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三宝”

教授——第一宝

协和人通常把教授、病案、图书馆，称为协和“三宝”。之所以奉为“三宝”，是因为：教授，是最懂得疾病和病人的人；病案，是最忠实记录病情的文献；图书馆，是最全面反映医学的资料。还应该说，这第一宝就是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们可以列出一连串蜚声国内外的医学大师：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吴蔚然、吴英恺……

我到协和的时候，这些前辈们都还健在。我接触最多的当然是林巧稚大夫、宋鸿钊大夫、葛秦生大夫等名师，这些老师们的活动令人关注。我们也经常或者必须去听一听其他科系老师们的课或者讲座。那种收获是特别的，耐人寻味的。

协和最著名、最吸引人的是内科大查房。我们早就看过那幅1941年内科大查房的画，画中每位教授都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内科大查房和张孝骞大夫的几十本医疗记事是协和最宝贵的活动与材料，千金难买，胜于鸿篇巨制。大查房通常在老楼的10楼223阶梯教室进行，总是座无虚席，连台阶和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内科各专业组教授们的高谈阔论、真知灼见。他们除了对病例有深刻分析，还特别注重学科联系与思维方法，这是我们非常难得的临床学习和训练的机会。

当然，我们还听过神经内科老主任许英魁讲“一氧化碳中毒”，讲“弗洛伊德学说”。我们也听过皮肤科主任李洪迥（他的头发总是梳得油光锃亮）对于老协和的描述，甚至丰盛的午夜餐——可得劳苦到半夜12点才能享有（我们倒都赶上了）。

我们更熟的是外科的教授。我观摩过曾宪九和吴蔚然同台手术，那是怎样的阵容啊！那是何等的艺术啊！两人娴熟漂亮的手法、无与伦比的默契，台上台下美妙的安静，大家似在聆听天籁之声。

吴蔚然大夫真是个谦谦君子、蔼蔼长者。记得我女儿八个月时，左乳房部位长个指尖大的血管瘤，请教吴大夫。吴大夫说：“我看看。”我与爱人想择天抱孩子看吴大夫，万万没想到，第二天早上7点来钟，吴大夫已经敲响了我们护士楼二层的房门。我们也是刚起，诚惶诚恐！须知，我当时只是个毕业不久的小大夫!吴大夫提出用同位素敷贴治疗，不影响发育，效果非常好。

我有幸与吴大夫一起做了一些手术，收获很多，感触很多。那次，我们手术很顺利，可是在关腹壁筋膜时，缝针崩掉了，费了很长时间终于在地上找到了。事后，吴大夫小声跟我说：“其实，咱们可以再慢一点做。”（请注意，这里用的是“咱们”，其实，当然是我；只是说“慢一点”，其实，当然是我有点快。）翌日，我们去看病人时，吴大夫却表扬我说：你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篇《外科解剖刀就是剑》写得真好！

另一位外科大家朱预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雷厉风行，敏捷洒脱，做分离粘连手术，势如破竹，口中得意地念叨着“解剖很重要！我解剖熟”。身子左右晃动着，释放着外科大夫的激情!（我在一本书上读过，外科大夫是要有一股激情的。）我与吴葆桢大夫开始做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时，朱大夫帮我们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化险为夷。他后来当院长，挑我做了他的副手。

几十年过去了，很多协和的前辈不在了，但他们的学问、他们的作风、他们的精神，为我们永远牢记。

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记得在内科大查房前面第一排，坐的是各学科的大教授，他们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眼前。“请不要忘了干燥综合征（SS），”风湿免疫学鼻祖张乃峥用他那深厚的中音大声告诫我们（他的听力有点差）。而呼吸内科朱贵清教授总会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谆谆提醒：“这个时候也不要忘了结核！”

病案——第二宝

病案，是病人就医的记录，是原始的医事材料，是重要的医疗文献和社会档案，是临床、教学、科研的基础和依据。协和的病案有三好：一是，时间长，保存好；二是，记录详，资料好；三是，规范化，管理好。

所以，协和病案室是一个宝库，是让医生们去挖掘、去采撷、去利用的宝藏。协和病案室是一个圣地，这里有病人的生命记录，这里有医生的辛劳汗水。协和病案室是个舞台，呈现了从个人到医院、从过去到现今的智慧与勤奋、关爱与奉献。

在协和病案室里，我们可以找到孙中山、宋美龄、张学良的病历，我们可以找到袁隆平出生时的脚印……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对协和病案做出杰出贡献的老先生和同事们：王显星、马家润、刘爱民、王怡等，已故老教授冯传宜对病案工作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可以在很多很多病历首页上，看到马家润用他那类似于瘦金体的钢笔字写下的病人的姓名……

协和病案室还是全国病案管理和国际疾病分类中心（IDC）的负责单位，推动了医院病案管理，加强了国际交流合作。

协和医院的病人，70%来源于全国各地，协和的病人，疑难病、重症疾病、少见病、罕见病相对多，如妇产科的高危孕产妇占60%到70%。所以，它是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中心，病案室就是战地和武库。

我做副院长时，统计了从1987年7月到1989年12月的病历。全院诊治的病种是1683种，仅一例的病种就有532例，非常罕见的病种30例，包括艾滋病在中国的首次发现和报告。后来的SA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断和治疗，协和病案室都有宝贵的临床材料和记录。

协和医院医生对于临床和基础研究高度重视，获得了很多的成果，如绒毛膜癌的诊断治疗达到了根治的水准，激素分泌的垂体瘤累计1041例，9个科室的合作研究，骨质疏松和骨代谢的研究，胰腺癌、卵巢癌的研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等等，病案都在其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2017年成立的全国罕见病诊断治疗中心，就设立在协和医院，当然是非常适合的。

新形势下，病案管理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更加数字化、电子信息化，更便于病案的储存与保存、分类查询与综合利用。

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对病案的态度诚如我于几年前在全国病案展览“前言”中所写：一个医院、一个医生，将用历史和毕生，在病案中书写对医学、对生命、对病人的敬畏，也是在医疗过程中最真实的感验和庄严的仪式。

那年，我们推行母婴同室，美国医生格兰特是发起者，他到协和医院妇产科来参观。非常有意思的是，他65年前出生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他的病历，查到了他的脚印，他高兴得欢呼雀跃！

病案把病人与医生连在一起，病案把医生与医生连在一起，病案把大家连在一起。

图书馆——第三宝

协和图书馆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老的图书馆就在协和老楼一进南门的左手边，现在还有一个纪念牌挂在门口。

图书馆始建于1917年，几与协和医学院同龄，也是“百岁老人”了！协和图书馆的医学藏书数量大、种类多、杂志新，是一个医学信息的圣地，是协和的另一个宝藏和武库。在协和图书馆里，我们可以看到1824年的《柳叶刀》杂志创刊版，此后一期不漏。还有其他一些珍贵的原版外文图书。有时候，外宾到协和参观，图书馆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到那里，对于外宾似乎也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医学的守望，一种同道的期许。

1957年，国务院命名协和图书馆为“全国第一医学中心图书馆”。图书馆除了大量中文医学书籍以外，外文书籍之多之广也是其主要特点和最吸引读者的一个方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查阅俄文版的《妇产科学》（Акушерство и гинекология），查阅德文版的妇科手术学，记得我们最开始做外阴癌根治术时，就是拿了本德文版图谱对着施行的。我记得要查一个中医的资料，就是从馆藏的《医金方》第28卷里找到的。

图书馆是我除了手术室以外，最愿意去、最常去的地方。老的图书馆就在我们妇产科病房的旁边，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去一两次。左侧的阅览室是刚出版的新杂志，必须先浏览一遍。当时最愿意看的专业杂志是《临床妇产科学》（Clin Obs Gyn）、《美国妇产科学》（Am Obs Gyn）、《妇产科学评述》（Obs Gyn Survey）等。有的期刊每一期有一个重点主题，比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手术，都是非常有用的资料。

所以，如果说教授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宝贝；病案也是我们的老师，是宝藏和武库；那么图书馆也是我们的老师，也是宝藏和武库。协和“三宝”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无比珍爱的宝贝！可以说，这是我们在协和成长过程中离不开的必备元素。

图书馆后来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合并为一个大的单位，首任所长是陆如山先生，留苏副博士，英文也很好，担任过WHO总干事助理；现任所长是池惠先生。我与历任所长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和其他图书馆管理员更熟，有的图书不好找，他们会说：“郎大夫，你知道地方的，麻烦你自己拿去吧。”那个时候的借书证，我居然还保留着，看着很有意思。有一个1980年的借书证，从登记页上可以看出，当年去图书馆看书、借书非常频繁，说明那时的我很爱学习啊！

即使在周末假日，查完房以后，也是一定要到图书馆去的。记得，每次星期天上午在图书馆现刊阅览室都会看到一位老教授，后来知道他叫王叔咸。他是著名的内科教授，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工作，那么大的年纪、那么远的路程、那么唯一的假日，他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图书馆，没有理由不去看书学习！

邦尼（Victor Bonney，1872——1953）是我最喜欢的英国妇科手术大师。他1911年的《妇科手术教科书》（后来再版为《邦尼手术学》），我们图书馆也有。这本书，我可能是借阅最多的一个读者了。此书年头久矣，书脊和书皮都很破旧了，我当时就用橡皮粘膏把破的地方细心地粘好。不知此书，今安在否？

如今，图书馆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信息的来源、检索的渠道都很多了，但图书馆依然是最让我向往与留恋的地方。

只是，有些久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