣将。等到他准备好了，特别是四月二十七日不经国会讨论而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以盐务收入等为担保的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以及完成了南下的军事部署以后，他的脸就毫不留情地翻过来了，下令罢免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国民党籍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三人，并且嘲弄地说：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33)
革命党人正陷于内部的争论中。但困兽犹斗，被袁世凯逼迫到这等地步，使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得不起而反抗。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十五日，黄兴入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重庆等相继宣布独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只是昙花一现，前后不到两个月。在袁世凯的几路进军和对南方军人的暗中收买下，南方各省的独立和抵抗很快就烟消云散。这个失败，严格地讲，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除江西、南京等地进行了短时间抵抗以外，大体上是在国民党内部自行瓦解中崩溃下去的。江苏、安徽、江西、广东的失败，首先都由于内部的叛变。至于湖南、福建两省的态度原来就不坚决，一直抱着首鼠两端的观望心理，不久就自己取消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取消独立的通电中厚颜地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34)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都遭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被迫和许多革命党人一起流亡日本。这些流亡者中思想十分混乱，有如《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中所说：
以“宋案”、借款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纷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35)
孙中山力图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他认为问题在于：国民党抛弃了革命的宗旨；内部组织涣散，不能采取统一行动。鉴于前一点，他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国民党。鉴于后一点，他规定入党办法要盖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黄兴和另一些革命党人持有不同意见，特别对入党办法不满，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虽然成立了，但远处海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难以有大的作为。但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新高举革命的大旗，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袁世凯挟一战胜利之势，又撤换了一批南方的都督（包括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南都督谭延闿等），以自己的部下取代；还有一批原国民党籍的都督（如山西都督阎锡山等）转而依附袁世凯。这以前，袁世凯虽控制中央，实际控制的地区只限于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此时除了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和远在西北的新疆以外，其他各省都落入袁世凯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至于国民党员占优势的国会参众两院已成袁世凯掌中之物。那些国民党籍的议员，哪里还敢再妄想凭着“议会中的多数”来约束袁世凯的行动，只是一心恋栈自己的地位，甚至向袁世凯献媚。“京师总检察所因缄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吴景濂，饬速削除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等党籍，否则认为内乱机关。吴氏从命，始得无事。”(36)这时，袁世凯因为正式大总统需要由国会选出，可以披上一点“合法”的外衣，还让这个对他已无能为害的机构暂时再保存一点时间。十月六日，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这时，没有另一个人出来竞选总统，袁的当选已毫无问题，但他还不放心，又“派出几千名便衣军警、侦探、兵痞和流氓组成所谓公民团，在选举的这天，把国会包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只许进不许出，并且耀武扬威地大喊大叫：‘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37)。这样做，引起一部分议员的反感。选举会从上午八时起一直进行到晚上十时才结束，投了三次票，终于勉强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这两天内，日、俄、法、英、德、奥、意等国相继发出照会承认中华民国，表明他们对袁世凯的支持。
袁世凯一当上正式大总统，国会对他已没有什么用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在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国民党，派军警包围国会参众两院，并到国民党议员家里，追缴他们的议员证书、徽章，两天合计四百三十八件。这样，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第二年一月十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会，把这个形式上号称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用非法手段取消了。
当年的革命党人满心以为只要实行了西方民主议会政治、政党内阁那套政治制度，中国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可是，那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东西，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硬搬到中国社会中来，却全然变样。一开始，普选徒具形式，而且弊端丛生；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取得了多数席位，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等到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做好了准备，猛扑过来，就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毫不费力地被抛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所不及的。
进入一九一四年，中国国内外局势中最重要的事实有两个：在国内，一切大权都已由袁世凯独揽；在国外，酝酿了几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前一个事实，使袁世凯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发展到准备恢复帝制。后一个事实，使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军国主义觉得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大好机会，大大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这两个趋势到一九一五年便都突出地表现出来。
袁世凯在解散国会的当月，就下令组织约法会议。它的任务就是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来代替辛亥革命留下的《临时约法》。五月一日由袁世凯公布的这部《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官。”“大总统宣告开战媾和。”“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大总统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大总统依法律宣告戒严。”这部《约法》中不设国务总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责任内阁”，而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38)这样的大总统已无异于君主专制制度下的皇帝，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袁世凯是不是满足了？他不。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纲常观念，深深地植根在一部分人头脑中。只有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天子。袁世凯半世匍匐在皇权之下，在清末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帝王地位的羡慕和向往已成为一种难以遏抑的强烈欲望。他的第一号心腹徐世昌对张国淦说过：
辛亥革命，项城（引者注：指袁世凯）起用，武汉督师，入朝为内阁总理，此时权势无与抗衡者，其左右亲昵即有以利用机会，取清而代之之私议。而项城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国恩，在本人不肯从孤儿寡妇手取得，为天下后世诟病（袁贼说谎）；二、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升允等），亦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实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等脑筋；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自为，不过北方半壁，内部或仍有问题，而南方尚须用兵；五、南方民气发展程度尚看不透。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后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39)
当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以后，袁世凯的行事方式、制度规矩以至日常生活等方面处处模仿前清朝廷的做法。记者黄远庸很快就看出来了。他在一九一三年一月写道：“吾人敢为不敬之言。今袁大总统之为总统，则亦以官样行之而已。彼既扬历内外，襄赞枢密甚久，故一切不能脱满廷之旧。总统府之秘书，盖无以异于大拉密小拉密，其命令盖无以异于上谕也。论者将以为此形式之偶同乎？吾人窃以为此乃心理上的关系。用此心理演为政治，将无往而合于共和原则。”(40)孙中山所说“人民之公仆”，在袁世凯身上从来连一点影子也找不到。
现在，袁世凯既已大权独揽，一切旧社会势力都集结在他的麾下，南方革命势力都被他镇压下去，徐世昌在晚清末造所说他那五条顾虑已不存在，他就一心想再上一层楼，真的做起皇帝来。
《中华民国约法》公布的同一天，他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权限大体仿照前清的军机处，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从袁世凯起，上上下下都称徐世昌为“相国”。这个月间，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荫昌为侍从武官长，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六月，又裁撤各省都督，在北京建立将军府，设各种将军名号，分驻各省，督理军务。七月，公布文官官秩令，分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九秩（不久公布的上卿只有徐世昌一人，中卿有赵尔巽、李经羲、张謇、梁士诒等，少卿有梁启超、杨度等）。十二月，“公布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由大总统推荐三人为候选人”(41)。这无异于宣布袁世凯不仅自己可以终身担任总统，而且有权指定继承人，包括能传位给他的儿子。恢复帝制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帝王把孔子的地位抬到吓人的高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用来维护“纲常名教”那套旧社会秩序。辛亥革命起来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明文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袁世凯取得政权后，先后经北洋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批准，由陈焕章等成立孔教总会，并在北京国子监举行祀孔典礼。一九一四年九月，“袁世凯亲率百官至文庙三跪九叩，祀孔行礼”(42)。这显然也是为恢复帝制造舆论。
在这段时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爆发，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欧洲列强全力投入这场战争，无力东顾，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扩展势力的极好机会。“元老井上馨把大战的爆发当成了‘大正时代对日本国运发展之天助’。日本利用欧洲强国开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的间隙，企图以更大的规模来实现其曾乘辛亥革命之机强行进行而未有成果的向大陆的扩展，将所能把握的机会视为‘天助’。日本所采取的手段便是不顾前后地盲目冒进。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大隈（重信）内阁对德宣战。”(43)和日俄战争一样，日本对德作战的军事行动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九月七日，日本军队两万人在中立区山东半岛北端的龙口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日军经过的地方，就像占领军一样。“其初到即墨，时限极短之时日，索米面几万，车几千，官逃绅死，狼狈万状（知事姓曹）。其于胶县，则城上遍插日旗，沿街出告示，以日兵站岗，几于完全在敌人占领状态之下（知事姓吴）。”(44)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十月底，日本军队开始向有五千名德军驻守的青岛发起总攻击，十一月七日结束战斗，占领胶州湾。这件事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京报》《大国民报》《民报》《民视报》《国民公报》《黄钟日报》等报纸，群起抨击。“梁启超在十月二日的参政院会议上提出紧急动议——有关日军强占山东铁路等侵犯中立行为的质问书。参加讨论的议员们大声疾呼山东省有成为第二个东三省的危险，以唤起爱国心，全场一致通过了质问书。”(45)日军占领青岛后，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日本舆论却狂热地支持日本政府的政策。许多报刊煽动以山东为根据地，谋求向长江两岸地区进行经济扩张。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抗议置若罔闻。这件事，种下了成为五四运动导火线的“山东问题”的根由。
日本军国主义者并没有到此停步。当他们觉得有什么“天助”的良机时，常常表现出常人难以想到的野心，不惜采取重大的冒险行动。占领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认为这时是独占中国的难得良机，便批示起草《二十一条要求大纲》。《大纲》共分五部分，主要内容有：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德两国对转让山东利权所作的任何协定，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特权，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由中日合办，不得将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十一月十一日，日本临时内阁会议通过这个大纲。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递交这二十一条要求，并且表示：“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46)不久，日置益又对中方谈判代表、外交次长曹汝霖更露骨地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从二月二日至四月二十六日，中日双方秘密谈判二十五次。
袁世凯一向主要依靠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同英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但这时欧美列强正卷入欧洲战争，腾不出多少力量顾到中国的事情。袁世凯又急于恢复帝制，希望得到日本的“相助”。五月七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47)。九日，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表示第五部分中有几条“容日后协商”。
“二十一条”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侵略野心之大，损害中国权益之甚，涉及范围之深广，是以往各次不平等条约所不及的。许多人把它称为“亡国条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二月十一日，留日学生召开大会，到会的有一千人，发表宣言，准备回国武力抵抗。上海市民在张园召开国民大会，致电袁世凯：“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十八日开会张园，到者三万人，皆愿毁家捐躯，以纾国难。恳中止谈判，宣示条件，筹备武事。”(48)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国广泛展开。在厦门，“日货排斥起矣，禁用敌人通货之中国文檄文散布各处”。在烟台，“市民之对日反感，于事事皆表现之”。(49)当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汉口全镇罢市，“一般铺户陆续闭门，几如大祸即将临。一时风起潮涌，人声鼎沸”(50)。
这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现的具有如此群众规模的爱国运动，不仅对稍后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四年后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先导。
袁世凯对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量。在国内，他迷信手中的武力足以支配一切，认为大权已尽在握，不再存在什么能够制约他的力量。“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更使他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可以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了。他得意扬扬地说：“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能力”。对国外，他以为已以接受“二十一条”换取日本对他恢复帝制的支持，而欧美其他国家正忙于战争，也不会有反对意见。于是，把效忠共和的那些誓言弃若敝屣，加紧恢复帝制的准备工作。
八月三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教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宣称：“夫民智卑下之国，最难于建立共和”，并且直指中国几千年来习惯于君主政治，大多数人民知识水平不高，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51)他对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说：“中国人民大众不懂总统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却懂得皇帝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情愿服从他。”(52)
十来天后，杨度等六人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创立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他们引用古德诺的话说：“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53)
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但形式上仍要装出一副出自民意推戴的样子。九月十九日，在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策动下，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出现了形形色色要求恢复帝制的“请愿团”。梁士诒又在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上建议另组“国民代表大会”作为表决国体问题的机构。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经参政院通过的《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为了加快速度，这个“国民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在一起开过会，只是分别在各省区投票。十一月二十日，各省区投票完成，一千九百九十三张票全体“赞成”君宪，并且送来文字完全相同的“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接受帝位。三十一日，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这一切，自然都是预先统一布置好的。
恢复帝制，实在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人们可能会问：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共和制度的传统，民国的现状又令人失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起来捍卫共和制度呢？原因在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国的观念终究已深入人心，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圣明天子”治下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历史已经根本改变了的东西，很难再让它回复到原来的老样子去。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国体者，重器也，一成而不可轻变者也。”“况一经共和之后，帝号久被丑诋，民人观念不同，尊严已亵，功德难著，强为规复，其势已逆。”(54)有些人更指出：“且既一度共和，凡君主时之道德，所谓君主大义，已扫荡无余，忽有一人君临其上，庸奴全国，又非有国人心悦诚服之功德，虽一时势力所凭，莫敢谁何，然天下大乱之机，即伏于此”。(55)许多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觉得鼎革之后“民国”已成为正统，谁再想颠覆它，就把自己置于叛逆的地位；何况，袁世凯曾经宣誓效忠共和，现在又要颠覆共和，背叛自己的誓言，这就失去诚信，无法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在袁氏当国几年间，谈不上有什么丰功伟业，沙俄对外蒙和英国对西藏的侵略更加紧了，库空如洗的财政更依靠外国的高息借款度日，百业凋零，国家的境遇和民众的生活都没有改善，同清政府时期没有多少区别。反抗暴政、喊出“打富济贫”口号的白朗军曾横行豫、陕、皖、鄂、甘五省，历时两年多，才被镇压下去。现在这个并无尺寸功绩的袁世凯忽然要做起皇帝来，更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
因此，恢复帝制的风声一传出，立刻在社会各个角落激起强烈反响，群起反对。思想敏锐的青年学生表现得尤为激烈。《醒华报》报道说：“此辈学子，大都醉心民权，虽现时之共和亦不过徒有其名，然犹得聊以自慰。今忽见此告朔饩羊亦将废弃，不免表现一种不安之状”，“昨有某君，欧洲留学生也，忽向记者发极大之议论，由国家组织之原理，谈至本国现时之状况及将来之危险，极力主张保持共和”。(56)《顺天时报》也报道，武汉学生“国家之观念亦富，对于此次变更国体则纯持反对态度。意谓中国现状，外患纷乘，内忧未熄，不宜再有变更，以摇动国基。且以革命先烈牺牲无数金钱性命所争得之民主国，曾不数年仍复为君主，匪特无以对先烈，无以对满清，无以对友邦，无以对全国人民，并且无以对大总统之初心。果使君主复活，则中国纵不亡于大总统之身，亦必亡于大总统之子孙”(57)。
就是民国成立以来一直支持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的梁启超，也在九月三日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他在这篇脍炙一时、影响很大的文章中，一开始就声明：“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接着写道：
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夫国体本无绝对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覆尝试废置，如弈棋？
吾又谓君主国体之难以规复者，则又何也？盖君主之为物，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此种尊严，自能于无形中发生一种效力，直接间接以镇福此国。君主之可贵，其必在此。虽然尊严者不可亵者也，一度亵焉而遂将不复能维持。……自古君主国体之国，其人民之对于君主，恒视为一种神圣，于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拟议。若经一度共和之后，此种观念遂如断者之可复续。(58)
至于曾经以流血奋斗手造共和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情绪自然更为激昂。这在云南的中下级军官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云南是辛亥革命中继武昌起义后在同月内宣布独立的五个省份之一，军官中很多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人（云南起义后，省都督府厅长以上和护国军相当团长的支队长以上人员四十八人中，有曾隶党籍可查的三十五人，其中曾隶籍同盟会、国民党者有二十八人，朱德就是其中之一），(59)又处在袁世凯鞭长莫及的西南边陲。“筹安会酝酿成立消息传到云南，滇军团营长等对于袁氏帝制自为，群情愤慨。”(60)“其时，距辛亥年重九日云南起义仅过三载，云南省陆军军官大多曾经参加重九起义，大家强烈反对袁氏称帝阴谋。”那时昆明驻军的主力是杨蓁的步七团和邓泰中的步一团，而杨、邓两人都参加过同盟会，反对袁世凯称帝最为激烈。七八月间，他们约了十多个军官密议。杨蓁在发言中说：“袁世凯身为总统，背叛民国，复辟帝制，卖国媚外为儿皇帝。我们都是民国军人，誓与国家共存亡，决不与袁共天地。必须联络滇军全体官兵讨伐袁逆。”“今天到会诸君所掌握兵力，在省会昆明驻军中已经占绝对优势。只要团结一致，如唐（继尧）不听谏言，我们就要以共和国民应尽之天职，率滇人起义讨袁。”会后，他们分头在滇军中进行联络。“顷之，滇军中反袁思潮波涛汹涌，官兵反袁情绪激昂，如火燎原。”(61)辛亥革命时率云南新军起义并担任云南都督的蔡锷，这时被袁世凯变相软禁在北京。他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滇中级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请言于蓂督（引者注：指当时担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62)
云南起义，首先就是由这些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准备起来的。唐继尧最初在态度上有些摇摆，是在他们推动下决心反袁起义的。蔡锷从北京脱身到达昆明时，云南军队的讨袁作战方略已经拟定，邓泰中、杨蓁两个支队已向四川出动。中华革命党当时在香港的代表叶夏声也有这样的记载：“蔡抵昆明为十二月十九日，相见之际尚云：真使吾喜出望外，公等早已定计，而对我们仍优礼有加，殊深感激。”(63)这些新军军官相对而言都是没有赫赫之名的“小人物”，但有如武昌起义时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蒋翊武等一样，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这些“小人物”的功绩是绝不应该被忘却的。
蔡锷到达昆明，由于他的声望，使云南的人心更加振奋。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举行军事会议，决定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并组织护国军，分为三路：第一路由蔡锷任总司令，向四川出发（朱德在第一路军任支队长，即团长）；第二路由李烈钧任总司令，经广西向广东出发；第三路由唐继尧兼任总司令，留守云南后方。二十五日，唐继尧、蔡锷等联名通电讨袁，宣告独立。云南民众情绪激昂，自动遍悬国旗踊跃参军。
云南起义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陕西、四川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其中，多数省份发动的基本力量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思想熏陶的新军军官。(64)四川、湖南、广东的独立是在省内民军纷纷起义、护国军步步进逼，原有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的情况下宣布的。
这时，北洋派内部也发生严重分化。袁世凯的两个主要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都不赞成恢复帝制。“段素性倔强，长陆军有年；冯又驻南京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65)他们不赞成的原因，一是在帝制准备过程中深感袁世凯对他们不说实话，甚至斩钉截铁地向他们表示绝没有帝制自为的意思，显然对他们并不信任；二是在共和政体下他们将来也有可能充任总统，如果恢复帝制，将来还要对袁的儿子袁克定俯首称臣，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冯国璋还以五将军名义密电各省将军，建议各省将军联名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一向支持袁世凯而这时忙于欧战的英国，本来就不赞成袁世凯称帝，以免在这个时候发生变乱。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说过：“这种帝制鼓动是一派胡言乱语，自然，它是利己主义者发动的纯属虚幻的运动。”(66)袁世凯原已派遣周自齐为祝贺日本天皇加冕的赠勋特使，以进一步拉拢日本支持他称帝。由于“二十一条”秘密谈判等消息外传，引起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不满，更由于国内局势迅速向不利于袁的方向发展，日本政府决定拒绝接待袁的特使。接着日本外相石井菊次郎又正式通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说：“原来贵政府欲改帝制，本系保证无乱。今明明云南有乱，竟于此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则中政府之责任甚大，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67)这些，都是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四面楚歌声中，袁世凯不得不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宣布撤销帝制，一共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但他还想继续再当“民国总统”。这自然是独立各省和各界民众不能答应的。当时有《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孙中山也发表《讨袁宣言》称：“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68)袁世凯尽管用尽权谋，力图挣扎，处境却日益恶化，已成为万众唾骂的孤家寡人，于六月六日在焦虑中死去。这样的结局，是袁世凯这个曾不可一世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民心的趋向，是一种无形的却又常常起着决定作用的力量。精于谋算的袁世凯，把他的心思都用在军事准备、政治分化和外交拉拢这些方面，自以为在这些方面都已经想得和做得很周到了。纵然机关算尽，恰恰没有把民众是怎么想的放在眼里。结果，落到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实在是不足怪的。
人们对全局形势作出正确估量并不容易，甚至不是经过一次反复就能完全明白的。当清政府被推翻、民国建立时，人们曾相当普遍地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以为一个全新的格局已经形成，可以集中力量从事建设了，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当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活动被粉碎、由原来的副总统黎元洪出任总统时，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一度又出现了，人们兴奋地谈论“再造共和”的成功，至少认为又该进入一个比较安宁的日子了。
自然，有过一次教训和没有教训毕竟有所不同，有心人已多少意识到时局中仍有不少令人忧虑的因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组织中华革命军，在山东的人数近一万人，连克潍县等十几个县城，三次围攻济南，不少华侨从海外归来从军。袁世凯一死，孙中山立刻电令罢兵：“宜按兵不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接着，又解散这支义军。是不是孙中山真以为袁世凯一死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是。他看到“现在帝制余孽潜伏北方者尚不少”，并且点了张勋、倪嗣冲两个人的名，指出：“隐患未息，则国人犹未得高卧也。”(69)他也提到过“假共和”的问题。但他有两个难处：第一，在反袁斗争中，他一直以维护约法为号召，痛斥袁世凯违反约法。黎元洪就职宣誓时明白地说：“当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临时约法》，接任大总统之职权。”(70)孙中山很难反对。第二，更重要的是，袁世凯一死，内外情势和民众心理已有很大变化。孙中山对归国从军华侨讲演时说：“国民实际已希望平和，政府已标赞成共和、消灭帝制之帜以为政，则吾人自不能不收束。盖真假之辨，端待将来之证据，现在不能悬揣以决之。人已公布赞成恢复共和制，强谓之伪，不可也，必先与以试验之期间。”“借其曰假，亦必俟确有证据，如袁之帝制自为，尔时自然召全国之反对也。”(71)
事实上，袁世凯的称帝虽然失败了，但不仅他所代表的旧社会基础没有受到触动，就是作为他统治支柱的北洋军阀势力也没有受到多少触动。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袁世凯称帝前由于他的控制力，至少在表面上还能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在他死后，北洋派里再也找不出一个像他那样能统驭整个北洋派的人，而陷于四分五裂中。袁世凯取得最高权力，靠的是握有一支由他支配的武力。他的部下也纷纷仿效，拥兵自重。“全国无论哪一省哪一地，没有直接或间接受到军阀蹂躏的，那真是世外桃源，可谓绝无仅有。”(72)事实很快就表明：时局更加混乱，由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纷争，逐步发展到军阀割据、军阀混战那样更加恶劣的局面。
本来，袁世凯和所有独裁者一样，除自己外从来不让任何人能独自驾驭整个北洋派。在他突然死去后，内部的派系纷争立刻上升到突出的地位。袁身边最重要的人物原有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人。徐是文人，从未带兵。王士珍为人温和，政治上没有多大野心。因此，北洋派内部的派系纷争主要表现在段祺瑞和冯国璋之间。段是安徽合肥人，冯是直隶河间人，两派分别称为皖系和直系，谁也不服谁。曾任段祺瑞内阁秘书长的张国淦写道：“袁氏在日，军队统于一尊，并无派系可言，亦无人敢萌此想、敢为此说；袁势既颓，群雄失驭，互植势力，各昵所亲，遂有强为区别为直、皖系者。”(73)
当时，段祺瑞的力量和影响最大。他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曾留学德国。清末在北洋六镇中曾历任三个镇的统制，督办过北洋各军事学堂（如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等），北洋军人很多是他的旧部或学生。武昌起义爆发后，还曾署理湖广总督。袁世凯当国时，连续担任几届内阁的陆军总长，并两次代理国务总理。他不赞成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一死，他在北京政府中显然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
冯国璋和段是天津武备学堂同期毕业生，学习期间还中了秀才。以后去过日本考察军事。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任督操营务处总办，后也曾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辛亥革命时，先后任第一军军统、禁卫军总统。民国成立，担任直隶都督。镇压“二次革命”时，率军南下，接任江苏都督。后来，隐然成为北洋势力在长江流域的首领。他的儿子回忆道：“所谓‘长江三督’——江苏省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成了我父亲的嫡系势力。原来，辛亥革命时期，这三个人都是我父亲所领率的第一军里的协统。”(74)他同南方各省地方势力的关系也比较密切，隐隐可和段祺瑞相抗衡。
除了皖系、直系这两大势力以外，同北洋派关系密切、也可以计算在北洋势力之内的，还有张勋和张作霖这两股重要力量。张勋早年也曾在袁世凯手下效力过，后任清朝的江南提督。这时，他有着长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名义，率领两万多“定武军”，驻在徐州、兖州一带，但内心仍忠于清朝。他和这支军队都留着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被称为“辫子兵”，并且同清朝复辟势力有着密切勾结。张作霖早年当过兵，组过乡团，也做过绿林，后来被清朝收编为巡防营。民国后，逐步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撤销帝制而自称大总统后一个月时，张作霖乘机对袁世凯施加压力，取得了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的职务。以后，逐步控制整个东北，形成奉系军阀。
在南方，护国运动后期曾于广东肇庆成立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的军务院。袁世凯死后，这个军务院撤销。但唐继尧控制着云南和贵州，陆荣廷控制着广西和广东，对北洋政府仍处在半独立状态，并分别向四川和湖南伸展各自的势力。
正是在多种力量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哪一派也没有力量独自控制中央政权，只得依据约法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由段祺瑞出任掌握实权的国务总理，以后又经重新召集的国会选出冯国璋为副总统。但这种妥协只能暂时掩盖矛盾，并没有造成一些人所期待的相对平静的局面。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很快相继爆发，包括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矛盾（常被称为“府院之争”）、皖系军阀和直系军阀的矛盾、北方和南方的矛盾。张勋又利用这些矛盾，积极策划清室的复辟活动。不少省内形成地区性的小军阀，相互争夺，以至演化成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整个局势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分崩离析和混乱中。这说明北洋军阀的势力事实上已大大削弱了。
这些矛盾中，最早尖锐地表现出来的是“府院之争”。
黎元洪是一个本身没有实力的总统，但并不甘于做段祺瑞“责任内阁”的傀儡，对段的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的飞扬跋扈更是极为愤慨，（“徐奔走府院间，事事以己意为段意，指挥黎氏画诺。”(75)）又得到一些对段祺瑞不满的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府院之争很快便越演越烈。冲突的进一步激化是从对德宣战问题爆发的。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近三年。一九一七年二月美国以德国潜艇袭击为由，宣布对德绝交，照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中立国采取一致行动。日本也乘此插手。中国随即在三月间宣告对德绝交。至于中国是否参战，段祺瑞决心利用“参战”的名义由日本支持编练一支受他直接统属的“参战军”。“府方初则赞成，继而游移，终而反对。”双方的争论，其实不在是否对德宣战问题的本身，那只是一个借口，而在于“府方以院为专擅，院方以府为干涉，而政客构煽其间，以势力消长之说，挑拨双方感情”。“名曰外交问题，实则府方谋倒段，院方谋倒黎，已为公开之秘密矣。”(76)
这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督军团”闹剧。对外宣战，按程序需由国务会议议决，经总统盖印，提交国会通过。段祺瑞担心不能顺利通过，在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德宣战问题，出席的有十一省的督军（包括都统、省长），列席的还有十几省的督军代表，被称为“督军团”会议。五月一日，国务会议讨论时，一些督军及督军代表自行列席，要求即日宣布对德宣战，参战案在会上强行通过。第二天，倪嗣冲、张怀芝、李厚基等又以督军代表名义谒见黎元洪。黎元洪表示：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一俟国会通过，他就发布参战令。国会议员中多数人本不赞成对德宣战。十日，众议院审查参战案。忽然有段祺瑞左右指使的“海陆军人请愿团”等各种旗号的两千多人包围众议院近十小时，宣称必须在当天通过参战案，并打伤议员十多人，引起议员的强烈反感，决定暂不讨论参战问题。这是袁世凯当年在选举正式大总统时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的重演，是军阀惯用的做法。他们从来不受什么“法”的约束。有一个参加这次公民请愿团的王合新投函《醒华报》，揭露它的黑幕说：
鄙人来京谋事未遂。前日由同乡合肥人陆军部秘书谭君毅甫介绍加入公民请愿团，当时言定自十二点钟起，随大家包围议院，每钟点给大洋五角（这是高等公民的报酬），散时立付，并云将名册造成具报总理以后可以派一差使。鄙人如时而往，站至八点半始去，并被军警击一枪托。当晚往寻谭先生领取公费大洋四元二角五分，乃谭吝而不予。今早又往索取，谭先生避不见面，由一少年出见，大言恐吓，并云此事闹糟，总理不肯认账，恐怕要办凶手，嘱令闭门不出，不许再提此事。鄙人忿极，为此特请登出，俾知谭之欺人手段。(77)
事情闹到如此乌烟瘴气的地步，全国舆论大哗。督军团成员仍不罢休，又联名呈文黎元洪，要求他解散国会。黎元洪在得到美国公使芮恩施支持后表示，我抱定了九个字的主意：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二十九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接着，奉天、河南、浙江、山西、陕西、直隶、山东、福建等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六月二日，独立各省“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通电说：‘出兵各省，意在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这更显然是谋叛了”(78)。
“督军团”是民国初年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军人势力联合起来，倚仗手里掌握的枪杆子，公然干预以至操纵中央政治，这种现象在中国至少几百年内没有出现过，而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却成了屡见不鲜的行为。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秩序已经乱套，无法再利用原来社会生活中已比较习惯的那套办法来维持，只得采取这种粗暴的、更加不得人心的做法，预示着他们的统治已经日暮途穷，难以为继。但从当时来说，人们似乎一下子还看不到黑暗的尽头，只觉得国家的状况在一天天坏下去，从而陷于极大的痛苦中。
接着上演的是更加荒诞的“张勋复辟”的闹剧。
自己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当“督军团”在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后就慌了手脚，到处寻人调解。野心勃勃、坐镇徐州的“辫帅”张勋自告奋勇，表示愿进京充当“调停人”。他的真实目的是要乘此拥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帝制，并且暗中得到段祺瑞、冯国璋的纵容。其实，段、冯等又各有打算，只是想借头脑简单的张勋之手推倒黎元洪，然后合法地将中央权力拿过来。这中间真是黑幕重重。
六月七日，张勋带领“辫子军”五千人北上。他一到天津，便给黎元洪发出限三天内解散国会的通牒，称：“如不即发明令，即行通电卸责，各省军队自由行动，势难约束。”(79)黎元洪引狼入室，至此已乱了方寸，在十二日下令解散国会。这是国会成立后六年间第二次被解散。被一些人看成可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议会政治，在军阀统治下，其实只是任人摆布的装饰品，需要时拿出来，不需要时就任意一脚踢开，实在也够可怜的了。
张勋并没有就此停步。他率军到北京后，在七月一日身穿朝珠蟒服，率康有为等数十人，到清宫奏请溥仪复辟。溥仪也在当天发布“即位诏”，并封张勋为“忠勇亲王”，授以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著名记者陶菊隐生动地描写当时北京街头出现的情景：
七月一日天方破晓，北京城的老百姓们还在残梦未收的时候，忽然听到警察挨户敲门的声音，叫他们快起身，快快挂上龙旗。
“怎么，今天又换了朝代了吗？”大街小巷右舍左邻一个个披衣起来，互相打听这个突如其来的怪消息。嘿，消息传播得真快，“宣统皇帝”又坐了金銮殿了，左辅右弼有文武二圣。阳历废止了，阴历回了头，今天不是七月一日，是什么“宣统九年五月十二日”。中华门又改了“大清门”了。街上布满着张勋的辫子兵和冯德麟带来的胡子兵。
根据这些消息，做顺民就得挂龙旗，而一时那来这许多的龙旗呢！有些人向戏馆子里借用三角旗；劝业场又有人赶制龙旗；假辫发和红顶花翎都从旧货摊上发现了，把一座古老的北京城渲染得像个妖魔世界。(80)
被称为“宣统皇帝”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紫禁城里袍袍褂褂翎翎顶顶。人们脑后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拣到丢弃的真辫子，据说这是张勋的辫子兵为了逃命，剪下来扔掉的。”(81)
复辟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已根本没有多少社会基础。黎元洪避居起来，在二日发表通电反对复辟，号召各省出兵讨逆，同时签署两份命令：一是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一是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复辟消息传到各地，报纸纷纷口诛笔伐，民众举行拥护共和、声讨复辟的集会，连江西的张勋族人也痛斥他是破坏共和的不肖子孙。
俟机而动的段祺瑞利用张勋解散国会、把黎元洪赶下台后，当北京演出复辟闹剧时，在七月三日到天津、沧州间铁路线上的马厂誓师讨逆，自任讨伐军总司令，率第三师、第八师、第十六混成旅等五万多人对北京发起总攻。张勋带到北京的兵力不多，又不得人心，无力抵抗。这场战争中，死亡的只有二十七人。十二日，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这场闹剧便草草落幕。
实行共和制度以来，时间虽然只隔了五年多，民众心理已经大变。民心不可违。袁世凯称帝只维持了八十三天，张勋复辟更只有十二天，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在中国绝迹，谁也无法把历史车轮倒转回去了。
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从南京到北京代行大总统职权，段祺瑞重新以“再造共和”的姿态回到北京就任国务总理。八月十四日，对德宣战。这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的矛盾冲突又突出起来了。
直皖两系原本是同根所生，段、冯两人的地位也不相上下。曾任袁世凯的政事堂机要局长的张一麐写道：“迨袁世凯称帝，而北洋派内部始分裂。时则冯在外，段在内，同以反对帝制闻，二人尚无恶感也。袁死黎继，段氏任国务总理，以为倒袁乃己之力，故对于徐世昌、王士珍尚有不可一世之概，遑论黎、冯。冯在此时已滋不悦，遂联络长江各督，扩充其势力。段虽赞成共和，而不接近民党。民党乃转而趋冯，选冯为副总统。旋孙洪伊被逐，益仇段氏，南投国璋，挑拨双方恶感，而冯、段渐水火矣。”(82)但此时一在北，一在南，矛盾还没有公开化。当冯国璋准备北上时，段祺瑞还派亲信靳云鹏去南京，“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利断金”(83)。很多人以为不会再有新的府院之争发生了。但冯北上就职后不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他们矛盾的焦点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在一九一三年内战中提出来的。那次内战的结果是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川、陕西都由袁世凯的人控制，北方于是严重地威胁到南方势力的安全。一九一六年反袁之战，制约了北方在四川、广东、湖南的势力，同时中国有了两个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与肇庆军政府（以后是广州的护法政府），而且南方的势力伸向山麓地带。南北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两个：主战与主和。”(84)段、冯矛盾，集中表现在北京政府对南方各省是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上。
这时，云南唐继尧和广西陆荣廷已成新的地方军阀，势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湖南。这些省实际上处在北洋派控制范围之外。北洋政府拒绝恢复据《临时约法》产生、被张勋解散的国会，另行成立临时参议院。孙中山便打起“护法”旗帜，南下广东，旧国会议员一百五十人也相继南下，因为不足法定人数，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推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唐、陆对这些其实并不赞同，但又想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和“护法”的旗号来抵制北洋派势力南下，便听任这个军政府在广州不死不活地存在着。
怎样对待南方势力？冯、段两人的态度有明显不同：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大举调兵南下，首先以湖南和四川为主战场，力图占湖南以图两广，占四川以图云贵，使川、湘两省成为战乱最为频繁、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冯国璋几年来在南京，一直同西南实力派有较密切的联系，也借他们以自重，因而倡导和平。双方的矛盾就从暗中较量到迅速表面化了。
段祺瑞夺取湖南、四川的进军最初都遭到挫折，特别是被任命为湖南督军的段祺瑞内弟傅良佐被谭延闿所部湘军和陆荣廷所部桂军驱走，南下的北军主力两个师长王汝贤、范国璋（都接近直系）通电主和，自行停战撤兵。接着，直系的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四省督军联名通电，要求从即日起停战撤兵，并表示愿当调停人。段祺瑞盛怒下在十一月辞去总理职务。冯国璋发出弭兵布告。
但段祺瑞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潜势力仍比冯大，又得到日本的支持，立刻展开对冯的反攻：在他秘密策动下，多数省的督军（主要是奉天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纷纷主战，直隶督军曹锟也改变态度；冯国璋“自言近日旧同袍对于自己均不见信”(85)，以检阅军队为名，离京南下，准备到南京同江苏督军李纯共商对策，不料中途到蚌埠却为倪嗣冲所阻，被迫北返，只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对南方下讨伐令。以后，段的心腹徐树铮又引张作霖部奉军入关，在秦皇岛截取陆军部向日本订购的步枪十万支；曹锟部吴佩孚师南下攻占岳州，向长沙进逼；十五省督军（包括都统）联名通电，要求由段祺瑞组阁。三月二十三日，冯国璋被迫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这样，冯国璋已难有作为，北京政府大权重新集中在段祺瑞手中。四月二十三日，吴佩孚师占领湘南重镇衡阳，湖南再次被北洋军控制。段祺瑞并声言要直取广东。
这时，南方政局也发生重大变化。在北军向湖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广西、云南军阀以及非常国会一些议员决计抛开孙中山，频频密议，要求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他们不顾孙中山的坚决反对，在五月四日由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废除大元帅，改设七个政务总裁，并推清末曾任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的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只成为七总裁之一。他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发表通电痛心地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86)随后，他离开广东到上海闭门著书。第一次护法运动就此悄然结束。
事实表明，在“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情况下，不铲除这些军阀势力，什么“法律及民意”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孙中山从这次残酷打击中悟到的重要教训，也是他以后思想变化的重要起点。
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一个突出特点是加紧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勾结。
日本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由寺内正毅担任首相。他改变前任大隈内阁的强硬威压政策，实行所谓“援助提携”方针，也就是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用提供借款来拉拢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段祺瑞，谋取在华重大权益。那时，北洋政府的财政十分困窘，“政府事实上是靠发行纸币过日子”(87)，各省军阀又往往截留中央财税，段祺瑞正需要从日本获得资金和军械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排除异己。双方一拍即合。那时，欧战正亟，英、法、美等无暇东顾，也便于日本在东亚扩展势力。
寺内正毅派遣私人代表西原龟三访华，试图打开门路。西原在北京先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曹汝霖和股东会会长陆宗舆接洽，接着又同段祺瑞会面，在一九一七年先后提供两次借款两千五百万日元。当段祺瑞被免去国务总理后不久，徐树铮致各省督军密电中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寺内已训令渠京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公使（引者注：指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谓段虽暂时去职，北京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引者注：指徐世昌、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他在致张作霖、倪嗣冲密电中又说：段祺瑞“就任后先联东邻，次议任免”。(88)可见段和日本方面已形成很深的默契。
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的第二个月（一九一八年四月底）起，五个月内经过西原又同日方达成六笔借款，共一亿两千万日元（当时白银一两折合日元一元五角）。连同前面所说两次借款，通称“西原借款”。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中国东北获得重要铁路修筑权；段祺瑞利用这笔借款组建“参战军”三个师、四个旅，用日本武器装备，由日本军事教官训练，并充作对南用兵的军费；更严重的是，在签订“山东二铁路”借款两千万日元时，日本外相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由日中合办经营胶济铁路，路警队聘用日本人，日军可留驻济南、青岛，章宗祥复照表示中国政府“欣然同意”，造成日后巴黎和会上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重要借口。五四运动时国人集中反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就是由上述事件而来。
在此期间，又发生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的事件。
日俄战后，他们自行在中国东北地区划分势力范围：东北的北部归沙俄，南部归日本。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发生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月，美国和日本签订《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一九一八年初，西方列强对苏俄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日本政府乘此大举出兵，企图取代沙俄在北满的地位并取得西伯利亚广大土地。二月五日，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订立中日军事协定。段祺瑞明白表示支持。双方在具体磋商过程中，田中义一又在五月三日对章宗祥施加压力，说：“在缔结协定以前，不能指望日本的借款和武器供应。”(89)
五月十六日、十九日，双方分别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允许日本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进入中国领土和领海，中国政府需提供一切便利。八月二日，日本发表出兵西伯利亚宣言。接着就单方面将军队开入哈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地，强行接管长春至哈尔滨段铁路，并在黑龙江省强行使用日本军用票。
中日军事协定的磋商秘密进行时，消息已经泄露，立刻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通电抗议。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称：“商民誓不承认。”留日学生情绪更加激昂，在四月二十八日召开大会，到者千余人，议决全体归国，唤起国内舆论，一致反对。五月三日起，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等中国留学生相继罢课，据日本警视厅调查，东京留学生罢课的达两千六百八十人，占全体学生的百分之九十六。京都、神户等地留日学生也响应罢课。五月八日起，第一批留日学生乘轮归国。据日本警视厅调查，归国学生有一千二百零七人；而据中国方面统计，在当时三千五百四十八名留日学生中，归国的达二千二百零六人。
他们归国后，成立“留日学生救国团”，除一部分回原籍外，大多以京、津和上海地区为活动中心，着重在学生中活动。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高师、高工、法专、医专、农专等学生两千多人游行到总统府请愿，派代表面见冯国璋，要求拒绝在协定上盖印。“这就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前奏。”(90)在天津，一千多学生到省长公署请愿。在上海，还发刊《救国日报》，举行学生爱国会筹备会时有北京学生代表易克嶷、许德珩和天津学生代表谌志笃前来参加。(91)具有如此群众规模、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爱国学生运动，以前在中国土地上还没有发生过，可以说是第二年五四运动的预演。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已得到较广泛的传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人深受日本进步思想界的影响，在那里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参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行动。“留日学生中，有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者，如李达、李汉俊、黄日葵，都是这时归国，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发起人。黄日葵归国后，在北大旁听，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主要人物之一。”(92)留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和中共一大的参加者。
段祺瑞拒绝承认旧国会后，操纵选出由他一手控制的“新国会”。由于议员大半属于皖系政客组成的安福俱乐部，被称为“安福国会”。八月十二日，安福国会开会。冯国璋因代理总统任期已满，通电表示无意参加竞选。九月四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北京政府就完全落在依附日本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手里，但各地军阀纷争、割据以致混战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
国内政治生活混乱到如此程度，到处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浓重气息。第二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爆发的。
(1)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页。
(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411页。
(3)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9月版，第3—6页。
(4)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5月版，第5页。
(5) 胡汉民：《怎样纪念国庆》，《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民智书局1932年8月版，第1380—1383页。
(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5页。
(7)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4页。
(8) 徐天复：《宋先生传略》，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5月版，第68页。
(9)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7月版，第208—209页。
(10)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488页。
(11) 胡汉民：《从国民党史上所得的教训》，《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234页。
(12) 蔡寄鸥：《鄂州血史》，第225页。
(13) 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之大政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21页。
(14)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台北）华文书局据1938年铅印本影行，第6页。
(1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617页。
(16)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20页。
(17)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第12、33页。
(18)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26年4月版，卷首，第1页。
(19)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第2、4页。
(20)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3月版，第133页。
(21)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177、179页。
(22) 《黄兴集》，第178、179、188、230页。
(23) ［加］陈志让：《军绅政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版，第22页。
(24) 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337页。
(25) 凤冈及门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治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5月版，第133页。
(26)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1、440、445、484、485页。
(27)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3月版，第335—342页。
(28)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7月版，第86页。
(29) 《宋教仁集》下册，第456页。
(30) 《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13页。
(31) 《癸丑战争汇录》，时评，第15页。
(32)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419页。
(33)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2月版，第49、50页。
(34)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35) 《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第112页。
(36) 谢彬：《民国政党史》，《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49页。
(37)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8月版，第6页。
(38) 《中华民国约法》，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11月版，第227、228、230页。
(39) 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9—30页。
(40)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第27—28页。
(4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170页。
(42) 林甘泉主编：《孔子与20世纪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87页。
(43)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00页。
(44)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第294页。
(4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3册，转引自［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8月版，第399页。
(46) 凤冈及门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第235页。
(47)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42页。
(48) 《中日交涉中之国民大会》，《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2页。
(49) 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第327页。
(50) 《汉口全镇闭市之风潮》，《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24页。
(51) ［美］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胡春惠编《民国宪政运动》，第236、238、239页。
(52)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下卷，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487页。
(53) 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第97、98页。
(54) 《留美学生联合会上袁世凯等书》，《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37、38页。
(55) 《共和维持会宣言》，《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册，第66页。
(56) 《筹安会与上海社会》，南华居士编《国体问题》上册，北京直隶书局1915年9月版，第64页。
(57) 《国体问题变更声中之武汉》，南华居士编《国体问题》上册，第103页。
(58) 《护国文献》（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258、259、260、261、268页。
(59) 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5月版，第7—10页。
(60) 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第10辑，第143页。
(61) 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云南文史资料》第10辑，第47—50页。
(62) 《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879页。
(63) 叶夏声：《国父民初革命史略》，孙总理侍卫同志社1948年11月版，第94页。
(64) 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1956年第2期。
(65) 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5页。
(66)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下卷，第492页。
(6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页。
(6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5页。
(6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7页。
(70)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页。
(71)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1页。
(72)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2005年6月版，第3页。
(73) 《张国淦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98页。
(74) 冯家迈：《回忆我的父亲冯国璋》，《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903页。
(75)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3页。
(76) 张国淦：《北洋述闻》，第95、96页。
(77) 陶菊隐：《督军团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68页。
(78)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502页。
(79) 《民国日报》1917年6月14日，转引自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70页。
(80) 陶菊隐：《督军团传》，第3、4页。
(8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3月版，第100页。
(82) 张一麐：《直皖秘史》，《近代稗海》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11页。
(83) 《张国淦文集》，第207页。
(84) ［加］陈志让：《军绅政权》，第25页。
(85)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3年1月版，第7页。
(86) 《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第471页。
(87) ［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下卷，第655页。
(88) 《徐树铮电稿》，第2、5页。
(89) ［日］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134页，转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225页。
(90) 许德珩：《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211页。
(91)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第975—992页。
(92)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