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共同犯罪
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989年12月13日 （89）公发2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局：
流窜犯罪是当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流窜犯罪具有易地作案，骚扰面广，社会危害大等特点。这类案件，一般抓获难、查证更难，往往给侦查、批捕、起诉、审判工作带来诸多困难。为了及时有效地惩处流窜犯罪分子，现对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流窜犯的认定
流窜犯是指跨市、县管辖范围作案的犯罪分子。
凡构成犯罪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流窜犯罪分子：
1.跨市、县管辖范围连续作案的；
2.在居住地作案后，逃跑到处省、市、县继续作案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流窜犯罪分子：
1.确属到外市、县旅游、经商、做工等，在当地偶尔犯罪的；
2.在其居住地与外市、县的交界处边沿结合部进行犯罪的。
二、关于流窜犯罪团伙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凡3人以上经常纠结在一起进行流窜犯罪活动的，为流窜犯罪团伙。对流窜犯罪团伙案件，只要符合犯罪集团基本特征的按犯罪集团处理，不符合犯罪集团特征的按共同犯罪处理。对于只抓获了流窜犯罪团伙的一部分案犯，短期内不能将全部案犯抓获归案的案件，可根据已查清的犯罪事实、证据，分清罪责，对已抓获的该逮捕、起诉、判刑的案犯，要先行批捕、起诉、审判。对在逃的案犯，待抓获后再依法另行处理。
三、关于流窜犯罪案件的定案处理
1.对流窜犯罪事实和证据材料，公安机关要认真调查核实，对其主要犯罪事实应做到证据充分、确凿。在人民检察院批捕、起诉，人民法院审判以及律师辩护过程中，均应考虑到流窜犯罪分子易地作案，查证十分困难的实际情况，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和基本证据确凿，应及时批捕、起诉、审判。对抓获的案犯，如有个别犯罪事实一时难以查清的，可暂不认定，就已经查证核实的事实，依法及时作出处理。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原则上应一案处理。如果有的同案犯在短期内不能追捕归案的，可对已抓获的案犯就已查清的犯罪事实依法处理，不能久拖不决。
2.涉及刑事责任年龄界限的案件，必须查清核实被告人的出生年月日。经调查，确实无法查清的，可先按被告人交代的年龄收审、批捕，但是需要定罪量刑的，必须查证清楚。
3.流窜犯因盗窃或扒窃被抓获后，赃款赃物虽未查获，但其供述的事实、情节与被害人的陈述（包括报案登记）、同案人的供述相一致的，或者其供述与被害人的陈述（包括报案登记）和其他间接证据相一致的，应予认定。
4.被查获的流窜犯供述的盗窃或扒窃事实、情节与缴获的赃款赃物、同案人的供述相一致，或者被告人的供述与缴获的赃款赃物和其他间接证据相一致，如果找不到被害人和报案登记的，也应予以认定。
5.流窜犯在盗窃或扒窃时被当场抓获，除缴获当次作案的赃款赃物外，还从其身上或其临时落脚点搜获的其他数额较大的款物，被告人否认系作案所得，但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只要这些款物在名称、品种、特征、数量等方面均与被害人的陈述或报案登记、同案人的供述相吻合，亦应认定为赃款赃物。
6.流窜犯作案虽未被当场抓获，但同案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其他间接证据能相互吻合，确能证实其作案的时间、地点、情节、手段、次数和作案所得的赃款赃物数额的，也应予以认定。
7.对于需要判处死刑的罪犯，在查证核实时，应当特别慎重，务必把事实和证据搞清、搞准、搞扎实。
四、关于认定流窜犯罪赃款赃物的数额起点
在办理流窜盗窃或者扒窃案件时，既要看其作案所得的数额，又应看其作案的手段、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对那些抓获时作案所得的款物数额虽略低于当地非流窜犯罪的同类案件的数额标准，但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也要依法定罪判刑；对多次作案，属惯犯、累犯的，亦应依法从重惩处。
五、关于流窜犯罪案件的管辖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罪该逮捕、判刑的流窜犯罪分子，原则上由抓获地处理。流出地和其他犯罪地公安机关应负责向抓获地公安机关提供有关违法犯罪证据材料。在逃劳改犯、劳教人员流窜多处进行犯罪被抓获后，可由主罪地公安、司法机关处理，处理后原则上仍送回原劳改、劳教单位执行。抓获的在逃未决犯、通缉案犯，已批准逮捕、刑事拘留和收容审查潜逃的案犯，除重新犯罪罪行特别严重者由抓获地处理外，原则上由原办案单位公安机关提回处理。案件管辖不明的，由最先发现的公安机关或上级指定的公安机关办理。
典型案例
1.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绑架案[1]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谓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该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图，不清楚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而是被他人蒙骗或者出于自己的错误认识，在错误理解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参与他人实施的犯罪，则不能认定该行为人与他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而应当依据该行为人的犯罪实际情况，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正确定罪处罚。
【案情】
公诉机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李彬，又名大彬，男，25岁，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县王口镇。因涉嫌犯绑架罪于2006年3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袁南京，又名袁金强，男，33岁，汉族，农民，住江苏省丰县赵庄镇。因涉嫌犯绑架罪于2006年3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海珍，又名大振，男，24岁，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县良王庄乡。因涉嫌犯绑架罪于2006年3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东辉，又名小辉，男，24岁，汉族，农民，住天津市静海县王口镇。因涉嫌犯绑架罪于2006年3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燕玉峰，又名丑子，男，20岁，汉族，农民，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邱家店镇。因涉嫌犯绑架罪于2006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少荣，男，20岁，汉族，无业，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因涉嫌犯绑架罪于2006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钰，男，21岁，汉族，学生，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因涉嫌犯绑架罪于2006年3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超，男，18岁，汉族，无业，住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2006年4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7日被依法逮捕。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犯绑架罪，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2006年3月初，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预谋绑架被害人石林清勒索钱财。袁南京即以帮助他人讨债为由，纠集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参与作案。同年3月9日2时许，李彬、袁南京、胡海珍、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携带事先准备的作案工具，驾车到石林清位于天津市静海县王口镇郑庄子村的住处，冒充公安人员强行将石林清绑架至山东省泰安市山区的一处住房。按照事先的分工，东辉留在天津监视石林清的家属是否报警，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负责看押石林清。尔后，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向石林清的家属勒索赎金人民币80万元，购买黄金后私分挥霍。同年3月10日，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得知石林清与李彬等人根本不存在债务关系，在石林清答应给他们10万元的情况下，于次日下午将石林清放走。后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向石林清索要人民币6万元，私分挥霍。综上，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均构成绑架罪。刘超犯罪时未满18周岁，应适用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从轻处罚。提请依法追究上述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各被告人均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
被告人李彬辩称：实施绑架不是由本人提议。
被告人东辉及其辩护人辩称：东辉没有具体实施绑架行为，系从犯，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燕玉峰辩称：事先未参与绑架犯罪共谋，没有绑架的故意，不构成绑架罪。
被告人刘钰、刘少荣、刘超及其辩护人均辩称：事先未参与绑架犯罪共谋，只认为是替人讨债，没有绑架的故意，事后也没有勒索被害人，不构成绑架罪。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6年3月初，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预谋绑架被害人石林清勒索钱财。袁南京以帮助他人讨债为由，纠集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参与作案。同年3月9日2时许，李彬、袁南京、胡海珍、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携带事先准备的作案工具，驾车到石林清位于天津市静海县王口镇郑庄子村的住处，冒充公安人员强行将石林清绑架至山东省泰安市山区的一处住房。李彬、袁南京指派东辉留在天津监视石林清的家属是否报警，指派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负责就地看押石林清。尔后，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分两次向石林清的家属勒索赎金人民币80万元，均让石林清的家属将款打入李彬等人事先开立的信用卡账户中。随后，李彬、袁南京、胡海珍用该款在秦皇岛、葫芦岛、唐山等地以划卡消费的方式购买大量黄金私分、挥霍。
2006年3月10日，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得知被害人石林清与被告人李彬等人根本不存在债务关系，在石林清答应给他们10万元的情况下，于次日下午将石林清放走。
上述事实，有被害人石林清陈述、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价格鉴定书、公安机关出具的案件来源、抓获各被告人经过、勘验检查笔录及相关照片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审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强行绑架他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应依法予以处罚。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东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
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未参与绑架犯罪共谋，系受袁南京纠集，出于帮助他人索取债务的目的参与本案犯罪，具体实施了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亦应依法予以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勒索被害人石林清6万元的事实，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指控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犯绑架罪不能成立。刘超犯罪时不满18周岁，应依法从轻处罚。
据此，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6年10月9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彬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袁南京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胡海珍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东辉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燕玉峰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刘少荣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刘钰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刘超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二、犯罪工具桑塔纳汽车一辆（车牌照为冀RC3457，车架号为SVAF03343
235549）依法没收。
三、继续追缴各被告人所得赃款发还被害人石林清。
一审宣判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审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的行为构成绑架罪，一审定性错误、量刑畸轻，应予纠正。
袁南京不服一审判决，以没有参与预谋绑架，原审量刑过重为由，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起诉书指控原审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在将被害人石林清放走后，又向石林清勒索6万元用于私分挥霍的事实，一审判决未予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据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于2006年12月20日裁定如下：
一、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的第一审刑事判决：
二、将本案发回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判，确认了原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被害人石林清被绑架至山东省泰安市山区的一处住房后，由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负责看押。2006年3月11日，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在与石林清交谈中，得知石林清与被告人李彬等人根本不存在债务关系。石林清请求上述被告人放了自己，并承诺给予好处，上述被告人经商议，将石林清放走。其后，燕玉峰、刘少荣、刘钰伙同刘川（另案处理）多次打电话向石林清催要钱款，石林清因害怕再次遭到他们的报复，便向燕玉峰等人指定的账户内打入人民币6万元。燕玉峰、刘少荣、刘钰和刘川将该款私分、挥霍。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强行绑架他人，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应依法予以处罚。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东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同犯罪人必须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所谓共同犯罪的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自己是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以及该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如果行为人并不了解他人真正的犯罪意图，不清楚他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而是被他人蒙骗或者出于自己的错误认识，在错误理解犯罪性质的情况下参与他人实施的犯罪，则不能认定该行为人与他人实施了共同犯罪，而应当依据该行为人的犯罪实际情况，按照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正确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事先并未参与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合谋实施绑架犯罪，是在袁南京的纠集下，误认为是帮助他人索取债务，并基于该目的而实施了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犯罪行为。故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的行为不构成绑架共同犯罪，而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在将被害人石林清放回后，又伙同刘川以胁迫手段向石林清索取巨额钱款，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应依法予以处罚。
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李彬、袁南京、胡海珍、东辉犯有绑架罪正确，应予确认；指控燕玉峰、刘钰、刘少荣、刘超犯有绑架罪不当。燕玉峰、刘钰、刘少荣的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应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刘超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亦应依法予以处罚。李彬、袁南京、胡海珍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根据其各自参与的全部犯罪依法分别予以处罚。东辉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依法予以减轻处罚。燕玉峰、刘珏、刘少荣在非法拘禁和敲诈勒索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根据其参与的全部犯罪依法分别予以处罚。刘超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且其犯罪时未满18周岁，依法应免除处罚。据此，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百七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和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07年4月24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彬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袁南京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胡海珍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东辉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被告人燕玉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被告人刘少荣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刘钰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刘超犯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犯罪工具桑塔纳汽车（车牌号为冀RC3457，车架号为LSVAF03343235549）一辆依法没收。
三、继续追缴各被告人所得赃款发还被害人。
袁南京、刘钰不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作出的一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审理过程中，袁南京、刘钰又申请撤回上诉。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07年6月19日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人袁南京、刘钰撤回上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黄炳光诈骗案[2]
一、基本案情
2012年5月29日，被告人黄炳光明知自己没有生病住院的情况，而将本人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疾病证明书、住院费用明细清单、住院收费收据、出院记录等虚假住院材料交给其妻子张寿金，并让张寿金到天等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上映经办点申报新农合住院医药费用总额49322.05元。2012年7月9日，黄炳光获得住院医药费补偿金额37308.9元。经核实，黄炳光住院发票、疾病证明书、出院记录、费用明细清单等住院材料均不是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出具。
二、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炳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37308.9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炳光犯诈骗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黄炳光归案后能如实坦白罪行，并能当庭自愿认罪，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黄炳光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被告人黄炳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黄柄光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不认定其系从犯问题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黄柄光应否认定主从犯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本案中，只有被告人黄柄光的供述中提到其持有的其本人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虚假住院材料系黄立国所提供，但无其他证据与之印证，况且黄立国外出务工，至今去向不明，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被告人黄炳光持有的其在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虚假住院材料系黄立国所提供，与黄炳光存在共同犯罪的事实，本案不宜认定主从犯。因此，连共同犯罪事实是否存在问题都无法认定，更谈不上认定主从犯问题。
[1]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8期。
[2] 案例来源：2015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诈骗犯罪典型案例。