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军事城堡与早期的城市

大约在5500—4000年前，中国开始由母系氏族社会步入父系氏族社会，由于对剩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使一部分人可以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社会因之出现了私有制的萌芽，并随之出现了阶级的分化与对立，使得原始聚落防御与空间的区分要求凸显。反映在建筑上，出现了带有父系氏族社会性质的城堡，如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安阳后岗、郾城郝家台，山东寿光边线王及山西夏县等地都有古城堡遗址被发现；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及阳谷、东阿、聊城、邹平、临淄、滕县等地，发现了十余座属于龙山及大汶口文化的古城遗址；在四川新津、都江堰、温江等地及内蒙古凉城老虎山、包头阿善发现了相当于龙山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的史前古城遗址；在湖北天门、石首、荆门和湖南澧县等地也发现了属于屈家岭文化的古城遗址。这些城市或城堡遗址的发现，说明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建筑活动已经十分活跃。

由已发掘的古城遗址可知，中国北方地势平坦，早期城市以方形居多；南方河网与丘陵地区因地形复杂，则出现有矩形、圆形、椭圆、梯形等多种平面形式。由于各区域的政治、人口和地理等条件不同，城市的规模大小也随之不等，如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古城规模中等，城垣总长5000米，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规模较小，面积约30万平方米。较大的城址如距今5300—4000年的浙江良渚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面积290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之一。遗址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宽度达40—60米，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其做法为底部先垫上石块，上面堆筑夯实黄土。古城的选址显然经过了精细的勘察和周密的规划，城市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城墙与山体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自西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作为城西南角和东北角的防护屏障，表现了古人巧借自然的智慧。

澧县城头山古城是中国现在已知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位于湖南澧县西北约10公里的城头山村，西依台地徐家岗，南临澹水，是屈家岭文化的一处早期遗存。古城平面呈圆形，直径310—325米。城外绕有护城河，西面及西北侧的一段保存较为完整，宽35—50米，深4米，岸壁陡峭，宽度整齐，明显是由人工开掘而成。位于东南侧的护城河由澹水支流构成，宽14—30米不等。古城城墙为灰色和黄色的胶泥夯筑而成，有的中间塞以河卵石。现残垣高度3.6—5米，底宽20米，城垣外壁坡度约50度，内壁为缓坡，15—25度，这种外陡内缓的城垣便于防御守备。城的四面各有一道缺口，应为城门，北侧缺口宽32米，门内有圆形大堰，推测北门为水门，有河道通达城内外。东侧缺口宽19米，有宽约5米的道路，由城外通至城内。路面铺有河卵石，石下垫有红烧土和灰土。城中地面高于四门，故城内积水可经四门排泄至城外。在城内中央偏南处，残留着坐西面东夯土台，是当时城内主要建筑的基址。

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平粮台商部落遗址则是这类城堡的典型代表，遗址位于现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相传三皇之首伏羲氏太昊帝曾在此建都立国，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又是陈国和楚国的都城。1979年在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大朱村的西南角发现了这座距今约4300年的前商城堡，为商朝以前父系社会时期的商部落所建，约处于龙山文化中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古城址之一，对研究中国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城占地面积5万多平方米，建立在高5米、俗称“平粮台”的台地上。遗址平面呈正南北向的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围筑夯土城墙，外绕护城河。城墙采用小版堆筑而成，其方法为先以小版夯筑宽约0.8米、高1.2米的内墙，然后在内墙外侧堆土，并夯成斜坡状，至超过内墙高度后，再夯筑城墙的上部，如此反复堆筑，直到所需高度为止。古城南北各辟有一门，北门在北墙正中偏西，南门在南墙正中，紧贴缺口的东西壁建有门屋，门屋朝门道一侧相对开门，在南门洞口路面以下发现埋设有陶质的排水管道。在城内还有十几座房屋遗址，房屋平面呈长方形，分为数间，有的房子采取南北向布置，房子之间相互垂直，似乎形成院落关系。房子下有土坯台基，房子的外墙均为土坯砌筑，墙的外表涂以草泥，四周还有灰坑、陶窑等遗迹。从该城堡遗址所呈现出的院落、围墙、大门、朝南布置方式来看，映现出防御、封闭、内向、秩序、等级等早期私有制观念，同时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布局要素也初步显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奴隶制国家的诞生，这些早期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堡逐渐演变为具有居住、生产、交易等多种功能的城市，并出现了许多历史上著名的王城。夏、商、周原均为活动于中原一带的氏族部落，后经不断地扩张、兼并和征服而相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奴隶制国家。与这些国家的性质相应，一批初具规模的古代防御性的大型军事城市也应运而生。《吴越春秋》中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管子·轻重戊》则谓：“夏人之王，外凿二十虻，韘十七湛，疏三江，凿五湖，道四泾之水……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2]，此为中国最早的有关王城建造的记录。相传夏后氏部落首领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王朝，曾建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斟鄩（今河南登封西北）、安邑（今山西夏县）等地。由夏代故城遗址所知，当时筑城已采取正南北向布局，同时有东西双城并联的做法，并出现了由两道城墙组成的回形平面布置。

公元前1600年，商灭夏，开创了王城新纪元，在西亳（一说为今河南偃师城西尸乡沟城址）、隞（一说为今郑州中商城址）、殷（今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等地分别建造了规模庞大、规划完整的王城，此三处古城遗址分别为商代早、中、晚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古城实例。

尸乡沟商城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偃师市尸乡沟村一带。据文献记载，商汤建都于西亳，西亳的地理位置在河南省偃师，故该遗址很可能是商汤都城西亳。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90万平方米。整个城址淤埋在地下，除南城墙被洛河冲毁外，其余部分保存较为完好。现存部分西、北、东段城墙均由夯土筑成。

城址有外垣、内垣、宫垣三重，开创了中国古代王城所推崇的外城、内城、宫城三环相套格局的先河。外城南北向呈刀把形，城墙开有7座城门，在东西城墙的相对位置上各开有三座城门，其中第一、三两门有东西向贯通的大道。北墙居中位置发现了一道城门，城内的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在外城垣的外围环绕有宽20米、深6米的护城河。内城的建造时间早于外城，平面大致为南北向长方形，其西垣、南垣、东垣的南段与外城垣重合。城内有三处建筑群基址，均有围墙环绕，基址上建有众多殿堂房舍，其中位于中部的基址为宫城，平面方形，南北230米，东西216米。在宫城内的中、南部发现有宫殿建筑十余座，呈左右对称、形制规整的布局，其中2号宫殿的主殿长度达90米，是已知商代早期宫殿建筑中最大的单体建筑。

宫城东西两侧分布着与宫城形式相似的建筑群，现遗存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建筑布局形式也较为独特，推测为营房、库房等用房遗址。宫城前后近邻东西大道，南面开门，有南北向大道直通城中的南部。整座城市布局规整，中心突出，已体现出传统王城规划的一些构成元素。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内及其郊区，属中商二里岗文化。遗址面积广大，占地达25平方公里，遗存丰富，特别是城垣和宫殿的发现，证明了这里曾是商代的重要都邑，一说为商代早期商王成汤所建的“亳都”，一说为商代中期商王仲丁所建的“隞都”，无论如何，这一城址的发现都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遗址的中部为规模宏大的都城，城址的平面近似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四周是高筑的城墙，周长约7公里。地面残留的墙垣最高处达10米，墙基平均宽11米。在城内东北角的高敞地带，发现有大小不等的建筑台基，大者面积达2000平方米，小者有100平方米，台基多呈长方形，表面排列有整齐的柱穴，有的还保存着柱础石，台基附近曾出土有青铜管、玉管、玉片等装饰品，据此推测这里原来应是宫殿群和宗庙遗址。

在宫殿区内有一条南北向的壕沟，在已发掘的壕沟内发现了大量的人头骨。此外在宫殿区东北角的高地上还发现有8个祭狗坑，有的坑内人和狗共葬一处，表明这里曾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墓葬区都分布在城外，手工业作坊包括冶铜、烧陶、制骨、酿酒等作坊。另外，在西墙外和东南角各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了大量的王室青铜礼器，均为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在遗址的居住区留存有大量半穴居窝棚遗迹，应为奴隶的住所。

殷墟为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分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洹河西岸。商王朝自公元前14世纪末年盘庚迁都至此，到纣王亡国为止，共经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周朝灭商以后，都城荒废毁弃，因城原名“殷”，故而后人称之为“殷墟”。

考古发掘证明，殷墟原为一座布局规整严谨的都城，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的缩影。整个殷墟遗址东西长6公里，南北宽4公里，总面积24平方公里。目前尚未见城墙、城壕遗址，但后人在洹河南岸发现有规模宏伟的宫殿和宗庙，在其周围环列有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还有居民区和平民墓地；洹河北岸分布有大面积的王陵区，都城外围则是简陋的贫民居住区。

有周一代，分别建都于岐邑（今陕西岐山、扶风）、丰镐（今陕西西安）、洛邑（今河南洛阳）。周代的历史较为复杂，其中公元前1046—前771年建都陕西期间称西周，后迁都河南，又历时500余年，史称东周。东周前近300年史称春秋，后250余年称战国。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也是中国典章礼仪制度初创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动荡、筑城活动频仍的时期，中国古代营造思想和制度在这一时期开始萌芽和生成。周代初年，随着封建制度的推行和发展，分封到全国各地的诸侯领主纷纷在自己的领地上建立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邑，或将旧有的城镇予以扩展，作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统治的据点。这种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进行得更加频繁，如《左传》中所载，自庄公二十八年筑郿城至哀公六年筑城邾瑕，其间250余年，大规模筑城有30次之多，如此频繁的筑城活动大多基于战争的需要。据《春秋大事表·列国都邑表》记载，周王有城邑四十、晋七十一、鲁四十、齐三十八、郑三十一、宋二十一、卫十八、莒十三、越十一、徐十、曹九、邾九、秦七、吴七、许六、陈四、蔡四、纪四、庸三、虞二、虢二、麋一[3]……以上不完全之统计，城邑总数已达351座。至战国时，列国诸侯城邑总数又大大超过于此，城市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繁荣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都城和名城，如周成周、燕下都、赵邯郸、魏大梁、鲁曲阜、吴淹城、齐临淄、楚鄢郢、郑新郑、韩宜阳等。

周成王在公元前1042年登基，即在洛邑（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建造陪都（西周的都城为镐京），建成后将伐殷所获作为政权象征的九鼎移于此城中，寓意江山永固。周平王即位后迁都洛邑，自此洛邑成为东周的都城。据《尚书》记载，营建洛邑由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及召公奭主持，并绘制了规划图。据考古发掘得知，城近似为方形，东西2890米，南北3320米，折合西周尺度，大致为“方九里”之制。城中后有汉代所筑河南县城，将城中周代遗址覆盖，已难再得知周代原有形制。然而据成书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官书《考工记》所载的王城制度，可知王城“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4]。其大意为：王城平面方形，每边长九里，每面开三门。城中设纵横各九条大街，每条大街宽度可容九辆马车并行；（城中心设宫城）左设宗庙，右设社稷坛，前布外朝，后接宫市；外朝与宫市的面积均为一百步见方。这种把外朝置于前，市集置于后的规划布局，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氏族经济管理方式的特点，即古代帝王主管外朝政务，后妃主持内廷家务，正是原始社会男性主持生产活动、女性主持分配交易这一习俗的延续。不难想见，理想中的王城是一座布局方正、中轴对称、严谨均衡的城市，宫城、广场、宗庙、社稷坛、市场构成了城市的核心，垂直交错的道路组成了棋盘式的区划格局。

洛邑的规划思想是当时周朝政治文化的产物，西周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国王为“天子”，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同时实行分封制的政治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属国，将王族姬姓亲属封为各属国诸侯进行统治。为了彰显天子的绝对权威和对诸侯的威慑，以及整个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最高统治核心必须强化王道尊严以及等级秩序。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即强调宫城居中的核心地位、尊祖敬天的礼制布局、严谨整饬的条块区划，用以体现王朝的威严和气度。洛邑王城的创立集中体现了早期封建国家的社会制度建设与社会美学思想，对其后的中国历代王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建造都城的模本。周代在建立理想化王城规制的同时，对诸侯国都和卿大夫采邑城进行严格规范，明令规模等第有差，不得僭越，如《考工记》载：诸侯的城市大者不得过王城三分之一，中者五分之一，小者只九分之一；王城城角高九雉（一丈），城墙高七雉，诸侯城的城角只能高七雉，城墙高五雉。这种限制措施使许多诸侯不得不采用另建城郭的方式，以满足不断发展的需要，由此形成春秋时期诸侯国常有城、郭并置的现象。

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是这一时期诸侯国都城的代表，也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延续时间最长的都城。在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周公旦于鲁，是为“鲁公”。成王时周公之子伯禽代父就封，在这里建立了都城，自此至鲁顷公亡国止，共历三十四代，建都时间达873年。西汉的200余年间，这里继续是鲁国的封地。从西周到汉代故城共经过八次大规模的兴建修葺，后为县治。宋代迁县治于寿丘，故城才逐渐毁废。

曲阜故城城垣东西长3.7公里，南北宽2.7公里，城的四周围有城壕；东、西、北三面各辟城门3座，南面辟城门2座。今日的曲阜市位于鲁国故城的西南角，面积仅占故城面积的七分之一。依照文献与考古发掘得知，周代帝王诸侯的城市大都有两道或更多的城墙，并将全城分为内城与外郭两大部分，郭城大于内城，二者的职能为“城以卫君，郭以守民”。城垣之外，必有护城河（称为“池”），有的在外城内侧或内城之外再挖有护城河。曲阜故城有内、外两重城垣，各有护城河环绕。内城在故城的西南角，约占外城的四分之一。内城的中心有一片高地，是宫殿区和太庙的所在地，宋代在高地建立的周公庙，保存至今。高地的四周分布着衙署、商业区和住宅区。城内发现十余条大道，主要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大道各三条，其中最主要的干道是由宫室区南侧通向南墙东门的大道，一直南延至城外1700米处的舞雩台，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明显的城市轴线，是我国已知城市建设中较早使用中轴线布局的实例，类似于《周礼·考工记》中所记述的周王城的形制。

故城的北部和西部是冶铜、冶铁、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排列十分密集。西部还有墓葬区，现已发掘了100余座周代的墓葬，出土了许多青铜、陶、骨、蚌等器物，这些随葬品带有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也证明了周代鲁文化是综合了商文化和周文化等因素而形成的。

吴淹城是一座富有特色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城址，位于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桥西，城址的水陆总面积约65万平方米，有外城、内城、子城，为三城相套的方式，应是商王城形制的继承和发展。外城囿于自然地形的条件略呈椭圆形，周长2580米，城墙残高10米左右。内城大体为方形，处于外城内部的东北面，城墙周长达1252米，高10.5米，宽20米左右，高于外城。子城即王城，又称为“紫罗城”，在内城中部偏北，亦近方形，城墙周长457米，高约11米，宽7—10米。三重城墙之外均有护城河环绕，河深3米多，宽30—50米。每道城垣只开一道城门，外城城门设在西北，俗称“城门口”；内城出入口在西部偏南处，俗称“摇铃城”；子城出入口在南部。内城西边与外城之间，由南向北有高约10米的三个并列的土墩，推测为楼台或用于瞭望的建筑物。

吴淹城建于春秋晚期，相传为晚商时期的封国奄国国君所建，奄君在周成王时期与商代后裔武康联合叛乱，后从老家山东曲阜败走江南淹城，筑城建国，仍名为奄。从其三城相套的布局来看，其构思应是来源于《周礼·考工记》所推崇的城市规划原则，以其子城为宫城，内城为王城（皇城），外城为郭城，符合所谓“内谓之城，外谓之郭”的说法，也符合“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有关王城与郭城规模的规定。以规模和设施来看，此城显然不像当时帝王都城，而更像屯兵的军事堡垒。由于淹城位于吴中平原的中央地区，依山傍湖而近海，奄君可据此为险而对抗周室，因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现城址保存较好，是已知最早的内城外郭的例证，是研究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重要史料。

由以上城市布局不难发现，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早期的皇权思想和等级制度对城市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王城的布局更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规划思想以及中轴对称、严谨整饬的规划原则。以周代城市为例，城市按等级划分为周王都城（即“王城”或“国”）、诸侯封国都城、宗室或卿大夫封地都邑三个级别。除了城市功能有所不同之外，在城市的面积及其他附属设施方面（如城墙高度、道路宽度等）也有着明显的区别。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数字观念，九是单位数中最高的数值，因此将它定为帝王专用。由此以下，依“二”的级数递减，形成了九、七、五、三、一的数字关系，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5]。如诸侯之城分为三等：“大都”（公）之城是天子之“国”的1/3，“中都”（侯、伯）为1/5，“子都”（子、男）为1/9。规定：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公）城方七里，侯伯方五里，子男方三里，卿大夫方一里。城墙高度亦有规定，“天子之城高七雉，隅高九雉”[6]。一雉高一丈，则王城城垣高七丈，诸侯城则等而下之。城市中的道路，同样也因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其宽窄。依《周礼·考工记》载，周王城中的主要干道“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国之）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7]这里表明了王城的环城道路“环涂”与郊外道路“野涂”的具体尺度，并阐明了它们和大小诸侯城中干道的关系。依此推测，诸侯城的“环涂”应宽五轨，“野涂”应宽三轨；而“都”的“环涂”宽三轨，“野涂”宽一轨。所有这些都表示了周代各级城邑的严格等级次第关系。

当然，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只是萌芽时期奴隶制国家及封建王朝希望政权永固、社会稳定的理想化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多难以实现和执行，特别是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群雄争霸、朝纲废弛而渐次瓦解。其实早在春秋初期，由于诸侯国君逾制赐封或臣属自行僭越，已出现一个或多个与国都相若的大城邑，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耦国”现象。例如共叔段封于京邑，其筑城超过“百雉”，尔后他又在邻邑建造规模相似的大城，致使公子吕发出“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8]的警告。至春秋后期，各地诸侯多有“耦国”，如郑之京邑、栎城，卫之蒲、戚，宋之萧、蒙，鲁之弁、费，齐之梁丘，晋之曲沃，秦之徵、衙。大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周王室逐渐衰微而诸侯国日益强盛，周王朝已无力对各地诸侯的城邑建设加以控制和规范，加之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日见频繁，筑城自固已成为当时各国生死存亡的必要条件，地方上的城市建设遂突破旧规而得以迅速扩张，西周以来制定的城郭等级制度遭到彻底破坏。与此同时，各国城市人口的膨胀，城市经济及手工业的发展使城市的规模、功能和形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因为受到历史成因和初选城址地形的限制，诸侯的都城不能像王城那样进行整齐有序的规划，按照《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城建制度，这些都城的规模最初都较小，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城市经济的扩张使它们不可能再固守旧有形制。春秋中期以前这些诸侯的都城还不过是“大邑千户，大都三千家”，至战国时，齐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韩宜阳则有“材士十万”[9]。此时全国的大、中城市人口已达四百余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社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生了一批经济十分繁荣的城市，如战国时期齐之临淄，楚之宛丘，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郑之阳翟等。城市中的市已成为工商业集中地，且在许多城中不止一处。原有大城市的面积不断扩大，城市规模不断膨胀，当时小城占地1—5平方公里，大城则达10—30平方公里，面积已大大超过西周时的礼制规定。如楚原封子爵，依制都城“方三里”，约合1.15平方公里，而春秋时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实测面积是16平方公里，为规定的14倍。已知周王城面积10平方公里，而燕下都却已达32平方公里，齐临淄、赵邯郸、韩新郑的面积均约20平方公里，小些的如韩国宜阳故城面积达“方八里”，秦雍城与鲁曲阜也约10平方公里，都大大超过封建城制的规定。与此同时，不依礼制而建的中、小城市亦大量涌现，如春秋时鲁国已建城19座。战国时中原一带更是“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仅齐国即有城120座。可以想见，战国时城市已由春秋的百余座增加到近千座之多。

由于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纷纷按照自身的需求扩建城池，城市面貌随之呈现出繁华昌盛的局面，城市形态及平面布局也更加多样化。当时旧城扩建多依照经济、居住、军事等要求，并结合当地地形条件进行，中等以上城市大多有城有郭，二者之间，或相套叠，或相毗连，很少再按《周礼·考工记》中周王城制度进行规划建设了。

通过对城址遗存实例和文献记载的研究，不难发现处于萌芽和生成时期的中国营国制度，其规划布局理念深深地印刻着中国先民希冀与天地自然和合相印、天人一体的思想，《周礼》开篇中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10]即是说只有将城市的社会组织系统与空间布局形式相互有机结合，才能实现人与天同体、天人合一的理想。同样，空间安排的依据不仅是自然秩序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活动、军事活动、政治活动、社会管理的要求。《冬官考工记·磬氏/车人》说：匠人建国，“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11]《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载阖闾委任伍子胥建造都城，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12]。《勾践归国外传》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越王委托范蠡营造都城，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小城。西北立龙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以象地户[13]。这些布局手法都反映了有关天人关系的朴素而神秘的思想。

自三代始，易理和阴阳风水术蔚然兴起，作为对人类环境一种朦胧的认识，其思想和行为对当时和以后各代的聚落、城市、建筑的选址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古代中国人非常重视宗庙建筑与祭祀建筑，王城中心及左祖右社的布局即反映了它们的重要性，而这种布局与早期的阴阳观念不无关系。父系社会的奴隶制国家以及宗族集团，视祖先为男性属阳，东方亦属阳；社稷为祭祀土地之神，地如母属阴，而西方亦属阴。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城市中将宗庙布置在东侧，将社稷坛布置在西侧，从而实现宗庙建筑“敬天法祖”的功能。若探究其布局渊源，还可追溯到早期人类的原始聚落规划，如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祭祀区、墓葬区位置的选择，以及穴居寝位的选择就有某种联系。远古人类通过对天象的观察得知，东方是日出的地方，意味着时间的过去，祖先即来自东方；西方是日落的地方，代表着时间的未来，是自己将要去的地方。所以先人们将祭祖场所设置在东位，将墓区设置在西位。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将洞内的西侧偏低的区域作为墓葬区，其他原始氏族聚落的墓葬区也多选在生活区的西侧或西北侧，如半坡遗址。原始穴居中入口南向的穴坑西侧多被作为寝位，而墓葬作为人长眠的寝位也多选址在聚落和城市的西面或西北，二者显然有观念上的联系。从环境科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聚落选址，大多背山面水，由于中国大陆地处北半球，一般选择主向朝南，以便采光、取暖、通风，而西北方地貌多为山丘，植被茂盛，为安置墓葬的最佳区域，这与传统阴阳观念可谓不谋而合。

探究建筑文化萌生时期的城市遗传基因，我们还可以在殷周时期实行的井田制中窥到其思想基础和沿承关系。早在商殷时期，为了便于土地的分配、管理和税收，将田地作井字划分（甲骨文中已有“井”字）。周代已推行一种称为“九夫为井”的井田制（“夫”原为农夫，后指百步见方的面积计量单位[14]），九夫为一井（中为公田）。王城制度的几何式方格划分即可以看作早期井田制在城市布局中的反映，这种与方位紧密相关的平面关系也衍生出早期尊九崇五的数字崇拜。《周礼·考工记》中说王城的规模须“方九里”，城中分为九份，九卿治之[15]。推而广之，遂有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并分铸九鼎的说法（所谓禹贡九州、禹铸九鼎）。西汉桓宽《盐铁论·论邹》中将天下分为九大州，每大州又分为九小州，共计81州，即将天下看作一个大大的井田，中国是居于中央的一块小型的井田[16]。再究其渊源，这种数字和方位观念最初都来源于古人对东西南北中（五方位）及四偏位（共九方位）的认识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